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軍事倫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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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不僅是中國古典軍事學的奠基人，而且是古典軍事倫理學的奠基人。在他的博大精深的軍事理論體系中，蘊含著豐富的軍事倫理思想。他從最基本的道德關系即軍隊與國家、人民的關系入手，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軍人的價值理論，將帥道德規范及軍人道德實踐等一系列軍事倫理問題，形成了完整的，獨具特色的軍事倫理思想體系。研究孫子的軍事倫理思想，對于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軍事倫理文化精華，加強當代軍隊的精神文明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產生和基本特征

孫子于春秋末期任將于吳國，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產生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孫子軍事倫理思想體系。孫子軍事倫理思想主要體現在《孫子兵法》中。

(一)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產生的社會根源

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產生，有其邏輯的思想文化淵源和社會物質根源。孫子軍事倫理思想體系是在批判地繼承前人思想文化遺產和融會吸收時代社會思潮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研究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文化淵源，遠可追溯到商、周時代的倫理觀念，近可求源于儒，道，法，兵等諸家社會思潮。

第一，孫子軍事倫理思想與文化傳統。

現代倫理學界一般認為，具有積極傳統意義和體系意義的我國古代倫理思想的誕生，是以西周倫理思想的確立為標志的。殷亡周立后，不僅社會倫理思想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軍事倫理思想也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而日益趨向體系化。以上二者，為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產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

周朝的建立為我國傳統倫理思想的誕生提供了良好契機。周人從殷商滅亡的歷史教訓中理性地認識到道德在治理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惟不敬德，乃早墜厥命”[1]“皇天無親，唯德是輔”[2]。在周人道德視野中，“德”多指“政德”，是和“保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殷統治者的重大失德之處就在于“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從”[3]，“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4]。鑒于此，周朝統治者明確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張“懷保小人，惠鮮鰥寡”[5]。

與此同時，與“敬德保民”相適應的一些道德規范體系如“惠”、“愛”，“節”(儉)、“無逸”(勤)、“同欲”、“信”、“禮”等，以及“明德慎罰”[6]的德政政策都逐步建立起來了。以上傳統倫理思想為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產生開創了先河。如孫子“安國保民”的軍人價值觀，“上下同欲”之道，“王者之道，厚愛其民”[7]說，以“仁”為核心的將德修養論，以及“愛卒”，“教卒”、“善俘”等，無不蘊滲著前人“敬德保民”等倫理思想的精義。

第二，孫子軍事倫理思想與兵學傳統。

對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奠基意義的是前人在軍事領域中所取得的倫理探索成果。這方面的資料多散見在《易經》、《尚書》、《周書》、《國語》，《左傳》等著作中；另有《軍志》，《軍政》等兵書，雖然今天已經失傳，但孫子在其兵法中多處引證，足見其對孫子的影響。這些思想成果，就其具有積極價值意義的部分來說，主要是：1.充分肯定道德(主要是軍德、將德)在軍事領域的地位和功能；2．充分肯定軍人的價值(包括安國，利君、保民，爭利等);3。提倡以“仁”為本的“軍禮”；4．重謀尚智(包括計、詭詐，用間等)；5．強調“明德慎罰”(包括道德激勵、德法并用等思想)；6．強調“師出以律”；7．重視仁戰，義戰等倫理。通觀《孫子兵法》即可發現，這些兵學道德傳統在孫子軍事倫理思想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繼承和發展。

第三，孫子軍事倫理思想與時代社會思潮。

西周倫理文化的誕生，使中國傳統倫理思想逐步走向了體系化，規范化和理論化。至春秋時期，傳統倫理思想在新舊更替中得到了迅速發展，尤其是春秋末期開始出現的百家爭鳴，形成了諸子各具特色的社會倫理思想傾向。孫子的故鄉齊國，“齊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8]，民眾易于“隨時而變，因俗而動”[9]，這種文化氛圍為孫子兵學融會吸收各種社會倫理思潮提供了可能。例如，孫子全勝，伐謀的“仁”戰觀和“善卒”、“愛卒”的人道思想與管于的論兵，儒家的仁學多有相通之處；“文”，“武”相濟的治軍之道與法家思想有一定聯系；“恃守”，“善戰”和“眾陷于害’的理論，仿佛又與老子的軍事守柔主義有一定繼承關系；……凡此種種，都表明了孫子軍事倫理思想對時代社會思潮融會吸收的傾向。

