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核心價值體系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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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與西方兩個文明體系的全面良性競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東方的代表，中國占領的第一個制高點似乎是競技體育。接下去將要沖擊的最重大目標自然是GDP。這最難沖擊似乎也是最后的一個目標才是意識形態。在這個方面，西方靠著他們的民主話語體系，至今占據著牢不可破的優勢地位。在這個話語體系中，一系列眾所周知的價值概念處于核心的地位。我的這篇文章，絕無想對這些可貴的價值發起任何攻擊之意。我只是有兩個看法希望表述：第一，在當下，這些價值觀念簡單直接移植到中國似有水土不服之癥，它們似乎應當與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進行某種綜合、融匯，或考慮到現在中國的發展中的國情有所折中，才能對當下中國的進步有更好的助益。第二，如果數十年內中國真有領導世界的機會，中國也必須為世界提供一套與現行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不完全相同的（完全創新是不可能的）革新版的價值體系。否則，中國的這個崛起也絕不是完整的。
這兩個任務都過于龐大，說句實話確非我能力之所及。但由于特別的情勢，我必須就這個題目發表意見，就只好不揣冒昧，斗膽發表一些淺見了。說得如果有一點新意，大家不妨附和一下。如果說得離譜，也準備迎接板磚。
在我看來，西方的價值體系，有一個最基礎的核心，就是個人主義。簡言之，就是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都是從個人出發，個人天然擁有全部的權利，家庭、社區、國家的權利是個人讓渡出榮年內消失，實在很難說哪一種價值體系更先進，因為這兩種價值體系的較量總是以集體主義的最終勝利而告終。連古希臘城邦的最重要內戰，伯羅奔尼薩戰爭，也是以更集權的斯巴達同盟戰勝了更民主的雅典同盟。再后來也是君主制的馬其頓統一了古希臘，滅掉了那些獨立的城邦。羅馬帝國也取代的羅馬共和國，公民權利被幾乎取消殆盡。中世紀末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的繁榮也是以封建勢力的脆弱，民族國家遲遲未能形成為代價的。歐洲人的普遍性格自古以來就是爭強好勝，誰也不服誰。那種細碎分割的政治格局，幾十萬人口的國家規模，（這已經是超大規模的城邦。據說，一個城邦的理想規模是，站在一個山頭上就可以看到全境。）幾萬人口的中世紀領地規模，必然導致無窮無盡的戰爭。（想一下你腦海中的歐洲中世紀的形象，是不是一個全身盔甲，不見面目的持槍騎士？）統一的和平紅利在歐洲的歷史上只出現過一次，就是羅馬帝國前期200年。（現在的歐盟是第二次。除此之外，整個歐洲的歷史，都是細碎分割，戰亂不休，從沒有過100年的和平。）城市文明的優勢只是在15世紀以后才開始呈現。工商業，城市經濟在一個民族國家中占主導地位，只有從近世的大英帝國時代才開始出現。
東方價值體系中最早出現也最基礎的是集體主義。它應該在原始社會的氏族時代既已產生。集體的代表就是領袖。在中國哪怕最古老的傳說中，原始氏族民主制的痕跡都極為稀有。（禪讓也是領袖做主，只不過不是傳給自己的血親。）領袖們的地位一直極為崇高。從三皇五帝開始，都是大有功于人群的英雄成為帝王（比如燧人氏發明鉆木取火，有巢氏發明房屋，大禹治水等）。領袖與人民間的距離，自始就比古希臘大得多。（不過還達不到古埃及的水平。金字塔那樣宏偉的王家陵寢，在中國還不可以想象。）中國和大河流域的其它古文明一樣，早早就形成了巨大的以農業為基礎的民族國家，城市只是行政中心，最大的城市自然是皇都。城市和手工商業從來都處于附屬的地位。除了呂不韋一個唯一的例外，商人從未掌握過最高政治權力。官府、士紳、農民的三級結構根深蒂固。三綱五常、仁智禮義信等是中華古典文明的核心價值，就在這個廣大的農業基礎上建立。中國的核心價值體系由孔夫子奠定。他的學說中，仁的概念無疑居于核心的地位。但他主張的仁，與西方基督教尤其是《圣經新約》主張的無差別的仁，甚至主張愛敵人的仁是有原則差別的。孔夫子的仁是有等差的仁，他在很多地方表達了這個等差。發展到最后，就是君臣父子，等級森嚴。這一套在農耕時代大河流域大民族大國家中是必須的。中華民族在這個價值框架內也取得了及其偉大的成就。一個龐大的，有至少數以千萬計的人口的農業國家，在那個時代，集權主義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結構。歷史上無數次，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宦官手捧“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就可以立馬解除一個統兵數十萬的將軍的兵權。太平天國被鎮平之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個漢人手里，握有清朝的幾乎全部能戰之軍。然而他們一個個毫不猶豫地解散了絕大部分軍隊，把剩余的也上交朝廷。1900年，已是中國封建時代的最末世，八國聯軍入侵，光緒慈禧西狩長安，中央權力癱瘓。