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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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水門事件”的一系列報道是美國新聞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將重點放在研究“水門事件”發生之后美國部分媒體的一系列反映和相關報導上，挖掘“水門事件”在調查性報導的形成、新聞輿論監督、新聞消息來源隱匿性的特殊貢獻和深遠影響。

【關鍵詞】：水門事件調查性報道輿論監督新聞消息來源隱匿性

1972年6月17日凌晨，五個闖入華盛頓水門大廈總部安裝竊聽裝置的人被值勤警察逮捕。這便是水門事件的萌發，常被稱為“水門盜竊案”。

事件發生后的第二天早晨，《華盛頓郵報》在頭版頭條以“企圖在全國委員會駐地安裝竊聽器的五名罪犯”為題刊登了一篇報道，并在報道中指出竊賊中有前聯邦調查局人員。6月20日，該報又以“白宮顧問與竊聽嫌疑犯有直接聯系”為標題，指出夜賊與一位前中央情報局探員有直接聯系。[1]不久，又有兩名政府官員因涉案被捕。此時，郵報的編輯們察覺到水門事件不是一個普通的入門盜竊案，很可能與政府內部密切相關。

1972年下半年，多數媒體并未過多關注“水門盜竊案”的進展，有關水門事件的報道越來越少，有被淡忘的危險。但是，《華盛頓郵報》專門派出兩名年輕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對此事進行調查。二人本著極其負責的態度對事件進行了全面、瑣細的調查、采訪工作，不斷地將事件的真相一步步揭露。7月下旬，兩人以一張支票為突破口調查出了竊賊與“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Creep）的聯系，隨后又證實竊賊的薪水確實由Creep支付。在以后的調查中，兩位記者根據白宮內部線人“深喉”提供的情報逐步將調查的矛頭指向了白宮高級人員，包括尼克松的高級助理霍爾德曼。1973年1月，《華盛頓郵報》記者證實了水門闖入者與白宮之間的實質性聯系，從而將水門事件的調查進一步深入。水門事件成為1973年最大的新聞。后來竊賊們的供詞證明，《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是有道理的，并不是“缺乏根據的指控和道聽途說”，兩位記者的勞動也終于得到了社會的承認。《華盛頓郵報》以“不拋棄不放棄”的精神勇敢地堅持了這場真實與謊言的斗爭。它的最終勝利，牢固地樹立了其在美國新聞界中的地位。

一、調查性報道的形成和發展

1、定義

調查性報道，也有人稱為“揭丑”報道，是一種以暴露或揭示社會腐敗現象為核心的報道，它試圖針對某些個人或組織有意隱瞞事實真相的情況，來利用媒體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進行精密的、深入的采訪活動，以便對不正當的行為做出強有力的解釋。它不僅費時，且一般篇幅較長，常常以連續報道的形式出現。[2]

2、演變背景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正處于經濟壟斷加劇、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變革期各類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工人處境悲慘、假藥和不潔凈食品充斥市場……一部分作家敏感地意識到這些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便試圖用一種主動的、深入的報道形式來發掘、分析并解決問題。1903年，《麥克盧爾雜志》刊登了林肯·斯蒂芬的《扒糞運動》，揭露了市政腐敗的情況。隨后，1905年《柯里爾》雜志又揭露了不法商人在藥物和食品里摻假的報道，這直接促成美國通過了食物和藥物純潔法，使公眾對調查性報道的關注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由于這類揭丑性報道篇幅之多，涉及范圍之廣，其作者們曾被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稱為“扒糞者”。至此，轟轟烈烈的“扒糞運動”掀起了美國揭丑性報道的高潮。

而1972年的水門事件，不僅成為美國人真是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大事件，而且對該事的充分調查與報道方式一時間轟動美國新聞界?？梢哉f，調查性報道的聲望在水門事件中達到了頂峰。

