青年讀者群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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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改革開放30年來，青年讀者群已由對文學充滿夢想和激情、高度統一的欣賞讀者群——文學青年嬗變為癡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消遣讀者群——文學粉絲。促使其嬗交的原因主要在于接受環境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青年讀者是處于一個意識形態去政治化的啟蒙經典時代；90年代的青年讀者是處于一個商品化、消費化與文學大眾化的時代；2l世紀的青年讀者則是處于一個現代傳媒熱炒偶像崇拜的網絡時代。青年讀者群嬗變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向文學本體回歸的歷程，是這個群體由單一走向分化的歷程，是文學繁榮走向繁榮與危機并存的過程，還是由“披文”轉變讀圖的過程，同時，也是精英讀者與大眾讀者背離的過程。
去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舉國上下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文學界也不例外。在感嘆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在通過各種方式反觀這30年來文學走過的歷程，考量著30年來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文學思潮、文學理論建樹等問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是我們成長的策略和認識自身的方式(胡亞敏語)。然而在目前這些形形色色頗有成效的反思與研究中卻少有對文學接受者進行考量的。盡管眾所周知接受者在整個文學活動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文學接受者作為文學研究的重心也隨接受美學的誕生而得以實現，但在目前這次反思研究熱潮中文學接受者依然是被遺忘的角色。“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語)，社會語境在變，文學思潮在變，作家的創作在變，文學語言、文學風格在變……作為受眾的讀者能不變嗎?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就在人們的不經意間，我們的文學受眾尤其是青年讀者群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下面筆者試圖就30年來青年讀者群的嬗變情況、嬗變原因及相關反思等問題作些初淺的分析與探討，以期敦清這30年來青年讀者走過的路，從而更好地把握文學受眾與社會時展的關系。
一、嬗變的整體觀照
對文學受眾(或說讀者)身份進行單一而準確的描述或界定是困難的，因為就其實際情況而言，接受者的身份是游移不定隨時而動的。西方接受反應文論學者們對文學接受者有過很深入的研究，提出過形形色色的讀者概念，有“冒牌讀者”、“零度敘述接受者”、“超級讀者”、“有意向的讀者”、“有知識的讀者”和“暗含的讀者”等等。在筆者看來這些均是假想的讀者，而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是實際的讀者，確切地說應是時代的普通讀者，而不是從事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的精英讀者。眾所周知，讀者的閱讀過程既充滿創造性又有許多不確定性，實際讀者是具有歷史性和個體性的品質的，所以我們很難對時代的普通讀者做進一步的界定，在此我們只能把我們所要探討的青年讀者當作虛擬的大多數。但話又說回來，“一個人身份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社會群體或是一個人歸屬或希望歸屬的那個群體的成規所構成的。”個體讀者之間盡管存有很大差異性，但從讀者群體角度而言由于共同的語境、共同的追求，他們還是有許多共通性的，事實上也存在著在思想觀念和藝術趣味比較一致的青年讀者群。