各地督撫，尚無一人趁亂割據。與此相反的藩鎮割據、同姓王異姓王掌有實權的年代，都是亂世。不可以說中央集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たh制）那一套毫無積極意義，否則絕不會有中國這么大一個民族國家存在于世，讓中國彪炳于世的那些文景、漢武、貞觀、開元天寶、康乾等盛世也都不可能存在。如果像歐洲中世紀那樣那樣，（失去了皇權的民國初年差不多就那樣。）就會有數十個國家，數百數千數萬個公侯伯子男爵，（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無窮無盡的戰爭殺戮。到今天都還會留下一批像安道爾、列支敦士登、圣馬力諾那樣的袖珍國家。那會是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之福嗎？
二、當今中國的核心價值體系
自1840年以來，中國在西方列強的暴力打擊下一敗再敗。救亡圖存自然成了中國人的核心議題。學習西方的一切就成了當然的路徑。一波波的現代化運動搞下來，最終人們很容易觀察到，西方的器物，或者說科學技術是比較容易學的。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則顯然難學得多。中國人在這方面決不是沒有付出努力?？盗?、清末立憲運動、中華民國初立并擊潰袁世凱洪憲帝制及張勛復辟、抗戰勝利后的老政協和中華民國國會總統選舉、中共建政初期的新政協和54憲法，100年來，中國人在這個議題上至少大規模地努力了五次，統統以失敗終結，這絕非偶然。因已超出本文題目所限，這里不能展開，我只能引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對此的一個結論：民主當然是一個好東西，但它絕不能簡單地放之四海而皆準。我的基本感覺是，這種制度很嬌嫩，它要正常生長，對環境條件有相當的苛求。舉其大者如：至少小康以上的總的經濟、教育和文化發展水平；一個已經成型的穩健而強大的中產階級；沒有太過激烈的大規模的族群、宗教或其它的社會沖突，總之要有一個相對平和寬松的社會環境氛圍。我認定，在一個擁有龐大貧困人口，文化水平低落，農業人口多過一半的國度里，是建不成合格的現代民主制度的。然后是意識形態。沒有對自由平等人權寬容契約精神等意識的長期培養訓練，合格的民主制度也同樣不會從天而降。
因此，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先去尋找一種最好最快的過渡機制。條件不夠時，我們就要尋找怎樣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戈壁）去取得那些必須的條件。這樣我們就需要去構建一套過渡時期的核心價值了。
中國今天的核心價值，也是中國可以向其它發展中國家推薦的核心價值體系，個人主張：第一：應當把已經吸取了一部分個人主義精華的合理化了的集體主義視作整個意識形態的基礎（而不是象西方那樣把個人主義視作基礎）。第二：把盡可能快而全面的并且可持續的發展（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放到一切施政的核心地位。（鄧小平的話：發展是硬道理。）第三：認識到社會秩序的穩定，是保證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我不認同“穩定壓倒一切”的說法，但我認同穩定絕對重要。第四：認識到各項基本自由（首先：a人身自由，b財產自由，c思想自由）是社會發展的必須條件。第五：認識到（無差別的，自然的，所有的）人的整體的公平的利益，是一切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以人為本）。第六，在不發達和發展中的基本社會條件下，（比如貧窮人口還遠占多數，比如農村人口還占多數甚至壓倒多數，比如文盲還超過人口半數—這已不是中國今天的情況，但中國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還相當的不高。）在不影響穩定，有利于發展的前提下，努力尋找各種合適的方式去逐步落實人民主權的偉大崇高理想。第七、以和諧（妥協）取代斗爭作為處理各種分歧（比如階級、文化、宗教、種族、國家乃至人與自然之間）的基本原則。認識到各個階級、文化、宗教、種族、國家乃至各種自然生物（動物植物）都有在這個地球上合理生存的權利?；ハ嘀g的利益沖突，都要尋找妥協之道，而不要妄想吃掉誰，消滅誰。推薦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
下面開始簡單而基本的闡述。
中華價值體系與西方價值體系的根本區別，就在于集體（本位）主義與個人（本位）主義的區別。這兩個價值體系，其實是各有優劣、各有適應性的。簡單地說，在越是不發達的國家中，集體本位主義就越有更多的合理性和優越性。而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個人本位路線的合理性和優越性就日益呈現。當我們到達一個成熟的富裕文明社會之時，個人本位的價值觀很可能就應當占有一個相當主要的地位了。建議參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基本人權理念》。
