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中國文學研究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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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法蘭西學院設立第一個漢學教授講席，域外漢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漢學開始了其學院式、專業化的歷程。繼法國之后，俄、英、美、德等國的大學也先后設立漢學教席，美國雖然在專業漢學的教席設立上晚于歐洲學界，但美國漢學的興起卻有其獨特的國際政治背景，即二戰之后的全球戰略視野，從而突破了西方漢學單純從語言、歷史、思想文化出發的學院研究模式，將漢學概念拓寬而成為了“中國研究”。作為域外漢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域外中國文學研究，多從翻譯中國文學入手。就其選擇的對象而言，從古代到當代都有。就古代文學作品而言，詩歌和小說的翻譯最多。就古代詩歌而言，早為西方讀者熟知的《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等不斷有重譯，如法譯本《唐宋時令詩》(巴黎，1998)，英譯本《唐宋抒情詩》(新加坡，1996)。近年來，一些較為冷僻詩歌類型也不斷被譯介，如《玉臺新詠》（再版本，倫敦，1995）、《中國古寫作景詩》（法漢對照本，巴黎，1996）、《中國古詩選》（法漢對照本，巴黎，1997）、《中國古代愛情詩歌百首》（阿爾勒，1997）。而孟郊、魚玄機、鄭板橋、袁枚等人也有了新的選集或全集。就古代小說而言，唐宋傳奇小說、《三言》《二拍》以及蒲松齡《聊齋志異》等都有譯本。蒲松齡《聊齋志異》近年來有英、法、德、匈等語種的選譯本，如《聊齋志異》（阿爾勒，1996），《雌狐之愛》（德文本，蘇黎世，1995）。再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系的康達維（D.R.Knechtges）教授的《昭明文選》英譯。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倪豪士（WilliamH.Nienhauser,Jr）.的《史記》和《搜神記》的英譯，其中《史記》翻譯正在進行中，目前已經出版第1、2、5、7、8、9冊（包括原書卷次的卷一至十二，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一百十二）。詩歌小說之外，其它類型的古代文學作品譯著較少。域外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小說最多，現代作家如魯迅、老舍、丁玲、巴金、蕭軍等，當代作家如王蒙、劉心武、蔣子龍、張承志、張賢亮、王安憶、賈平凹、池莉、莫言等的作品較受重視，傳播也很廣。

除了作家的單部作品，也有一些域外中國文學翻譯嘗試選集形式，如劉紹銘和葛浩文（H.Goldblatt）所編《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紐約，1990）按小說、詩歌和散文分類，再以“現代”“、建國后”“、新時期”為序，依次選介代表作，多半是一人一篇，至多四五篇。又如杜博妮（B.S.McDougall）和雷金慶（KamLouie）所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倫敦，1997），分三編，每編前有導言，題作“走向新文化”“、回歸傳統”和“崇尚現代性”，分別介紹詩歌、小說和戲劇創作，所錄涉及160多位作家的作品。域外中國文學研究在譯介中國文學作品的同時，許多漢學家也對中國文學進行了視角獨特的深入考察，如華盛頓大學亞洲系的康達維（D.R.Knechtges）教授的《昭明文選》研究，就十分注重其中語匯、名物等有細致的考證與詮釋?？颠_維（D.R.Knechtges）教授除中文外，也精通德語、法語、日語等多國語言，這使其研究能夠吸納世界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其《昭明文選》研究成就卓著。

域外中國文學研究的特征

由于東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學術氛圍亦不同，域外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研究，與中國國內本土學者的研究相比，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主要表現在他們以西方學術研究理論來觀照中國文學，并襲用西方流行的理論、方法、概念和術語，從而使他們的中國文學研究自具特色。張泉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有論述。他總結出了十大特點：第一，研究方法呈現多元狀態；第二，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第三，重視魯迅研究；第四，開始召開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專題學術討論會；第五，注意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所受的外來影響；第六，密切注意各國的研究成果；第七，國外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范圍在逐步擴大；第八，研究專著后一般都列有長長的參考書目索引，有的還附術語表；第九，重視中國學書目的編輯和出版；第十，國外的中國文學研究出現國際一體化的趨勢[2]。許多其他學者也注意到了這種區別，并有總結和述評[3]。與國內本土中國文學研究相比，總體而言，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具有以下顯著特征：

