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倫理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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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泥濘時節：一個需要應用倫理學介入的場景

《泥濘時節的兩個流浪漢》寫于1934年，正是美國經歷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開始實施后一年。這次經濟蕭條以美國農產品價格下跌為起點，農業衰退由于金融大崩潰而進一步惡化。大蕭條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失業。在美國，失業人口總數達到了1150萬；在美國各城市，排隊領救濟食品的窮人長達幾個街區。[2]40弗羅斯特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新英格蘭地區生活，有著農民、詩人、教師的三重身份，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蕭條對農民生活的影響。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后實行的一系列新經濟政策史稱羅斯福新政，其核心是救濟、改革和復興，以增加政府對經濟直接或間接干預的方式緩解大蕭條所帶來的經濟危機與社會矛盾。作為農民，弗羅斯特有天然的保守傾向。他反對羅斯特新政，認為新政使人們依賴政府，而政府過多的干預使得人們放棄了自主選擇的權利。上述社會現實危機和思想觀念沖突在弗羅斯特的詩作中時有流露。《泥濘時節的兩個流浪漢》就是這樣一部直面現實問題的作品。

詩的主要內容是極具戲劇性的場景：一個農民在自家院子里劈木柴，這時來了兩個找工作的流浪漢。故事里的三個角色內在的沖突極具張力。這個農民知道流浪漢想要找工作，他喜歡自己劈木柴，不想讓別人來干，但是他又明白自己干活是為愛好，而流浪漢找工作是為謀生，權衡兩者，孰輕孰重？對這首詩的評論主要集中于其對新英格蘭農村生活場景的生動描繪以及對當地農民口語的靈活運用；有些批評家注意到了這首詩的戲劇沖突中蘊含的倫理內容，用傳統的倫理范疇來厘定倫理沖突，如自私與無私、個人權利與對他人的義務，等等，但是，這些倫理范疇未能充分顧及到詩中三個角色之間關系的微妙之處，也未能令人滿意地分析、解決矛盾沖突。弗羅斯特在這首詩的開篇就設置了一個極富戲劇性的場景：“從泥濘中走來兩個陌生人，正好發現我在后院劈木頭。”兩個流浪漢首先是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現的，這意味著他們跟敘述者非親非故，也不屬于其所在社區，因此，敘述者對他們的狀況不負有任何情感或道義的責任。“泥濘”既點明了故事發生的地理環境，也暗示了季節，甚至還蘊含著“大蕭條時代”的象征意義。兩名流浪漢中的一個停下來熱情地向敘述者打招呼：“使勁兒劈呀！”而敘述者正在自家后院劈木頭，被這喊聲引開了注意力，停下了手頭的工作；他并不領情，而是立即看穿了這個陌生人的意圖：他故意落在后面，讓另一個人先走，肯定居心不良，他想要的就是搶走我劈木頭的工作，好掙一份工錢。第一節確定了整首詩的形式：每節共八行，由兩個“abab”韻式的四行組成，基本格律是抑揚格四音步（tetrameter）。明快流暢的語言、傳統的格律模式與暗含沖突的內容形成對比，反映出在艱難時世中，原本淳樸的伐木工人和農民之間為了爭奪工作機會，喪失了信任，彼此猜忌、彼此提防的情景。第一節中初露端倪的各個因素都在后文得到發展，如新英格蘭的鄉村風景和生活，四月氣候的反復無常，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兩個流浪漢與劈木頭的農民之間的心理戰。詩的最后兩節集中展現了這個無聲對峙的場面：我們雙方都沒有說一句話。

