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作品的底層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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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爾認為“：常人本身有自己去存在的方式。”③“此在的本質是共在。”④“底層”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由每個“常人”的生存活動交織而成的，底層敘述展示這種庸碌的平均狀態。生存總是取決于每一個此在自己可能挑選的抓緊或延誤的生存方式。底層的生存狀態通過個體之間的關系網絡得到復雜地呈現。老舍和納拉揚的小說刻畫了一系列個性十足的底層人物，它們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傳承、地域環境與日常經驗的土壤，同時又是世界范圍內這類形象的縮影。對劇變時期社會歷史題材的選取與開掘，人物現場感的營造以及民間語言的細膩描繪擰成一股繩，成功實驗了一種不可復制、不可替代的“底層敘述”。

老舍以善于描繪城市貧民著稱。樊駿在老舍誕辰八十周年時撰文評論他“不只是記述個別人物的生活經歷，而且真實地再現城市底層的生活場景，不只是同情個別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銳地提出城市貧民擺脫悲慘命運的社會課題。”⑤他不似魯迅那般“橫眉冷對”，也不似沈從文那般遺世獨立，對底層生活有切身體會與豐富經驗。老舍是“京味”文學的鼻祖，幾乎所有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都是在北京市民社會中展開的，北京風物、人物描繪透著濃厚的生活氣息。老舍小說不刻意展現作者姿態，和小人物對話而非完全操控他們，讀者通過人物和作者對話，幾乎沒有距離感。很少做大段社會背景的描寫，卻往往系之于人物的眼睛不經意看到的一隅。

滿族身份為老舍帶來對滿族貧民生活的特殊體驗———清末以來滿人特權喪失后生存的無力感。他小說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最底層人物———“大雜院”里的那些人———與這種體驗有關。血汗榨干后歸宿是亂墳崗子的洋車夫，風里雨里站馬路而收入地位低下的巡警，“一輩子作藝，三輩子遭罪”的民間藝人，本性善良純真被逼良為娼的妓女，窩脖兒的，打雜的，撿煤渣的……處在層層剝奪、彼此干擾的生態鏈的最末一環。他們沒有尊嚴、失卻理想甚至道德底線，是一群無根也沒有明天的人。老舍揭示壓迫他們的因素主要有惡劣的社會、自然環境和內在的劣根性。老舍對他們投以理解和同情的眼光，費盡筆墨寫他們的掙扎與沉淪，即使諷刺也是極善意的。

此外是在底層與中間階層沉浮著的小人物，基本解決了溫飽，但常常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如各色小知識分子，投機商人，偽教育家，偽稽查長，盲目的革命者，庸俗的小市民等等。他們中有的因堅持傳統知識分子的操守而受辱（《駱駝祥子》曹先生，《大悲寺外》黃先生，《四世同堂》錢默吟）；有的在新舊文化之間不土不洋，不倫不類，（《老張的哲學》、《離婚》老張，《二馬》二馬父子，《犧牲》毛博士）；有的因為僅有的那點愛好而受制于人（《戀》莊亦雅）。老舍警醒盲目的革命者，戲謔見風使舵者，深深理解和欽佩保有氣節者。善于將各個層次的人放在一個特定環境里，展示他們互動過程中的矛盾沖突。底層與上層的矛盾歸根結底是錢與權的力量沖突。底層內部各層次之間既共生又互相干擾，如《老張的哲學》李靜的姑媽既可憐李靜被迫賣給老張為妾的遭遇，又不允許她自由戀愛而催促她走上那條不歸路。

“悲劇性是新世紀底層小說最重要的美學品格之一，一個底層作家對悲劇的理解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表達效果。”①老舍在上世紀就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他塑造的底層人物悲劇是東方式的，幾乎沒有英雄，沒有崇高的場景，是笑與淚的混合體。他們身上有勇敢、勤勉、正義、善良、隱忍、團結、愛國等美德，也有懶惰、愚昧、守舊、麻木等缺陷，集中體現老舍對“國民性”問題的思索。環境往往具有壓倒一切的力量，人物陷入無法逃脫的狀態。王德威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寫實主義———茅盾，老舍，沈從文》中以“恐怖的鬧劇”描述《駱駝祥子》，認為最恐怖的戲劇性在于祥子感覺到但不能徹底理解他正在對付的那一臺臭名昭著的社會機器。②

