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教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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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是指高職院校和技術服務類企業之間以應用型、技術型人才的定向培養為目的建立起的長期協作模式。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外部質量保證體系，本質上是以院校和企業共同主導的雙軌評估，輔以政府指導和社會監督。以理論、實踐雙中心；學生、教師雙本位；院校、企業雙主體三個維度，三管齊下。
（一）緊跟發展步伐，順應教育民主化發展趨勢
從1985年5月27日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到1990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的《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再到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均鼓勵用人單位、教育界、知識界在黨政機關領導下共同參與高職院校的質量評估工作。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構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教育活動從其浪漫主義層面來看，是培養人的精神解放與靈魂自由，使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自己，從而彰顯個體的存在及獨特價值。從其現實層面來看，教育活動卻又無時不受到社會政治文化的控制，從而使得其自身也演變成社會控制系統的工具。如何使高職院校的教育活動既實現學術爭鳴又滿足社會需求？校企合作下的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不僅符合中央對于完善高職院校質量評估工作的總體要求，而且其多方共商的機制倡導決策民主化、社會化，為高職院校教育民主化引航。
（二）創建校企共贏，架設教育及時化溝通橋梁
高職教育質量參差不齊；培養模式刻板守舊；人才結構乖張畸形……面對社會公眾日益膨脹的質疑，企業的參與將使外部質量保證體系更具公信力，有效化解社會輿論施加的重壓。企業，作為行業甚至是整個社會的代表，直接成為教育質量的重要環節，對高職院校的教育進行細致監管及公正反饋。校企合作下的外部質量保證體系既是院校與社會溝通的橋梁，也是調整高職院校與社會關系的重要策略。對企業而言，參與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是企業獲得優秀的人才與先進的技術的新途徑。《國家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2010~2015年）指出，加快推進校企合作機制體制創新，以促進校企“合作辦學、合作育人、合作就業、合作發展”目標的實現。在政策引導下，企業可從自身長遠發展考慮，向高職院校提出切實的人才培養方案、科技實驗項目。使高職院校的教育與社會的發展形成良好銜接，實現合作共贏。
（三）實現資源優化，打造教育高效化運作模式
校企合作下的外部質量保證體系能推動校企間形成相對穩定的雙向流動的資源市場。在人力資源方面，促進人才流動、優化人力資源配置。第一，技術理念入校門，保證學生和教師在校接受與時俱進的先進理論知識，避免時間上的滯后性。第二，為學生和教師充分提供提升實踐操作技能的實戰演練機會，剔除重理論輕實踐的弊端。第三，技術人員入校門，為院校師生傳授操作技能的同時，增強企業技術人員的理論開拓力，為企業進一步創新發展儲備理論力量。物質資源是二者實現資源交互的另一點。2005年，在全國職教會議上明確提出今后一個時期發展職業教育的一項主要任務是：“以就業為導向，努力提高職業院校辦學水平和質量。”要達到這一目標，就不能忽視高職院校對于硬件設施和科研技術的要求。校企雙方以合約為保障，進行場地車間、硬件設備、科研項目或知識產權的交互，具體有租賃與免除租賃兩種形式，介入外部質量保證體系以實行監督監管。既為校企雙方的合作提供保障，也為可能出現的問題實行預估評判。
二、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中的權力
（一）政府權力———宏觀管理與過度管理的對立性
政府的宏觀管理既為參與校企合作的院校、企業提供可以信賴的保證；也提高了外部質量保證體系可信度和公信力。但同時，也要強調外部質量保證體系的獨立性。只有保證外部質量保證體系充分享有政府支持且獨立于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才能保證其監督有效、公正。高等教育是學術自由的領域，政府的過度管控只會抑制高職教育的開展。縱觀國外先進經驗，不難發現其各自建立的外部質量保證體系的共同點是：國際通過立法、撥款自助建立或扶持一個獨立、自治的評估機構，對學校、專業、課程進行外部評估。隨著教育的商品屬性日益得到彰顯，以面向社會、面向市場的獨立第三方質量保證機構從外監督監管高職院校的教育質量與活動有利于高職院校面向世界教育潮流。為未來我國高職院校可能開展的國際間的交流合作、國際比較研究與國際教育競爭奠定質量基礎。
（二）社會權力———積極問責與過激問責的把控度
