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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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說創作研究
70年代末期大連作家達理夫婦短篇小說《失去了的愛情》，關注知識分子的生活、內心、情感和命運，曾在遼寧省內外引起過討論。他1982年在《人民文學》發表短篇小說《賣海蠣子的女人》刻畫一位賣海蠣子的農村大嫂形象，極具通俗性。繼而達理《路障》《除夕夜》、宋學武《敬禮，媽媽》、龐澤云《夫妻粉》等在國內文壇引起較大反響。而后鄧剛發表了《八級工匠》《劉關張》《陣痛》《迷人的海》《瘦龍島》《龍兵過》《白海參》《山狼海賊》《沉重的簽字》等，引起轟動。《陣痛》獲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迷人的海》題材獨特、引起了文壇極大興趣，獲1982—1983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4年，程德培較早提出鄧剛小說兩個世界問題，認為其特色是“鐵味”和“海味”，即工業題材和海洋題材。1993年著名學者、遼寧師范大學葉紀彬教授在此基礎上生發增加了“心理場景世界”，即表現人的生命力的世界。鄧剛曾把《迷人的海》成功歸因“新鮮的題材”，小說用寓言式的敘述方式，講述了老小兩代海碰子從排斥到比肩投入大海共同尋找“迷人的希望”，折射出人們希望通過勞動改造社會改善生活的自強不息精神，帶有鮮明的通俗文學因子。孫惠芬為代表的鄉土小說家以敏銳的文化悟性和質樸的鄉村體驗深刻表現新時期農民生活和心路歷程，系列小說《上塘書》《歇馬山莊》《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傷痛城市》等展示鄉村驟變伴隨而來的“城市的傷痛”，呈現著鄉土社會與現代商業社會、消費時代的密切聯系。《傷痛城市》中作為作家的“我”，從莊河來到了時尚之都大連。鄉村和城市的落差，讓“我”和鄉村人的人生理念顛覆了。《傷痛城市》中她發出感嘆:“這座城市里，一部分人永遠滯留在城市之外，那就是我們!因為職業，因為經濟狀況，因為傳統人格，我們永遠無法領略夜的內在氣質和風韻，……”孫惠芬小說有強烈的家族意識，張祖立認為主要體現在“強烈而焦灼的進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識和倚重精神取向”三個方面。其小說成功之處在于用最通俗的文字寫最本土的生活，引起讀者自娛、自賞與自我渲泄情感體驗，成為快節奏的現代商業化生活的潤滑劑，具有鮮明的通俗文學特色。90年代以來，青年作家津子圍、陳昌平、張魯鐳、侯德云等人的都市小說也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津子圍的小說因通俗的現實生活，獨特的視角，變幻的敘事，悲憫的情懷和厚重的歷史責任感，常常帶給讀者強烈的審美震撼。王曉峰評:“津子圍的小說非常注重故事性”“涌動著一種對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的種種駭人聽聞的狀態的思考和表現”。深刻的生活體驗和可信的記憶，使他能描摹出風云變幻社會中的人生百相。《殘局》《殘商》《殘緣》《愛的河流》《相遇某年》《老鐵道》《我的朋友老胡》《馬凱的鑰匙》等，孟繁華指出認為這些小說的“類型化”，“處于精英化和大眾化寫作之間”。張魯鐳《幸福王阿牛》《我想和你一起玩》《小日子》《橘子豆腐》《小青》等，把自己對“小日子”的感悟植入小說，關注小人物的物質欲望和情感追求。津子圍揭示:“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幾乎全是‘小人物’，寫出了‘小人物’的體溫、氣味、質地與纖維，這一點尤為難能可貴。”王曉峰評價:“小說極為生活化，甚至口語化，極為平易的語言，像是從生活里打撈出來，冒著生活的熱氣，鮮活而生動。”