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譜系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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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學史敘述的傳統，就體現了福柯所謂的以“團體”、“流派”或是“運動”為單位的特點。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就是從這個譜系研究思路出發，對歐洲19世紀的“流亡文學”、法國浪漫派、青年德意志等文學流派、社團、運動，進行了脈絡清晰的梳理和分析。同樣，這種譜系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的運用也是有傳統的，例如中國傳統的“學案”式書寫，可以說是一種側重文學譜系的研究，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以學派為基礎，以人物為個案，將各個學說流派的來龍去脈以及演變情況，分析清楚。文學評論方面，南北朝時期鐘嶸的《詩品》對于詩歌題材和作家藝術流派的探討品評，宋代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及元朝方回對江西詩派一祖三宗的追認等，也可說是從譜系的角度來進行的文學考察。這些研究反映出文學自身發展的狀況與過程，同時其背后也摻雜了譜系研究者自身的文學旨趣和審美標準。因此，除了描繪并確定文學發生、發展的源流和脈絡之外，還給文學鑒賞和批評確立一種趣味標準和審美標準，因此，在注重考據的同時，文學譜系本身的得以確立，也帶有著很大的主觀性，同樣反映出其建構過程中各種差異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博弈的結果。如果按照福柯的意思，上述傳統的文學史研究方法，都存在著過于強調宏大敘事而失真的問題，但是如果只是如福柯所描述那樣，單純強調一個個孤立的文本和作品，完全丟失掉傳統譜系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難免會陷入“只見蒼蠅、不見宇宙”的窘境。尤其就中國文學史的特點來說，思潮、運動、流派社團的作用，往往會影響到單個作家的創作和作品的產生，這些作家作品一方面有著獨特的個性和價值，另一方面又從來不是割裂孤立的。如何在保持對個體現象、文本作品的真實理解、認識的同時，能從具體文本作品出發，還原文學史的歷史脈絡，這才是文學譜系研究應該努力的方向。
文學譜系研究不同于我們通常熟知的文學史建構，文學史主要以時間為線索，梳理出文學發展的歷程，而對文學中的一些很重要的細節和相互關系，就難以給予多方位的觀照，這不免影響文學本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文學譜系研究則是以文學自身的問題為中心，就好比家譜以姓氏為中心一樣，對家族的記錄盡可能的詳細。文學譜系研究也要盡可能地還原文學自身的細枝末節，以凸顯文學的歷史感和現實性。文學譜系研究與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社團流派的研究也不相同，它是以一個更宏觀、更綜合、更深邃的視角來研究中國文學，通過文學自身的邏輯關系，打通各個階段、各種文體、各種現象之間的界限，把文學史、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社團流派的各種研究綜合起來，使整個中國文學研究呈現出一種既有宏觀視野，又不乏微觀分析的研究模式。如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對“鴛鴦蝴蝶派”文學譜系的研究，圍繞“鴛鴦蝴蝶派”的命名，以新舊文學的沖突為中心，廣泛涉及到相關作家作品的評價、思潮論爭的辨析、社團流派的定位，以及文學出版的機制和讀者群體的劃分等等。這就以一個具體的文學問題為展開點，構成了一幅涉及多個層面的相關問題的豐富畫卷，這種以問題為中心的譜系研究還打破了“雅俗二元對立”的研究方式，從而給整個中國文學研究帶來了一種互動互補、多元共生的模式。
文學譜系研究能為人們提供更貼近文學自身的線索，在紛繁復雜而又具有演化規律的文學現象中，看到多種文學概念的交融與創新，以及不同文學作家、作品的源流、傳承與發展。同時，文學的譜系研究還能為文學鑒賞和批評確立一種趣味標準和審美標準。綜上所述，文學譜系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重繪中國文學的歷史圖景。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中，誕生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當代學界學人雖然編撰了許多文學大系，包括文學史的撰寫和作品選的選編，但并沒有很好地反映出文學從古至今的發展流變過程，也沒有很好地確立文學經典的價值體系，反而顯出比較凌亂、繁冗的缺點，文學史越寫越長，作品選越編越厚。而中國文學譜系的建構，就是立足于追根溯源、去粗取精，尋找文學自身的內在關系，在社會歷史價值和文學審美價值的雙重視角下，重新構建中國文學經典的圖譜。二是促進中國文學整體觀的實踐。