30年來，隨著社會的轉型，經濟的突飛猛進，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狀態和價值觀念等的變化以及科技進步所帶來的便利，文學在嬗變。尼采說“上帝死了”，福柯說“人死了”，羅蘭·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世紀之交則展開了“文學終結”的爭論。2006年學者唐小林、劉朝謙等又展開了“讀者之死”的討論。文學讀者日益減少，文學接受日益稀薄已是不爭的事實，但讀者未必真“死”，他們在變。就青年讀者群而言，30年來他們已經完成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折性變化。這個轉折性的變化就是，對文學充滿夢想和激情、高度統一的欣賞讀者群——文學青年已經遠去，取而代之的則是癡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消遣讀者群——文學粉絲。
有人說20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這是不無道理的。在那個年代，文學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中心，在普通人看來與文學沾上邊就是個了不起的文化人。許多青年讀者以親近文學為榮，孜孜以求于文學，希望能從文學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價值和幸福。他們對文學保持著一種崇敬，他們愿意從文學中尋找滿足和寄托，如饑似渴地欣賞文學，閱讀文學，借著各種機會充實自己。他們相信文學能給他們以力量，也愿意做作家夢，執著地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和夢想，哪怕為之付出青春年華也在所不惜。許多青年讀者在讀到心怡的語句時似乎就找到了自己感情的依托，找到了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動力。顧城的“黑眼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一代人》)，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回答》)等詩句就給了無數文學青年以鼓勵與共鳴。當他們在現實生活遇挫時首先想到的是文學，是從文學中尋找撫慰，于是，路遙、張賢亮等人的有著極強的現實主義寫作姿態的小說就成了當時許多熱血文學青年的勵志之作。
隨著時間的流逝，進入90年代以后，青年讀者群依然還是文學青年，但此時的文學青年已非彼時的文學青年，此時的青年讀者對文學高漲的熱情開始滑坡、冷卻，曾經那么牢固的文學信念也松動了。作為曾經整齊劃一的青年讀者群隨商品大潮的沖擊已開始分化，能夠與作品融為一體、死心眼地愛文學的青年讀者已不多，更多的青年則是懷疑文學，不再把文學視為惟一，對文學也不再抱有熱切的期待，從作品中體驗崇高、進行民族關懷已不再是此時青年讀者的主要閱讀動機和心理期待，更有甚者受王朔的作品影響反以反崇高而自居和驕傲。此時的大多數文學青年隨個人的趣味似乎更愿意從文學中尋找日常與閑適，追尋時尚與流行，讓缺失得到代償，讓傷痛得到撫慰，讓感官得到刺激，讓欲望得到釋放。青年讀者群則隨這些個體性的趣味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有些青年讀者追尋高雅文學，有些則喜愛大眾文學，有些喜好品味散文，有些則喜好閱讀小說。他們比80年代的青年讀者似乎更理智灑脫。跨入21世紀，高科技的迅猛發展，網絡的普及，現代傳媒的狂轟濫炸，此階段的青年讀者絕大多數嚴格地說早已不再是對文學充滿夢想和激情的文學青年，很多青年遠離了文學，或是作為局外人在觀望文學、消遣文學，這時的青年讀者如果還酷愛文學那就應該稱之為文學粉絲。“粉絲”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現的一個極為流行的網絡新名詞，它的出現來自英語“fans”，把它譯為“粉絲”，是取其諧音，意指“熱心的追隨者、狂熱者、愛好者”等。在著名學者陶東風教授看來，“粉絲是一群特殊的大眾文化接受者，他們以異乎常人的熱情投入于他們所傾慕或崇拜的特定個人(明星、名流)、節目／作品(電影、電視、音樂作品)、團體(流行樂團、球隊)等，與一般接受者的區別就在于粉絲是過度的、不節制的受眾。這些青年讀者擁有了更充分的自由與隨意，他們不僅可以隨意地閱讀文學，甚至可以隨意地進行“七嘴八舌”式的、過度的、不節制的評論，比“我是流氓我怕誰”更甚。這些粉絲在現代傳媒的鼓動下對明星作家、作品是率真、癡狂的崇拜，在他們眼里偶像似乎永遠是對的，偶像的作品永遠是好的，誰說不中聽的就群起而攻之(如著名的韓白之爭事件)。難怪有人說，他們只知消費而不知審美，只知調侃而不知使命，也確有一些人群將文學看作打發自己無聊的游戲，過著犬儒式的生活，連同“祛魅”本身一同無聊化。此時青年讀者遠離了宏大敘事，放棄了日常生活審美，轉而熱衷于一種純粹的精神消遣與和宣泄。