（一）宏觀重大問題的討論與微觀細節的考察并重

對中國文學發展及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域外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心之一，這種研究往往從文學作品的討論擴展開來，進而涉及文學與文化的重大問題，如改革時代的現代主義、現代性與文化政治學、關于“五四”運動的新闡釋等。如俄羅斯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就往往將文學放在歷史和文化背景上加以審視，并熱衷于將對釋道儒三教的論述、氣功介紹和中國古代社會的探索。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KW•戈雷金娜的近著《太極：中國文學和文化中的宇宙模式》(莫斯科，1995)便是一個范例。全書共分六章，依次為“典儀歷法———文學中的薩滿經”、“文學中的歷史意識———歷史對人的發現”、“3-6世紀的神話故事———文化語碼和基本敘事結構的形成”、“敘事散文的產生———7-9世紀的傳奇”、“10-16世紀的敘事散文”和“10-13世紀宇宙觀探索中的世界和人的形象”。在新儒學哲學和美學體系形成過程的討論中，展示了中國小說發展的廣闊前景。再如日本松本肇、川合康三編輯《中唐文學的視角》(創文社，1998)，將文學、思想、歷史打通，從更廣泛的視野來審視文學整體。在宏觀審視中國文學某些重大問題的同時，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也重視個案的細致考索。如由赤松紀彥、井上泰山、金文京、小松謙、高橋繁樹和高橋文治編著《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研究》(汲古書院，1998)一書，全書分解說與本文兩部分，不僅綜述迄今的研究成果，而且細致翻譯與注釋，為后來的研究準備了必讀之書。又如杜德橋（G.Dudbridge）的《唐代的宗教體驗和世俗社會》（劍橋，1995）是研究戴孚《廣異記》的專著，不僅輯錄了三百余篇《廣異記》的現存故事，而且據此深入探討了唐代社會在信仰和體制上的變化。安妮•麥克拉倫(AnneE.Mclaren)的《中國通俗文化和明代說唱文學》（萊頓，1998），對在嘉定發現的幾篇“說唱詞話”以及出版閱讀情況和藝人的表演技巧進行了研究，也基于細致的考證。

（二）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自覺運用

比如，西方女性主義思潮自20世紀以來方興未艾，女性主義視角在域外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中亦多有體現，如溫迪•拉森WendyLarSom)的《現代中國的婦女和寫作》(斯坦福，1998)，拉森的著作討論“婦女、寫作和民族主義話語”、“婦女、德操和文學文本”、“身體和文本”、“新女性和新文學”以及“女性寫作和社會約束”等諸多問題，涉及冰心、丁玲、廬隱和凌叔華。再如，在敘事學理論的影響下，也出現了對中國文學的母題研究，如布勞特（B.B1auth）的《古代中國的鬼狐故事》(法蘭克福，1996)，就是對《太平廣記》有關卷冊的翻譯和研究，也附有《太平廣記》中狐貍故事的類型和母題分析。而西方新的文本觀也給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帶來新視角，如坎帕尼(R.F.Campany)的《中國中世紀早期的述奇志怪之作》(紐約，1996)中，對六朝志怪文體就做了多角度的透視，歸納出描述型、敘事型、論說型以及元志怪型等幾種類型并作了詳細辨析。

（三）研究范式的獨特新穎

中國國內本土學者的中國文學研究，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研究范式，而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其研究范式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獨特新穎。徐志嘯針對美國學者高友工及梅祖麟的唐詩研究說：“一般來說，我們評價一個詩人或解析一首詩歌，往往從文學的角度入手，結合詩人或寫作這首詩歌的時代和社會背景條件，以及詩人本人的身世經歷、思想感情等，對詩人及其作品，作解說和評價，或者用文學欣賞的眼光對詩人在詩歌創作中所展示的藝術表現手法作具體的分析解剖，很少或幾乎不會從文學以外的角度去看問題———這大概已成了我們的傳統習慣。但是，美國學者高友工和梅祖麟合作的論文，其觀察點和解剖方法卻與我們的傳統習慣不一，他們打破了人們習慣的文學批評方法，從語言結構的批評角度來解析唐代杜甫的詩，令人耳目一新，可謂開了唐詩批評和研究的新生面。”[4]徐志嘯的這一說法揭示了域外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所具有的獨特范式，對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而言具有普遍性。如余國藩的《重讀石頭》（普林斯頓，1997），分為“讀法”、“愿望”、“石頭”、“文學”和“悲劇”五題，討論了古今“紅學”、歷史與小說的異同、“情”說、天性與性情的辯證關系、釋家的虛無與夢幻觀念、小說本身所含的文學觀、林黛玉的悲劇性等問題，而且常以中西比較，進行多方論證。與國內的《紅樓夢》研究相比，大異其趣，視角新穎。又如康達維（D.R.Knechtges）教授的《中國中古文人的山岳游觀———以謝靈運〈山居賦〉為主的討論》（臺北，2009），從梳理中國古典文獻中的游、觀與游觀入手，討論了中國文學中的山岳游觀與巡游，進而深入解析謝靈運的《山居賦》中的游觀觀念，并進而指出這種山岳游觀觀念與宗教特別是佛教的關系。視角與結論都十分獨特。隨著域外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日益興盛，中國國內學術界對域外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關注也日益增長。自民國時期起，王國維、陳寅俗、胡適、陳垣等一代的中國學者，就開始給海外漢學投以巨大的關注。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關注日益成為一種學術自覺。自90年代以來，各種以國際漢學為主題的雜志、叢書、叢刊、譯著更是相繼問世。新世紀以來，加強對域外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關注的呼聲越來越高。2003年，鄧紹基先生在西安舉行的“中國古代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就以“加強對國外中國文學研究之研究”為題，對整個中國學術界發出了呼吁。他說“：我想在這單談一個求取‘他山之石’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種建議，我建議我們古代文學研究界加強對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與現狀的系統研究，也就是‘研究之研究’?！彼J為加強對域外中國文學研究之研究對我們國內學術界是大有裨益的：“系統地研究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與現狀，也正是吸取外國先進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這種系統研究，還可以使我們了解國外的學者，他們的研究工作中堅持了什么，又發展了什么；他們的研究工作與我們的研究工作這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之間呈現的同與不同。通過這種系統研究，看到國外同行取得的許多成績，也可以反過來鞭策我們，加深我們的責任感，使我們更加重視和加強我們的研究工作?！辈⒖偨Y說：“總之，我們在回顧和展望古代文學研究工作，求得歷史經驗，取得新的成績這一過程中，如果加進系統研究國外學人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工作的歷史和現狀這樣一個方面的內容，那將是十分有意義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盵5]