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產生于一定的戰爭實踐，但是從最終決定意義上說，則取決于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春秋時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勞動技術的提高，鐵器和耕畜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于是帶有早期封建性的私田制隨之出現和發展起來，社會關系也開始發生深刻變化。這些變化，給戰爭帶來的巨大影響是：1．軍隊規模的擴大。由于奴隸的解放，沖破了“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制度的束縛；物質財富的增加，又使脫離生產勞動的大批職業軍人的生存和發展有了可能。

據史料推算，春秋中期，軍隊規模一般為五萬人左右，到春秋末期則增長到十萬人左右。2．改善了武器裝備。生產力的發展使武器裝備得到了改良，尤其是鐵器的應用，改善了兵器性能，殺傷能力大大提高。同時，由于職業軍人的出現和教練的強化(如孔子所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盵10]，軍事技術(如御，射等)也得到了提高。3．戰爭形式發生了改變。由于軍隊規模的擴大，武器的殺傷力增強，也使戰爭形式由春秋中期的車戰、會戰轉向了激烈的野戰，戰爭的時間也逐漸延長。

以上三大變化，使戰爭的殘酷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加深加重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如老子所言：“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盵11]戰爭死亡人數大幅度地增加，財富的巨大浪費，生產的嚴重破壞，這種現實必然要引起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的思考。公元前546年的“向戌弭兵”事件則是這一思考的必然結果。弭兵的倫理意義就在于實現和平，解除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但弭兵只是使軍事對抗暫緩，不但不能消滅戰爭，而且和平發展時期的休養生息正孕育著擴軍備戰，為更大規模的頻繁持久的戰爭創造了條件。處在這個時代的孫子，顯然看到了戰爭與道德的相悖，立足于戰爭現實，吸取弭兵的倫理精義，正確地解決戰爭與道德的矛盾沖突，正是孫子軍事倫理思想誕生的邏輯前提。而這一歷史的邏輯的矛盾運動的產生和展開，歸根結底是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所推動的。

(二)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仁本主義特征

軍事仁本主義的思想傾向是孫子軍事倫理思想最為突出的特征。

從軍事倫理學的意義上說，《孫子兵法》堪稱為一部軍事仁學。關于《孫子兵法》的思想傾向，藍永蔚在《<孫子兵法>時代特征考辨》一文中已指出：“《孫子兵法》的—個突出的思想特點是把‘仁’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12]我同意藍文的這一觀點。這里旨在探討《孫子兵法》的仁本主義倫理實質及其軍事仁本主義產生的必然性。

軍事仁本主義是《孫子兵法》的一個顯著特征?？梢赃@樣說：龐大的軍事思想體系正是以“仁”為倫理基礎的，仁是貫穿其兵法的一條主線，失去了仁，就無法從整體意義上把握《孫子兵法》的倫理實質；仁是《孫子兵法》最根本的道德出發點和歸宿，具有決定其它軍事倫理原則，規范其全部軍事道德活動的意義，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本質在于仁?，F就《孫子兵法》首篇為例，對此略予探析。

《孫子兵法》首篇(即《計篇》)是全部兵法的宏旨大綱，具有提挈全書的作用；其中本于仁的立論主要有三點：

其一，“兵者，國之大事”說。這是首篇首句提出的一個具有指導全書意義的命題。這一命題正出于孫子對戰爭之仁與不仁的深切洞察，即所謂“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憋@然，孫子對國家與人民的生死存亡的關切，恰恰是本于愛國，愛人之“仁”的道德意識。

其二，“五事七計”說。孫子捉出“五事”，“七計”均以“道”為首，即“一曰道”，“主孰有道”。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此道亦是孫子民本意識的反映。如杜牧注：“道者，仁義也”；張預注，“以恩信道義撫眾”；曹操則解釋為“導之以教令”，同樣具有教民、愛民之意[13]。至于“智、倌，仁，勇，嚴”的將德要求，自然更是以仁為核心的。

其三，“詭道”說。所謂“兵者，詭道也’，多被后人誤解為權術詐變的不仁不義之說，如南宋人葉適說：“非詐不為兵，蓋自孫，吳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14]清人姚鼐認為《孫子兵法》為“不仁人之言”[15]，也多因詭道論定。殊不知詭道說恰恰是出于仁而利于仁的倫理思考。如前所述，由于春秋末期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武器裝備性能的改變，戰爭越來越趨于殘酷，因此，固守那種列陣拼殺的“不敢不成列”之類的軍禮，只會給戰爭雙方帶來更大的傷亡，給人民帶來更多的災難。而詭遣用兵，實際上是尚智伐謀的具體表現，是實現“兵不頓而利可全”的“全勝”思想的手段。顯然，詭詐之智具有最大限度地減少戰爭傷亡和損失的倫理內涵，體現了仁之手段(仁智)與仁之目的(全勝)的辯證統一。