二、嬗變的原因探究
縱觀30年來的文學史實，青年讀者群之所以會發生這些嬗變，由高度統一對文學充滿夢想和激情的文學青年嬗變成癡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文學粉絲，在筆者看來，皆是接受語境嬗變的結果。其中，既有文學自身語境流變的的原因，也有社會歷史語境變化的因素。
(一)文學接受語境的嬗變
在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學四要素中，從某個特定角度來說讀者是最為被動的。他閱讀什么，如何閱讀實際上是受文學接受語境制約的，因為個人期待視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社會文學思潮的影響，個人接受是受社會接受影響和左右的。尤其是在80年代，那時的青年讀者在各種文學思潮風起云涌的沖擊和從眾心理支配下可以說沒有更多的選擇。簡單地說，30年來就文學接受語境來說，它經歷了80年代的經典化語境、90年代的大眾化語境和新世紀的偶像化語境。
在筆者看來，時期文學接受語境是榜樣化語境，說它是榜樣化語境主要是因為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文學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別的重視，它實際上是政治說教或宣傳的工具，而宣傳是很注重榜樣的。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文學作為政治宣傳工具已不那么重要，它開始脫離政治而承擔起啟蒙的重任，或者說文學開始回歸本體。80年代的接受語境整體上來說是經典化語境，近年有關經典(尤其是紅色經典)很多學者做了不少探討，也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是共識的，那就是能被稱為經典的文學作品應是具有深度內涵和獨特藝術韻味的。經典化語境時代就是人們重視文學，以為文學是社會最重要的文化工具；人們重視作家，以為他們是社會文化的主宰者。讀者喜愛反復細讀經典，作者熱衷創作經典。文學的創作、文學的閱讀和文學的作家，都被神圣化了。從而形成了作家的寫作，讀者的閱讀，文學史的紀錄，都去追逐經典的總體情勢。80年代就是個典型的經典化時代，中國的文學和青年讀者一樣處于興奮狀態，這是閱讀、創作的黃金時代：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改革文學，一波又一波；朦朧詩歌、先鋒文學，一個又一個。隨著西方大量經典文學名著和美學名著的引進出版，尼采、叔本華、薩特、弗洛伊德等人哲學與文藝思想受到青年讀者的廣泛歡迎。在這個時代中，文學青年在持續不斷地享受著閱讀、欣賞的快感。
90年代后，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大眾傳播媒介的迅猛發展，文學步入了大眾化時代，文學似乎失去了關注社會的熱情，社會也失去了關注文學的熱情，文學不再那么神圣，理想、信仰、崇高、偉大離文學青年似乎很遙遠。作家也在躲避崇高而轉向大眾皆可接受的個人日常生活敘事，于是，寫實主義、日常主義、個人寫作日漸盛行，衣食住行、鍋碗瓢盆、七情六欲等成了吸引青年讀者眼球的文學元素。各大文學雜志、出版社為了迎合青年大眾讀者，紛紛改頭換面，舉起了大眾化、通俗化旗幟。青年讀者在這時期也不再受政治語境的影響，可以依自已的興趣喜好，隨意選擇文學作品。在這種大眾化語境中下，青年讀者出現了嚴重分化，除少數專業學子為了欣賞閱讀外，大多數青年則可能只在茶余飯后或睡眠之前，為了娛樂、休息、消遣才會翻翻、讀讀文學。
本世紀以來，文學步入了商品與傳媒聯姻的偶像化語境時代，“偶像”字眼與青年讀者如影隨形，從網站的偶像化包裝，到大小媒體的明星作家式運作，直至“偶像派”命名的出現，時下青年讀者正處于一個偶像化崇拜的接受語境。有些青年靠形式的絢美、青春偶像的裝扮、青春叛逆的書寫等來投合青年讀者青春期“偶像崇拜”的心理，現代傳媒則與之不媒而合，借助現代傳媒的強大勢能將他們包裝成明星式的偶像，在時尚的包裝下，青年讀者一轟而起，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且龐大的“文學粉絲團”。其中又以韓寒、郭敬明、張悅然三人的“粉絲”為最。我們可以看見，在這樣的接受語境里創作數量、銷售數量巨大，但精品卻不多，熱衷于崇拜且過度、不節制的青年讀者不在少數，而真正進行文本閱讀的理性青年讀者卻不多。
