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科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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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國內翻譯學科建設難有作為。這種狀況有幾個因素影響：(1)翻譯學構架厘定不清；(2)理論研究失衡；(3)學者譯家聲名難以認同；(4)人才培養難以適應形勢。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較好對待，翻譯學科建設便很難有所突破。

關鍵詞：翻譯學學科建設問題

今日之中國，譯事可謂空前繁榮，幾近“泛濫”之勢，毀譽褒貶，莫衷一是。而關乎翻譯學科存在與否的辯論，也是不絕于耳。近二十年來，專家學者就翻譯學的建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雙方激烈交鋒，各執一詞，其撞擊的思想發人深省。經過數次探討，譯界的專家學者尤其是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多數同意呼吁當局承認翻譯學科的學術地位。許多專家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從語言學、心理學、文體學、修辭學、哲學、美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面對翻譯進行研究。自1988年黃龍的《翻譯學》問世以來，國內就出版了40多種研究翻譯理論的著作（包括翻譯史、譯論史及有影響的論文集）以及更多冠之以翻譯教程的書籍（楊自儉，2002：6）。盡管如此，翻譯學科至今仍未獲得適當的學術地位，社會對翻譯專業及從業人員不夠重視。面對當前翻譯學科難有作為、境遇窘迫、面臨陣痛的現狀，大凡關心翻譯學科建設的人無不為之擔憂。本文擬從翻譯學的厘定、翻譯理論的研究、譯者的水準與聲名以及人才的培養等幾個問題來探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概括而言，當前國內翻譯學科存在如下問題：

一、翻譯學科厘定不清

每門學科的建立，首先要厘定自身的目標與范圍。總的說來，翻譯學是一門獨立的、開放性的、綜合性的人文科學（楊自儉，2002：11）。就學科體系而論，存在著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學科和建立以西方理論框架為基礎的翻譯學科兩種爭論。對于這兩種觀點，都有可取之處。只是作為普遍性學科而言，無須貼上中國還是西方的標簽。誠然，翻譯學既不是理論方面也不是普遍規律方面的封閉的科學，而是一門“認知性、解釋性和聯想性的科學”（WolframWilss，2001：13）。在翻譯學的學科架構中，我國學者譚載喜、隄金、楊自儉、劉宓慶、范守義等人各自提出了翻譯學的范圍與分野。參照西方學者如霍姆斯的譯學構想，這些學者的構架缺少“描寫翻譯研究”，這就使得我國翻譯研究視野狹窄，表現在“只研究文本而不重視研究翻譯的目的、用途以及譯語社會的文化傳統和其它社會因素”，在“應用翻譯研究方面，焦點一直放在制訂單一的、萬能的、永恒的標準”（張南峰，1998）。描寫翻譯研究的缺失以及其它方面的失誤，使得我國的翻譯研究難以推進，學科建設自然停滯不前。

翻譯學是個開放而非封閉的體系，凡是翻譯中出現的問題都可納入研究。建立翻譯學必須做些“扎實的工作”，包括“編寫全面、系統闡述翻譯學的綱領性著作”，“鼓勵產生并完善各種翻譯理論，如翻譯的??理論等等”（譚載喜，1988）。然而，翻譯學作為獨立的學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對象和目標，盡管會借用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但這并不意味翻譯學能把眾多學科囊括在內。從世界范圍的研究趨勢來看，翻譯研究受制于人文思潮的傳播與嫁接。國內的一些學者以跨學科建構譯學框架為目的，把其它學科裝入他們的理論。這些理論可以說是多元的表現，然而未免牽強。這些理論分支缺少聯系，難以溝通，給人“其它學科從屬于翻譯學”之嫌。

（二）純理論崇拜過熱

目前的翻譯界，純理論的研究似乎已成氣候。陸谷孫教授曾就此現象撰文稱：在國內英語界的一些人之間，近年來呈現越來越狂熱的理論崇拜傾向，文章越寫越艱澀，術語泛濫之余，數學公式和物理圖表（例如，語言力如何在語言場中作用！）之類的學術泡沫，把原本簡明不過的常識弄成云里霧里，讀者難以洞視其中。而毛榮貴教授也就這種現象說出自鑞己的看法，認為“這種純理論是一支‘好箭’，可惜是銀樣槍頭！”（毛榮貴，2002：5）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拔高純理論研究的現象呢？這主要是目前中國翻譯界有種傾向認為：國內翻譯學科地位低下是因為翻譯在理論上沒有建樹。多數學者認為只要加強了純理論（所謂基礎理論）的研究，便會從根本上推動整個學科的發展，擺脫語言學給翻譯研究的陰影。這種“指引式的言論經常出現于各種翻譯學報，但實際上投入時間與精力去做基礎性研究的人卻非常少，真正接觸原始史料并進行理性分析的更是罕見”（孔慧怡，2000：8）。翻譯研究當然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是任意拔高純理論研究的地位，并不能從根本上提高翻譯學科的地位，盡管其出發點是好的。翻譯研究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但主要還是要扎根于本土的實踐。正是缺乏對國內帶有根本性的本土研究，使得翻譯學長期處于邊緣的地位。再者，翻譯研究并不只是純理論的研究，還包括應用翻譯理論的研究。