通觀《孫子兵法》，仁本主義精神在諸篇中均有不同程度地體現。概言之，主要是：戰爭觀上的“重戰”、“慎戰；軍人價值觀上的“安國保民”；戰略觀上的“上兵伐謀”；戰術原則上的“變詐”，“用間”，治軍之道上的“愛卒”，“同欲”：對待戰俘政策上的“善卒”“養卒”；等等?？梢姡适菍O子軍事倫理思想的本質特征。仁作為《孫子兵法》最根本的道德出發點和歸宿，無疑具有最高原則的意義，其它軍事倫理原則、規范及全部道德活動無不直接或間接地本源于仁。

“仁”作為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最高準則，充分體現了傳統的政治倫理特征和時代的軍事思想特征。傳統的政治倫理逐步形成以“仁政”為核心的結構模式。孫子時代，仁政說已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倫理思想傾向，稍長于孫子的孔子，其仁學的誕生則是“內圣外王”之道在理論上成熟的標志。同時代的孫子深受仁政說的影響，在漢簡本《吳問》中，孫子縱論晉國六卿“孰先亡，孰固成”時，即以仁政為依據，闡明苛政失民國衰、仁政得民國盛的道理，得到吳王贊許，“善。王者之道，口口[16]厚愛其民者也?！笨梢妼O子同孔子一樣也是一個仁政論者。

由于政治對軍事的制約和影響作用，先秦時代軍事上的仁本主義傾向顯得特別突出。如《尚書·牧誓》中的以商紂“俾暴虐于百姓”的誓師辭激勵士卒伐紂，就是本于愛民的情思，《周書·武穆》中“稽古”圣王之事，提出了“倡德”“和亂”，“終擠”的武德要求，同樣具有民本主義色彩；至于《左傳》的記述中，則留下了更為豐富的春秋時期軍事上的仁本主義足跡。再如《司馬法》[17]中的倫理思想傾向所體現的仁本主義的色彩更為濃重，其首篇即是《仁本第一》，其首句立論便以傳統的仁政說為據，“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并由此展開，闡明舉兵征戰的目的在于“除暴安人”，推行“仁政”。

以上分析表明，傳統的政治倫理和軍事倫理無不具有仁本主義的思想傾向，至孫子時代，仁本主義的思想傾向已成為政治生活、軍事生活的主旋律。孫子的軍事倫理思想只不過是這一主旋律中的一個高音符罷了。

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以“安國保民”為核心的軍人價值觀

以“安國保民”為本，高度重視軍人的價值，是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立足點。

1．“安國保民”——軍人最高的價值目標

“價值”是個關系范疇。從倫理學角度把握軍人的價值，必須確立軍人與其價值主體的道德關系。軍人與國家、人民的關系是最基本的道德關系，孫子正是從這一關系入手來認識和確立軍人價值的。孫子在其《兵法》開篇首句中即明確指出：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計篇》)。

這就把養兵用戰同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生死存亡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從戰略的高度充分肯定了軍人的價值。從而，也就把養兵用戰之事置于了國家大政方針的首位。這與《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18]之說是一脈相承的。在孫子看來，要安邦定國，利主保民，就必須高度重視養兵用戰之事。養兵用戰的最高價值就在于“安國保民”。在《孫子兵法》以后的諸篇中，從不同角度反復闡明這一原則，強調“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安國全軍之道”等原則的價值意義及道德要求。這些論證，其意旨均在于確立軍人的價值指向，闡明“安國保民”是軍人的最高價值目標，是決定和統帥其它一切軍事行為的最高，最根本的倫理原則，是衡量軍人價值大小，軍事行為正當與失當的根本標志。

2．實現“安國保民”的戰略倫理原則

從孫子的戰略思想看，與“安國保民”價值目標相適應的倫理原則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恃守”原則。所謂“恃守”原則，就是依靠強大的武備力量威懾和戰勝入侵者。這是軍人價值的重要表現?！毒抛兤分姓f：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造成使敵人“不可攻”的條件有兩個：一是使敵人迫于強大的威懾力而不敢攻；二是由于“我”方武備充分而敵無法攻取。只有造成“不可攻”的態勢，才能充分體現軍人的價值。誠然，養兵的目的是為了用戰，但軍人的價值并非只表現在戰場上，平時對敵人的防御乃至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謀攻篇》)的“威懾戰略”，同樣也是軍人價值之所在。因此，只有平時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好充分準備，使武備力量強大，才能在戰略上威懾敵人，在敵人進犯時達到御敵、制敵之目的。