從“扒糞運動”到“水門事件”，從揭丑性報道到調查性報道，新聞報道的樣式日趨完善，內容日趨豐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越來越細致，社會責任感進一步增強，新聞記者報道方式的成熟也為調查性報道增添了說服力。嚴格地說，揭丑性報道是調查性報道的胚胎，調查性報道將在揭丑性報道的基礎上向更廣闊的空間發展，充分發揮其輿論監督作用，不斷地改造社會，促使社會前進。這一個變化歷程既是新聞報道自身走向深入的表現，又是整個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

3、演變因素

（1）傳播媒介日益專業化

20世紀初，美國雜志異軍突起，成為大眾傳播媒介中的一支有生力量?！敖衣缎噪s志盛行一時，雜志在揭露貪污、腐化、犯罪以及奸商操作性市場方面走在報紙前頭?！盵3]由于報紙講求時效性，幾乎是一天一報，而揭丑性報道卻需要長時間的調查、采訪，顯然報紙不能勝任此職責，于是被雜志所替代。同時，報業經營商為了擴大銷路，在雜志上引入了趣味性的內容，而揭丑性報道就在嚴肅性中摻和了笑話式的風格，這恰恰符合了當時讀者的品位，這么一來，在揭丑性報道中以雜志為主要的傳播載體也就不足為奇了。而到了20世紀中、后期，調查性報道的主要陣地轉向報紙，此階段的雜志充滿了低俗味，太多過于濃厚的趣味性，這不僅與商家們的盈利心理有關，也與寫作團體不專業、新聞性不強有很重要的關系。此時的雜志已不再適合作為揭露重大社會問題的載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記者工作效率的提高、新聞工作者能力的增強以及新聞報道的持續性，報紙作為當時的傳播工具恰到好處。

（2）傳播內容日益真實

新聞的本質是真實，“真實是新聞的生命”，無論是消息、評論，還是一般的報道都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的。脫離事實的報道本身就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在“扒糞運動”中，《人人》這本雜志大肆宣揚黑幕揭發者的成就：“華爾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欺騙公眾了，保險業機制更為健全了……我們的公眾資源得到了保護?！边@樣熱情而肯定的宣傳無疑說明了自由對社會上的不公和黑暗面進行不間斷的監督報道，才能使社會步入正常的軌道。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并沒有任何一個人敢說當時社會狀況的好轉完全是“扒糞運動”的功勞。當時的黑幕揭發者在集中注意某一重大問題時，總是發出輿論的先聲，而不管事實是否如此。

至于“水門事件”，兩位記者經過了22個月的持續采訪、調查，在未掌握事實真相之前，決不透露任何線索和目的，也不隨意報道。在調查到確鑿消息時，經反復推敲之后，才發出報道。在報道中不夸大任何一個事實環節，不造任何輿論?？傊?，一切基于事實，讓事實來說話。

新聞報道固然少不了公開宣揚式的輿論引導，但持續采訪調查所追求的真實性才是其首要前提。由公開宣揚的揭丑性報道向以事實為準的調查性報道的演變無疑體現了傳播內容在追求真實性和客觀性上的歷史進步。

（3）傳播目的日益深刻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社會問題不斷涌現，一批作家、一批雜志致力于挖掘社會黑暗面，這使“扒糞運動”在那個時代尤為顯眼。一般的黑幕揭發類文章僅僅只是展現反常、駭人聽聞的現象，使天災、人禍、暴力、丑聞充斥版面。盡管它們都帶有批評的意味，但依舊是一味地羅列事實，重在揭露，并未指出解決的辦法，這就是所謂的揭丑性報道。到20世紀60、70年代時，美國的經濟危機此起彼伏，公眾對報紙的信任度逐漸降低，報紙作為一種商業產品，“盈利”的特性使它做出了諸多調整，刊登調查性報道就是一個“權宜之計”。即便當時的調查性報道出現在報紙上是為了和電視競爭，但是在70年代后期，它不僅揭露社會丑聞、追蹤時事熱點，而且很系統地挖掘美國政府、大型機構中存在地問題和缺陷，試圖找出解決的辦法。它既無奇聞，也無軼事，主要是用由表及里的報道方式是把事物揭露出來，引起大家的關注，促成社會的變革。調查性報道就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興起的。值得一提的是，在隨后的發展中，美國各的調查性報道不再拘泥于對社會陰暗面的暴露，光明的一面也屬于它的報道范疇。它主要是憑借記者敏銳的觀察力去洞察和解決社會問題，除了懲惡還有揚善的一面。