宋巍認為張魯鐳小說“真誠而俗氣”，“尋找平凡人的俗氣之美。”新世紀頭十年，陳昌平《漢奸》《英雄》《小流氓》《大閘蟹》《國家機密》等通過人物命運大起大落來實現故事的傳奇性可讀性。王曉峰說:“陳昌平小說更看重的是一個‘好的故事’，更看重敘述的藝術，因此，也就更接近小說的本體藝術，以此來完成人性的書寫，來完成歷史的敘事，并在其中隱含著一個作家對歷史、生活與人類精神世界的憂慮和思考。”津子圍、陳昌平、張魯鐳作品寫的“好的故事”“小日子”“小人物”，實質上共同點乃是小說題材的平民性和傳奇性，體現了新時期大連作家對小說題材選取、通俗性敘事、傳奇性強調和娛樂性追求的重視和自覺追求。
(二)兒童文學創作研究
兒童文學是遼寧作家有著傳統源頭的創作領域，在全國享有極高知名度和話語地位。大連作家發揚優秀文化傳統，以鮮明時代感關注兒童生活世界，具有濃郁地域特色和生活氣息。據統計近10年來大連先后有27篇小說摘取了除宋慶齡兒童文學獎、蒲公英獎外全部獎項。車培晶將筆觸更多伸向那些最能體現生活本相的凡人瑣事，如《神秘的獵人》《同桌哆來咪》等。劉東作品極具時尚性、先鋒性，《情感操場》《超級螞蟻》等關注青少年真實的精神世界，“沉甸甸”，中國作協給《轟然作響的記憶》的獲獎評語:“劉東善于通過制造懸念等手段來提高小說的可讀性。”即點出其通俗文學要素。譚旭東認為:“于立極少兒小說作品中的‘苦難’不是兒童文學作品通常的尋找母親、尋找財寶、尋找智慧的過程中打敗妖魔鬼怪的象征性苦難，也不是善惡模式中惡魔勢力的陰謀詭計，而是現實生活中切實存在的貧窮落后、愚昧偏見、疾病災禍、命運遭遇、文化差異而造成的少兒生存的困境與苦難的心靈體驗。”比喻、通感的運用新穎別致，也給讀者帶來極大的視聽沖擊力。
(三)戲劇戲曲研究
觀眾是戲劇藝術的主宰者。大連文藝評論對戲劇戲曲活動有高度熱情，主要源于大連傳統戲曲和新型戲劇的廣泛受眾面，反映出評論界對大眾趣味的迎合。“偽滿”時期日據大連，相對安定的環境和特殊地理位置，戲劇活躍，京劇兼收了海派、京派、關東派藝術特點。大連研究者李珠總結，殖民地大連的戲劇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從河北、山東等地傳入的民間藝術形式(秧歌、蹦蹦、皮影等)和劇種(梆子、蓮花落、茂腔、京劇、評劇等);二是從上海傳入的文明新戲(話劇);三是日本戲劇和西方戲劇傳入大連。研究者指出，大連《泰東日報》1918年8月先后發表《本埠一年來伶人小志》《新舊劇之比較論》《永善茶園時下之角色》等，評述了汪笑儂、貴俊卿、楊瑞高等30余位藝人演出。1919年12月20日至25日，大連《泰東日報》刊出文明劇《第一夜文明》劇情梗概，揭開了遼寧也是東北現代戲劇文學創作序幕。1932年后報刊上開始出現有情節、對白等較完整的劇本，展現了新的戲劇觀:一是注重人生社會問題;二是注意藝術的民眾化、通俗化。此時大連地區還出現了專門研究國劇的票房性質的民間社團，如1932年公余國劇研究社和1935年黎明國劇研究社。這些社團在熱衷提倡國粹，寓含著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向心和認同。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受影視、外來文化及多種娛樂形式沖擊，戲劇遂陷入低谷。二人轉作為東北民間底層文化土壤里孕育的民間藝術。1934年4月27日《泰東日報》載:“本城三道街某茶館，邇來未識由某鄉邀來演二人轉者，一起數人，即鄉間蹦蹦，每日裝扮各種角色，表演唱曲。”1952年底在遼寧省舉辦的民間藝術會演上，其被命名為“二人轉”，以其面向大眾的親和力、娛樂性，適合東北走屯串戶演出的需求，內容有對傳統道德觀念的直接反叛，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大眾通俗直露的“狂歡化”審美需求。
(四)電視劇創作研究