第二，“善攻”原則?！吧乒ァ痹瓌t提出的基本倫理要求是攻伐必須具有積極道德意義。孫子從攻伐兼國的現實出發，提出了一條最基本的“善攻”要求，即“爭利”。孫子始終把“爭利”作為養兵用戰的直接目標。在“漢簡”佚文中曾明確指出，“兵，利也，非好也”。養兵用戰，目的在于“爭利”，而不是窮兵黷武的好戰狂。孫子在《軍爭篇》中還明確提出；“掠鄉分眾，廓地分利”的原則和要求。實際上孫子是從軍人的價值目標出發，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戰爭倫理原則，即軍事功利原則。這就明確地指出了一切軍事行為都是一種實際的功利行為，是為了滿足或實現本國、本軍和本國人的利益而發生的。這就告誡戰爭指導者們，在軍事行動之前，要權衡利弊得失，“懸權而動”(《軍爭篇》)。他在《九地篇》，《火攻篇》反復強調這一原則，要求做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

第三，“慎戰”原則。孫子重戰，同時又反對好戰。他從“安國保民”的宗旨出發，反復強調養兵用戰是“國之大事”，要“明君慎之，良將警之”。他在《火攻篇》中說：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復喜，慍可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在孫子看來，戰還是不戰，首先應從是否有利于“安國保民”的“功”和“利”上考慮，凡是有利于這一價值目標實現的，就為之；否則，均在反對之列?！吧鲬稹痹瓌t的倫理實質就在于強調軍人對國家命運要有高度的責任感。有了這種精神，軍人的價值就可以在更高層次上得到升華。

(二)以“五德”為綱的將帥修養論

孫子之所以重視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研究將帥的武德修養，是和他的將帥價值觀分不開的。他把“將事”視為“五事”之一，強調“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安危之主也”(《作戰篇》)；“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篇》)，在他看來，要實現“安國保民”的軍人價值目標，將帥是決定的因素，因此他在其兵法的首篇即明確提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是將帥武德素質的基本要求，也是擇將任將的基本標準。在以后的諸篇中，孫子對此“五德”從不同角度進行闡釋和發揮，形成了以“五德”為綱的將帥品德規范體系和具體修養要求。

1，“五德”的軍事倫理內涵及其層次

從我國傳統倫理思想史考察，“智，信、仁、勇、嚴”“五德”有著極為寬泛的社會倫理意義。與孫子同時代的孔子，曾提出了“智、仁、勇”“三德”，后來的孟子又提出了“仁，義，禮，智”“四德”。但是，孫子將其“五德”作為將帥武德修養的基本內容，卻賦予了它特定的軍事倫理內涵，具有特殊的層次性要求。

“智”。一般指智慧，即多謀善斷。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這種釋義上，智不過是一種才能而已，而不能成為實際的“德能”，即“智德”?！爸钦咧畱]，必雜于利害”(《九變篇》)，是否符合軍事功利原則，符合“安國保民”的價值月標，是衡量有無“智德”的根本標準。顯然，這里的“智”就遠遠超出了一般作為戰術才干層次上的釋義，而在更高的道德意義上賦予了一種敢于堅持功利原則的軍事倫理內涵。

“信”。何謂“信”?從《孫子兵法》中可以看出，“信”的基本含義有三種：一是指賞罰有信。實施賞罰能否做到信賞明罰，是衡量一個將帥有無德性的重要標準之一。在《計篇》中，孫子把“賞罰孰明”視為“五事七計”之一。賞罰無度或失度，對將帥來說，都是道德上的“失當”行為，都必然要失信于部下。二是指信心、信念，即要求將帥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能有堅定的信念和必勝的信心。《九變篇》中說，“雜于利，而務可信也?！贝司涫侵v提高勝利信心的途徑，句中之“信”即指信念、信心。就是說，在困難的時候，作為將帥要堅定其信念，增強其必勝的信心和勇氣，就必須“雜于利,即多從有利的方面考慮。作為軍人，尤其是將帥，信念動搖，信心喪失，就是一種失德。三是指遵守和執行紀律。如《九地篇》中指出的“不令而信”即是。

