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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地理學與文學研究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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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地理學研究的不斷推進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視野。尤其是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領域,將中國古代文學置放于豐富多彩的文化地理背景下,運用人文地理的相關理論確立新的研究視點,成為古代文學研究者的一個熱點。有代表性的如曾大興的《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楊世明的《巴蜀文學史》、劉士林的《西洲在何處———江南文化的詩性敘事》、楊義的《中國古典文學圖志》、梅新林的《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等。而以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具體到當代文學的某一文體或某一地區的文學現象,卻未曾涉及到。事實上,僅僅從地域性的角度而言,人們關注地域和文學之間的關系由來已久。1800年,法國文學批評家斯達爾夫人在她的《論文學》中就提出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一種來自南方,一種來自北方。此后,法國的另一位批評家丹納在他著名的《藝術哲學》中承繼了斯達爾夫人的這一思路,并更加強調了地理環境對于人性、文藝的重要濡染作用。中國對于地域與文學的論述更為久遠?!抖Y記•王制》中就記載了“王使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的做法,就是要通過各地詩歌的采集來體察各地的民風民情,說明上古時代人們就發現了詩歌和各地民風的聯系以及詩歌具有的地域文化特征。《詩經•國風》按照15個地區收集詩歌,生動地表現出各個文化區域的不同民情風貌,是將文學地域性劃分的先聲。此后更多的典籍則從文學、語言等諸多方面論述了不同的地理環境造成的各自迥異的文化風貌,時至近代,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對南北方的地域差異造成的不同文學風貌作了更為詳細的辨析:“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著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2]261這些既往的論述都已明確表征出地域和文學之間的密切關系。20世80年代中期,金克木率先提出了“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認為可以從文藝的地域分布、文體和風格流傳的地理軌跡、某種文學藝術地域學最初的研究模式和基本路向等對文學進行全方位的綜合研究。

          20世紀80年代末,袁行霈《中國文學概論》一書指出:“中國文學一個時期地域性相當突出,另一個時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學的民族特色之中,并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條規律。”[3]42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明確提出文學的地域性命題并加以學術性探討的開始。在這之后,學界也出現了諸多探討地域和文藝關系的著作,但大多數集中在古代文學領域。至于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對此問題帶有明確的方法意識進行研究的則寥寥無幾,只有在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研究和現代文學流派研究中,會涉及到地域文化對于文學的部分影響,比如嚴家炎在上世紀8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一書,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論者對地域文化和現當代文學之間關系的初步思考。20世紀90年代中期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從書”是地域文化和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大突破。嚴家炎在該從書的《總序》中,對過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總結后指出,過去人們“對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過分集中在山川、氣候、物產之類自然條件上,而對形成人文環境的諸般因素則相對忽視”,在他看來:“地域對文學的影響是一種綜合性的影響,決不止于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更包括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例如該地區特定的歷史沿革、民族關系、人口遷徙、教育狀況、風俗民情、語言鄉音等;而且越到后來,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確切地說,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實際上通過區域文化這個中間環節起作用。即使自然條件,后來也是越發與本區域的人文因素緊密聯結,透過區域文化的中間環節才影響和制約著文學的?!保?]2與以往文學與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較而言,地域文學研究多關注的是地域文化對于文學相對靜態和封閉的影響力,文化地理學則更多強調文學發展的動態性及其文化生態、文化景觀、文化擴散等對作家創作的滲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這些觀點實際上將“地域文化”擴大到了文化地理學的層面上,并將之和“20世紀中國文學”聯系起來,為“地域與文藝”這一古老命題注入了新的學科內涵和時代意義,而且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本身也是一種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與突破。文化地理學與文學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達最活躍的時期,出現了大量有關文化地理學與文學的評論文章、著作。

