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翻譯和第三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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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拉雷在其“翻譯理論的序言”一文中，繼承和發(fā)揚了前人對符號學的研究，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第三符碼”的概念。本文擬就對弗拉雷翻譯理論的介紹和分析，評介其翻譯思想，以期對我們拓展翻譯研究有所啟示。

關(guān)鍵詞：翻譯；符號學；信息對等；第三符碼

TranslationandtheThirdcode

(SchoolofForeignLanguage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Abstract:Inhiswork“ProlegomenontoaTheoryofTranslation”,onsucceedinganddevelopingpredecessors’studytosemiotics,Frawleyputforwardtheconceptionof“thethirdcode”creatively.ThispapermainlyintroducesandanalyzesFrawley’stranslationtheoryandcommentsonhisviewsintranslationinordertoinspireusintranslationstudy.

Keywords:recodification;semiotics;informationidentity;thethirdcode

一引言

威廉.弗拉雷(William.Frawley)現(xiàn)任美國特拉華大學語言學、認知學及英語教授。熱衷于認知科學、語義學、辭典編纂、心理語言學及篇章與語篇理論的研究。同時他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以來西方翻譯理論界很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1984年他的《翻譯：文學，語言學和哲學思想》一書的出版，尤其是第三符碼概念的提出，促進了西方翻譯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翻譯理論的序言”（ProlegomenontoaTheoryofTranslation）節(jié)選自此書。

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翻譯“對等”研究的熱情有所降低。弗拉雷在“翻譯理論的序言”中開篇寫到那時的翻譯理論仍然是一團迷，讓人琢磨不定。由此他提出重新認識翻譯的重要性，并從符號學的角度重新定義了翻譯，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第三符碼”的概念。本文擬就對弗拉雷翻譯理論的介紹和分析，來評介其翻譯思想，以期對我們拓展翻譯研究有所啟示。

二弗拉雷翻譯觀理論基礎(chǔ)

過去人們從語言學角度來研究翻譯理論，所以從傳統(tǒng)意義上講，翻譯的核心是語言活動。但是翻譯活動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1]翻譯活動的操作對象是社會文化信息，而社會文化信息是由各種各樣的符號符號體系所承載的。在人類社會中，語言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所以在翻譯活動中不能只考慮語言符號詞面上，甚至句子上的對等，最重要的是符號所攜帶的信息對等：例如“Heisafox.”可以譯成“他是一只狐貍”，因為英語國家和漢民族都把狐貍跟“狡猾”聯(lián)系起來。但是“Sheisacat.”卻不能譯成“她是一只貓”,因為漢文化中從來不把貓跟“包藏禍心的女人”聯(lián)系在一起。而“符號學概括了語言交際中可能具有的最多種類的意義，強調(diào)了與信息有關(guān)的一切都有意義。‘Translationmeanstranslationmeaning.’”[2]人們逐漸認識到符號學和翻譯研究具有相通性，兩者都可與信息或文本，即符號的用法、解釋和操作有關(guān)。符號學的思想和觀念與翻譯理論實踐相結(jié)合起來研究，彌補了從語言學角度研究翻譯之不足，為譯學提供更加充分的理論依據(jù)。[3]

翻譯與符號學關(guān)系的研究對后來的翻譯理論研究者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弗拉雷就是其中之一。1959年雅各布遜發(fā)表了《論翻譯的語言學問題》，他站在符號學的立場上把翻譯理解為對“兩種不同語符中的兩個對等信息”重新編碼的過程。[4]弗拉雷繼承了雅各布遜的符號翻譯觀，在他的翻譯理論中也提出“翻譯是一種重新編碼過程，而非簡單的符碼化。”[5]。關(guān)于這一點，在Eco的《符號學理論》“ATheoryofSemiotics”中所提出的三種符碼轉(zhuǎn)化形式--復制(coping)、改編(transcribing)和翻譯(translating)給予了明確的解釋：復制是對輸入信息(input)的逐字再現(xiàn)；改編是把輸入信息歸納為另一種符碼；翻譯則是把已經(jīng)符碼化的輸入信息再次歸納為另一種符碼，所以轉(zhuǎn)錄只是認知(cognizing),而翻譯則是重新認識(re-cognizing)或重新編碼(recoding)[6]。”