建構中國文學研究世界話語權語境中的域外中國文學研究

如坎帕尼(R.F.Campany)的《中國中世紀早期的述奇志怪之作》(紐約，1996)對六朝志怪文體的研究，對于我們考察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演進的軌跡無疑很有益處，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無容置疑，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已是整個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察中國文學研究現狀與成就，域外中國文學研究成果是不能回避與忽視的。不僅如此，在建構中國文學研究世界話語權的語境下，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源。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實施，不僅經濟上要走出去，中國文學與文化也要走出去，建構起中國文學的世界話語權。在這一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域外中國文學研究及整個漢學研究。所謂建構中國文學的世界話語權，正如古風所言：“只是在爭取一種平等的言說權和參與權，而絕非要謀求什么世界霸權。我們要爭取‘中國話語權’，就是希望在世界文壇上開中國文學之花、發中國文論之聲，從而參與到世界文學和文論的‘大合唱’中去?！盵6]建構中國文學研究的世界話語權，需要做許多腳踏實地的工作，比如，重構中國文論的現代體系。中國的文學理論特別是傳統文學理論，與西方相比，話語體系較為獨特，如詩學批評的“詩話”形式、詞學批評的“詞話”形式、小說批評的評點形式等，在與西方的對話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隔膜。所以，在建構中國文學的世界話語權過程中，重構中國文論的現代體系是必要的。古風先生在文學理論前沿問題的討論中就提出了構建中國文論體系的想法，他說：“所謂‘構’，就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重構中國文論的話語和體系，使中國文論躋身國際文論界而毫不遜色，從根本上爭取中國文論的‘話語權’。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東西可‘送’，外國學者也才有東西可‘拿’?！盵7]在重構中國文論體系的過程中，應當注意發掘并強化中國傳統文論中的與西方文學理論相一致的理論原則與內涵，即古風先生所謂的“釋”：“就是挖掘和提煉中國文論的普世價值，做好‘以中釋西’、‘以中釋外’的示范工作，使外國讀者充分認識中國文論的有效性和普適性，激發和引導他們來拿、來用?！盵7]如史忠義先生將《文心雕龍》置于世界詩學的視野中，對“原道”、“征圣”、“宗經”等原則“普遍性”的發現與闡釋，就是成功例子。關于“原道”，他認為“西方詩學其實也是講原道的，自荷馬時代起，基本的文藝觀念是‘摹仿說’，這一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古希臘先驗形而上學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在當時主要表現為上帝造物說、畢達哥拉斯的‘數本原說’和柏拉圖的理念論。后來又表現為形形色色的先驗形而上學思想，如康德的先驗哲學、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猶太文化、印度文化以及穆斯林文化也與古希臘羅馬傳統相似。而關于“征圣”“、宗經”，他認為這是世界“文學共性”。[8]對中國傳統文論中與世界相同的“文學共性”的發掘、闡釋和強調，有助于中國文論的傳播和接受，當然也有助于中國文學世界話語權的形成。而要發現中國傳統文論與世界文學理論的“文學共性”，域外中國文學研究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同時，在重構中國文論體系的過程中，對“他者的眼光”的借鑒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在這一問題上，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則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如前所言，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有著不同于國內學術界的獨特范式，徐志嘯在總結美國學者高友工及梅祖麟的唐詩研究時將其稱為“他者的眼光”。他說“：海外學者確有其不同于我們國內學者的眼光，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分析中國古詩所運用的理論和方法，都有其獨到之處，值得我們參考借鑒。”[4]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積極借鑒并利用這種“他者的眼光”，推進我們自身文論話語體系的完善與國際化，形成更多的“共同語言”，并用這種“共同語言”發聲。而尋找與提煉這種“共同語言”，域外中國文學研究也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著力點。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域外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之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逐步發展起來的對域外中國文學研究之研究，標志著中國學術界已經開始將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化的研究置于全球視野中展開，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在學術觀念上的重大提升。我們認為，對域外中國文學研究之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與細化，從而獲得對域外中國文學研究范式的切實了解與掌握，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國際視野的中國文學研究新局面。顯然，域外中國文學研究不僅在重構中國文論的現代體系中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建構中國文學研究世界話語權的過程中，域外中國文學研究乃至整個域外漢學研究，也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我們應對其加以充分利用。

作者：熊明單位：遼寧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