電視劇促進了通俗文學形式變化，強化了通俗文藝的商品化、技術化、共享化和消費性、流行性、通俗性等特征，文學已成為一種集體的大眾性消費行為電視劇，且愈加趨向文藝化。文學藝術為了自身的發展繁榮，與大眾媒介結合，變成影視作品的“腳本”，最大可能地調動當代觀眾和讀者的審美興趣。1991年后大連電視臺創作《籬笆•女人和狗》《轆轤•女人和井》等，獲全國電視劇創作最高獎“飛天獎”。評論者指出其兩類作品最為擅長:一類是反映社會性矛盾的問題劇，一類是表現人性復雜矛盾的情感劇。這反映出大連電視劇創作貼近現實生活，追求內容與形式的通俗性創新，時刻關注時展所給予人的影響，和人的發展所給予社會的推動。編劇高滿堂的劇作極具通俗性，扎根生活，一直保持著清醒的文化認知，二十多年間創作40余部580多集電視劇劇本。代表作《午夜有軌電車》《錯愛》《家有九鳳》《闖關東》《鋼鐵年代》《北風那個吹》《我的娜塔莎》等。他將敘述視角放在社會底層，即使創作重大題材上他也“小中見大”，選擇以小人物生活經歷為主要敘述對象來表現宏大歷史事件。《闖關東》中他選擇了以朱開山代表的“草根”遷徙歷程，將“闖關東”這一順治年間后持續大規模人口遷移事件表現得氣勢磅礴，血肉豐滿，使讀者情緒能隨著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歷程而獲取宣泄爆發。高滿堂自己曾回憶:“驅車七千多公里，在遼、吉、黑、魯西南、膠東等地，采訪了上百人，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我覺得小時候我父母給我講的‘闖關東’的那些故事，那些在我心里潛藏了很久很久的往事一下子被點燃了。”作者自述，本身也介入通俗文藝研究中。大連小說、兒童文學、散文、戲曲、影視劇作等藝術形式，關注生活，題材新穎，帶給讀者新奇的審美享受，雖不能說它們都是嚴格意義上的通俗文學，但至少反映了通俗文藝的發展趨勢。
二、評論者們對大連市通俗文學創作特征的總結
(一)海洋性的形象體現
研究者們的總結雖往往較之作家體驗滯后，卻每多將作家的體驗明晰化與延伸強化。主要據本土研究者的觀照總結，大連通俗文學有其不可忽視的地域文化特點，其從誕生之日起就和海洋相依相連，海洋以其包容性向人類提供了巨大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也無往不在地影響到創作主體的精神世界。三面環海的獨特地理位置使“海洋”題材成為大連文學一道獨特風景。海洋對大連作家和讀者來說，一方面是已融入日常生活的熟人，但另一面隨著先進造船技術發展，海洋又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海洋這種雙面性體現文學中就是故事的通俗化和傳奇性，鄧剛、達理、徐鐸、安端等大連作家基于這樣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創作出一批有的以海洋、漁業為題材對象的文學作品。遼寧師大葉紀彬教授認為鄧剛小說三個世界中，“海味小說”最富特色。受包容豁達的大海滋養，鄧剛筆下的海一方面粗獷狂暴，有危險的風暴、底流、暗礁，而大海還能給人物以陶冶和啟迪，讓其克服了猶豫和膽怯。評論家紛紛指出，“海味小說”對海的感知與表達，從一種自然景觀出發，成為一種生命景觀，是人們對自然崇拜與征服心理情感的光輝折射。
(二)東北“黑土地”的本土性
大連通俗文學具有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地域文化早已融入作家靈魂和生命當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積淀。作家對黑土的依賴和對家鄉人的深情眷戀賦予了小說以本土性特征。本土性，某種意義上即通俗性，它生于民間活于大眾，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最重要的是它把故事性視為自己的命根子，老少咸宜，寄托了人民大眾的感情愿望。本土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種，其中之一是大連的地域文化。大連位于遼寧最南端，依附于遼北平原的地理位置，肥沃的黑土地孕育出簡單的自給自足的農、漁業生產方式和自強自立、淳樸豪爽的傳統精神。世代生活在這里的大連人，可以出海打漁、耕種、種植水果、養蠶種糧。