符碼本身及其規(guī)約意義是靜態(tài)的，而一旦使用便是動態(tài)的。而弗拉雷的翻譯理論，把翻譯看作一個重新編碼的過程，從根本上抓住了翻譯的本質(zhì)，即翻譯活動是動態(tài)的，不是規(guī)約性的。相對以前靜態(tài)的翻譯理論，這的確是一個質(zhì)的飛躍。

把翻譯理解為“重編碼”揭示了翻譯理論中的兩個相當關(guān)鍵的問題：首先，翻譯不僅僅是語言之間的問題，語言僅僅是構(gòu)成人類活動的符號之一。其次，翻譯也不僅僅是同義的問題，事實上，重編碼的有效性是完全獨立的，它并不依賴于一種符碼中的元素是否與另一符碼中相關(guān)元素同義，翻譯活動是兩個具有共性的系統(tǒng)之間的“信息交換”。因為在語際翻譯中，符碼與符碼之間沒有完全的對應關(guān)系，只有信息才可用來充分解釋外來的符號和信息，這樣跳出了歷史上翻譯研究常見的經(jīng)驗層面，體現(xiàn)了對翻譯研究深層的理論思考。綜上所述，要做到準確翻譯，就必須采用對等信息，即追求符碼所攜帶的信息對等。例如：

英語信息一致的漢譯符號所指意義的改變

asstupidasagoose蠢得像豬鵝→豬

blacksheep害群之馬羊→馬

tofishintheair水中撈月空中→水中

釣魚→撈月

nosmokewithoutfire無風不起浪火→風

煙→浪

[7]

三弗拉雷翻譯理論的核心概念—第三符碼

既然翻譯是重編碼，那么翻譯活動就至少涉及到兩個符碼：源符碼和目標碼。前者是重編碼活動的起源，提供原始信息；后者是重編碼活動要達到的目標。然而，在語際翻譯中，符碼與符碼之間沒有完全的對應關(guān)系，如果僅僅把一種符碼簡單的轉(zhuǎn)換成另一種符碼，那么這種轉(zhuǎn)換只是復制，沒有實在意義。比如：中國人見面打招呼時說的：“你吃了嗎？”若翻譯成“Haveyoueatenyet?”這時的“翻譯”僅僅是參照符號而進行的同義復制，并沒有傳達符號所攜帶的信息：“Hello!”翻譯過程也是一種交際過程，譯者實際上是書面上進行交際的雙語交際者[8]。而符碼只是傳遞信息的工具，交際者可以能動的選擇符碼。交際是動態(tài)的，因此翻譯也是動態(tài)的。此結(jié)論進一步證明了翻譯是一種動態(tài)活動，進而反映了翻譯研究從規(guī)定性到描寫性的轉(zhuǎn)變。

弗拉雷認為翻譯不僅僅是在識別源符碼的基礎(chǔ)上簡單地把它轉(zhuǎn)換成目標碼。源符碼只是提供原始“信息”，目標碼提供譯者可以選擇的“參數(shù)”。要做到準確翻譯，就必須采用對等信息，即翻譯活動中源符碼所提供的“信息”應該適應目的符碼所提供的“參數(shù)”，反之亦然。但是兩種語言之間的“對等”是一個相對概念，絕對的對等是不存在的，或者說，“對等”只是冥冥之中的“第三元素”。[9]弗拉雷在其翻譯理論中質(zhì)疑了“對等”是否能被識解成經(jīng)驗的（參照符號的絕對同義）、生理的（相同的感知和認知器官）及語言的（語言的普遍性）基礎(chǔ)上，把冥冥之中的“第三元素”明確化，大膽提出了“第三符碼”的概念：源符碼和目的符碼的雙邊動態(tài)調(diào)解而提取的新信息（Newcode）。如圖：

Matrixcode——————————————————→Targetcode

↓recodification

Newcode(thetranslation)（Frawley.W.）[10]

弗拉雷認為翻譯如果沒有新信息的生成，翻譯則變成簡單的復制。新信息，實際上就是過濾了不必要的瑣碎信息的譯文。源符碼提供的信息越明確，目的碼所提供的參數(shù)就越少，進而譯者從目的碼參數(shù)中提取第三符碼時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小；反之，譯者提取第三符碼時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大。第三符碼（譯文）準確性與源符碼提供的信息成正比，與目的碼提供的參數(shù)成反比：第三符碼＝信息／參數(shù)。