中國文學譜系的研究，對于推進中國文學的整體觀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文學譜系的建構，有助于打破各個階段文學各自為陣尤其是新舊文學二元對立的局面，從整體著眼，加強對中國文學內在淵源的勾連與疏通。中國文學整體觀的確立，對具體的研究與教學，乃至對文學的創作和出版發行，都會起到嶄新的積極的作用。三是推動文學經典的傳播，擴大中國文學的影響力。中國文學譜系的建構，本身就是對文學發展歷程的梳理和提煉，不僅僅是對于文學作品的編選，還有對文學思潮、社團流派、作家的人生體驗等方面的多重闡釋。作為文學譜系最為直觀的代表，一部成功的文學大系，應該是厚重且精煉的，能夠真正為讀者所熟知并接受的。研究文學譜系就是為了凝聚目光，融鑄真正的文學經典，擴大文學在當下的影響，促進中國文學經典在中外讀者中的接受與傳播。在我們以往的文學研究中，或者由于意識形態的不同，或者由于審美觀念的各異，總會有一些文學問題被遮蔽。而文學譜系的研究以特定的文學的具體問題為中心，更關注文學內在的相互關系，因而往往能夠挖掘那些被隱藏、被埋葬的“文學遺跡”，使那些趨于碎片化的“文學遺跡”能夠重新出土，可以補充文學史書寫的缺失，讓文學的面貌和特征，變得更加豐富，更加個性化，更具歷史感和真實性。需要強調的是，在中國文學研究中，除了文學史敘述，各種文學作品選本及文學大系的編撰，在建構中國文學譜系的努力中顯示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如《昭明文選》對于各種形式文學作品的辨析整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對唐宋散文的編選，鐘嶸《詩品》對于文人的品評劃分，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對古代散文的編選，以及《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對于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理論、創作的整理編選等。從以往的研究成果和經驗來看，以作品選本及文學大系為切入點來建構中國文學研究譜系，具有獨特的效果及較高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
《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啟示
一些“文學選本”，雖然不是“發展史”，但由于它是按照文學產生的順序或文學旨趣相近排列的，因之也具有了“潛史”的功能，通過認真考察和辨析，能夠隱約捕捉到整個文學發展的沿革和脈絡。在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除了文學史敘述以外，各種文學作品選本及文學大系的編撰，同樣表現出建構中國文學譜系的努力。由趙家璧主編，1935年至1936年由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是五四新文學產生以來影響最深遠的一部文學總集。魯迅、胡適、周作人、茅盾、郁達夫、朱自清等中國新文學理論、創作的奠基者也參與到這項編纂工作來。它那全面、完整同時又充滿個性的編選體例，如同古代一些總集、詩文選一樣，對于之后的新文學研究產生了極大影響，乃至影響到了中國新文學譜系的形成和架構。
（一）《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譜系意識《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出版距離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生不過十余年的時間。這期間固然出現了一些對于新文學作品單個的論述和反思，但是從整體上宏觀上出發，對于新文學發生、發展的源流、脈絡的梳理，尚付之闕如，雖然有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3）、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1929）、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3）、伍啟元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1934）等這些最早對于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敘述，但是從文學譜系建構的角度來看，這些文學史敘述還很難充分、全面展現出新文學運動發生、發展的歷史圖景，也不能完全提煉出其區分于中國古代文學的思想觀念和文本特征。這說明，文學史的書寫是需要時間沉淀的，在新文學剛剛發生才十多年，并且還在繼續發展變化的背景下，文學史顯然不足以承擔起新文學譜系建構的任務。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建設理論集•導言》中開篇便指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我們至今還不能有一個整個的敘述。”①在他看來，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時間太逼近了”。《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展現的則是一種更加完整的譜系意識。