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美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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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譯論與美學的關系是密切而持久的，并擁有源遠流長的哲學淵源。本文討論中國翻譯美學的淵源和內涵，及其流派與方法論；討論中國傳統譯論的終結，結合西方翻譯理論，進一步探索中國翻譯美學思想的走向與趨勢。文章指出，翻譯美學思想基于理性的動態的交往——翻譯語言轉換過程，關注這一過程中關涉的各要素，以折射出翻譯美學的語用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等多維價值，透視中國翻譯理論與譯學建構與發展，為現代譯學的建設提供有益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中國傳統譯論翻譯美學接受美學發展

Abstract:Chinesetranslationstudiesarecloselyrelatedtoaestheticswithalonghistoryofphilosophy.Thispaperdiscussesthesourceandnatureoftranslationaestheticsanditsschoolandmethodology,and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studiesareconsideredasanendwithXuYuanchong’s“ThreeBest”.Combinedwith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thetrendsoftranslationaestheticsinChinaareexplored,whichispointedoutthattranslationaesthetics,basedondynamicandreasonablecommunicationinlanguagetransformation,focusesonalltheconstituentsinvolvedintheprocessoftranslationtoreproducethepragmatic,cultural,socialvaluesofsourcelanguage,whichisbelievedtobeofgreathelptothereconstructionoftranslatology.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aesthetics;receptionaesthetics;reductionanddevelopment

1.引言

美學思想源遠流長，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卻才只有兩百多年。1750年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和美學家鮑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學（Aesthetics）為名，出版了他的美學著作，并用這個術語把美學規定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學。本書被看作是美學成為正式學科的標志。在中國，盡管美學思想歷史也很久遠，千百年來門類派別也很多，但卻一直沒有美學這樣的學科，美學這門學科，還是從西方美學傳入中國的。典型的中國傳統譯論是以中國傳統哲學、人學、文學、美學、文章學、文藝學、語言學為其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譯理論，其發展可歸結為：佛經序翻譯理論、正名論翻譯理論、哲學化理論、文藝學理論（王宏印，2003：220-221）。中國譯論從理論命題到方法論都與哲學–美學緊密相連（劉宓慶，2005：59）。支謙在《法句經序》中提出了翻譯“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譯論，而且“美”與“信”、“文”與“質”的統一協調始終貫穿于中國美學譯論的主流。此外中國傳統譯論還呈現出其他美學命題，而中國傳統譯論發展到目前，可以說已經進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對蘊涵濃厚美學思想的譯論終結，我們的譯論路在何方呢？中國翻譯美學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結合的譯論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針對這些問題，回顧和探索近十年中國翻譯美學研究的新發展。

2.中國傳統翻譯美學的終結

王秉欽（2005：4）總結出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發展史以十大學說為重要標志：古代的“文質說”（以支謙為代表），近代的“信達雅說”（嚴復），現代的“信順說”（魯迅），“翻譯創作論”（郭沫若），“翻譯美學論”（林語堂），“翻譯藝術論”（朱光潛），“藝術創造性翻譯論”（茅盾），“神似說”（傅雷），“化境說”（錢鐘書），“整體論（焦菊隱）。馬建忠在其《馬氏文通》中提出“善譯”之說：“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當相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聲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王秉欽，2005：36）。這段話的義蘊是相當豐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風格學、文法學、修辭學，以至進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領域。馬建忠的“善譯”力求與原文在意思上無一毫出入，而且使讀者讀了譯文后能達到與原文讀者相同的感受。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里說：“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則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也就是說既要通順，又要忠實。茅盾還是迄今所知中國譯論史上最早又最明確地提出翻譯不可失卻“神氣句調”，即強調“神韻”這一重要觀點的。可見，“神韻”這一中國傳統美學中的重要觀念是在新文學運動開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譯理論的。郭沫若曾創造性地提出了“風韻譯”和“氣韻”的說法。如：詩的生命，全在它那種不可捕捉之風韻，所以我想譯詩的手腕于直譯意譯之外，當得有種“風韻譯”。郭沫若所強調的“風韻”與“氣韻”，與茅盾當時強調的“神韻”是一個意思。可見在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都對翻譯美學作出了貢獻。傅雷畢生從事翻譯工作，他在翻譯理論方面的“神似”說與錢鐘書先生的“化境”說都很典型，是對文學翻譯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標和最高美學理想。陳西瀅則借鑒美術創作的實踐和理論，提出了翻譯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說，這在中國譯論史上帶有創見意義。在翻譯美學和風格的研究上，劉宓慶也有獨到之處，如他的藝術觀賞中的“超脫”、審美認識轉化中的時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現審美體驗規律的三種手段等。再如黃龍把“神韻”這個抽象范疇分成風雅、韻律、情操、靈感四個要素，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研究。此外，還有林語堂、朱生豪、艾思奇、賀麟、陳康、朱光潛、金岳霖等，他們在翻譯理論上都有各自獨到的見解。