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直接影響著大連人的精神氣質、生活習俗，讓大連通俗文學與“農耕”“鄉土”題材有了扯不開的情結。另一方面是作家自覺的鄉土追求。他們作品中反復演繹黑地和黑地上的人，為創作之源泉。孫惠芬出生在大連莊河青堆鎮，踩高蹺、跳大神、狗皮袖筒、奔跑的馬車、趕集婦女歡聲笑語等都是永遠揮之不去的美好回憶。楊曉莉強調:“孫惠芬的小說創作是源自于她內心對遼南鄉村世俗生活的感動與體悟的審美再創造，充分展示了遼南鄉村世俗生活的深厚內涵和世俗語言的獨特風情，突現著遼南地域濃郁的世俗文化特質和藝術魅力。”她把遼南鄉村世俗生活場景描寫作為小說一個重要形態，《歇馬山莊》描繪遼南鄉村婚禮場面，大碗喝酒，放在犄角旮旯的壓柜錢、面魚兒、坐喜床，看似繁冗的習俗把鄉村人的熱情、純樸渲染得栩栩如生。《上塘書》九章，章章是村里的平常事，孫惠芬自道:“不知為什么，我對日子、歲月在鄉村土地上運行的情境、情態、神韻情有獨鐘，那是我多年因漂泊而感孤獨的心靈最感安慰的寓所，也是最容易點燃我創作激情的物質，是我在創作中最想快樂的部分。”頻繁出現的大連帶有鮮明地域標記的地名、風俗習慣，深深刻上了地域風格，使她的作品帶有濃郁的通俗文學特色。大連作家“海味小說”中藍天白云、沙灘漁船、魚蝦貝殼、礁石險浪等濱海風光隨處可見，彌漫著濃郁的地域性、通俗性特點。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還包括一批高校的學位論文，如指出于立極的小說是“故事和知識的結合”，他的“少年武俠歷險小說”《淬魚王》《蹈海龍蛇》《龍金》都帶有民間傳說影子，表現了北方青少年在自然風浪中的成長經歷。此外《莊園穴》的風水舊俗現、《草鞋底的愛情》《生死沙灘》還展現了頗具詩意的海邊美景、大海特產、趕海的知識等。
(三)源自生活的角色意識
大連作家作品主人公多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小人物，努力以貼近生活的普通人物的喜怒哀樂和故事來滿足廣大讀者的要求，讀者往往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少年時鄧剛做過鉗工、焊工，業余時間潛入海底捕捉海貨貼補生活，成為出色的“海碰子”。他曾說:“曾為生存潛進海底暗礁里捕捉海珍，無意中積累小說材料，竟得以發表，獲獎，頗有經濟效益。然而內心真實至今未寫透或未能寫透，所以自以為日后還有潛力。”津子圍1985年中文系畢業后當過教師、編輯和管理人員、經商。這些經歷為他提供了深厚積累與廣闊視野，也都為研究者們所關注，并時常引起創作、評論的互動，構成了對于創作的正反饋效應。孫惠芬、張福麟、林丹、沙仁昌等一批從鄉村走進城市的作家，熟悉鄉土風情，也是由于相關研究的推動，孫惠芬的《歇馬山莊》被譽為“新世紀現實主義最初一抹亮色”，2004年入圍茅盾文學獎，因其為入圍作品中唯一撰寫農村現實的作品而備受關注。對于大連的通俗文學創作，本市學有所長的研究者，也有不少的相關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作為城市文化建設的一圈圈年輪，持久地鐫刻在遼東名城的文化史長廊之中，如宋延平在大文化視野下的通俗文學批評，就帶有浸染其中又跳出來由外反觀的深刻。還有王曉峰等人，既創作又兼評論，亦多有創獲。這些限于篇幅，只能掛一漏萬，留待來日。
三、通俗性特點形成的基本原因
創作與評論中體現的大連通俗文學的表現內容、特征的形成，緊密結合，具有主客觀多重成因。
(一)地域環境“文化是文學的身份證，文學若不帶上自己的文化聲調，就會失去自己的身份。”
研究者指出，大連地處遼東半島南端，三面環海，東瀕黃海，西臨渤海，南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屬具有海洋性特點的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形成了“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季分明”特點。大連文學植根于豐厚廣袤的海文化背景中，海洋文化的人文因子如敢于探索精神、寬容粗獷的胸襟、豁達開放的思想，皆融入人們生活與精神中。北連遼闊富饒的東北大地，近代東北的自然環境原始而粗獷，社會文化環境封閉落后而簡單。生活在這片北方瀕海土地上的人們勤勞淳樸、有著強烈的鄉土情懷與家族倫理意識。