(一)社會接受語境的變化
文學青年嬗變為文學粉絲的原因除了文學自身接受語境的流變外，還有更為重要和復雜的社會原因，劉勰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心雕龍·時序》)80年代的青年讀者恰逢意識形態去政治化時代，90年代青年讀者所處的是商品化、消費化時代，2l世紀青年讀者則處于現代傳媒的網絡時代。
結束后，長期的精神窒息、文化饑渴和人性壓抑所積郁的巨大的情感能量，迫切需要有一個釋放的渠道，可以“興、觀、群、怨”的文學就理所當然地被賦予了一個特殊的重任，承擔起了撫慰人心、填補溝壑、通順人際的功能。這不僅是因為“比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的文學具有啟蒙性，還因為當時社會條件的落后，文化資源的稀缺，傳媒方式的單一。象《班主任》《傷痕》《李順大造屋》《大墻下的紅玉蘭》《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作品在當時之所以會轟動，以及“朦朧詩”、各種新潮小說之所以會受寵，一是由于其意識形態去政治化后的啟蒙性，二是由于當時文化資源的不足。
90年代的青年讀者則是處于市場經濟大潮和大眾消費時代，商品在刺激青年欲望的同時也改變著他們審美的追求和閱讀的方式，他們更愿意選擇輕松娛樂和休閑的閱讀方式。而對于創作者來說也不得不千方百計地取悅消費者，追求感官刺激，將文學變成消遣游戲，尤其注意青年讀者的趣味，取媚于他們，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在這時期，創作上文學總的來說在日益邊緣，走向世俗，因而創作數量雖然龐大，受青年讀者歡迎的精品卻不夠多。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青年們可以選擇接受文學的方式已很多，不再是單一的報刊和書籍，電影、電視等圖像可以讓青年更容易接受，他們覺得與其花時間和精力去啃文字名著還不如看改編后的影視。這種語境下，青年讀者對文學的遠離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乃至于有人驚嘆文學危機的到來。
文學走向市場就意味著文學創作要充分考慮受眾的接受心理和審美期待，同時也意味著現代媒體也要考慮自己的上帝，要制造上帝，讓之消費。興起于世紀之交的網絡在改變文學傳媒的同時，也改變了讀者接受文學的方式，接受的在線性可以讓讀者直接參與評論和互動，而網絡的虛擬性又給了青年讀者暢所欲言的機會，可以毫無顧及地發表自己的見解與看法。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可以親自進行網絡寫作，成為網絡，體會寫作的快感，而這正是青年讀者的喜好。難怪學者趙憲章說：“互聯網的問世，不僅極大地改變了文學的寫作生態，改變了文學文本的存在形式，改變了文學傳播、文學閱讀以及文學批評的原有格局，而且對傳統文學的發展與存在也產生了諸多具有實質性的影響。”[7]正是網絡的便捷、媒體的炒作與青年讀者的熱情造成了一大批過度的、不節制的文學粉絲。
綜而觀之，20世紀80年代青年讀者對文學充滿激情與夢想，一門心思追逐文學，欣賞文學，是由于他們處于一個意識形態去政治化的啟蒙經典時代；90年代的青年讀者走向分化是由于他們處于一個人欲釋放的商品化、消費化與文學大眾化的時代，21世紀的青年讀者是處于一個現代傳媒熱炒偶像崇拜的網絡時代。可見，30年來文學青年嬗變為文學粉絲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嬗變的辯證反思
30年是個值得紀念和反思的時段，分析、考量這一個時段的青年讀者嬗變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能讓我們探悉青年受眾們接受心理、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的流變，進而還可能揭示出引起流變的諸多因素，也能給我們帶來很多反思。就如學界對目前文學的現狀毀譽參半、褒貶不一一樣。
30年青年讀者群的嬗變過程實際上就是我們的青年受眾以至文學由單一走向多元化的過程，有些“覺醒”了，不再把文學當作惟一，有些則過度偏執地沉浸其中。那種高度統一的接受模式已不復存在，多元化的接受需求已經決定性地形成并徹底取而代之，官本位、說教式的被動接受已相當淡化，作為青年的讀者如今可以更為自由輕松地進行閱讀。這個過程也是我們文化資源由稀缺走向豐裕的過程。由前所述，80年代之所以會成為文學青年經典化時代，就是因為它的文化生活資源稀缺和供給不足，而文學被賦予了很多額外的功能。如今文學喪失了經典文學的感覺，青年讀者喪失了從容的閱讀心態、“細讀”的可能，是因我們文化資源有充足“供給”。
