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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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基本策略是：通過總體文明進程，并20世紀中國歷史的相關斷代，來關涉當代中國音樂的歷史發(fā)展。作為一個事實前提，顯然，在“社會分工”這一歷史機制的驅動下，職業(yè)化進程已然形成人文化之慣性。然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針對其正面／負面作用進行合式的評估。由此事實，作進一步的具體化，在總體關系上，20世紀的中國音樂發(fā)展，基本呈現為：一個中心（中西音樂文化發(fā)生關系）／兩個基本點（發(fā)生兩代歷史斷層／現代專業(yè)音樂成型，并形式體裁的多樣化取向）。由于這一關系的極度突現，并占有核心位置，與此相平行的古今、雅俗關系，尤其，是其中的古樂與俗樂，似乎就自然隱退到了當代中國主流音樂文化圈之外。而處于其中心位置的，則更多是接受職業(yè)教育、經過專業(yè)訓練之后，所成就了的音樂文化當事人，及其創(chuàng)造結果——即由分工后、專門化、職業(yè)性了的知識分子，及其由之統(tǒng)制的藝術音樂。

在人類總體文明進程中，（按不同分類依據）已經經歷或者正在成型的各種方式，大約有——

一、世界性一般方式：原始農業(yè)，手工業(yè)，大工業(yè)，商品國際化，信息，大農業(yè)（以水土為主的傳統(tǒng)綠色植物農業(yè)，以微生物資源為主的白色農業(yè)，以海洋生物資源為主的藍色農業(yè)，統(tǒng)稱“三色農業(yè)”）。

二、以資源配置為依據的產業(yè)方式：農業(yè)經濟，工業(yè)經濟，知識經濟。

三、以主體輸出或者投入為依據的生產方式：（古代）體力產業(yè)，（近代）資本產業(yè)，（現代）知識產業(yè)。

四、以人本參與或者擁有為依據的文化方式：（古代）感性范式，（近代）理性方式，（現代）非理性方式，（后現代）超越感理性方式。

五、20世紀中國音樂思想斷代（或者仍然有局部籠罩與彌漫的并存地帶）；西方文化尚未大規(guī)模進入本土之前的古代中國音樂思想代／帶，西方文化大規(guī)模進入本土之后的近現代中國音樂思想代／帶，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為主宰型意識形態(tài)之后的當代中國音樂思想代／帶（僅限于大陸地區(qū)）。

六、將上述歷時關系橫架過來進行共時定位的學術范型：（古代）混生形態(tài)的敘事品位，（近現代）分離形態(tài)的學理樣式，（當代，尤其近十年間）綜合上述兩者形態(tài)的復合范型（具有學理推論與人文敘事的雙重品式），并處于各種關系（中西，古今，雅俗，內外，是非，陰陽，等等）的“多元邊緣”與“眾聲喧嘩”狀態(tài)當中。

七、未來世界發(fā)展的標準化進程：經濟一體化，民主政治，自由人權。

八、不同層級的價值指向：鄉(xiāng)土價值，民族價值，全球價值（自由，平等，社會公正）。

除以上之外，我想從一個新的視角，提供另一種人文景觀（以20世紀中國社會重大歷史事件為基本依據的界劃）：(1919)可謂：地域文化碰撞，中西文化發(fā)生關系為標示；(1949)可謂：制度文化成型，以共和國成立為標示，并其意識形態(tài)的“制度化”意義；(1979)可謂：個性文化復原，以“改革開放”為標示，意識形態(tài)的“制度化”意義在相當程度上被消減；(1989)可謂：軸心文化顛覆，以知識分子從社會發(fā)言中心退降下來為標示，意識形態(tài)“制度化”意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得到強化；(1992)可謂：經濟文化鋪張，以經濟建設的再度啟動為標示，一大批原先從事人文意識形態(tài)建構的知識分子開始轉變社會性角色，下海經商一度成為時尚；(1998)可謂：生態(tài)文化警鐘，以全球性金融危機與中國南北大洪水為標示，生態(tài)問題（包括人文和自然兩部分）以極其“殘酷”的方式直接插入歷史進程，以極其“粗暴”的方式強迫一種“人文記憶”，這是一個全球性的話題，并將列入人類的跨世紀議程……

依此方式，在20世紀的中國社會，人文化的持續(xù)發(fā)展進程，總是或多或少地要受到非文化因素的干擾甚至堵截。況且，在經濟運營的階段與場合方面，又十分有限；而相應的知識分子文化的發(fā)展進程，則又極度地緩慢，甚至疲軟，以至于總體人文資源的積累與儲備，都顯得非常的貧弱與匱乏。