在《建設理論集》和《文學論爭集》當中，對于晚清以來從理論到實踐一系列的文學觀念和思潮都有較為全面的總結和思考，可以說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胡適在自己主編的第一卷《建設理論集》的《導言》當中，對于晚清直至五四這一段時期白話文、新文學產生、發展的脈絡有清晰的溯源和整理。胡適認為，從晚清姚鼐、曾國藩為代表的桐城派提倡應用文，告別駢儷詩賦，到馮桂芬、王韜、鄭觀應、譚嗣同、梁啟超的政論文，再到吳汝綸、嚴復、林紓、周氏兄弟等人的翻譯活動，實際上已經包含了新文學文體解放、平易暢達等因子，開始敲響了古文學的喪鐘。但是在對晚清以來進步的文學觀念以充分肯定和吸納的同時，他也總結了這些文學觀念、實踐失敗的原因：“他們的失敗，總而言之，都在于難懂難學。文字的功用在于達意，而達意的范圍以能達到最大多數人為成功。”②然后才引出王照“官話字母”的主張、勞乃宜“簡字全譜”的主張、以及趙元任、錢玄同等人的“國語羅馬字”主張。從這些思想主張發展到五四白話文運動，再從白話文運動，發展到新文化運動中的各種理論包括“活的文學”、“人的文學”、“進化的文學觀”的提出，這其中的歷史發展邏輯脈絡一目了然，十分清晰，充分反映了以“啟蒙”、“進化”、“現代”等觀念為代表的新文學本質品格和特征。這樣一種注重新文學自身思想觀念、文學旨趣源流、傳承的譜系意識，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其他幾卷的導言當中也有充分體現。有學者就認為：這些導言“執筆者不僅親自參加了第一個十年的文學運動和創作實踐，非常熟悉頭十年的歷史，而且代表了不同的傾向與流派，在導言中顯示出了他們不同的文學觀，對其后現代文學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然，他們又是當時之碩儒巨擘，因此所撰各集導言，便成了很好的歷史總結，對于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有著特殊的價值。”③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自身的編寫體例，決定了它不僅僅是對于文學觀念、文學創作的簡要介紹，還是新文學歷史發生、發展脈絡的梳理，大量的文獻、作品的編選，可以充分展現新文學本身發展的復雜性、曲折性。依然以《建設理論集》、《文學論爭集》為例，兩卷的主編者胡適和鄭振鐸不僅收入了陳獨秀、胡適、傅斯年、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文學陣營的大量文章，同時也收入了林琴南、嚴復、胡先骕、梅光迪等所謂舊文學陣營的反對文章，展現了歷史的真實面貌。新文學的發生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風順的，其間的斷裂、分歧、論爭恰恰構成新文學自身譜系中重要的環節與特征，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正是通過這種‘否定’力量，五四的‘新青年’們力圖建立起一種新的‘文學’的主體同一性。這種新的文學主體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與傳統文學的斷裂和區別……”①這也是編撰者們譜系眼光和意識的體現。
（二）《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譜系特征文學譜系的描繪與建構，同時強調宏觀視野和微觀細節的展現，兼顧理論探索和創作實踐。新文學發生早期的文學觀念固然重要，但是文學本身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需要文學作品作為佐證和生動的說明。《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作為最早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一共十卷，其中理論占兩卷，而文學作品卷占七冊，史料占一卷。《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之所以長期以來得到學界的肯定，有兩個基本的、重要的原因：一是每卷前的導言集中體現了新文學的整體追求和價值取向。文學譜系的形成首先注重的是源流、宗譜、相互之間傳承影響的關系，雖然十卷本各自導言部分的撰寫人不同，且各自有著明顯不同的文學風格，但是在某些涉及新文學自身譜系建構的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卻保持了一致。以文學譜系最為重要的源流問題為例，幾位編撰者如茅盾、朱自清等人都把新文學的起點指向了《新青年》雜志。茅盾在《小說一集•導言》中寫道：“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雜志發表了文學革命論的時候，還沒有‘新文學’的創作小說出現”②，第二年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則被視作新文學的小說創作實績；朱自清在《詩集•導言》中也認為：“胡適之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號上”。可見，無論是文學思想觀念還是文學作品創作，《新青年》的作用，都在新文學自身的譜系脈絡中凸顯出來，這一歷史邏輯在之后的大部分文學史敘述中也被采納和繼承。