縱觀我國的翻譯史，從文化視角考察中國傳統翻譯思想，其主要特點有三：儒學色彩濃厚；強調實踐技能；與中國古典美學范疇緊密相關。從整個翻譯理論歷史可以看出，翻譯理論從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質樸，輕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來的“善譯”，和嚴復著名的“信、達、雅”，“直譯、意譯”，“信、達、切”以及魯迅等人的“忠實、通順、美”和揉合其它多種因素而形成的一種最高的翻譯境界的“神韻”、“神似”、“化境”，到當前我國譯界普遍認為比較恰切的標準“忠實、通順”。據此，羅新璋在他的《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指出“我國的譯論，原作為古典文論和傳統美學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離獨立，正在形成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翻譯學。而事實上，一千多年來，經過無數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譯家、理論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四個概念，既是各自獨立，又是相互聯系，逐漸發展，構成一個整體的；而這個整體，當為我國翻譯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識見超卓的前輩翻譯應當開創新局面，在虛心學習外國先進譯論，善于總結自身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實踐，不斷探索，發展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論，建立卓然獨立于世界譯壇的翻譯理論體系！”。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翻譯理論大致是沿著這樣一條軌跡發展的：從最初一絲不茍模仿原文句法的“質”（直譯）發展成允許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譯），最后在“信”的基礎上，演變成充滿創造精神的“化”，其翻譯理論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一個翻譯美學的發展過程。但王宏印認為，中國傳統譯論經過反復磨合，多方結合，已經進入一個綜合得不能再綜合的階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詩詞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許淵沖先生的翻譯理論“美化之藝術”為例，指出——許先生的“美化之藝術”，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淺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樂之“三之”；“藝術”指“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國傳統譯論的高度綜合，許的譯論總結是一種促進傳統譯論終結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國傳統譯論的終結意味著傳統在現代的新生，而非消極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國翻譯美學研究與發展

3.1翻譯美學理論研究

傅仲選所著的《實用翻譯美學》是我國首次以獨立形態出現的翻譯美學專著，標志著我國翻譯美學研究的深化。該書論述翻譯中的審美客體、翻譯中的審美主體、翻譯中的審美活動、翻譯美的標準和翻譯審美再現本書的主導思想、論述內容與體系框架，正是當今翻譯美學研究所應具備的指導原則、研究對象與范圍。中國現代美學是在西方美學思想影響下產生、發展的。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它是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交流、碰撞與融合的產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國現代美學產生、發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國現代美學理論建構的思想資源。劉宓慶先生在《翻譯美學導論》中運用現代美學的基本原理透視翻譯的運做機制，討論翻譯的科學性與藝術性、翻譯的審美客體與主體、翻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審美心理結構和認知圖式、審美再現的一般規律以及對翻譯的指導作用。奚永吉的《文學翻譯比較美學》則重點在于“比較”，通過中外名著譯例，從美學的角度，以宏觀和微觀比較結合的方法，對文學翻譯進行跨文化、跨時代和跨地域的美學研究。姜秋霞的《文學翻譯中的審美過程：格式塔意象再造》從美學的角度探討格式塔意象理論，結合語言學、文學、美學、認知心理學以及閱讀理論對文學翻譯的影響、所產生的美學效果進行研究。毛榮貴教授在其《翻譯美學》著作中回顧了中國譯學美學，從四個角度探討了翻譯中的美學，即(1)主體篇，從語感與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譯者的審美心理結構等層面探索了翻譯美學；(2)問美篇，探討了英語、漢語的各層面翻譯美學的體現；(3)朦朧篇，從漢英語言的朦朧視野探索多維視角的翻譯美學與美的語際轉換；(4)實踐篇，從漢英互譯的角度討論和分析了翻譯美學，包括科技美學的再現。此外，張柏然、黃龍、侯向群、葛校琴等學者也在翻譯與美學結合方面做出了許多開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論述了翻譯“神似論”的哲學美學基礎，張柏然（2001）論述了當代翻譯美學的反思；趙秀明（1998）探索了中國翻譯美學；鄭應杰、鄭奕（2004）論述了美學研究的三個面向。