          中國文學研究———文化地理學的視域

          (一)文化地理學對文學史發展的建構。文學史的研究一般都與歷史發展研究是緊密相連的,但文學的構成并不只是與時間與關,其產生的空間對文學的發展也有著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為文學并不是縱向單時態發展的,還有橫向的因素如環境的變遷、文化、宗教等等都影響、生發了文學的發展,所以從縱橫的雙時態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學史的全貌。如文學的中心轉移而造成文學版圖的改變。縱觀中國文學史,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文學版圖的形態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國文學概論》一書中論述中國文學家的地理分布時說:“在某個時期、同一地區集中出現一批文學家,使這個地區成為人才薈萃之地;在某個時期文學家們集中活動于某一地區,使這里成為文學的中心區?!保?]43最明顯的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出現的解放區延安文學現象,眾多的文人作家在陜北叢聚創作,形成當時解放區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過對作家出生地與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學人才的分布規律。文學人才群體的形成與特定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有密切聯系。如我國文學史上山水田園詩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鄉。曾大興認為:“中國歷代文學家分布重心的形成,與京畿之地、富庶之區、文明之邦、開放之域等地域環境有密切關系。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地理環境對文學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約作用,政治、經濟、文化這三者都以地理環境為依托。但真正對文學家地理分布格局起決定作用的、最直接與最穩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學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動,文學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動?!保?]501-505由此而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現都與文化重心有關,而西部自古以來作家作品數量就少,整體區域創作水平偏低的現狀也與其所處文化邊緣地區有關。

          (三)文化地理對文學風格形成的作用。文學創作作為人類文化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產生與發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時間意義上講,不同時代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社會秩序的穩定程度,主流話語的價值取向,風俗民情的演變狀況等因素均在不同層面上構成了個體生存的特定環境與創作背景,且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約、影響著作家的觀照視角與創作取向。從空間意義而言,作家的創作總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間內進行的,地域界限直接決定或間接影響著作家寫作的空間范圍,尤其在地域環境造成的文化隔離現象之后,個體的創作因為顯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質與特征從而成為該文化系統的表征[6]2。在中國文學多元共存的發展格局中,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學創作總是彰顯著風格各異的藝術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間特征。文學作品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在一定時空內對自然、社會的現實反映。作品是作家頭腦中對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認識,作家營造的空間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當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種地方意象。從作家筆下的空間描繪中,讀者可以認識到當地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語言特色,風土人情,習俗等等。不僅如此,研究者還可以透過作品對當地的政治、經濟等有一定的體察。研究作家筆下展示和建構的空間意象,可以發現作家的創作心理歷程及其空間的美學意境,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學視域下中國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空間

          “空間”是文化地理學研究范疇中的關鍵詞,一切物質的存在都離不開時間與空間的范疇,文學的存在也是如此,離不開時間與空間這兩個維度。文學研究介入空間維度,關注民族、家庭、信仰、風俗、制度在地域間的流動和相互關系,從而展示更立體、更全面的文學脈絡。中國文學以文化地理學作為研究文學的原點,將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相交融,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學解釋體系,其獨到的解釋能力,能從文學的文本及文學現象中解釋出更深層的意義,探索和揭示出人與地理之間充滿感情的關系,詮釋出原創性的文學價值。文學與文化地理的結合,使空間成為文學研究的重心。空間的地理因素是產生文學的條件之一,所謂地理因素包括氣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風景等。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為中介,構成了文學直接描寫的內容與對象,使地理因素與文學產生了十分密切的關系。王瑤在論述東晉的玄言、山水和田園詩歌的流變時曾談到地理因素對文學的深刻作用:“當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還滯留在北方黃土平原的時候,外間風景沒有那么多美麗的刺激性,能夠使他們終日在‘荒丘積水’畔逗留徘徊……中國詩從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寫景的成分是那樣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楚辭詩篇之所以華美,沅澧江水與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說有很大的幫助。永嘉亂后,名士東渡,美麗的自然環境和他們追求的自然心境結合起來,于是山水美的發現便成了東晉這個時代對中國藝術文學的絕大貢獻。”[7]261可見自然地理是影響文學風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學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學風俗畫的遠景,或者是價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認同的隱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義;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學地域風格的無形之手,賦予了文學以獨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為某種文學風格的‘注冊商標’。”[8]176-177在談及自然地理條件對文學的影響的時候,人們對“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更為關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結合而作用于文學生產,自然透過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氣質性情影響了文學。因此,在空間中的文學,并不是單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環境的諸多因素所制約的,如空間維度下豐富的文化層面對文學的影響。

          (一)文化區。齊魯文化、楚文化、燕趙文化、三晉文化、秦文化、嶺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西藏文化等眾多的文化區域源流多異、風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學也千姿百態。這種地域文化因素長久地影響著文學的素質和氣質。如樊星在《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一書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國當代文學的地域特色:“齊魯的悲愴,秦晉的悲涼,東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異,楚地的絢麗,吳越的逍遙,巴蜀的靈氣”等。他在該書中還分析說明了當代城市文學的地域差異,論述了當代京味文學、津味文學、漢味文學、海味文學、蘇味文學風格上的地域差異,認為地域文化小說是當代文壇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觀[9]。