現代中國城市化進程畸形，受外力沖擊而不能自然發展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城市存在諸多問題：如貧富分化加劇、產業結構失衡等。老舍為儒家傳統道德的喪失和新秩序的未建立而焦慮。新舊交替的文化背景使處在夾縫中人們的沖突矛盾和在混亂中生存的荒誕感加劇，這歸根結底是因為缺乏新的價值觀念與社會目標。有人自動循環，有人自覺反抗，但結局都是黯淡。這種悲劇是全人類意義的。老舍以幽默與溫情賦予底層人物可愛、天真與熱情向上的一面，使灰暗的基調中閃過一絲亮色，也不忘給他們一點瑣細的安慰和希望。老舍善于把握作品節奏，造成跌宕起伏的戲劇效果；善于通過互文重構一個更豐滿的形象。如人力車夫形象：《駱駝祥子》祥子與《老張的哲學》趙四就是寫實與理想性格的互補。

納拉揚是印度早期文學的三大代表作家之一（其他兩位是安納德和拉迦•拉奧），三位作家中唯獨他沒有長期留學、旅居國外的經驗，他沒有外國人那種習慣性的眼光。“以自己對南印度日常生活的寫實，向讀者展示一個世俗但真實的印度。”①納拉揚生活的時代如同現代中國那樣動蕩不安并存在更明顯的文化移植現象，保守與開放勢力進行著激烈交鋒。

英人殖民統治后，傳播西方思想，抨擊印度教習俗，努力實現印度基督教化。現代性與印度文明產生溶血反應，對印度社會的沖擊與影響是多方面的。然而，由于英語作為官方語言是大多數人都不會說的知識分子語言，所謂現代性、所謂英語文學與底層民眾認同之間的距離可想而知。漂泊的印度人后裔奈保爾使用了“受傷的文明”和“幽黯國度”來概括西方人眼中的印度，并感嘆納拉揚以本土視角“深切思考著那些在底層繼續的卑微生命”②。納拉揚創作了14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隨筆若干。其底層敘述體現出作者對20世紀社會大變革中種姓、宗教、性別等問題的尖銳洞察與深邃把握。

納拉揚小說多數以虛構的南方小城馬爾古蒂（Malgudi）為人物活動場景。這個小城封閉、安靜，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是印度傳統社會文化縮影與作者理想的結合體。它不時受到外來事物打擾，慢慢發生著變化。比如通了火車，修了新的商鋪，有了光怪陸離的商業社會景象，人與人的關系發生巨變。這些是印度受殖民統治前后社會現實的記錄式反映。與熱鬧的老北京相比，這個小城具有更濃厚的鄉土氣息，保留了更多傳統(比如印度種姓制度、印度教等)的影響，與西方文明的對立、沖撞也以更為激烈的形式呈現出來。

同老舍相似之處是，納拉揚擅長在南印度日常生活場景中塑造人物，而與政治運動和重大歷史事件保持一定的疏離。底層的個體是印度傳統文化最厚重的承載者。他聲明“：我只對個人感興趣，且我對‘民族熱情’此類詞匯十分懷疑，它是做作和虛偽的。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私人空間，且生活也應是豐富多彩的。

如果你談論一個人的問題、希望和熱情，你會離目標更近些。”③他們站在同樣的文化批判立場，展示人性的復雜面。比如接受現代文化又受傳統家庭重壓、追求自由戀愛而不得的小知識分子錢德拉（《文學士》）；自傳式人物克里什那，他承受喪妻之痛并引發對生與死、存在與孤獨的追問（《英語教師》）；經歷過一系列瑣碎痛苦后無意中成為圣人的拉朱（《向導》），引發對凡人與圣人的思考。納拉揚的人物塑造既異于現代小說中的邊緣人、局外人，又同社會現實主義保持距離。他退在一旁觀察，敦厚地理解和承受發生的事件，他的思考世俗、狡黠、睿智，善于在“變”中把握“不變”：維系印度人心靈的東西。關于這一點，后殖民文學理論家博埃默總結得很透徹：“盡管納拉揚的小說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明顯的政治話題，然而民族主義、神話般的印度教仍然植根于小說敘述之中。作家要召喚一種清靜無為的印度生活方式，它先是放棄，但最終卻要把歷史的力量吸納進來。”①1947年印度獨立后宣布在法律上廢除種姓制度，但其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廣袤鄉間。納拉揚小說中底層人物痛苦的一重根源就是種姓歧視。《向導》中拉朱的母親和家族堅決反對他與離異且種姓低賤的舞女羅西葉結婚，最后不惜斷絕母子關系。甚至聽到名字就貴賤立判：“當聽到‘羅西葉’這個名字時，她頗有些吃驚，她本期望聽到一個正統些的名字。”②各個種姓內部職位世襲，互不通婚，保持嚴格界限。低種姓的、被驅逐的和失去丈夫的婦女都被看作賤民，受到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當這些舊習與現代觀念發生碰撞，激起的人心的痛苦和反思就更為激烈和深沉。