(二)東亞戰爭與大連特定的多重殖民文化背景
自明清以來，遼東半島地區就持續是東亞許多戰爭頻繁發生的一個引人注目之地，其特定區域文化這一特征與文學創作的內在關系，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甚至可以說對于小說文體的某些內在模式，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為關東文化與齊魯文化交匯之處，大連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兩次大的移民潮，明末清初在遼寧滿清政權的入關建國，近代以“闖關東”形式出現。關內移民占據城市人口很大比例，尤以山東河北最多。山東自古以來崇尚孔孟倫理，家庭和血緣關系濃厚，群體意識較強。這與黑土文化特征大致相同。大連移民文化形態，是在東北文化與關內民族文化互動互滲過程中產生的，這方面馮為群、李春燕《東北淪陷時期文學新論》、逄增玉《黑土地文化與東北作家群》《東北現當代文學與文化論稿史論》、李春燕《東北文學綜論》、高翔《現代東北的文學世界》等專著和一系列相關論文，都有過很好的基礎研究，奠定了東北、遼寧乃至遼東地域文化研究的基礎，也為大連地域文學研究的開展建構了基本的框架。在此基礎上，近年李迺濤指出大連文化深受“關內中原文化和關外黑土文化的雙重影響”，等等。關東與齊魯的博大寬厚、豪爽粗獷、淳樸大氣等精神氣質在這里得到承襲與光大，并在文學創作中反映出來。近代以來大連飽受異族文化浸染而形成了殖民地文化，其對于新思潮新事物的敏感熏染了眾多創作主體。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和1904年日俄戰爭到1945年光復，大連被日本作為“滿洲”侵略據點統治達40年之久。1899年俄國人在大連營造“東方巴黎”，規劃修建為具有西方近、現代文化色彩的“花園城市”。日據時期大連都市文化特色可用“三化七多”來概括。“三化”指國際化、現代摩登化、殖民地化。“七多”指歐式建筑多、柏油馬路電車多、花園廣場多、消費空間多、娛樂休閑方式多、文學活動多、苦力多。日俄推行殖民文化同時，客觀上促進了大連文化的國際化。近年大連有“東方小香港”“東方威尼斯”“大大連”美譽，成為一座體現多重文化特色的國際性摩登都市。這不僅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市場化、商品化、多元化、娛樂化的現代時尚氛圍，也刺激了文學創作者現代意識。有研究者認為“殖民統治帶來殖民文化的同時，客觀上也給大連涂上了濃重的國際性的城市色彩”，特定的城市文化積習不僅為文學創作提供了一種市場化、商品化、多元化、娛樂化的現代時尚氛圍，也刺激了文學創作者的現代意識，這都為研究者們所注意到。比起通俗文學創作以及文學創作中的通俗性追求本身的驕人成績，大連文藝批評還顯得有些單薄，雖然有的方面成就顯著，也不乏大量的淺層次的感受式、漫談式、評點式、印象式文章，主要不足還是集中在對單一作家作品的研究，缺少系統性、整體性的陣容和規模，尤其是多重文學史理論視域下的深度解析與多元文化成因的體系構建。但回顧八十年代以來的通俗文學評論，仍能感受到那份面對文學的真誠以及辛勤耕耘后的執著努力。研究者們憑借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敏銳的感受力，力圖發現作品中的通俗文學等因素，作為引導大連文學創作的正能量之一，含英咀華，積累推進。而這些，目前面世的本省地域文學史著作的總結，雖然有所涉及，但仍顯得有些薄弱，需要在新的視野下充實加強。
作者：王立王莉莉單位：大連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