3.2接受美學與翻譯研究

美學與翻譯理論研究有著天然的內在聯系，當代美學思潮的發展對翻譯理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極大地促進了翻譯理論的發展。翻譯接受美學可以界定為：自覺運用闡釋學和接受美學相關原理研究翻譯過程中主體（譯者和目的語讀者），通過對客體（源語文本和目的語文本）的闡釋（包括譯者對源語文本的闡釋和目的語讀者對目的語文本的闡釋）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門學科。當代接受美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達默爾的學生，其主要論點是：文學作品不經閱讀就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生命力，正是讀者的閱讀理解才賦予了作品以無窮的意義，其價值才從中體現出來，讀者不是消極被動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動的參預者。接受美學的全新創意和新鮮活力在于揚棄了“文本中心論”的主張，強調接受者的需求，強調審美主體的審美意識對藝術作品的調節機制。現代闡釋學和接受美學在我國翻譯研究中的運行軌跡表明，我們應盡快建立翻譯接受美學。從現有的翻譯美學研究成果看，國內學者注重接受美學與翻譯相互結合的研究，例如學者王松年（2000）、姜蘇（2001）、陳誼娜（2002）、張小平（2002）、宋安妮（2005）、劉鳳梅（2005）、宋華（2004）、韓子滿（2004）、楊松芳（2005）、張錦蘭（2003）、賀文照（2001）、曹英華（2003）、周政權，劉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討論了翻譯研究的接受美學及其對翻譯研究的影響。

3.3國內翻譯與美學結合研究

回顧中國美學與翻譯結合的研究，我們發現，這些研究主要體現在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翻譯中的翻譯美學理論與案例實踐分析、美學理論與美學價值、科技翻譯、廣告商標翻譯的美學研究。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語音、詞語、句、段、篇章等各個層面，翻譯主體的譯者、讀者的認知、文化、社會、社交、審美意識等因素，以及美學的再現策略等，包括文學翻譯與美學結合的研究，例如，對文學語境的美學體現與信息傳遞（孫迎春，2002；王樹槐，2000）；文學翻譯的多角度及其美學效果（張保紅，2002）；從美學功能看詩歌的語言變異（林小平，2000）；從美學視角看散文翻譯（朱伊革、盧敏，2000）；文學翻譯中美學認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對作品的翻譯美學進行分析的包括：《圍城》比喻翻譯探美從翻譯美學的角度比較分析（楊義德，2005）；從《紅樓夢》英譯本看委婉語的可譯性及其實現手段（劉鵬，2000）；從《天凈沙》的六種譯文看接受美學理論（劉敦萍，2002）；從翻譯美學觀看戴乃迭對《邊城》中美學意蘊的藝術再現（劉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譯美學研究還涉及到許多翻譯與美學結合層面，例如：接受美學對文學翻譯的策略（李敏杰、陳永麗，2005)；一種形式美學的翻譯觀（呂俊，1998）；文學翻譯中的讀者想象（劉東霞2000）；譯漢中美學價值體現試析（丁慧艷、竇成君，2005）；讀者反應與跨文化語篇的闡釋（郝文杰，2002）；等等。詩歌翻譯美學主要還是圍繞“三美”進行探索或深化。相關的論題包括：英語變體詞的美學效應（王盼妮，2005）；英語拼寫變異的美學功能及其翻譯（辛紅娟，2004）；詩歌翻譯的“立形以傳神”（唐琪，2005）；論英詩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詩歌翻譯中的應用（張保紅，2005）等。科技英語翻譯美學涉及美學的標準、美學特征與體現、美學再現及其功能，探索通過忠實和準確的翻譯來再現原文的音韻美、形象美、簡約美等語言藝術美。例如：科技翻譯中的美學思考（張會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標漢譯的美學原則和翻譯方法（肖美清，2004）；論廣告翻譯的美學策略（唐艷芳，2003）；商品名稱的美學特征與英語商品名稱的翻譯（胡開寶、陳在權，2000）等等。