與各卷導言相比，《新文學大系》的作品選擇似乎并不那么受到重視，而實質上，作品應該是整個《新文學大系》建構出新文學譜系脈絡的主體。用胡適的話便是：“理論的發生，宣傳，爭執，固然是史料，這七大冊的小說、散文、詩、戲劇，也是同樣重要的史料。……新文學的創作有了一分的成功，即是文學革命有了一分的成功。‘人們要用你結的果子來評判你’。”③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最早的一部選集，《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與其他文學史最大的區別在于，它不但有理論上的介紹和歷史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它有大量新文學的作品創作作為支撐，用具體生動的文學作品描述了五四以后十年內中國新文學的創作景象。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四種文體的劃分形式，對晚清以來逐漸興起的小說、戲劇給予了及時的肯定和認同，打破了古代文學傳統里偏重詩、文的傾向，使得四種文體趨于平衡。尤其是小說共占三卷，分別由茅盾、魯迅、鄭伯奇三人編撰，所選篇目基本涵蓋了文學研究會、《新青年》、淺草沉鐘社、新潮社、“鄉土文學”、創造社等創作群體和流派的創作，較為完整地展現了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小說創作的情況和譜系特征。二是作品的選編最能體現新文學運動所堅持的文學理念和主張。例如與新文學“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白話文創作理念相違背的舊體詩詞、駢賦，被排除在入選之列，即使是屬于白話文創作的通俗小說，例如鴛鴦蝴蝶派的創作，也沒有出現在大系編選的行列。大系從理論思想的梳理，到歷史脈絡的敘述，再到四種文體劃分和具體作品的編選，都體現了新文學自身譜系的特征，也體現了新文學的創造者和參與者，他們自己對于新文學的體悟和認知，以及對于新文學自身脈絡譜系的梳理和選擇，這對之后文學史的敘述和總結，同樣有著深刻的影響。正如黃子平指出的：“‘大系’所確立‘文學史’敘事原則，卻深刻而久遠地延續下來了：文學的進化史觀及以‘十年’作為分期單元，文學史內容的‘理論、運動、作品’三大版塊，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的‘四大文類’，等等。”①中國新文學譜系的基本系統和特征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編撰就初具了雛形。
（三）《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獨特價值自從《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對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譜系有較好的建構以來，之后又有諸多文學大系被編選出版。但是對比第一個十年的新文學大系，這些后來的文學大系的建構都是不成功的，未能較好勾勒出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和框架，反而顯出凌亂、冗雜的缺點，或是材料齊備但是缺乏特點和清晰的脈絡梳理，無論在成就還是在影響上都無法與第一個十年的大系相提并論。以周揚、夏衍、巴金等人在20世紀80年代所編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為例，它繼承了第一個十年的大系的編寫體例，并且在以前的基礎上擴展到了文學理論、小說、詩歌、散文、雜文、報告文學、詩歌、戲劇、電影、史料等九個部分20卷內容，較之第一個十年的編選規模更加宏大，列入的作家作品數量更多，范圍更廣。如果僅僅是從收錄作品、資料的完備情況來說，第二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要遠勝于第一個十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小說二集》的《導言》中就說：“十年中所出的各種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說集當然也不少，但見聞有限，自不免有遺珠之憾。”②周作人編選《散文二集》，在導言中也這樣說自己的編排：“只憑主觀偏見而編的……許多人大都是由我胡抓瞎扯的。”③《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編選中，更多體現的，是許多編選者個人的個性選擇。朱自清主編的詩集當中，郭沫若的詩歌編入了25首，但是《鳳凰涅槃》這樣一首在后來的文學史敘述里都要充分強調的名篇，卻因為不合他對于新詩的審美認知，而沒有入選；胡適的《一念》，本來已經刪去，朱自清卻認為“雖然淺顯，但是清新可愛，舊詩里沒有這種”④，又選了進來。郁達夫所選編的《散文二集》當中，一共挑選了散文131篇，周氏兄弟的散文就選了81篇，占了全部入選篇目的一半還多，而在所選周氏兄弟的文章中，周作人的散文又占了57篇之多，而這還是郁達夫自己“忍心割愛，痛加刪削”的結果⑤。這些充分反映了編選者個人的旨趣和眼光。然而，從《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影響和效果來看，第一個十年大系的編選并非如魯迅、周作人自謙的那樣是“見聞有限”或“胡抓瞎扯”的，恰恰相反，《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對于新文學譜系的建構，特別是對于中國新文學經典作品的形成，所起到的影響和作用，是之后幾個十年的大系遠遠不能比擬的。