“冷戰(zhàn)”結束之后，大約最最令世界喧嘩和騷動的一個聲音就是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所說的“文明沖突”了。姑且不說這一聲音是否得當，或者能否成為國際性話題。但至少，已在相當程度上引發(fā)了人文學界的廣泛關注，甚至被視為具有跨世紀意義的一個行動策略。然而，這一預言真正值得我們重視的，我認為，則是“后冷戰(zhàn)”的歷史態(tài)勢與世界格局：不同區(qū)域文化（依地緣而構建之），不同族類文化（依血緣而構建之），不同形態(tài)文化（依物緣而構建之），以及各自之間：分立／相間／互動／制衡。之所以如此斷言的別一種依據，則正好與“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形成“對應／對映”的架構形成復合。“當代”是一個問題，它并非僅僅日常語義之單純時間概念，顯然，已被賦予相當的文化涵義，是“歷史／當下”的復合，并具有跨世紀的長遠意義。對此，請注意一系列歷史形態(tài)的轉換：歷史—→當下／由持續(xù)不斷的深度敘事模式，向瑣碎繁雜的平面敘事模式的轉換；古典—→今典／由前人（別人）所作所為并可模之本，向“作者當日之事”的轉換；正史—→稗史／由朝代更迭與皇家國事，向逸文俗事與凡間俚習的轉換；書面文本—→口頭文本／由知識階層創(chuàng)制，向平民階層詮釋的轉換；思想史—→學術史／由改變世界，向解釋世界的轉移；……。由此，通過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命題的合理引申，“知識分子是第一生產力”命題不乏具有合理的存在意義，其前瞻性在于：不僅有足夠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人文資源后助力，并可充分關注人文化的全面發(fā)展。

通觀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的歷史發(fā)展狀況，尤其在中西關系含量驟然增加的情況下，首先，可有以下三種定位：話語系統(tǒng)無序（失語／不可識別母語，無從選擇，拆解本位文化），意識形態(tài)非位（無語／被動認識，無奈接軌，拼貼剪接，拆解主體文化），敘事結構失范（空語／什么都行，不用對策，拆解自在文化）。由此，則直接導致不同文化的并存和多種音樂樣式的共在：主流文化，大眾文化，精英文化；經典音樂，民間音樂，流行音樂，實驗音樂，宗教音樂。其次，之所以如此看重中西關系在其中的分量，至少有兩個潛在的極端姿態(tài)：一是過于推崇西方，一是過于排斥西方。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尤其在“大洪水”面前，東西方生存策略，其實已然處在同一個起點和平面上。為此，對中西兩個天然不同文化者的關系，不妨作如是調整，也可說是一種理想方式（只需動四個字）：變本原對立為本原分立，變異質相融為異質相間，變耦合互補為耦合互動，變權力制約為權力制衡。于是，在并存共在的前提下，通過各自地道的作業(yè)，以確立自身價值。誰也離不開誰，誰也吃不掉誰。

就此，在充分尊重“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對“全面的現代化／充分的世界性”的命題而言，則“嚴格的傳統(tǒng)化／極端的本位性”是否同樣不失為一種選擇？對“政治激進主義／文化激進主義”而言，則文化保守主義（重建終極關懷和護存文化認同）是否也可有相應的歷史承諾與文化擔當？對“向西方乞靈”命題的人本主義呼喚而言，在充分守護其人文符號意義（西方文化的人本主義內涵）的同時，是否也可對其歷史標示尺度（西方文化的科技進步標尺）提出懷疑？于是，關鍵在于：道路能否多元？方式是否多樣？進而，“民族”與“世界”能否等同，以及“傳統(tǒng)”與“現代”能否接續(xù)？

至此，似乎有必要將屬意識形態(tài)的“是非”懸置起來，而采取“不爭論”姿態(tài)，以直接面對文化，進而音樂本身。把對“音樂發(fā)展道路”的詰問，自覺轉移成對“人究竟需求什么樣的音樂”的追問。因為，在“文化多元”的前提下，人的需求必然是多種多樣的。那么，什么是自覺的文化選擇？協(xié)調，得體，妥貼，合式，進而，合情合理。

