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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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翻譯的本質特征出發,以翻譯活動具有的“社會性”、“文化性”、“符號轉換性”、“創造性”和“歷史性”為討論基礎,從五個方面對翻譯的價值進行了探討,進而指出,交流、傳承、溝、創造與發展這五個方面構成了翻譯的本質價值所在,從某種意義上,它們也是翻譯精神之體現。

關鍵詞:翻譯;本質;價值;精神

Abstract:Thispaperbeginswiththeintrinsiccharacteristicoftranslation,anddiscussesthevalueoftranslationfromfiveperspectives,basingitsargumentationonthefollowingdimensionsoftranslationactivitiessuchastranslation’ssocial,cultural,code2switching,creative

andhistoricalnatures.Itgoesontopointoutthattheintrinsicvalueoftranslationliesinthefiveaspectsofitsfunctions,i.e.exchange,inheritance,communication,creation,anddevelopment,which,inasense,arethemanifestationsofthespiritoftranslation.

Keywords:translation,essence,value,spirit

討論翻譯,不能回避“譯何為”和譯之“用”這兩個問題,而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勢必又涉及到諸如翻譯目的、方法、手段和結果一系列因素。人們可以根據自己對翻譯的理解和認識,為翻譯的作用與功能進行理想的定位,也可以根據對某一翻譯現象、翻譯事件的分析,為翻譯的實際影響進行定位,也可根據對某一具體文本的分析,對文本的價值與效果進行評價。在這里,作用、功能、影響、價值等等詞語,雖然意義有所區別,但就本質而言,指的都是翻譯活動應該起到或所起的作用。我們認為,思考或探討翻譯之“用”,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因素需要加以著重考慮。首先,翻譯之“用”的探討需以翻譯觀的確立為前提。一個人的翻譯觀不同,對翻譯的認識便有異,對翻譯之“用”的定位便不一樣。其次,翻譯之“用”的探討需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當我們對某一個歷史時期的翻譯事件或翻譯現象進行思考時,既要以正確的翻譯觀為指導,又要以對翻譯事實的科學分析為依據,理性的把握與科學的分析相結合,可以為我們正確描述翻譯之“用”提供某種客觀的保證。再次,對翻譯之“用”的探討不能局限于一時一事,應該有發展的眼光和辯證的觀點。本文擬結合這三方面的因素,以我們對翻譯的認識和理解,即我們的翻譯觀為出發點,對翻譯的理想作用與實際影響作一較為系統的探討,以建立我們的翻譯價值觀。我們認為,建立翻譯價值觀,一方面要以對翻譯之“用”的理論探討與歷史思考為基礎,另一方面又要不局限于對翻譯之“用”的客觀描述,相反,應該超越對翻譯的實際之用的描述與分析,對翻譯之“用”進行價值的是非評判。在這個意義上,正確認識翻譯的價值,建立翻譯的價值觀,可為我們進行翻譯評價與批評提供理論的基礎。

就翻譯本質特征而言,我們可將之歸納為五個方面,即翻譯活動具有“社會性”、“文化性”、“符號轉換性”、“創造性”和“歷史性”。應該說,對翻譯這五個方面特征的認識,構成了我們對翻譯進行定義的基礎:“翻譯是以符號轉換為手段,意義再生為任務的一項跨文化的交際活動。”對翻譯的這一定義,可以說是我們對翻譯的基本理解,也就是我們的基本翻譯觀。以此為基礎,我們可從五個方面對翻譯之“用”進行相應的探討,并由此而建立我們的翻譯價值觀。

1.翻譯的社會價值

翻譯的社會價值,是由翻譯活動的社會性所決定的,主要體現在它對社會交流與發展的強大推動作用。考察翻譯對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我們不能不從源頭開始。在廖七一等編著的《當代英國翻譯理論》一書引論的開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段論述:

