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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傣族小孩教養及功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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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傣族小孩教養及功能探析

          本文作者:郭中麗

          紅河沿岸傣族人口聚居最多(近5萬人)的縣區之一的新平縣境內,漠沙沐村①花腰傣②歷來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宗教、旅游、生態環境保護和民俗風情是學術研究中的特色,可對于花腰傣孩童教養卻未見專題性的探討。

          一、傳統教養文化

          從傳統意義上說,花腰傣家庭、村寨、宗教信仰文化以其各自獨特的育化功能從不同的角度影響著沐村孩童的成長,傳遞著古已有之的教養內涵和文化。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鮑姆林特(D.Baum-rind)將父母的教養方式分為權威型、寬容型和專制型三種,其中重點研究了父母的寬容民主對兒童社會化的作用,認為一般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長會采用寬容民主的教養方式,這易使兒童形成愛憎分明的社會行為等特點,但同時也往往缺乏獨立性。而被限制較多的兒童則表現出了與此完全相反的特點。③雖然學界持有不同的研究觀點,但沐村花腰傣寬容民主的傳統教養慣習卻使村內孩童的成長大多自由率真,父母子女之間關系平等融洽,青春期也很少激烈的叛逆和動蕩,并且“不落夫家”的傳統婚姻遺俗、生男生女無特殊偏好的生育價值取向等給下一代樹立了男女平等的現代觀念,有助于花腰傣孩童社會化的順利啟動。

          村寨是沐村傣族的重要棲息地,對孩童來說其重要性僅次于家庭。雖沒有具體明確的教養主體,但村寨內無形的育化氛圍時時刻刻已然滲透在孩童的生活中。民族村寨少不了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祖先這兩個要素,沐村人在血緣、族性和地緣結合的基礎上呈現出一種集體性的社會取向,即社會生活中處處展現出集體的行為活動,閑聊乘涼、上學趕集、戀愛婚喪、農忙相幫、打弟兄交朋友,幾乎都是集體出動、群體參與、大家共享,村寨給村民提供了名目繁多的集體聚會活動,傳統的村寨社會集體取向讓村民的一生是在集體活動中度過的,此為一。緣此,以“社齡”分群、“打弟兄”交摯友、游戲結伴形成的同伴群體是花腰傣村寨最明顯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表征,同伴成員之間的認可、村民之間的和諧相處、村寨內形成的行為規范等成為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言行參考依據,孩子從懂事起就很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和看法,此為二。還有,與傣族良好的生態環境,家庭為基礎、村民互助的經濟活動和集體主義文化生活密切相關的趨同避異的民族心理,讓傣族善于遵從群體規范,服從村組權威管理,樂于或是參與集體活動積極性高,往往自制力也較強。此為三。因此,沐村孩童從小就有交友意識,好友之間情深義厚,信守承諾,看重團結合作,他們憎惡偷竊,鄙視婚外情,看不起懶惰之人……這種無形的以村寨為重要載體生成的規范給孩童們的成長提供了日后融入社會的倫理道德參考準則,為他們成為遵紀守法的好公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宗教信仰對花腰傣孩童有著增強民族意識,促進社會意識、道德意識發展以及影響其社會環境價值觀等積極作用。不論是基本的行為準則、道德認知還是樸素的生態環境保持觀念都會受其影響。沐村傣族與其他地區如西雙版納、德宏等地傣族普遍信仰佛教不同,他們信仰萬物有靈為主的最原始最古老的原始宗教,相信萬事萬物都受到諸神靈的支配,生老病死、莊稼豐欠、家畜興衰等生活生產活動無不與神靈發生聯系,從而保留了很多相關的宗教習俗,如年節祭家神,春耕祭谷神,婚喪嫁娶請女巫師“雅摩”念經祈福,平日生病或生活不順時驅鬼,葬禮中的叫魂,出入村寨時的拴紅線祝福等等,這些活動已經成為傣族的精神寄托。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沐村傣族的信仰崇拜的精神內涵已有所變化,但它仍然發揮著讓孩童反復感知本民族的習俗特點,識別民族身份,樹立樸素的環境保護意識等作用。當然,這種對傣族孩童的熏陶和育化往往源于孩童對鬼神、靈魂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的相信或恐懼。不可隨意在人后說壞話,是因為會有人(主要是巫師)聽到并且施行法事報復;不能隨便砍伐周邊植被,是因為樹有樹神,山有山神,田間地頭都會有鬼魂飄移不定;不可做壞事,否則會生病或有意外禍事發生。凡此種種成為了孩子們心頭隱隱約約的恐懼或是成為了遵從某種約束或禁忌的源頭,讓花腰傣孩童教育借助于宗教信仰的無形力量而將此類教育成本降到最低。正如哈維蘭所言:“宗教通過故意引起人們對自己行動的負罪感和焦慮感,來使其行動保持在正常限度內。”①