誠然，文化選擇的現實處境并不單純。以與藝術（音樂）最為接近的意識形態(tài)來說，同樣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裂變，并有明顯的分岔，比如：作為官方或者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意志形態(tài)”，作為大眾或者邊緣意識形態(tài)的“意象形態(tài)”，作為知識分子或者深層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形態(tài)”。很顯然，處在如此的意識形態(tài)新型整合格局當中，選擇的空間就十分有限，為此，在提出“資源共享”的前提下，再提出“知識安全”的問題（包括：堅固知識產權的歸屬，遏制知識壟斷的蔓延，防范知識霸權的威脅，加速知識結構的更新，推進知識整合的完形），乃是一個恰當的防范策略。如果說，人類停止進化的一個前提，是過于封閉自己，并過度安全保險，那么，“知識安全”必然關涉“知識間性”及其互向關系。對傳統(tǒng)和國際的過度依賴，則個人知識極不安全。于是，最后的整合意義何在：傳統(tǒng)，價值，文明，文化？無理僭越或者無法僭妄，其結果，都只能是肢解主體。于是，在藝術（音樂）領域，感性作為人最初的本原驅動，是問題的關鍵。同樣，也是實現“知識安全”的必要保障。

音樂是人的創(chuàng)造。作為其當然結果，對以何為本的識別就很顯然：天本，神本，物本，人本。如果以“人本”作為主要部件的話，則價值軸心的定位或者位移，將必須面對。無疑，理性并認知方式，及其終極依據（確實：實在＋精確），是為當今主要價值軸心（作為歷史辨認與文化識別的基本標準），并有大面積的覆蓋與彌漫（包括此次會議發(fā)起單位散發(fā)的思考題，基于一種單一的真值邏輯：是或者非；其實，文化問題不僅僅：是或者非，還可能有：是并且非，不是或者不非，不是并且不非，等等）。尤其，需要充分地注意到，由于理性過于凝聚，以至全面格式化，進而，導致“初通音律”進程的中斷。對此，不妨關注一下“完形人本結構系統(tǒng)”——感性／感受，知性／體驗，理性／認知，靈性／覺悟；并置于人的“藝術／審美”方式及其語境當中，進行必要的軸心位移與定位。依照經濟學“通過生產推動消費”或者“通過消費拉動生產”的原理，顯然，基點應定位在：人的感知結構的合式合理（本原）驅動。進而，通過拉動技術，一方面推動樂音構成元素及其相應方式的增長與擴張，另一方面，引發(fā)人的音響感受方式的轉換，再而，改變其先在意義指向。與此同時，其終極關懷也在于：感知結構在人的總體音樂文化歷史進程中，不僅驅動，而且仲裁。

無疑，相比以往的歷史，20世紀音樂一個空前的突現方面在于：音響媒體被極度關注。進一步的問題是，音響結構行態(tài)的人文意義如何“給出”？我認為——以感性為基礎先導，設定“六合”底邊：高低，長短，厚薄；以知性為經驗中介，實現“兩象”疊合；意象（構象、運象、品象之象），易象（簡易、變易、不易之象）；以理性為操縱路徑，拉動“四素”張弛：音高，音長，音強，音色；以靈性為完形整合，在功利度量之后祛除精神遮蔽，在科學唯一與理性至上之后敞開人本原真，在認知承諾之后詩意地居??；再加上“3+3”外在關系之界約：古今／中外／雅俗＋內外／是非／陰陽（尤其注意世界性女權主義思潮對音樂文化領域的滲透），以及在此之上的【生／死】關系之整合；進而，螺旋循環(huán)，周而復始……。其“底牌”就在于：音樂是人的創(chuàng)造。于是，“六合”之內外：生“物”由天，成“象”在人。不管是對聲音的無窮探索，還是直接面對音響本身，其底線或者根源，只能是——人與人相關。作為人文前提，意大利歷史學家維柯早在二百多年前，通過對人類“部落自然法”（或者譯為“氏族自然法”）的考察，認為：人類的需要和效益就是部落自然法的兩個根源。質言之，“利益”就是人的感知結構的本原驅動。然而，問題的關鍵則在于，這一“利益”的性質歸屬，毫無疑問，處在“審美語境”當中。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言“無利害關系”，不失為一個合式的歷史參照，至今依然具有十分明顯的現實意義。

誠如音樂起初僅限于向自然的表達，隨后擴大為與人的交際，再后作為一種只供感性愉悅的生產與消費，如此的音樂文化歷史進程，絕不僅僅是一個終結，而且，也將是一個開端。因為，面對極度人文化了的音樂和極端肆虐著的大自然，人類又將開始其最初的表達……在一種無窮無盡的文明進程當中……。也許，這就是最最簡單和最最本原意義上的——文化多元與人的音樂感知結構完形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