翻譯是人類社會歷史最悠久的活動之一,幾乎與語言同時誕生。

從原始部落的親善交往,文藝復興時代古代典籍的發現和傳播,直至今天世界各國之間文學、藝術、哲學、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的頻繁交流與往來,維護世界的穩定和持久和平,翻譯都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廖七一等,2001:1)以這樣一段結論性的論述,來作為《當代英國翻譯理論》一書的開篇,在我們看來,作者是經過精心考慮的。翻譯活動歷史之悠久,領域之廣泛,形式之豐富,無疑為翻譯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客觀的基礎。從源頭上講,翻譯所起的最為本質的作用之一,便是其基于交際的人類心靈的溝通。翻譯因人類的交際需要而生。在克服阻礙交流的語言差異的同時,翻譯為交流打開了通道。多虧翻譯,人類社會從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從封閉走向開放,從狹隘走向開闊。阿弗雷德·波拉德在論述《圣經》翻譯的重要意義時說過一段不乏詩意而又極為深刻的話:“翻譯如同打開窗戶,讓陽光照射進來;翻譯如同砸碎硬殼,讓我們享用果仁;翻譯如同拉開帷幕,讓我們能窺見最神圣的殿堂;翻譯如同揭開井蓋,讓我們能汲取甘泉。”(廖七一等,2001:1)波拉德的這段話雖然是針對《圣經》翻譯而論的,但從中我們不難領會到,翻譯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既有精神之光芒,又有物質之果實。借助翻譯,人類社會不斷交流其創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無,彼此促進。應該說,沒有旨在溝通人類心靈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即我們所說的翻譯活動,人類社會便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鄒振環所著的《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一書,可以為我們在此探討的論點提供具體的例證,從中可以看到翻譯是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影響了中國近代社會,對其發展起到推動作用的。鄒振環以譯本的社會影響為標準,選擇了一百種譯作。

他認為,這些譯作“使近代中國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紀、本文化的生活,給他們帶來了新的見聞、激動、感悟、靈智與啟迪,使他們開始了從狹窄的地域史走向遼闊的世界史的心路歷程”(鄒振環,1996:Ⅴ)。鄒振環的這段論述與我們在上文中所闡述的觀點不謀而合:翻譯之于社會的推動力,首先在于其交際性,翻譯開啟心靈,打開思想的疆界,交流是理解的基礎,而理解是世界各民族“從狹窄的地域史走向遼闊的心路歷程”的原動力之一。就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而言,鄒振環認為這一百部譯作雖然“談不上有主宰中國民族命運的天體之力”,但這種影響是“如影隨形,如響應聲”,起到了推動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的效應和作用,“當然其中包含有精神的和理智的力量在起作用。這種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回返影響,也有超越影響”(鄒振環,1996:Ⅵ)。從鄒振環按對社會的影響為標準所入選的一百種譯本來看,種類極為豐富:有自然科學技術類的,如《幾何原本》、《同文算指》、《代數學》、《遠西奇器圖說》、《泰西水法》等;有哲學社會科學類的,如《天演論》《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社會學》、《性心理學》、《民約論》、《法意》等;有地理學類的,如《坤輿萬國全圖》、《四洲志》、《地學淺釋》等;還有文學類的,如《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悲慘世界》、《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等。可以看到,這些譯本幾乎涉及人類所有重大的知識領域和精神領域,它們對中國近代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上述每一個譯本的接受與傳播史,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具體的歷史事實為翻譯的社會影響提供了難以辯駁的的例證,《共產黨宣言》的翻譯,更是具有強大說服力的一例。

翻譯對社會的推動力,還在于對民族精神和國人思維的影響。魯迅的翻譯實踐和追求可為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提供某種答案。王彬彬在《作為翻譯家的魯迅》一文中談道:“啟蒙,是魯迅畢生的事業;而啟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異域的新的思想觀念,把異域的精神生活,介紹到中國來。在20世紀的中國,可以說魯迅是對翻譯事業最重要者之一。而且,在翻譯上,他有兩個獨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紹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動。與只把眼睛盯著西方強國者不同,魯迅早年在日本時,便留心搜求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并把它們譯介給中國讀者。因為他覺得弱小民族、被壓迫民族與中國境遇相同,因而對中國讀者更具有現實針對性,更能促使中華民族反省和覺醒,更能激發中華民族的血性、熱情和斗志。