至此，調查性報道走過了這樣一條發展軌跡：只揭露現象→一邊揭露現象、一邊解決問題→報道社會陽光面。這不僅是調查性報道立足于社會，強化社會變革的意圖的完善，更是新聞工作者強化自身職責，完善本職工作的過程。這要求記者不僅僅是單純的報道事實、揭示問題，而且要想辦法解決問題、提出改進意見。嚴格地說，則是新聞報道在發揮輿論監督作用中不斷完善的過程。

二、新聞媒體對于政府和社會的輿論監督作用達到了頂峰

在郵報記者將水門事件與白宮的聯系公諸于報端后，引起了各大媒體的關注。媒體對水門事件的報道進入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征是，不僅傳統媒體繼續關注事件進展，而且廣播媒體、電視網絡也參與進來。

其實，各大電視網——包括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對水門事件的報道很早就開始了，但因播出時間短而且缺乏深度，很少引起注意。直到1972年10月27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主持人克朗凱特在黃金時段抽出14分鐘報道水門事件，該事件才為更廣范圍的國人所知。1973年初，法庭對竊賊的審訊開始，媒體分別予以報道。1973年2月7日，參議院一致通過決議成立埃文任主席的埃文委員會就此事進行專門調查。3月份水門犯之一麥科德首先供出事實真相，此后多人陸續講出自己所知道事實。隨著時間的一步步被揭露，白宮內多名高級官員于4月份辭職。鑒于事件的復雜性，埃文委員會于5月17日至8月7日連續舉行了公開的聽證會，“在有聽證會舉行的37天里，33個證人作了近200萬字的證供，幾乎每個字都被國家商業和公共電視臺、電臺通過直播或重播呈現在美國公眾面前。長達7573頁的政府文件被刊登在大大小小的報紙、雜志上?！盵4]水門事件成為公眾關切的熱點。媒體的報道使公眾對行政部門的行為甚為吃驚，同時樹立了國會的正面形象。

美國人認為，要捍衛民主制度，就必須使人民享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權利。杰斐遜曾說過，“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來治理?！駷橹顾l現出來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聞自由?！痹诿绹话憬缍椤安皇苷拗仆ㄟ^印刷文字傳播意向、意見和信息的權利?！痹谶@里，“新聞一度僅僅指的是印刷媒介，但是在廣播和電腦技術的時代里，新聞的概念已經大大擴展了?！痹诿绹鴳椪w制中，新聞的獨立地位得到了憲法的保護：1791年通過的被稱為“權利法案”的憲法第一修正案中明確指出，“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5]這奠定了美國新聞自由的基石。

美國新聞很早就形成了對政府監督與批判的傳統。建國初期，美國的新聞批判還沒有脫離政治，大部分報紙背后都有政黨的支持。報紙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對政府的批判在形式上表現為帶有強烈黨派偏見的報紙間的相互攻擊。聯邦黨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出資創辦的當時重要的聯邦黨人報紙《合眾國公報》就曾于1788~1790年間卷入了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的論戰中。

隨著報業的蓬勃發展，到19世紀后半期，大眾化的商業報紙出現，報紙越來越獨立于政治，其對國家政治的報道也更趨于客觀、獨立和理性。正如這個時期的著名報人約瑟夫·普利策在1907年寫的：“報紙將永遠為爭取進步和改革而戰斗，絕不容忍不義和腐?。挥肋h反對一切黨派的煽動宣傳，絕不從屬于任何黨派；永遠反對特權階級和公眾的掠奪者；永遠反對特權階級和公眾的掠奪者，絕不喪失對窮苦人的同情……”[6]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積聚了成堆的問題。面對丑惡的社會現實，美國新聞業興起了一場“黑幕揭發運動”。大量報紙雜志對政府官員腐敗、金融黑幕等問題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二戰結束后，美國媒體一如既往地履行著對政府監督與批判的職責。1971年，正當美國在越南戰場上打得難解難分之時，國內發生了“五角大樓文件”事件。里根政府時期，媒體披露了政府“以武器換人質”的“伊朗門”事件。小布什上臺后，于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媒體又先后披露了政府的“虐囚門”等丑聞。