3.4中國翻譯美學的發展趨勢

上述的論文資料源于中國知識網，同時從中國博士、碩士優秀論文網上通過關鍵詞“美學”搜索，我們發現，有70余篇碩士論文探討翻譯美學等相關問題，研究內容包括接受美學、美學理論、美學的解釋力、美學與翻譯結合研究、翻譯美學案例分析、美學史等方面。但是從現有的研究看，中國翻譯美學研究的研究面不夠寬，缺乏新的視角，大多圍繞接受美學去探索，缺乏運用中西新的翻譯理論、美學理論、語言學理論對翻譯美學進行系統的論述。那么，面對中國傳統翻譯美學的終結與發展臨界點，王宏印教授認為，中國現代譯論誕生的途徑有：(1)西學為主的理論途徑，強調以現代西方語言學為理論基礎的翻譯理論以及借鑒其他科學和理論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譯理論；(2)國學為主的譯論途徑，即適合于文藝學類翻譯和漢外-外漢互譯的闡釋和轉變；(3)中西結合形態的譯論發展途徑。同時他強調，由于翻譯學本身除了單純的科學性之外還具有濃厚的人文社科的綜合性質，一如包括中國歷代文學作品及其文藝學美學理論在內的中國文藝學甚或中國美學的綜合性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不妨從和漢語有關的事情做起，從中國自己的學術傳統和譯學、譯事基礎做起，來考慮建立中國翻譯學的基本條件問題，作為向著建立普遍翻譯學這一終極目標的一種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這方面，我國近代美學奠基者王國維為我們提供了榜樣。他繼承了中國古典美學的優良傳統，同時也融合了西方美學的某些觀點，進行中西美學思想的“合壁”。

20世紀是一個翻譯的時代，在西方，翻譯理論研究流派層出不窮，出現了語言學派、文藝學派、多元系統學派、描寫學派、文化學派、綜合學派、解構主義學派、后殖民主義學派等，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態勢。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更應開展中西結合的譯學發展途徑，探索中西結合的翻譯美學譯論。毛榮貴（2005：345）教授認為，符號學、符號美學、接受美學或格式心理學都是語言學和文藝學理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他們之間存在互補的關系。筆者認為，現代翻譯美學應擴大其研究的理論體系，加大翻譯文化美學、翻譯認知美翻譯交際美學、翻譯語用美學、翻譯篇章美學等跨學科層面的探索。我們應該多借鑒西方的美學理論、翻譯理論、語言學理論等跨學科的理論，從中吸取豐富的思想營養，進行批評性地接受，關注審美接受的過程，著重探索創作活動與接受活動、作者、作品與接受者的相互關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以及原語被讀者接受的條件、方式、過程和結果，更重要的是關注文化轉換美學、審美意識的認知、審美再現的共性與特性，從語言層面、社會層面、文化層面、認知層面、社交層面等多維角度探討動態的翻譯美學過程所涉及的各因素，運用理性的交際觀，合理解釋翻譯美學，使譯語再現原語的人文精神如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審美心理、審美風尚等美學。為此，建構中國特色的翻譯美學理論必須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從西方美學、翻譯理論乃至其他民族美學中汲取養分，與其固有的優良傳統融合、碰撞、消化，從而才能創新。筆者（2006）從語用學的角度探索了語用學翻譯美學，透視了哲學淵源及其實質、認知再現美學、靈感美學、文化美學，為美學研究提供了新視野。在當今文化轉向的翻譯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構主義的過分懷疑思想，過分夸大主體意識，把翻譯引向無政府主義；避免后現代主義的泛濫思潮值得我們高度重視。我們應建立合理的翻譯美學觀，關注翻譯美學的社會性、文化性、語用價值等，動態的研究其過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視界融合的環境中尋求美學的運行機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美學效果，合理的再現原語的美學效應。

4.結語

中國現代美學迄今為止已有百年歷史，先賢們對美學學科建設和美學理論建構做了多方面的嘗試和探討，留下了豐富遺產。但我們要根據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兩者的特征、價值取向等特點，結合自己的傳統文化，不斷融合與創新，使翻譯美學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們認為，中西譯論主要可以分成以語言學、語用學為基礎的科學論和以文藝學、接受美學為基礎的藝術論兩大取向，今后譯論的研究方向應當是科學論與藝術論相融合，既關注雙語內容與形式間的語言分析，也關注人在翻譯過程中的能動作用。由此，科學論者也無法排除語言的主觀藝術創造性，以及對它的藝術觀。我們認為，構建譯論純粹客觀外在的絕對規律是個美麗的童話，譯論的科學性無處不涉及藝術再現和主觀創造性。未來譯學理論指向的是一種科學的語言藝術觀，而藝術觀其實也是詮釋語言藝術的科學觀。語言翻譯的科學性是以其藝術性為本質和內涵的，科學性又是藝術性的升華與提高。中國的翻譯美學發展正是在這種張力當中不斷取得平衡與發展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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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榮貴.翻譯美學[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6．王秉欽.中國翻譯思想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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