          (二)文化擴散。通過家族的聯姻、分支和遷徙,并帶著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學領域承傳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軌跡、作家文學群體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轉移等等,也即為文化整合。地理空間的維度是我們考察文學的發生和變異重要的因素:“如文學發達程度的地區差異(以文學家和文學作品的多寡為主要指標),各類文體的區域異同及受地理環境影響的深入淺出,文學題材與風格的地域特色,個別地區的文學背景,地理環境對文人靈感的培育與文人創作的影響,形成文學地域差異的自然地理環境因素與人文地理環境因素等等?!保?0]174這些對于我們解釋文學的深層文化意義,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材料依據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觀。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對作家的生命感覺和寫作形態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這種作用體現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創作素材;第二,激發作者的創作靈感;第三,文化地理環境特有的地域民風、民俗、語言影響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點與風格;第四,作為生活條件的地理環境塑造著作家的心理素質(如氣質、性格、性情等)與審美情趣,尤其是對作家心理素質與審美情趣的作用最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個自然地理、人文環境的差異,造成不同地區人群的體貌、性情乃至趣味習尚的不同。如我國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環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審美心理素質的差異。不同的文化景觀形成了作家各異的美學風格和文化精神。對作家而言,自身所處的文化地理環境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對其個性氣質與審美心理進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審美風格方面固有的思維方式和審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長于蘇北的下河流域,此地歸屬吳文化圈,虞友謙先生在《吳文化傳統之政治解讀》一文中認為:吳地自古的政治弱勢,形成了吳文化心態產生疏離、逃避政治的傾向,或自處于政治邊緣地位,或將政治追求深埋于潛意識之中,而把現實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層面,促成吳人從尚武向崇文的轉向,也造成吳地經濟、學術、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種藝術形式的繁榮[11]。置于吳文化圈內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著濃厚的吳文化特質,形成與吳文化內核同構的精神氣質、審美觀念和人生價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學作品中的描述同樣涵蓋了對地區生活經歷的分析,文學作品中充滿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學者認識到了一個地方獨特的風情,一個地區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動并在作品中描寫了對地區大吃一驚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是一地區文學所獨有的內核。從文化地理的視角下對文學精神進行分析,對文學創作產生巨大影響的是作家所處地理人文環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這些文化因素決定人的生命意識、生存意識、人生意識,并構成了作家綜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識的核心,由此決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學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條件下產生,體現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體現著西部文化結構:廣闊的地域空間與嚴酷的自然條件,虔誠的宗教信仰,獨特的邊疆意識,高度的英雄意識、積淀深厚的孤獨意識。這種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學創作中體現出西部獨有的文化精神,如對民族自信心的張揚、對人性的發掘、對底層生活的關注、對英雄主義的呼喚[13]。

          文學與空間是互為鏡像的,空間是文學寫作的客觀基礎,是源頭,而文學也反作用于空間,通過文學對人文地理與地域文化同樣也形成塑造作用?!霸谶^去的20年中,地理學者們對各種文學形式的興趣不斷增加,他們把這些形式看作是地理景觀意義的途徑。文學中充滿了對空間現象進行描寫的詩歌、小說、故事、傳奇,它們體現了對空間現象進行理解的解釋的努力?!保?2]39通過眾多的文學作品的描述,地域被賦予了特殊的文化感性和人文意義,文學文本中的空間書寫家園,書寫城市,書寫民族,書寫生活,展現了各類的文化景觀,成為人們了解空間構建的一種工具。如莫言筆下的紅高粱系列,從自然風景到民風民俗的全貌描述,使山東高密的紅高粱已成為一種文化地理學獨特的地標。因此,文學作品不僅描述了地理,而且作品自身對社會結構的形成作了闡釋。即文學作品不能簡單地視為是對某些地區和地點的描述,許多時候是文學作品幫助創造了這些地方。也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不同方法,廣泛展示了各類地理景觀:情趣景觀、閱歷景觀、知識景觀。文學作品不僅揭示了地理空間的結構,還包括其中的社會關系、經濟狀況、文化方式等等,通過文學作品,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

          作者:汪娟單位:新疆大學學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