          二、外來教養文化

          現代教養文化因子的融入讓花腰傣的孩童教養方式逐漸多樣化,但仍以寬松隨意的價值取向為主。其中學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教育角色,主流文化教育中加進了越來越多的“現代性”。重視孩童學業,以分數高低論學生的學業成就的同時也讓學生認識到這意味著將來可以上重點學校,會有好工作、好收入和好生活,強調勤奮苦學,高標準嚴要求,甚至棍棒下面出“成績”,強化現代社會的競爭和適應等等。

          毋庸置疑,一代代花腰傣孩童在經歷了現代性的學校教育之后,更具有現代性意識,更容易接觸不同的文化,也能更順利地融入到主流社會中去。因為,在長期辦學實踐中逐漸生成的學校主流文化以其價值取向、行為規范、管理制度及其活動成果影響和制約著花腰傣孩童的學業態度、思維特點、生活方式、精神面貌以及社會認知,尤其是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的個體社會化進程。

          社會轉型期,大眾傳媒以其迅雷掩耳不及之勢向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滲透和普及開來,電視、家庭影院、手機等媒體是沐村花腰傣孩童接觸最多也是最受歡迎的媒介。尤其是電視,除了外出游戲玩樂或干農活外,就是孩童圍坐電視機旁饒有興味地觀看談論節目內容的時間。他們在這多元文化大集成的展示空間里感受著自我世界或成人世界的萬象生活,從中獲得教育信息、生活資訊、文明觀念,增長見識,開闊視野,滿足自我娛樂需要,他們潛意識或無意識地吸納或排斥著他們聽到的、看到的以及感受到的文化信息,漸漸內化,慢慢融入甚至改變著自己的生活方式。

          隨著旅游業的迅速發展,沐村形成了熱鬧的旅游場域,與村內的孩童發生著密切的互動交往關系。這樣的場域中,花腰傣孩童開始更多地接觸和感知不同膚色、不同著裝、不同口音的外來文化特質,再加上與游客們的交談、合影、買賣小手工藝品和土特產等你來我往的互動,他們逐漸少了新奇、羞澀和局促,多了健談和大方,也增強了他們對外來多樣化生活感知的滿足感和向往。他們能區隔自身文化的獨特性和身份的自我認同,他們從游客頗感興趣的花腰傣服飾、舞蹈、小調、小手工藝品、多姿多彩的婚戀民俗風情等民族文化中增強自信心和自豪感,另外,在訪談村民的過程中,不難聽出對他們孩童教養觀念、教養方式沖擊較大的還有“老山頭人”,即居住或雜居在沐村周邊半山腰和山頂上的彝族或哈尼族人。讓沐村孩童想不通的是“他們窮,生活條件不好,但學習成績比我們傣族學生好,年年考前幾名的都是山頭人”。在他們內心深處,吃穿住行多優于“山頭人”同學,成績就應該比他們優秀。不過,雖表達著些許不服氣、自嘆不如的情緒卻是滿心的羨慕與佩服。對家長而言,“山頭人老實苦得呢!我們傣族娃娃就苦不得了,爹媽也很少管,管也管不了”的解釋也道出了傣族孩童學業不盡如人意的重要原因———父母重視不足,孩子用功不夠。于是,便有傣族家長開始嚴格執行學校老師的要求,效仿“老山頭人”嚴格管教孩子,開始過問孩子的學習成績,個別父母也偶有因學習成績不好而打罵孩子的舉動了。看得出,他們向往現代社會的學校教育價值追求,也會因其他民族的孩童教養成就而受到刺激,在與外來教養文化相接觸的時候,也會反思和吸納并作出相應的調節和適應,推動著花腰傣孩童教養不斷向著社會的需求意向發展。

          三、結語

          總之,分別統攝在傳統和外來文化(內含現代文化)范疇內的家庭、村寨、宗教和學校、旅游及其他外來民族教養文化,以他們各自獨特的角色和功能共同構成了花腰傣孩童教養文化結構體系,并且維持著本民族孩童教養功能系統的暫時平衡,而且他們之間是以一種相輔相成的動態關系形成一股強大的合力共同作用于花腰傣孩童教養的實現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家庭和村寨成為花腰傣孩童教養的主要結構載體,對花腰傣孩童的影響力較其他民族而言尤為重要和突出。家庭和村寨帶給孩童的幸福感和生成的內聚力常常使得他們自己不太情愿去應對學校或社會中各種樣態的學習和生活。

          不言而喻,家庭和村寨對孩童情感的牽引和內聚引力甚至超過學校教育或其他結構因子影響的態勢,同時也成為平衡或整合社會系統的重要結構因素。但更值得研究的、也是我們不能回避的是,在進行功能分析時切忌忽略分析“負功能”或“潛功能”的影響,如傳統的教養慣習讓花腰傣孩童柔和有余,自主性和獨立性不強,做事韌性不足容易放棄,這可能“嚴重地影響了個人和社會發展的活力”,其結果又會以自我弱勢順應的現實與現代主流社會的教育取向發生碰撞和沖突,影響孩童社會化發展的順利實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