（三）學者譯家水準問題層出，聲名卓著者稀缺

學風譯德是人們關注學者、譯家及翻譯學科的重要維度，也是關乎學科建設的無形力量。當前，這方面的問題可謂很多，繁榮背后隱藏著雙重危機。一者見利忘義的濁流沖擊翻譯市場，二者不少譯者不能嚴肅對待翻譯事業。翻譯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也不算少，察其犖犖大端者，“編譯外文著述觀點冒充自己的觀點者有之，粗制濫造、低水平重復者有之，胸懷不夠豁達寬容者有之”（楊自儉，2002：20）。尤為突出的是少數學者搶占山頭，各自為政，造成研究術語混亂。術語體系是一門成熟學科的重要參數。一門學問要成為獨立的學科，必須有一整套術語來描述其研究對象、目的、方法、規律、定理的基本概念。六十年代以來，各種思潮、文論拓寬了翻譯研究視角。國內學者在引進這些術語時，根據各自的見解，紛紛譯出各種名稱，使得翻譯研究術語雜、亂、玄。這種局面對整個學科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還有待于學術的規范。翻譯學科地位有待提升是大家的期望。人文科學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按其科學性、學術性而定的，很多學科證明了這一點。就拿語言學來說，在索緒爾確立現代語言學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語言學還只是處于從屬地位。經過雅各布遜、喬姆斯基等人的努力，語言學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成為西方學界顯赫一時的學科。這之后，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也加入語言學研究者的行列。再以國內民俗學為例，如果沒有鐘敬文先生頑強地在這個領域里耕耘，民俗學就不會獲得這般重視。很顯然，沒有聲名卓著的學者，沒有大師級人物，要想獲得重視，談何容易！人文學科尤其如此。國內理論界，專著越出越多，大部頭翻譯作品也層出不窮，然而較之人才輩出、星光燦爛的年代，現在的譯界黯然失色。如此現狀，豈能走向主流，遑論獲得認同？

（四）人才培養急待提升

翻譯研究說到底還是研究隊伍來進行的。由于歷史的原因和教育體制的束縛，當前的翻譯研究隊伍不盡如人意，知識面狹窄以及理論素養欠缺制約著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從學科設置來看，大多是將翻譯的教學置于外語系，很少開設專門的翻譯系來培養專門的人才。近兩年來，局面稍有改善，部分外語院校與綜合性大學開始設立翻譯院系。由于受到教育觀念、人才觀念、培養規格以及教育體制與管理的影響，高校培養的人才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翻譯學科總的專業水準有待提高。可以說，人才培養問題與總的專業水準都與翻譯學科地位關系密切。社會的需要是學科規劃的主導力量，如果這個學科沒有培養能夠勝任工作，

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這個學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當前翻譯學科難有作為是個不爭的事實，任何關心它的走向的人都會感到有責任改變這種遭遇陣痛的困局。翻譯學科如何走出困境，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嘗試。

第一，完善翻譯學科構架。首先要突破觀念，譯學構架并無中西體系之分，任何可取之處皆可為我所用，尤其要重視描寫翻譯研究。我們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的理論來解決本土的問題，畢竟中西方處于不同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體系的傳統發展除了關鍵性的危機時期之外，一向強調內部協調、不假外求。（孔慧怡，1999：7）從這個意義上講，要想從邊緣走向中心，翻譯研究必須立足本土，借鑒外來思想，建構理論。至于翻譯學與其它學科的關系，可以將翻譯學視為一個開放的體系，但無需將其它學科囊括其中，而要厘定學科分支間的聯系。

第二，分清緩急，合理分配純理論研究與應用理論研究的資源。翻譯理論可以分為純理論與應用理論。

純理論的主要貢獻是基礎知識，既包括有實用價值，也包括無實用價值的知識。應用理論的目標在于解決生產實踐中的實踐問題，尤其要關注文學翻譯以外的文體的翻譯問題。翻譯理論的多寡并不說明地位何其高也，翻譯學的研究終究主要是面對實踐的，基于翻譯語料庫的研究代表了新的方法。而且在當今翻譯學科受挫的情況下，必須加強應用理論研究，才能獲得充足的發展資源，才能為純理論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機會。如果偏離這個方向，便是本末倒置，得不償失。

第三，加強學術規范，整頓翻譯出版市場。一個學科在草創時期，難免會出現混亂的狀況。但是如果任其發展而不加約束，學科的發展便會受阻。這就需要對學科的組成人員及內容進行規范，使之走向正常的道路；允許不同聲音的存在，鼓勵正常的學術爭鳴。對于翻譯市場的混亂狀態，有關部門應該加強管理。尤其對重譯作品要嚴格限制，有限的出版資源要保證急需的資料翻譯。

第四，改進人才培養模式及評估機制。建立課程設置合理的翻譯系勢在必行。完善課程設置研究，加強雙語教育，拓寬學科層次，尤其要引進其它學科的專業知識教育。當前人事部實施的翻譯資格證書考試也不失為一種積極穩妥的方式。說到底，所有的努力便是要培養專家、大家，提高學科的專業水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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