另一方面,是他希望通過翻譯,改造漢語,從而最終改造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王彬彬,2000:146)對作為翻譯家的魯迅的這兩點評價,應該說翻譯界已經基本達成共識。就王彬彬所說的魯迅的兩個獨特的方面而言,我們認為這兩個方面是互為一體的。一是翻譯對于精神塑造的作用,二是翻譯對于改造語言最終達到改造國人思維方式的作用,這兩者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思維的改造與精神的塑造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力量,而翻譯對于這兩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直接而深刻的。考察中西方翻譯史,這方面的例證極為豐富。如嚴復翻譯《天演論》,其目的明確,“通過進化論的譯介,既告訴國人有‘不適者亡’的危險,又號召人民奮發圖存,自強保種”。王克非在《嚴復的翻譯———以〈天演論〉為例》一文中對嚴復所翻譯的《天演論》一書所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作了系統的分析,認為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嚴復在特殊的翻譯動機的驅動下,采用了“達旨”的方法,使《天演論》“成了義富辭危的警世之作,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武器,使有識之士怵焉知變,使愛國青年熱血沸騰,啟迪和教育了幾代中國人”。

翻譯之于社會的推動力,還在于對社會重大政治運動和變革實踐的直接影響。且不談在整體上翻譯對于近代社會的變革所起的先鋒作用,就拿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這部小小的劇本為例,便可清楚地看到這部書的翻譯對于中國社會特別是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巨大影響力。鄒振環對這部戲劇的翻譯情況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作了較為全面的介紹。

茅盾認為易卜生和“新文化運動”“有一種非同等閑的關系”。

蕭乾認為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對我們的影響之大是西方人難以想象的,起自黃帝時代的社會習俗受到了挑戰,個人開始維護他們獨立思考與行動的權力,中國,這個在亙古未變的山谷中沉睡著的巨人突然從一個使人苦悶的夢魘中驚醒了。”鄒振環認為“娜拉在‘娜拉熱’中也演變成一種符號,即成為我們心目中的‘革命之天使’、‘社會之警鐘’、‘將來社會之先導’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這個符號所揭示的《玩偶之家》的思想深度和廣度由此可見一斑,而該劇在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全面的影響力為翻譯的作用作了有力的詮釋。

2.翻譯的文化價值

翻譯在世界文明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而獨特的角色。社會的發展、文化的積累和豐富與文明的進步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所以當我們在上文中探討翻譯之于社會的作用時,實際上已經涉及了翻譯與文化發展的關系。就我們對翻譯本質的認識而言,近30年來,隨著翻譯研究的不斷發展,翻譯文化意識的日益覺醒,人們對翻譯的認識與理解也不斷深入與提高。當翻譯界漸漸達成共識,以“跨文化的交流活動”來對翻譯進行定義時,這也就意識到我們應該從文化的高度去認識翻譯,去理解翻譯。季羨林在為《中國翻譯詞典》所寫的序言中明確指出:“只要語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個國家或民族(中華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內,還是在眾多的國家或民族間,翻譯都是必要的。否則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就難以交流,人類社會也就難以前進。”(季羨林,1997:1)基于這一認識,我們可以說,翻譯是因人類相互交流的需要而生,從這個意義上說,尋求思想溝通,促進文化交流,便是翻譯的目的或任務之所在。如果說翻譯以克服語言的障礙、變更語言的形式為手段,以傳達意義、達到理解、促進交流為目的,那么把翻譯理解為一種人類跨文化的交流活動,應該說是一個正確的定位。從這一定位出發,我們便不難理解翻譯在人類文化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了。季羨林先生在談到翻譯的作用時,曾以中華文明的發展為例,作了如下精辟的闡述:“英國的湯因比說沒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誕生,成長,繁榮,衰竭,消逝。問題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個發展過程,那為什么中華文化竟能成為例外呢?為什么中華文化竟延續不斷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這里面是因為翻譯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若拿河流來作比較,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長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許鈞,1998:210)季羨林的這段話,對我們從文化的高度來認識與評價翻譯的作用,無疑具有理論的指導意義。在他的這一觀點的啟迪之下,筆者在《繞不過去的翻譯問題》一文中,曾根據布拉格學派的創始人之一雅各布森對翻譯活動的類型區分,談到“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不斷創造、不斷積累的結果。而翻譯,在某種意義上,則是在不斷促進文化的積累與創新。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發展,不能沒有傳統,而不同時代對傳統的闡釋與理解,會賦予傳統新的意義與內涵。想一想不同時代對《四書》、《五經》的不斷‘翻譯’,不斷闡釋,我們便可理解,語內翻譯是對文化傳統的一種豐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時間上不斷延續的一種保證”,而“不同民族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是一種需要。任何一個民族想發展,必須走出封閉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輝煌,多么偉大,都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在不斷碰撞中,甚至沖突中,漸漸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這個意義上,翻譯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間上的一種拓展,在內涵上的一種豐富”。