由上述可知，美國媒體在監督政府方面擁有很強的自主性。究其原因，在于媒體享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然而，這種權利的獲得絕非易事，其間充滿著激烈的斗爭。

確保自由言論的發表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倘若簡單地認為，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通過即意味著新聞言論可以隨意的抨擊政府，則是錯誤的。事實上，新聞界享有對政府批判監督的權利是在與其斗爭過程中逐步獲得的。在此期間，政府曾多次受到新聞自由的威脅，并試圖對其進行限制：1789年，美國國會通過明顯違背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煽動法》便是其中一例，另外還有1918年的間諜活動法案、1940年的史密斯法案等，直到1964年的“《紐約時報》與沙利文案”才開創了一個先例，確立了一個意義重大的裁判原則，即“確有惡意”原則。至此，新聞傳媒批評政府和官員的自由得到了憲法更大的保護，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斗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媒體對水門事件的揭露，就是最明顯的例證，使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達到巔峰。

當然，美國新聞言論自由的權利不是絕對的；媒體對政府的批判也不是毫無限制的；它們能否發表言論的底線在于其言論是否觸動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政府和媒體間的關系雖然并不總是和諧的，但是它們之間是密切相關和相互依賴的：媒體的新聞經常報道政府和領導人的活動、言論，而政府則通過媒體向公眾宣傳它們的政策、計劃和意圖。盡管如此，美國媒體在行使政府監督職能時說變相出來的積極、無畏和勇敢品質，則是值得贊賞的，更值得世界其他國家新聞界同行的學習和借鑒。

三、對于消息來源的隱匿處理引發巨大爭議

消息來源是指新近發生的事實的提供者，一般有公開和匿名之分。某些消息來源倘若被公開身份，他們會面臨各種壓力甚至生命危險。隱匿權主要是指媒體及其工作人員為消息來源保密的權利，即未經消息來源同意，有責任替消息來源保密，不能把消息來源透露給第三人。

擁有這項權利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公民享有表現自由的權利?！捌胀ㄊ忻癫徽莆諅鞑ッ襟w，他們如果希望對社會傳達信息，必須向擁有新聞媒體的第三者提供信息，通過新聞媒體發表，其形式是新聞機構的表現行為，也是信息提供者間接的表現行為?！倍憩F只有之中，包含匿名的言論自由，所以對消息來源的保護，是一種對表現自由的保護[7]。另一方面，媒體需要依靠社會各方面提供信息源才能生存和發展，若媒體不能為消息來源保密，公眾因懼怕被媒體出賣而遠離媒體，公眾知情權也會大打折扣，新聞這個行業的存在都會成問題。

然而，新聞真實是媒體公信力的基石，追求真實是一項重要的新聞職業規范。聯合國新聞自由小組委員會經過5次討論制定的《國際新聞道德信條草案》規定：“報業及所有其他新聞媒體的工作人員，應盡一切努力，確保公眾所接受的消息絕對正確。他們應當盡可能查證所有的消息內容，不應任意曲解事實，也不故意刪除任何重要的事實。”[8]美國編輯人協會制定的《報業信條》也規定：“報紙為爭取讀者的信任，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力求正確。凡為報紙力所能及，而未能作完全與正確的報到者，這種報紙，卻是不可寬恕。”[9]其他國家的新聞職業規范也就要求新聞報道要做到真實可信。

