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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了解大學生對同性戀成因的認識及態度,采用自編調查問卷,對3所高校的540名文、理、工科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研究。調查結果表明:大學生能夠從主觀動機、負面經歷和環境影響等7個方面對同性戀進行歸因;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態度存在性別差異和學科差異,主要受情感和認知的影響,對同性戀的認識越全面,態度就越寬容,反之就越反感。
一、問題提出
“同性戀”(homosexuality)一詞最初由匈牙利人Benkert(1869)提出,后來由性學家Ellis(1890)等人引入英語詞匯。20世紀80年代,Marmor對同性戀做出了一個“雙維度”的定義:“凡是和相同性別的人發生性關系的行為屬于同性戀;同性戀者是那些感到同性別成員對自己有強烈性欲吸引傾向的人”[1]。盡管一些國家的學術組織或機構已經將同性戀排除在疾病和心理異常之外,例如,1973年,美國心理協會和美國精神醫學會將同性戀行為從疾病分類系統去除。《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2001,第三版)也認為同性戀的性活動并非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一定是心理異常,同性戀不再被統劃為病態,也不再把同性戀看作一種病態心理。但是,在社會上,一些群體和個人仍然對同性戀抱有偏見,甚至持有歧視態度。以往的研究發現,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具有更高水平的心理緊張和精神錯亂的危險[2]。同性戀者經常患有焦慮和抑郁障礙,在他們中間,實施過自殺行為的有13.7%[3],而自殺未遂率可以達到33%[4]。長期以來,處于被冷落或歧視地位的同性戀者,大多生活在恐懼和愧疚之中。國外有研究表明,與男同性戀者很少接觸或沒有接觸的人,以及對同性戀有恐懼心理的人,對建立保護男同性戀的法規更愿意持反對意見。反之,有過與同性戀者接觸經歷的人,以及對同性戀持有積極態度的人可能更愿意接納同性戀[5]。國內也做過類似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的調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學生和醫務人員對于同性戀的態度問題上。一項調查研究的結果表明,大學生對同性戀的了解程度(很了解、一般了解、不太了解、不了解)為一般了解;認為同性戀是性變態、精神病、人格障礙的人數比例在50%以下[6]。另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師范院校的學生中有80%的人認為同性戀屬于變態行為[7]。
綜合上述,已往的調查研究還停留在認知層面上,缺乏從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維度上全面考察大學生對同性戀態度的調查研究,更缺乏對三者之間內在關系的分析。另外,已有研究結果表明,采用內部歸因模式的個體可能會產生消極態度。因此,在對同性戀的態度上也可能受歸因傾向的影響,對此也需要做出進一步的驗證。盡管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編制過一套同性戀態度量表,但是,由于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不同,東西方對同性戀的態度有著較大的差異。所以,有必要根據國情和大學生群體的實際情況,編制新的調查問卷來進行調查研究。大學生群體是知識性和前瞻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性的社會群體,了解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態度和歸因傾向不僅可以反映社會對同性戀態度的一個重要側面,而且可以為大學生科學的性教育提供參考。為此,我們從對同性戀的情感態度、認知態度和行為態度這三個維度編制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態度的問卷,并根據調查結果分析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另外編制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歸因問卷,從內部歸因和外部歸因兩方面了解大學生對同性戀成因的認識,并分析歸因傾向對同性戀態度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在文獻分析和大學生訪談的基礎上,編制了《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歸因問卷》(以下簡稱為:歸因問卷)和《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態度問卷》(以下簡稱為:態度問卷)。經主成分因子分析(KMO值為0.886,巴特萊特球型檢驗結果達到顯著水平,即p<0.001),歸因問卷提取7個因子,即主觀動機、負面經歷、現代環境影響、性別環境影響、與異性交往的人為限制、心理特征和生理特征。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數)為0.8815,重測信度為r=0.802,p<0.001。態度問卷經主成分因子分析(KMO值為0.915,巴特萊特球型檢驗結果達到顯著水平,p<0.001)提取12個因子,分別為對同性戀主觀行為的認知態度、對藝術作品中同性戀的情感態度、“排斥-接納性”情感態度、情緒性情感態度、行為態度、對無影響不認識的同性戀的情感態度、對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無影響認識的同性戀的情感態度、對同性戀與精神病關系的認知態度、對同性戀自身價值的認知態度、感知性情感態度、對同性戀與艾滋病關系的認知態度和對同性戀對其他人影響的認知態度;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數)為:0.9453,重測信度為r=0.908,p<0.001。調查對象為大連市3所大學的文、理、工科二、三年級本科生,有效被試共540人,其中男生255人,女生285人;文科生183名,理科生178名,工科生179名。