納拉揚筆下人物的悲劇還表現為社會轉型期新舊沖突帶來的迷茫、心靈掙扎的痛苦。他既批判底層民眾愚昧地堅持陋俗、舊觀念，表現出對一切都視而不見的冷漠（中國20世紀初的鄉土小說也有類似描寫），又批判全盤西化，受拜金主義和個人主義影響而行差踏錯者。人應該怎樣活著？這錐心的刺痛和對人生道路形而上的極度追索，比生與死的抉擇更為艱難。許多人自覺不自覺地選擇堅守印度教傳統“：印度人與其他民族不同，他們輕蔑外在的、物質的東西，崇尚內在的、精神的東西。”③小說人物如知識分子室利尼瓦斯（《薩姆帕特先生》），閑人納噶拉吉（《納噶拉吉的世界》），糖果販賈甘（《糖果販的故事》），印刷商納特拉吉（《馬爾古蒂的吃人者》）等，無不是在體驗現代性之后又回歸傳統的。老舍小說中對新舊市民的心理矛盾也有重點表現。他總是對地道的傳統知識分子多一些贊賞，欽佩勇于沖破舊束縛的青年，同時對一些過激者予以批判。表露對崇洋媚外者、實用主義者、投機者和盲目革命者的譏諷。印度教輕視物質，崇尚精神的觀念，使納拉揚找到了一條引導相信它的人得以從混亂俗世的悲劇中解脫的路徑，為小說增添了一抹理想主義色彩和來世的神秘光圈。而老舍筆下的人物則是堅定地入世，于欲望交織的苦海無從解脫。流露出自己、自己的子孫都可能逃脫不了的那種悲愴。也有個別逃遁者如《老張的哲學》中的李威，但結局都不了了之。可見老舍內心的矛盾和對于前路的迷茫。

納拉揚和老舍都花大筆墨書寫20世紀本國婦女的命運悲劇。婦女身上往往集中了社會底層的各種苦難，并且以更為特殊的形式呈現出來。中國傳統的宗法社會女性要遵守“三從四德”。女性不能獨立，地位低下。印度婦女的命運更是不幸，背負童婚制、嫁妝制、薩蒂制等傳統習俗的重壓。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其生存狀況趨向分裂化、復雜化。二人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十分傳統保守的女性，逆來順受，沒有主導命運的能力。老舍《柳家大院》中的王家小媳婦、《月牙兒》里的“我”、《微神》里的“她”、《駱駝祥子》里的小福子等，納拉揚小說中的加納瑪（《黑房間》）、瑪拉蒂（《文學士》）等都很典型。

他們同時表現出對女性傳統美德的認同。第二類，在新舊文化影響下動搖、掙扎的女性，這類過渡角色最有現實感，也最豐滿。如納拉揚《黑房間》從家庭的“黑房間”出走最終因經濟原因回歸的莎維德麗。因為已經開始清醒，但受制于現實條件心理最糾葛，感到的痛苦也最深刻。老舍則對有點覺悟的知識女性持保留態度，懷疑她們的浪漫自由，并安排了不樂觀的結局：或受騙、墮落，或死亡，至少也是事與愿違。如《離婚》秀真、馬少奶奶；《鼓書藝人》秀蓮；《趙子曰》王靈石；《老張的哲學》李靜和龍姑娘。由此可以推測老舍的女性觀相對傳統、停滯。第三類，相當強勢、自我的女性形象，在現實中處于邊緣狀態。納拉揚小說塑造了張揚女性主義旗幟，追求自我實現的新女性。如《畫廣告牌的人》中的黛西“是一個很強大的人物”①，印度女性解放運動發展到70年代的產物，完全超越了家庭依賴和男性崇拜。納拉揚對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會經歷了從懷疑到積極肯定的心理歷程。有批評者懷疑其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老舍則大大不同，表現出保守、男權意識較重的一面，這在對大赤包（《四世同堂》）、牛太太（《牛天賜傳》）、大姐婆婆（《正紅旗下》）、虎妞等形象的厭惡、對“賢妻良母”系列的激賞中可窺端倪。讀者發現這些女性積極的一面被刻意忽略了：堅韌、顧家、有主見等。