應該看到的是，文學譜系不等于家譜，雖然要追溯源流、力求全面完整，但是不一定越宏闊就越好。沒有選擇，就沒有所謂譜系建構，很有可能流于資料的整理收集。《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成功在于，從胡適到魯迅，從郁達夫到周作人，編撰的過程里存在著關于新文學相近的文學觀念和價值追求，這其中又都有許多自己不同的見解和喜好。這些喜好和個性的背后，滲透著胡適、魯迅、郁達夫等人對于新文學歷史價值、地位的理解和看法。這樣一種不求全責備，但是去粗取精的方法和態度，與中國古代文學諸多經典選本有異曲同工之處。《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所選篇目與其自身的經典意義的形成，也使得中國的新文學在剛剛萌芽的初期，能夠在綿延復雜的中國文學史中找準自己的坐標和定位，樹立起清晰的脈絡和框架。可以說從主編到各卷編選者共有的譜系學意識，是《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具有獨特價值的重要原因。
20世紀中國文學譜系研究的價值取向
以往對于文學譜系知識的獲取與認知，主要來源于各種文學史的敘述。而當下的文學史建構，可以說已經到了一個相對飽和、甚至重復的階段，文學史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固定和程式化的境況，很難再有新的突破。從目前的譜系建構來看，特別是20世紀中國文學譜系的建構和研究情況來看，文學史所呈現的文學譜系，無論是就西方福柯所強調的復雜性、差異性而論，還是就中國傳統譜系觀念中秩序性和關聯性而言，都是有欠缺和距離的。實質上，如果我們回溯20世紀30年代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就可以看出，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作的三大板塊（文學理論、文學運動、文學作品）、四大文體（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包括許多文學史觀念、歷史分期問題的處理方法，都來自于這部大系。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其后的文學史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中汲取了許多具體的觀點，更主要的是，它奠定了現代文學史寫作的基本構架和組成部分，對文學史寫作的宏觀影響不容忽視。”①在這之前，也有過諸多的關于新文學的文學史出現，例如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等等，然而并未形成真正成熟的文學史范例和體式，更不要說對于新文學譜系整體的概觀、研究以及建構。恰恰是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出現之后，一套完整的、成熟的譜系展現出來，并且影響了后來文學史的寫作。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大系所奠定的體例和觀念的基礎上，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唐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等不同時代的文學史著作相繼產生，新文學史的寫作不斷走向成熟。
相反，倒是效仿《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編寫體例進行編選的幾部文學總集和叢書，從上海文藝出版社接著第一個十年大系陸續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到各種按照地域、流派出版的文學總集、叢書和大系，例如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等等，在資料的收集、匯編，研究的更新和細化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卻遠遠沒有超越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大系即《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成就，缺少了高屋建瓴、涵括歷史的譜系意識，以及獨特的個性特征和學術眼光，不僅在文學史建構的譜系方面顯出了自身的局限，而且造成20世紀中國文學譜系研究與建構的失位。《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它是在現代文學研究起步的時候，真實地表現了文學的歷史發展過程，帶有特定歷史時期的現場感，這也體現出“五四”一代學者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高度自覺。《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本身的文學譜系建構形式，在當時文學史研究剛剛起步的階段就屬于一種創見。