而要確保新聞的真實性，消息來源的透明化無疑是重要保障之一?；舴蛱m在20世紀50年代對信源與可行性效果作了實證研究，其得出的結論是信源與可信性呈正相關，即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說服效果越大。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由于公眾對于匿名信源的可信度無從考察，其說服效果便可能存在問題。一篇報道如果充滿了“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和“據業內權威人士介紹”之類的匿名消息源，受眾有可能懷疑該篇報道所陳述的事實。

但是，在任何時候都做到消息來源的完全透明，這是不可能的。西方媒體對匿名信源的使用較為普遍。他們擔心倘若不為消息源匿名將失去重大新聞，這將損害公眾的知情權。曾在20世紀70年代擔任《紐約時報》總編的羅森索說：“我們深知，如我們禁止對新聞來源予以保密，必然會使讀者失去很多重大的新聞，但是隱名也非最好的方法，這樣會使讀者懷疑新聞的可信性?！盵10]這段話清晰地表達了匿名消息源使媒體面臨著新聞真實與知情權的兩難境地。

匿名消息源在使用上給媒體帶來了“雙刃劍”效應。一方面，它能夠幫助媒體介入事實真相，滿足公眾知情需要，同時還提升了媒體的公信力。比如《華盛頓郵報》對水門事件的報道就體現了匿名消息源的正效應。例如水門事件中，深喉和其他消息源使人們得知事件真相，從而使得《華盛頓郵報》影響力陡升、兩位記者名揚天下。另一方面，匿名消息源有可能造成新聞失實，不僅使單個媒體的公信力受損，而且使整個新聞行業的信譽蒙羞?！都~約時報》的“布萊爾造假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03年5月11日，《紐約時報》刊出長文，揭露了該報27歲的記者杰森·布萊爾在36篇文章中存在“剽竊和造假”現象，其中，使用匿名消息源是其造假的主要手段之一。該報執行主編豪厄爾·雷恩斯和常務主編杰拉爾德·博伊德因為此事而被迫辭職。此后，《紐約時報》專門成立一個委員會，對招聘人員、使用匿名消息源、使用只有撰稿人以及電頭和署名規定等編務方針進行審查。

要解決匿名消息源帶來的兩難問題，西方媒體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的共識是，盡量減少關于匿名消息源的無奈選擇。他們的做法主要是：第一，在一定范圍內對消息來源作適當描述。比如，他屬于什么階層、什么職業、身體特征等等?！度A盛頓郵報》的記者在水門事件中就用“嗓音低沉的男人”來形容“深喉”；第二，記者必須多方調查以求證匿名消息源提供的信息。盡管“深喉”在記者調查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記者并沒有單純地依賴他和相信他所說的話，而是去查實他提供的信息；第三，匿名消息源不得使用“直接引述”的方式，即不得對匿名消息源的言論使用直接引號；第四，警惕“雙重隱匿”?！半p重隱匿”主要是指匿名消息源以匿名證人或不可求證的實物來提供信息甚至控告某人；某人不依靠單一的匿名消息源。

盡管各國法律對于是否承認隱匿權存在分歧，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新聞界都認為，消息來源屬于新聞記者的職業秘密，在必要情況下應該為消息來源保密，這是新聞機構的生命，是維護新聞自由不可缺少的職業規范。美國記者公會1934年制定的《記者道德律》第一決議規定：新聞記者應保守秘密，不許在法庭上或在其他司法機關與調查機關之前，說出秘密消息來源。

隱匿權的爭議至今仍在繼續，如何在匿名消息源與新聞真實之間權衡，得出可操作性的規則，仍是擺在新聞界和法律界面前的難題。

[1]劉其杰，“華盛頓郵報”與水門事件世界歷史1995

[2]甘惜分，新聞大學大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3]張隆棟、傅顯明，外國新聞事業史簡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4]沈國麟，鏡頭中的國會山——美國國會與大眾傳媒，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5]李道揆，美國政府與美國政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6]邁爾爾·埃默里，埃德溫·埃默里，美國新聞傳播史：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展江、殷文主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7]劉迪，現代西方新聞法制概述，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

[8][9]藍鴻文，新聞倫理學簡明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10]李子堅，紐約時報的風格，長春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