海德格爾認為語言的存在是“此在式的存在”②。恰點出印度和中國語言思維的特質，老舍與納拉揚將這種特質發揮到淋漓盡致。納拉揚（母語是泰米爾語，英語是習得語）在民族土壤中錘煉自己的“言語”：語言與生存活動本身骨肉相連的思維和話語方式。比如，梵語語法常用“那個……的，就是這個……的”句式，其形而上意義是：在不同時空中以不同形態出現的事物，實際就是同一個。納拉揚表述著印度民族生活的幾乎凝固的內在時間。

《向導》就是一個“相同主角、不同轉世”的本生故事。不管是做向導的拉朱，罪犯拉朱，還是被奉為圣人的拉朱，都具有一貫性。這凝固的時間并非均質的，機械的，而恰恰體現著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中“瞬間照亮”的價值時間觀。語言本身就是底層生活形態。盡管許多英譯本很難將老舍語言原汁原味地再現，但民間化的比喻和意象像烙印一樣宣告：這是老舍的語言，這是中國人的生活。

老舍和納拉揚的語言風格都較輕快、溫情、幽默。或許根源于對東方民間智慧、表達習慣的心領神會：“寓教于樂”，這在古印度民間故事和中國神話里可見端倪，輕快的敘述語調、話家常的親切感是底層民眾喜聞樂見的。納拉揚的幽默與老舍如出一轍，這或許可以追溯到性格上的相似處。老舍在《談幽默》中談到幽默與諷刺、滑稽的區別：幽默者的心是熱的，諷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諷刺多是破壞的。幽默的語言形式未必通向一個明確的道德目的，不顯示作者思想的優越，但比只是逗笑的滑稽透著點“笑的哲人”的態度，比諷刺多一點想象。③

幽默是看出人間的缺欠，對著底層的小人物，冷眼嘲罵與趕盡殺絕是不必的。他們暗示小人物的真誠與偉大處，同時善意“指出世人的愚笨可憐，也指出那可愛的小古怪地點。”①一些學者已經看出老舍的幽默（或諷刺）與中國同時期的其他諷刺作家不同。

二人善于調遣方言，盡量讓底層人物使用符合真實身份、習俗的口語說話，并通過細節展現濃厚的民族特色。上世紀80年代武漢大學黃俊杰、張普等人使用計算機對《駱駝祥子》進行語言自動處理的結果表明，只要學會621字的小學生即可閱讀它的90%。②由于浸淫的文化傳統不同，如果說老舍主要倚賴對地域風俗人情的工筆寫實描繪，納拉揚的民族特色則深深植根于印度教文化傳統，蒙上一層奇幻的輕紗；老舍小說體現為類似《清明上河圖》般鋪開的卷軸，具有浮世繪特色，儒家的世俗性、真實性壓倒神秘性、夢幻性；而納拉揚則像在真實事件的表述過程中，吹入一股無孔不入的風（氣韻），氤氳著神秘和崇高的光暈。敘述染上更加濃厚的宗教色彩，人被一種高于一切的力量追問和召喚。國外讀者往往需要有具體的民族傳統文化知識作為背景才能體會個中滋味。

在當代中國，伴隨農村問題突出、農民工群體壯大、城市底層新建構與建設“和諧社會”的呼聲，“底層寫作”的意義日漸凸顯。資料顯示，目前創作主體呈現出較為分散、題材喜歡追趕潮流、創作內容單一、思想深度挖掘不夠、創作技巧貧乏、形式粗糙等弊病，真正經受住時間考驗的優秀作品不多。老舍與納拉揚的底層敘述最值得當今的“底層文學”借鑒之處在于：第一，二人多采取平視的視角，盡量避免以啟蒙指導式的俯視和美化式的仰視作品人物。讓人物在生活現場自然敘述有缺陷的自己，為誰代言的痕跡不明顯。第二，盡量避免形而上的概念表述與個人偏見，各階層的讀者都較容易讀懂。“底層敘述”與底層的距離是衡量其成敗的關鍵因素。這是敘述的“逼真性”問題。第三，他們的寫作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階級、時代、身份、題材束縛，甚至庸俗的道德評判、政治功利。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抗拒著任何包括“底層敘述”在內的標簽。以上特點終究通過二人對底層生活的切身體會、深刻洞察與爐火純青的寫作技巧，實現了底層敘述的逼真性。當然，“完整的原生態底層聲音的承諾，與不帶偏見的純粹生活敘述的承諾一樣，都是烏托邦”③。

本文作者：續靜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