個人建議，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以下，稱為不發達社會。人均1000~10000美金稱之為發展中社會。人均10000以上稱之為發達社會。在不發達社會中，穩定與發展絕對首要。民主制度建設建議暫緩。進入發展中之后，穩定與發展的權份逐級遞減，各項社會公平（比如公共福利）、法治、人權、民主制度建設都要一一逐步進入日程，找出恰當的解決途徑。在人均達到10000之前，這些問題都必須得到妥善的處理。否則必會出現新的社會緊張。
中國現在處的社會發展階段，是全力渡過小康邁向富裕的中間偏下階段。（人均3000美金。）因此，穩定與發展還是優先議題。為了保證整體能得到盡可能快的發展，強調集體主義，對個人權利進行一些不過分的限制，還有一定得合理性即社會利益。但這個階段正迅速地成為過去時。用不了幾年，中國的總產值就會超過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人均就會超過5000美元，城市人口就會接近總人口的半數，中產階級（除了權貴，所有工人農民以上的社會階層）的總和也會迅速地增加。從這時起，以個人本位為基礎的西方那一套價值體系的合理利益就會迅速增加。當局應當因勢利導，努力主動地去尋找各種能夠滿足這類利益要求的途徑方法，推進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現代化。
更具體一點，個人認為當下的中國絕不可以急于去試行西式普選多黨民主。但應當開始廣泛地去實驗摸索20-30年后，應當在發達后的中國廣泛推行的適合中國當時具體國情的肯定是介乎于當今中國政制現狀和西方現行制度的很可能帶有某些重大創新的某種綜合政制。這些民主試驗，應當著重、先行在城市、在統治集團內部、在知識分子、在傳統中產階級（各種規格的老板們-除了最大的）中間展開。（而不應當讓相對貧窮落后的農村先行。）根據亞里士多德以降的“中產階級-民主核心”理論，他們是任何健康民主制度的當仁不讓的核心。（我有多篇論文闡述此論，請參看。）（民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為了人民（forpeople,pourpeuple）這個宗旨是沒有分歧的。有分歧的是：是否以及如何通過人民。民主主義一定是要經過人民，（pypeople，parpeuple）。民本主義則可以由一個父家長式的政府來管理人民的利益。我們將來要去建立的政制，當然必須要通過人民。但怎么個具體通過法，就是要研討的中心。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特質區別之一，是對概念的模糊與清晰的偏好。比如民本與民主。在東方，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是父子關系的放大。人民有服從政府的義務，政府有保護人民的責任。誰完成這個任務好誰就可以合法坐臺上，稱之為“得天命”。反之不論任期，隨時都應該下臺。但西方人則認為這個辦法太含糊。他們一定要弄出一個選舉制度來，50.1%就可以讓那49.9%下去（比如陳水扁勝連戰，小布什勝科爾），而且做滿任期沒商量。東方人則一定要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其實這兩種制度真的是各有利弊的，最好還是想辦法綜合。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階級斗爭）我的確是不信了。但是對于它的哲學，辯證法乃至于歷史唯物主義，比如存在決定意識（網上看來一個有趣的表述：屁股決定腦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還有很多相信之處。價值觀價值體系屬于上層建筑的最上層，就是意識形態。它絕對要受到社會基礎的層層約束，不可能脫離基礎而獨自存在。舉例：飽暖思淫欲（比如今天中國到處泛濫的“小姐文化”），饑寒起盜心（比如眼下在索馬里瘋狂滋長的海盜行徑）。
當然我也看得到，上層建筑，尤其是政權暴力機構，可以對經濟基礎進行極大規模的改造。負面的例子：比如共產政權可以在短短數年之內，把一個國家內的所有有產階級連根拔掉。而意識形態的開放又可能何等燦爛地推動社會發展。正面例子：現代意義的自由概念在中國實在晚近。但在最近30年的改革大潮中，人們已經可以深刻地體認到，哪怕僅僅是讓中國人民享受財產自由，就已經可以創造何等偉大的經濟奇跡。調整的例子：這個自由的肆意發揮很快的導致了嚴重的貧富分化，于是西方的平等概念再次開始登場。說句實話，平等這個概念有著極大的漏洞。因為它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多的不說，就說經濟平等，所有的人都有大體相當的收入，這可能做到嗎？回到共產時代，高官們的貨幣收入也比平民多出10倍，非貨幣收入根本無法計量。政治權利也一樣，什么時候，在哪里真正平等過呀？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大資本家在政治選舉中的確也和失業者一樣只能投一票（他們想必根本就不屑于去投票），但他們還有沒有比投一票要強大得多的辦法來影響政局呢？比如政治獻金。不過相對的平等還是可以爭取的，只是其間恰到好處的度又極難把握。其實和諧比起平等是一個模糊得多，也靈活得多的概念。如果這個概念朝好的方向發展，它可以囊括進極多的恰當社會政策，而沒有平等概念那么機械。比如階級和諧講得通，階級平等就講不通。當然如果朝壞的方向牽引，它也可以變成壓制不同意見的強橫工具。所以這個詞在某些極有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