如：若要翻譯的源碼是：“我死了，你嫁人。”這句話在沒有上下文的情況下，就給譯者提供的信息很多，即譯者可以有多種理解：

（1）（如果）我死了，你（就）嫁人。

（2）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嫁人。

（3）我（一）死了，你（就）嫁人。

（4）（只有）我死了，你（才能）嫁人。

（5）（等）我死了，你（好）嫁人。[11]

這樣在目標碼中相應會產(chǎn)生多個參數(shù)。這時譯者要想準確地從參數(shù)中提取譯文（第三符碼），就必須努力尋找這句話的準確語境信息。

綜上所述，弗拉雷得出：翻譯是把一種符號所攜帶的信息用另一符號重新表達，其中經(jīng)歷了符號的轉(zhuǎn)換過程，第三符碼起了解碼、提取信息與重組信息的重要作用。所以翻譯是產(chǎn)生新符碼的行為，是動態(tài)的，而不是衍生物。

五對翻譯理論的反思

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后，當代西方的翻譯研究開始發(fā)生重要變化，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不再局限在以往單純的語言文字的轉(zhuǎn)換上，研究者從各個領(lǐng)域切入到翻譯研究中來，除了語言學、還有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符號學以及各種各樣的當代文化理論，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可謂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但是翻譯活動大多數(shù)情況下仍是一種以語言為媒介的活動。語言是一種符號，這種符號能蘊含所有的文化，社會學，心理學方面的信息，語言是信息的載體。翻譯活動是譯者在首先接觸語言符號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自己已有的認知圖式在源符碼中尋求最完整的信息，然后在目標碼提供的相關(guān)參數(shù)中，提取最佳的對等信息—第三符碼。

翻譯界關(guān)于“對等”的爭論最難平息，它的確是翻譯界的焦點，也是翻譯理論最難攻破的壁壘。現(xiàn)實世界中的一對一的對等并不存在。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皮特.紐馬克(PeterNewmark)指出：當你在翻譯一個文本時，一定要學會退一步，看看在真實世界中什么正在發(fā)生，而不僅僅是告訴你自己你所翻譯的句子語言上有意義[12]。“對等”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弗拉雷把它看作是高于源符碼和目的碼的新信息（第三符碼）是不無道理的。

弗拉雷的翻譯理論也可以解決傳統(tǒng)翻譯理論從來沒有解決的直譯、意譯之爭執(zhí)：其實，所謂的直譯、意譯始終處于語言靜態(tài)、動態(tài)的張力之中，根據(jù)語境而適當調(diào)變，或直譯，或意譯；同時直譯、意譯又彼此包含，而引力就是產(chǎn)生“第三符碼”的對等信息。

要想達到弗拉雷所提出的“信息對等”需要譯者有相當強大的知識及理解歸納能力做后盾，才能從源符碼中準確地歸納關(guān)鍵信息，從目的碼中選擇恰如其分的參數(shù)，從而得出“第三符碼”。

六結(jié)語

弗拉雷在前人所提出的符號學基礎(chǔ)上，結(jié)合符號學與翻譯首次使用“第三符碼”這一概念，在西方翻譯理論研究領(lǐng)域中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發(fā)展了翻譯理論。他提出的：翻譯，即重新編碼；翻譯理論，即第三符碼如何產(chǎn)生的理論，從根本上抓住了翻譯的本質(zhì)，反映了翻譯研究從規(guī)定性到描寫性的轉(zhuǎn)變。相對以前靜態(tài)的翻譯理論，這是一個質(zhì)的飛躍。給后人研究翻譯理論提供了啟示，以及新的視野、新的認識和新的興趣；對指導翻譯實踐和翻譯批評也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9]趙彥春，《翻譯學歸結(jié)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2][3][7]方夢之，《翻譯新論與實踐》[M]。山東：青島出版社。1999，

[4]謝天振，《翻譯研究新視野》[M]。山東：青島出版社。2003，14頁

[5][10]Frawley,W.(ed.)(1984)Translation:Literary,Linguistic,andPhilosophicalPerspectives.Newark:UniversityofDelawarePress.

[6]Eco,U.(1976).ATheoryofSemiotics,IndianaUniversityPress.

[8]Bell,Roger.T.(1991).TranslationandTranslating:TheoryandPractice.LondonandNewYork:Longman.

[11]張今，《思想模塊假說――我的語言生成觀》[M]。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12]Newmark.Peter.1988，ATextbookofTranslation[M].London:PrenticeHall,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