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作為第三方評估機構，代表了社會對于高等職業教育的關切。評估過程中，企業代表、教育家等第三方人士公正地對高職教育提出合理的質疑與問責，有利于提高高職院校辦學水平，也為其指明努力的方向。但外部質量保證體系并不等同問責制。問責制意味著高等教育機構回應外界、參與者和支持者的要求。外部質量保證體系的主要職責是針對院校教育教學活動和實踐操作活動進行合理監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議。高校在外部質量保證體系下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保證體系內的第三方社會人員偏離客觀的質量保證軌道，那么淪陷為社會問責工具的外部質量保證體系將失效于質量保證，同時可能引起高職院校內部的混亂無序。
（三）管理權———標準管理與多樣管理的統一性
校企合作下的外部質量保證體系勢必形成一套標準的、規范的管理制度，才能對高職教育進行指導和梳理。這既保障自身指導水平，也確保體系內成員的日常工作有序。由此，體系內成員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而其公布的結果具有橫向對比的可行性，形成高職院校間的良性競爭。另外，企業充分參與下的外部質量保證更應該注重不同地域間經濟環境的作用。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不同，對與企業深度合作的高職院校的教育也提出了多樣性的要求。順應其區域經濟形勢，適度調整外部質量保證體系是在標準管理的共性中發揮個性。
三、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建立的幾點思考
（一）以理論、實踐雙中心為教育理念
避免政府過度管理政府之所以對高校進行行政管控，一來，是行政權力上的劃分；二來，是對高校教育質量的把控。2013年11月19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公布，其中包括了高校去行政化。這符合高職院校在校企合作的定向培養目標下，以理論、實踐雙中心為教育理念，既是順應社會需求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指引；同時符合學生、家長、社會多方面的內在需求。《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2~2020）明確指出高等職業教育定位于培養適應社會需求的應用型人才。所以，高職院校作為我國高級應用型人才培養基地，必須明確其高等教育的性質和根本任務。高職院校的教育教學既要注重實踐技能的培養，但也不能忽視理論知識的灌輸。全盤理論令其背離培育直接面向社會需求的技能型人力資源的定位，而將實踐操作視為唯一重點也令其高等教育的地位弱勢化，與中專技校的功能同化。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程度將是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的考察重點。
（二）以學生、教師雙本位為教學原則
避免社會過激問責社會力量作為外部質量保證體系的一員，在對高職院校教育教學質量做出合理評價的同時，也可能對其造成不實的負面評價。學生、教師是完全參與教育教學過程的兩大主體，這兩類人對教育整體或是細節具有絕對發言權。以此二者為教學“指導員”，不僅有利于提升教育民主中的個體參與度；而且有利于促進雙方主體認識觀的形成和培養；更重要的是，面對社會過激問責時，學生和教師的切身體會才是明確教育質量好壞的最佳依據。人才培養質量保證工作是高等教育質量保證體系的核心，而這必然以學生本位，同時兼顧教師。只有這樣，開展的質量保證工作才能真正負擔起保證和提高高職院校教育質量的目的。一則，針對學生本位，為其全方位的理論實踐學習提供支持和保障，為營造優質育人環境積極落實人才培養“第一責任人”制度。二則，針對教師本位（包括院校編制內的正式教師和擔任臨時講師的企業一線技術人員）為提高其師資水平營造良好的在職培訓環境，并憑借優良的師資隊伍帶動良好的教學風氣。
（三）以院校、企業雙主體為管理主力
避免管理專制化高職教育環節中缺失的正是與企業聯動的動態機制。以上海某印刷專科學校為例，構建和實踐基于企業需求的COD模式（CooperationOnDemand）既提高學生就業率也順應出版行業最新發展。并于2014年榮獲上海市教學成果獎（職業教育）特等獎。該項目實施以來，共培養1514名畢業生，畢業生就業率為100%，簽約率由2011年的63%增加到2013年的89%，年增長近19%。顯而易見，在高職教育中突顯企業的主導地位將大大提升高職教育質量。確立企業代表在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中的主導性，一方面，高職院校以自身特點和教育目標為出發點，確立人才培養體系構建及優化、理論課程教學與實踐能力教學體系等問題方案。另一方面，相關行業分享其發展動態，為高職院校提供質量保證的衡量標準和依據，使構建個性化的質量保證體系成為可能。校企合作下的外部質量保證是針對社會、市場需求主動出擊，多渠道地進行高職教育質量管理，制定符合市場導向的教育方案。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一環，高職教育更貼近社會經濟的實質發展。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將助推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的構建。另外，以校企合作為基礎的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適應不斷革新的高職教育變革，為高職學生成功走向社會保駕護航的同時，也為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優質人力資源。建立高職教育外部質量保證體系，正是為高等職業教育規范化、科學化、合理化辦學提供制度保障；也為學生和社會適度參與高職教育監督管理提供可行方案。
作者：黃怡滕躍民單位：上海理工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