其次，直接讓當時的作家依據自己的個性和認識來描述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沒有程式化的框架，完全是由文學史的親歷者從自身體驗和對文學理解的角度出發，對于新文學的作出估價。盡管在這個建構過程中，諸如郁達夫這樣的編撰者表現出了較強的個人傾向，但是也充分體現了文學和作家本身的個性觀點和獨立價值，能夠真實反映出當時的歷史狀況和文學取向。再次，《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為什么叫“大系”，不叫“作品選”？究竟何謂“大系”？所謂“大系”我理解，不在于求大求全、面面俱到，而在于從作品編選到導言，從史料、索引到論爭，第一個十年大系的編撰者們，擁有一種系統的建構思路、譜系的學術眼光。此后的幾次大系編纂，不但在編撰者的選取上不再具備與時代同步的優勢，而且編撰者獨立真實的個人體驗和個性見解也在日益規范化、程式化的架構中逐步喪失，包括王瑤、唐弢等人的文學史在內。設想如果當年趙家璧以一個統一的框架，來限制大系各卷主編的編選，那么即使能夠展現各類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的鮮活面貌，也難以有清晰的文學史發展脈絡和豐富的史料會被全景式地展現出來，因而，也就不成其為“大系”了。中國新文學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歷程，這是中國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時期，是文學自身從思想到形式不斷調整、變化的時期，應該有一個譜系式的描繪，應該有一個類似《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那樣對于文學史、文學觀念、文學作品的整合和細分。特別是像大系中的幾篇導言那樣，對于一個世紀以來的文學進行的高度凝練、提綱挈領同時又海闊天空和充滿個性的描述與概括。不是重復性的盤點，而是如數家珍的敘述，是作品論、作家論、資料論與史論等融為一體的譜系性建構。當然，好的作品選，是對于文學史敘述的一種有效補充，大系的成功正在于，它是用作品本身的編選來確立新文學本身的譜系脈絡和編寫體例。從這之后各種文學大系、作品選的編選情況來看，一部完善、成熟的作品總集和大系編撰，應該具有文學譜系研究所具有的價值取向。文學譜系研究應該具有的價值取向的核心，是要以文學自身發展為主要脈絡，同時確定幾個研究的維度：
第一，從作品評價來看，應該從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代表性和個性四個方面出發，來綜合確定作品本身的地位。任何一個譜系研究，都是以其構成譜系的本體為研究基礎，從中國古代的詩文選到《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它們共同的成功經驗來看，都是先從作品自身出發，在重視其藝術個性的前提下，同時注重對其思想性與代表價值的研究。
第二，要兼顧文學發展流變脈絡的梳理，這是譜系研究呈現出來的基本特征。20世紀中國文學百年大系的建構，也要有整體性的概括和輪廓。具體的文學作品不是完全割裂、孤立、無聯系的，尤其是對于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而言，文學作品往往形成一些有傳承的社團流派，無論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還是京派、海派，作品與作品之間都有著豐富的關聯，它們之間構成一個完整、深厚、開闊的脈絡聯系。以《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各卷導言為代表的譜系建構，就是要把這些作品在一個發展的脈絡中統攝起來，在點面結合中得出史的評價和文學譜系的架構。
第三，應該注重對史料的把握。對于材料的處理要準確和細化。第一個十年的新文學大系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許多編選者本身都是新文學的直接參與者和建設者，他們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對一些歷史細節的細微感受，能夠直接體現在導言和編選當中。后來的研究者，在這一點上，只能靠在材料的處理上多下工夫，如同西方譜系學所強調的那樣，注重歷史本身的復雜性。
第四，提煉出來的文學理論、思潮特別是文學作品，雖然應該注重資料的完整和全面，但更應該樹立經典意識和眼光，去粗取精，在漫長的百年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整理出最能代表文學發展歷程和成就的經典作品。說到底，文學譜系不是歷史譜系，要樹立的是一種藝術標準、文學經典的標準。總之，四個價值取向，四個基本維度，共同關注，互動推進，才是文學的譜系學研究。事實上，新時期以來，正是從以上四個方面的價值取向出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和建構才逐步進入正軌和成熟階段。20世紀中國文學作品的編選以及文學譜系的研究建構，也亟待貫穿這樣的價值取向。在文學史建構進入較為成熟、穩定的階段，在各種文學作品選的編選梳理還稍顯滯后的雙重背景下，這樣做更有助于文學本體和發展脈絡的認知與研究。
作者：劉勇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