從文化交流與建設的這個角度再去審視,我們對中國近現代史中的一些翻譯現象便會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們不會再以“忠實”的惟一尺度去對林紓的小說翻譯加以根本的否認;也不會以“直譯”與“意譯”的無謂爭論,對魯迅的“硬譯”主張作反面的理解。正是站在文化交流與建設這個高度,人們便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客觀事實:“翻譯與民族的交往共生,與文化的互動同在。一部翻譯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接受史。從佛經北傳到西風東漸,從中國革命到改革開放,翻譯既開始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啟蒙,也參與了中國社會的全面改造。”

從世界的范圍內來考察翻譯之于文化的重要作用,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課題。從近20年來的研究情況看,各國翻譯界和文化界已經開始從翻譯的性質、翻譯選擇、文化立場、翻譯影響、價值重構等各個角度切入,對翻譯史上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和現象進行文化層面的審視,探討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與翻譯的互動關系,出現了“文化翻譯”[1]的概念。像美國的安德烈·勒菲弗爾,英國的蘇珊·巴斯奈特,法國的安托瓦納·貝爾曼,德國的弗美爾,奧地利的瑪麗·斯內爾、霍恩比、以色列的吉迪恩·圖里等翻譯理論家的“研究表明,翻譯在全世界文化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許鈞,2002:219-226)。在國內,王克非的《翻譯文化史論》是這方面研究的一部開山之作,在這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國內重要學者對翻譯與文化關系的深刻思考,有助于認識“翻譯對于文化(尤其是譯入語文化)的意義和影響,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對于翻譯的制約,特別是在通過翻譯攝取外域文化精華時,翻譯起到什么樣的作用,達到什么樣的目的,發生什么樣的變異”。王克非在強調與論述翻譯與文化的互動關系時,一連提出的三個“什么樣”,既為我們認識翻譯的文化價值提供了研究路徑,又為我們全面把握翻譯目的、翻譯過程和翻譯結果之間的關系開拓了批評的疆界。王克非認為,“翻譯文化”,應該是21世紀譯學研究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發掘翻譯的文化意義、從文化的角度理解和解釋譯品等工作有待今后開展”。

可以說,隨著這方面研究的不斷展開和深入,翻譯的文化價值將得到全面深刻的展現,我們對翻譯的認識將不斷提高。

3.翻譯的語言價值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很少就此問題展開深入的思考和討論。我們應該樹立一定的翻譯語言價值觀,而翻譯語言價值觀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如何認識翻譯活動對語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問題。就形式而言,翻譯是一種語言轉換活動。在這里,我們所說的語言不僅僅限于狹義的語言,還包括雅各布林的符際翻譯的符號系統。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翻譯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種符號轉換活動。如果說雅各布森所區分的語內翻譯、語際翻譯和符際翻譯這三種翻譯類型涵蓋了人類一切翻譯活動,那么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的存在:任何翻譯活動的完成都要經過符號的轉換這個過程。符號的轉換性由此而成為了翻譯活動的特性之一。而我們討論翻譯的語言價值,必然要涉及到符號轉換活動所帶來的一些基本問題。為了使我們的討論更為集中,我們暫且把目光投向語言符號系統的轉換,看一看不同語言的轉換,到底會給語言本身帶來何種影響,產生何種作用?