但充足的“供給”是否能給文學以繁榮?這又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我們通過反觀青年讀者群的嬗變可以看出其嬗變過程既是文學走向繁榮的過程也是文學走向危機的過程，說它繁榮是因為每年創作量都在遞增，如今每年有千余部長篇、難以計數的中短篇及詩文問世；說它是走向危機的過程是因為青年讀者與文學的距離在慢慢疏遠，對文學已沒了先前的激情與夢想，當很多作家在精心玩文字游戲的同時他們要么在冷漠地觀望，要么是過度的崇拜。這就造成了青春文學、網絡文學的暢銷與純文學的萎縮并存。難怪有人感嘆，文學成就越來越大，作用卻越來越小；作品越來越多，讀者卻越來越少。
80代的青年讀者群——文學青年對文學的熱情是純真的、自發的，21世紀的青年讀者群——文學粉絲對文學的酷愛也是率真的、自發的。但兩者之間有著迥然的差異，80年代文學青年的熱情是對社會的一種參與，如今文學粉絲的熱情是個人體驗的表達和個人欲望的宣泄。從整體上說青年讀者對文學的熱情似乎是趨于衰退的，這未必完全不好，事實上這也是青年閱讀行為成熟健全的標志。沒了往日的一轟而上，現在青年讀者更多的是自由和自主地閱讀，但自由和自主地閱讀的狀況如何呢?據學者劉朝謙統計，中文專業學生真正從事經典文本閱讀的學生少之又少，其中完整讀過中國四大名著的學生占所調查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只完整讀過四大名著中的一部名著的占百分之五，而對《戰爭與和平》《復活》《荒原》《喧嘩與騷動》等西方經典文學名著，完整讀過的學生則為零。[8]很多青年學子接受經典也是通過接受圖像敘事來完成，這已經引起了教授、教師們的巨大焦慮，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青年讀者怎么啦。
其實，反觀30年的歷程，我們還可以看出這一嬗變的過程實際上還是青年讀者由“披文”(劉勰語)轉變為“讀圖”的過程。80年代文化資源短缺，青年讀者只能“披文以入情”，通過對文本的細讀實現自已增長知識、接受教育、審美愉悅或借鑒的目的，隨科技的發展，文化資源的豐裕，青年們不愿去“披”抽象間接的文而轉向享受影視圖像和網絡的直觀與便利。在如今這個讀圖時代，文學已被青年們冷落，真正的青年讀者確實顯得很孤獨。可見，學者劉朝謙所統計的上述現象絕非個別。
通過反觀青年讀者群的嬗變，我們還可以看出這一過程也是青年讀者群分化與背離的過程。由前所述，80年代的青年讀者群幾乎是高度統一的群體，他們有一樣的激情，讀著一樣的文本，說著共同的話題，暢想著共同的未來。而如今的青年讀者群除了同一粉絲團成員有一致的崇拜、一致的“拍磚”外，相互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甚至背離。從他們的背離也可以看出作家的分化，作家與受眾的分化，精英與大眾的分化。是悲?還是喜?不管如何評說，它的嬗變無疑是歷史的必然。
四、結語
從某個角度上說，青年讀者是規范文學的主要力量。社會總是在歷史地、階段性地發展著，青年讀者群變也不例外，因而對30年來青年讀者群的嬗變進行階段性的反思與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可以讓我們更好總結得失，前瞻未來。無可否認，30年來中國文學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也出現了令人遺憾的欠收，從青年讀者群這一維度看亦無不如此，可喜的是青年讀者面對豐裕的文學可以更自由、自主地進行閱讀，既可“披文”也可讀圖，還可以親自參與創作與評論。而讓大家尤其是文學精英們感到遺憾與焦慮的是文學青年趨之若駑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當前的青年讀者不再從文學中尋找思想的痛苦、信仰的持存、精神的追問和理想的守望，從事的是隨心所欲式的閱讀。改革開放30年來的青年讀者群嬗變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向文學本體回歸的歷程，是這個群體由單一走向分化的歷程，是文學繁榮走向繁榮與危機并存的過程，還是由“披文”轉變讀圖的過程，同時，也是精英讀者與大眾讀者背離的過程。超級秘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