三、結果分析
大學生在同性戀的歸因傾向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和學科差異。在“現代環境影響”和“性別環境影響”這兩個因素上,男生得分(11.518±3.771;9.196±3.105)顯著高于女生得分(1本0.677±3.626;8.646±3.068),兩者差異顯著(t=2.639,p<0.01;t=2.070,p<0.05)。這說明,較女大學生而言,男大學生更愿意將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現代環境的影響和性別環境的影響作為導致同性戀形成的原因。在“與異性交往的人為限制”這個因素上文科學生的得分(6.8±2.464)顯著低于工科學生的得分(7.468±2.382),兩者差異顯著(F=5.158,df=2,p<0.01);在“心理特征”這個因素上,工科學生的得分(5.898±2.036)顯著高于文科學生(5.405±2.06),兩者差異顯著(F=3.607,df=2,p<0.05)。分析結果表明,與文科大學生相比,工科大學生更愿意承認對異性交往的人為限制和心理特征這兩個因素能夠促使同性戀的形成。大學生在對同性戀的態度上也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和學科差異。女大學生在情感態度(76.102±15.413)、行為態度(23.898±4.766)和態度總分(151.635±28.089)上均顯著的高于男生(72.235±15.953;22.851±4.79;144.816±28.385),性別差異顯著(t=2.862,p<0.01;t=2.543,p<0.05;t=2.802,p<0.01)。這說明女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情感和行為態度比男大學生更積極。在情感態度上,工科大學生的得分(72.472±15.118)顯著低于文科學生的得分(76.791±15.873),兩者差異顯著(F=4.803,df=2,p<0.01);在態度總分上工科大學生的得分(144.959±27.132)顯著低于文科大學生的得分(152.973±29.062),兩者差異顯著(F=4.949,df=2,p<0.01)。這說明與工科大學生相比,文科大學生在情感態度和總的態度上對同性戀更加積極。調查結果的回歸分析表明,情感態度、認知態度與行為態度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因果關系,得出的回歸方程為:行為態度=0.204情感態度+0.155認知態度(調整的R2=0.967)。這表明,大學生對同性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戀的行為態度既受情感態度的影響,又受認知態度的影響,但受情感因素的影響比認知因素的影響更大一些。對調查結果的進一步分析表明,大學生對同性戀的行為態度在情感態度和認知態度的不同水平上存在顯著性差異;情感態度和認知態度的水平越高,行為態度就越積極。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態度在內部歸因和外部歸因的不同水平上差異顯著;大學生對同性戀成因的認識越全面,態度就越寬容,反之就越反感。
四、討論
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得出兩個重要結論:
(1)大學生對同性戀成因的認識比較全面,能夠從主觀動機、負面經歷、現代環境影響、性別環境影響、與異性交往的人為限制、心理特征和生理特征等7個方面分析同性戀的成因。但在同性戀成因的認識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和學科差異,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更傾向于將現代環境的影響和性別環境的影響作為導致同性戀的成因;工科大學生比文、理科大學生更傾向于認為對異性交往的人為限制和心理特征這兩個因素是促使同性戀的成因。這種差異的原因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
(2)從總的態度傾向上來看,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態度是比較理性和積極的。而且在對待同性戀的情感態度和行為態度上,女大學生比男大學生更積極;在對待同性戀的情感態度和總的態度傾向上,文、理科大學生比工科大學生更積極。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態度主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要取決于對同性戀成因的認識和情感態度。對同性戀的認知和情感態度越高,行為態度就越積極;對同性戀的認識越全面,對同性戀的態度就越寬容,反之就越反感。超級秘書網
研究發現,一些男大學生和工科大學生對同性戀有片面認識和消極態度,主要表現在同性戀的歸因上男大學生更傾向于外部歸因,工科大學生更傾向于認為對異性交往的人為限制是同性戀的重要成因。因此,男大學生在對同性戀的情感態度和行為態度上不如女大學生積極,工科大學生在情感態度和總的態度上不如文、理科大學生積極。該結果對大學生的性教育有重要啟示,在高等院校應該進一步加強大學生,尤其是對男大學生和工科大學生的性教育,引導他們用科學的性知識認識和對待同性戀,消除對同性戀的錯誤認識、偏見乃至歧視。另外,在女大學生較少的工科院校,要適當開展男女大學生的聯誼活動,減少與異性交往的人為限制,促進男、女大學生的正常交往,維護大學生性心理和性行為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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