梁啟超是對翻譯問題有著深刻思考的學者之一,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中,他從詞語的吸收與創造、語法、文化之變化等方面,討論了佛經翻譯文學對漢語的直接影響,并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梁啟超認為:“初期譯家,除固有名詞對音轉譯外,其抽象語多襲舊名。吾命之曰‘支謙流’之用字法。蓋對于所謂術語者,未甚經意,此在啟蒙草創時,固應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則覺舊語與新義,斷不能適相吻合,而襲用之必不免于籠統失真。于是共努力從事于新語之創造。”(梁啟超,1984:63)梁啟超在此所論,涉及到語言轉換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出發語中表達新事物、新觀念的名詞,若目的語中不存在相應的詞語,譯家有可能采取兩種方法:一是襲用舊名,二是創造新語。而襲用舊名,有可能籠統失真,舊語與新義不相吻合,起不到翻譯之用,于是創造新語便成了譯家努力之方向。正是靠了翻譯,漢語在不斷的創新中得到了豐富與發展。據梁啟超介紹,當時日本人編了一部《佛教大辭典》,其中收錄“三萬五千余語”,而“此諸語者非他,實漢晉迄唐八百年間諸師所創造,加入吾國語系統中而變為新成分者也。夫語也者所以表觀念也;增加三萬五千語,即增加三萬五千個觀念也。由此觀之,則自譯業勃興后,我國語實質之擴大,其程度為何如者?”(梁啟超,1984:63)梁啟超提出的這一問號,在我們看來有“驚嘆號”之用。暫不論“三萬五千語”是否完全進入漢語系統,但就詞語帶來的新觀念而言,其價值不僅僅在于漢語詞匯的豐富,漢語實質的擴大,更是思想觀念的革新,這種直接與間接的作用是需要我們認真關注的。梁啟超還以唐玄奘重譯苻秦譯過的《阿毗曇八犍度論》中的一些譯例為分析對象,指出了翻譯的特殊功用:“蓋我國自漢以后,學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創作,雖值一新觀念發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觀念遂沒于囫圇變質之中,一切學術,俱帶灰色,職此之由佛學既昌,新語雜陳;學者對于梵義,不肯囫圇放過;搜尋語源,力求真是。其勢不得不出于大膽的創造。創造之途既開,則益為分析的進化。此國語內容所以日趨于擴大也。”(梁啟超,1984:64)梁啟超在此指出了一個值得深刻思考的問題,即以舊語譯新觀念,新觀念必變質,而在對佛經的翻譯中,面對大量的新觀念,新事物,若固守舊語,翻譯的可能性必大打折扣,且又違背了翻譯的初衷,故“不得不出于大膽的創造”,創造新語譯新觀念,既擴大了語言的實質內容,又引進了新觀念,新思路。如果以此觀點去考察一下我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與白話文運動之間的關系,再去審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開民智莫如改革文言”等等觀點(唐,1979:3-4),便不難領會白話文運動之于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性,而翻譯則又在很大程度上為白話文運動起到了強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更不難理解為何前后的幾乎所有進步報刊都登載翻譯作品,且魯迅、劉半農、沈雁冰、鄭振鐸、瞿秋白等為何會熱衷于翻譯。客觀地看,在五四文學革命所進行的諸如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建立新詩、改革舊劇這些重要的運動中,翻譯在某種意義上都起了重要的先鋒作用。

如果說梁啟越十分清醒地看到了佛經翻譯對于“漢語實質之擴大”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魯迅則是無論是在認識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把翻譯當作改造語言、革新思維的重要事業去對待的。“在魯迅那里,翻譯并不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且本身便是目的。把外國語譯成漢語,不僅僅是把外國人的思想、情感介紹給中國人,同時本身便是漢語自身的一種實驗。