他們知道只要在那兒戳著，他們的邏輯就會塞進我腦瓜，因為我可沒有權利去拿別人為掙錢干的活兒開玩笑。我的權利是愛好但他們的是需要。在這兩者并存的情況下他們的優先——這是人所共識。但是誰愿意讓這兩者割裂，我生活中的目標就是結合愛好和職業就像我的雙眼在視野中合而為一。只有當愛好與需要合為一體，而工作相比凡人的爭斗是游戲，人們才為天國和未來真正做出一番成就。這位劈木柴的農民和兩個流浪漢的矛盾表面上是愛好與需要的矛盾，實際上映射的是個人與國家，權利與責任，少數與多數的矛盾。農民劈木柴時感到身心放松、活力洋溢，因而他很喜歡干這份活兒。但是兩位流浪漢是職業伐木工，他們因為失業而四處流浪，需找一份短工，以求一頓飽餐，對他們來說，這份工作可謂關系到生存與尊嚴。農民并非不通情理，他承認兩個流浪漢更有權利要求這份工作，但是他并不想為此而放棄自己的權利，因為他的理由也很正當：只有愛好和需要相結合的工作才更有意義。作為旁觀者，我們可以看出農民在最后一節的辯詞多少有些強詞奪理，因為劈木柴這件事似乎沒有他說得那么崇高，可以讓愛好和需要合為一體，可以為天國和未來做出一番成就，但是盡管如此，我們也無法強迫他放棄自己的權利，損害自己的利益，讓他把工作讓給別人，并為雇人工作出錢。我們看到用傳統的倫理概念，如權利、義務、公正、公平等，都無法打破這一僵局，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因此，這是一個需要應用倫理學介入的場景。

二、程序共識：商談、共識、糾錯

應用倫理學不同于傳統倫理學的顯著特征之一是它更強調具體的操作方法，亦即依靠商談程序來解決具體問題。我們看到弗羅斯特詩作中的農民和流浪漢之所以陷入僵局，就是因為雙方沒有進入商談程序，而是各懷心事，一言不發。這無益于問題的解決，反而使雙方都有倫理上的挫敗感：農民知道對方占理，可是又不愿自己吃虧，流浪漢想要工作的愿望迫切，可是又不能強人所難。我們可以設想，雙方如果能友好地商談，互相做出一些讓步，是有可能達到一個雙贏的結局的。如前所述，大蕭條時期，失業是一個普遍問題，因此，《泥濘時節的兩個流浪漢》所描述的場景具有普遍意義。我們也可以設想，如果當時設立類似現在倫理委員會的機構，來論證、調解這一失業和雇工的矛盾，對緩解社會危機當不無助益。詩中所寫的農民和流浪漢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因為雙方堅持從個體出發的立場，不愿從人際關系、共同利益和普遍價值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換言之，雙方都沒有意識到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更沒有付諸實踐。有學者在論證普遍價值問題時，認為以“個人”為單位來推論普遍必要價值，可推導出“普遍愿意”“同意普遍”和“普遍同意”三種情況，都不能圓滿解決“普遍必要價值”問題，而以“關系”為單位，可推導出“普遍受惠”和“普遍兼容”兩種情況，由此可以更好地推導出普遍價值，并指出這種關系原則的哲學基礎是“共在存在論”，即“共在”先于“存在”，共在問題更值得關注。這與應用倫理學重視商談、重視共識的精神是一致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應用倫理學的目標也許與普遍價值是一致的。應用倫理學的另一個鮮明特征是它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采用糾錯機制。應用倫理學是各種思想、理念、觀點、方法、措施、辦法的融合與提煉，體現了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和自我批判的反思能力。有論者認為，這已不僅僅是一種理論學說，而且還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一種思潮；糾錯機制就是通過自我批判、通過論證與反證、通過對已有思想的否定，從而產生新的認識，形成無限的交互關系，不斷產生創新的動力。45現代社會日益復雜和多元，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各持己見、各執一詞發生矛盾沖突的情況屢見不鮮，而且有些問題和矛盾前所未見，法律法規無法完全涵蓋，在這種情況下，應用倫理學就有了用武之地。