或者說,翻譯,不僅僅是把外國人的思想、情感介紹給中國人,同時也把外國人的語言方式,也就是產生這種思想、情感的方式,一并介紹給中國。”(王彬彬,2000:147)鑒于此,魯迅極力主張“直譯”、“硬譯”、“寧信而不順”,要借此使漢語得到改造,使漢語更細致精密,更富有表現力,更具有邏輯性。

當我們把目光從中國移開,投向西方語言的發展史,我們發現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翻譯對于語言改造的特別作用在歷史的進程中得以不斷凸現。路德翻譯《圣經》的例子具有深刻的歷史內涵。從路德所處的歷史環境看,路德翻譯《圣經》具有兩個重大意義:一是對德國宗教的改革的實質性推動,二是對德國語言統一與發展的開拓性作用。安托瓦納·貝爾曼在《異的考驗———德國浪漫主義時代文化與翻譯》對此有詳細的論述與分析(AntoineBerman,1984:45-48)。為了推動宗教改革,路德用德國大眾的語言來翻譯《圣經》,這一革命性的嘗試以“土生土長”的地方性語言為出發點,在翻譯的過程中進行提煉,使其成為規范語言。在我們看來,“這種具有廣泛大眾意義的翻譯語言的創立,不僅使新版《圣經》成為德國宗教改革的基石,更是掃清了中世紀的德意志語言的積穢,成為其后幾百年里書面德語的典范”(許鈞袁筱一,2001:254)。在歐洲,不僅僅在德國,而且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翻譯都起到了培育現代語言的作用,使與拉丁語這種公認的“文明語言”相對而言的“俗語言”,如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在翻譯過程中不斷豐富自身,在種種“異”的考驗中最終顯示了自身的生命力,確立了自我。

當我們在強調翻譯的語言價值,論述翻譯對目的語所起到的種種積極的作用時,我們也清醒地意識到,在歷史上,由于翻譯方法或策略運用不當,翻譯的過分“異化”對目的語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翻譯中所出現的對“歐化語言”的過分推崇現象,值得反思。

4.翻譯的創造價值

對翻譯的創造性,我們已經作了簡要的論述,特別強調指出,把翻譯視作機械的語言轉換和純粹的摹仿的傳統翻譯觀遮蔽了翻譯的創造性。在上文討論翻譯的社會、文化和語言價值時,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翻譯在上述層面所表現出的創造功能。從社會的角度看,任何社會活動都必須以交流為基礎,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構成了創造的基礎。從文化角度看,翻譯中導入的任何“異質”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語文化的因子,具有創新的作用。從語言角度看,為了真正導入新的事物,新的觀念,新的思路,翻譯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像梁啟超所說,進行大膽的創造。如果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那么在翻譯活動中,語言符號的轉換更是具有創造的特征,“好的文學翻譯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賦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與姿態面對新的文化與讀者”。張澤乾所用的這幾個“新”字在一定程度上為翻譯藝術的創造性作了最為精辟的注解。

探討翻譯的創造價值,我們注意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創造”兩字之前,有一個限定詞“再”。這一個“再”字,連接著出發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也連接著具體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出發語與目的語,原作與譯作,它提醒我們不要割斷兩者的血脈關系,也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道理,任何創造都不可能是憑空的創造,它應該是一個繼承與創新的過程。當“本我”意欲打破封閉的自我世界,向“他者”開放,尋求交流,打開新的疆界時,自我向他者的敞開,本身就孕育著一種求新求異的創造精神。這種敢于打開封閉的自我,在與“異”的交流、碰撞與融合中豐富自身的求新的創造精神,我們可視為一種翻譯精神。我們認為,這種翻譯精神構成了翻譯的創造功能之源泉。

我們探討翻譯的創造價值,既要從這一形而上的高度去把握,又要善于在形而下的層面去進行分析。實際上,翻譯的創造性寓于翻譯活動本身,又體現在翻譯活動的整個過程之中。而翻譯打開的新的世界,更是為人們進行新的創造起到間接但卻廣泛的作用。不少當代作家在論及翻譯與自己的創作之關系時,都談到翻譯的創造性以及翻譯的創造性對于他們自身創作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如梁曉聲在討論翻譯界爭論不休的“翻譯文體”時,談了自己這樣的認識:“所謂‘翻譯文體’,當然是指有水平而又嚴肅認真的翻譯家們之精神勞動,乃是一種人類文學語言的再創造。必自成美學品格。它既有別于原著的母語文字,也不同于譯者所運用的客體文字。它必是二者的結合。它在語音的抑揚頓挫、句式的節奏、通篇整體的氣韻等等方面,必是十分講究的。它必不至于忽視母語文字風格的優長,也須著意于發揮客體文字表述的特點。一部上乘的翻譯作品,如同兩類美果成功雜交后的果子。若精當若此,當然便是創造!”(梁曉聲,1997:275-276)而正是王道乾“不僅翻譯了杜拉的短句子,還翻譯了她的靈魂”的創造性勞動,開啟了王小波的創造之門(王小波,1997:302),也為趙玫的創造提供了豐富的養份。

5.翻譯的歷史價值

樹立翻譯的歷史價值觀,包括兩個重大方面的內容。首先,我們要充分認識翻譯對于人類歷史的發展所作的實際貢獻,在上文中,季羨林就翻譯在中華文明發展中所作的貢獻所說的那段話,是深刻而精辟的。考察人類文明發展史,我們發現歷史的每一次重大進步與發展,都離不開翻譯。每一次重大的文化復興,都伴隨著翻譯的高潮,如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復興,往往以翻譯為先鋒。像發生在9世紀的加洛林王朝的古典文化的復興,發生在12世紀的所謂的原始文化復興,以及15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翻譯起著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其次,我們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翻譯的可能性。翻譯作為跨文化的人類交際的活動,有著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就具體的翻譯活動而言,無論是對原文的理解還是闡釋,都不是一個譯者一次就能徹底完成的。尤其是藝術個性強的原作,往往有相對來說比較大的闡釋空間,需要一代又一代譯者不斷去挖掘。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認識到翻譯活動的歷史局限性,實際上也就是為樹立翻譯的歷史價值發展觀奠定了某種基礎。換言之,我們既要清醒地意識到翻譯活動的歷史局限性,又要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種局限性。正如喬治·穆南在《翻譯的理論問題》一書中所堅持的,我們要對翻譯活動始終持發展的觀點:“翻譯活動的成就是相對的,它所能達到的交流思想的水平是變化發展的。”

(Mounin,1963:278)我們知道,翻譯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人類知識水平和世界的認識水平等諸方面因素的限制。但這種限制,會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減少,為翻譯活動的可能性開啟越來越開闊的空間。持翻譯的歷史價值觀,也就意味著: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人類的翻譯活動去考察人類歷史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歷史的發展來看翻譯活動不斷豐富的內涵和不斷擴大的可能性。

在上文中,我們以我們對翻譯本質的認識為基礎,從五個方面對如何認識翻譯的價值進行了初步的探討。“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的這句話為我們認識翻譯的作用提供一個啟發性的答案。翻譯的作用是廣泛而深刻的,上文的探討只是提供了某種認識的角度。在結束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從本質上看,翻譯的社會性重交流,翻譯的文化性重傳承,翻譯的符號轉換性重溝通,翻譯的創造性重創造,而翻譯的歷史性重發展。交流、傳承、溝通、創造與發展,這五個方面也恰好構成了翻譯的本質價值所在,從某種意義上,它們也是翻譯精神之體現。

注釋:

[1]據我們所知,“文化翻譯”的概念最早是由社會人類學家提出的,如埃德蒙·里奇在《我們自己與他者》一文中就對這一概念加以了較為明確的界定。塔拉爾·阿薩特在《英國社會人類學中關于文化翻譯的概念》一文中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批評。有關線索,請參見劉禾著《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化(中國,1900-1937)》,三聯書店,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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