三、詩與倫理：沖突與共識

我們在將倫理學引入詩學研究時，也應注意到詩與倫理也存在沖突，需要謀求“共識”。古希臘史學家拉爾修記錄了哲學家色諾芬尼對詩人的譴責：“荷馬與赫西俄德把人類身上該受譴責的東西，全部賦予神靈，這其中包括偷竊、通奸和相互欺騙等等惡行”；畢達哥拉斯說他曾夢見荷馬和赫西俄德在冥界，一個被吊在樹上，一個被綁在青銅柱上炙烤，他們的罪名都是說謊；赫拉克利特嘲諷荷馬竟然解不開幼童的一個謎語，建議把荷馬史詩從詩歌朗誦比賽中清除。柏拉圖對詩歌的評價更為倫理化、政治化，甚至將詩人逐出了“理想國”。柏拉圖的主要理由是：詩人的技藝只是摹仿，不登大雅之堂，而他們的詩歌常常離經叛道，教人混淆是非，甚至腐蝕城邦中的優秀人物。正如文論家維姆薩特所見，所謂詩與哲學之爭，說到底還是詩人與道德家之爭。“實際上我們是只許可歌頌神明和贊美好人的頌詩進入我們的城邦的，……如果為娛樂而寫作的詩歌和戲劇能有理由證明，在一個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們的，我們會很高興地接納它。”這實質上是用傳統的倫理觀念來限制和束縛詩人。人類心靈中最美麗、最富于創造精神的詩歌從最初便存在著倫理上的爭議，而且從一開始便被推上了一個生死攸關的關頭，因為撒謊在任何倫理體系中都是敗壞倫理的罪惡。自從柏拉圖宣布將詩人逐出理想國之后，西方世界的詩人就仿佛生活在一道陰影之下，時時要起而為詩辯護。亞里士多德采納了柏拉圖關于“詩是模仿”的觀點，并由此出發建立了古典詩學理論體系。他的詩學理論核心是模仿說，舍棄了柏拉圖的倫理觀，明確肯定詩的作用和優越，如他認為詩人按照規律來描述可能發生的事，而歷史學家敘述已發生的事，因此，詩比歷史更有哲學意味。

賀拉斯的《詩藝》則強調詩的道德教化作用，認為詩人應歌頌國家的光榮，應給人帶來快樂，教人向善，對人的生活有所助益。錫德尼承襲亞里士多德的說法，進一步提出詩人的創作不僅模仿自然，更要勝過自然。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愛默生、惠特曼、狄金森、艾略特、華萊士•史蒂文斯等歷代詩人相繼而起，不斷為詩辯護，他們的訴求雖然各異其趣，但總是圍繞詩的倫理功能這一核心。現代詩人更傾向于采取面對現實的態度，而不再關心概念或理念的爭論。正如艾略特所說，詩可以表達哲學，同樣，詩也可以表達倫理內容。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倫理道德既不應是一種古板生硬的說教，也不應是一種高不可及的理念，而是對生活本身規則的總結，是一種令人愉快的處事藝術和生活智慧。從這一點說，詩與倫理是相通的，詩與倫理的沖突在應用倫理學中可以得到解決。

回到弗羅斯特，我們看到詩人忠實地記錄了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沖突場景和內心感受，雖然他沒有提出解決方案，但是這種真實的記錄也是有獨特價值的，至少可以作為倫理學的個案。簡而言之，詩人的長處在于用形象生動的語言表達出倫理難題。詩人的表達給人更深刻的印象。有趣的是，弗羅斯特曾在書信中談到自己的這首詩，他對其中顯而易見的敘事內容避而不談，而是揭開其中蘊含的個人情感因素，他宣稱他所有作品中未說出的另一半都是他的戀人艾莉諾（Elinor），包括《泥濘時節的兩個流浪漢》。他在另一書信中又宣稱自己不是柏拉圖主義者，不相信每個女人都是天堂中理想女性的不完美版本，不想擁有一個伊索爾德（Iseult）作為愛好，另一個作為職業，從《泥濘時節的兩個流浪漢》可以得知，一個真正有風度的柏拉圖主義者將堅持單身，因為他絕不會完全從實用角度去對待女人，而絲毫不將其理想化。倫理學中的難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往往并不在于如何認識道德的作用與地位，而在于如何運用道德原則；尤其是當出現兩難（道德悖論）之時，也就是說在同一事例上發生了不同道德規則之間的相互沖突，人們應當采取何種態度，應怎樣根據不同的因素與幾率進行權衡取舍、協商解決。道德悖論是社會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各方依據不同的道德原則，似乎都有道理，因而相持不下，而應用倫理學的任務就是直面倫理沖突，通過商談程序來尋求道德共識。我們看到，現代社會日益重視和尊重諸如人權、自由、民主等倫理價值，這些都可以看做是經過漫長的商談程序得到的成果。應用倫理學為詩歌智慧與哲學智慧相互借鑒、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為文學研究中的倫理批評提供了新的理論思考維度。

作者：程文單位：寧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