“仁”。從軍事倫理學的意義上看，“仁”是一個內容極為豐富的功利性概念。《國語》說，“畜義豐功謂之仁”[19]，“為國者利國之謂仁”[20]。孔子之“仁”的基本內涵是“愛人”，從養兵用戰來看，“愛人”也是一個具有功利、價值的規范。孫子所謂的“仁”，抑是從功利原則出發的。也就是說，凡是符合功利原則，有利于實現“安國保民”總價值目標的一切意識和行為，均具有“仁”的意義，都是“仁”的本質體現：反之，則為不“仁”。概括地說，《孫子兵法》中所謂的“仁”，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含義：

一是“仁愛”，即從軍事功利原則出發而懷“仁”愛“我”，也就是說，以“愛”為手段實現成“我”軍事功利之目的。如“愛卒”、“善卒”、“養卒”、“安國”、“保民”、“利主”等，均是“仁愛”的表現。

二是“義恨”，即懷“仁”恨敵。就是說，對敵人恨得越深，打得越狠，也就越能體現“仁”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同樣可以說“仁者恨敵”?！皭邸迸c“恨”是相輔相成的，是構成“仁德”的，兩個最基本的要素。

三是“大仁”之“仁”?！按笕省迸c“小仁”的道德沖突是戰爭中常見的一種矛盾現象。解決這一沖突的倫理原則是兩“仁”相權取其“大”，即舍“小仁”以求“大仁”。如《用間篇》中即強調要舍“愛爵祿百金”的小利之“仁”，求“一日之勝”的大利之“仁”。所謂“愛民，可煩也”(《九變篇》)，就是告誡將帥要立“大仁”之“仁”，而戒“婦人之仁”。

“勇”?！秳萜分姓f，“怯生于勇”，又說“勇怯，勢也”。就是說，“勇”與“怯”是相比較而存在，相對立而發展的兩種態勢。因此，要理解“勇”的本質，必須通過它的對立面“怯”來把握。所謂將帥之“勇”，一方面在于將帥自身所具有的那種一往無前的武德心理素質，即在精神上建立起一種壓倒一切困難、壓倒一切敵人的信心和勇氣；另一方面，又在于實際表現出來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造成使敵人產生怯懦，畏懼的戰時態勢。但是，以上這兩個方面只是從量上來衡量“勇”的，要從質的方面來把握“勇”，’還要和“智”，“仁”等武德要求結合起來進行考察。也就是說，只有“大智”、“大仁”之“勇”才是將帥應當具備的武德之“勇”，而那種“怒而興軍”，“慍而致戰”的“必死可殺”之“勇”，不過是一種失“仁”失“智”的“愚勇”、“魯勇”，即匹夫之勇罷了。

“嚴”?！皣馈弊鳛閷浀囊环N品德，主要有三種含義：一是人格威嚴，即指將帥要有至上的權威人格力量和嚴肅的作風，能使三軍令行禁止，聞金鼓之聲，望旌旗之示，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軍爭篇》)，“齊勇若一”，“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九地篇》)。二是治軍善嚴。即敢于和善于嚴格管理，嚴格要求，嚴格教練?！皩⑷醪粐?，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地形篇》)。因此，要“修道而保法”(《形篇》)，“正以治”(《九地篇》)，公正嚴明，信賞明罰。三是嚴于律己?！皣馈敝猿蔀橐环N美德，并不在于“嚴”的方式，而在于“嚴”的作風和通過“嚴”而體現的那種克盡職守、鞠躬盡瘁的高度道德責任感和自律精神，這就是說，嚴于律己是“嚴”的必然道德要求。反之，若失此“嚴”，作為將帥則難立人格威嚴，亦難做到治軍善嚴。

以上“智，信，仁，勇，嚴”五個方面的不同層次的內涵，為將帥武德修養提出了不同層次的要求。這五個方面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如果片面強調某一方面或忽視某一方面，都有損于塑造將帥完整的武德形象。但是其核心是仁，離開了這一核心，其它“四德”就有可能失去正面的倫理價值，就會變成“奸智”，“愚信”，“魯勇”，“嚴酷”等。

2，戒之以“五?！钡牡赖侣闪?/p>

在品德修養中，不僅要明確“應當”怎么做，而且還要明確“不應當”怎么做。對于將帥的品德修養，孫子不但從“應當”方面提出了“五德”規范，而且又從“失當”角度提出了“五危”的道德戒律。據《九變篇》載：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這就清楚地表明，“五?！笔菍?帥修養的大敵，致命的武德之“過”，必須慎察明戒?！拔逦！迸c“五德”相對立，尤其是與“智、仁，勇”三德的道德要求完全相悖。戒之以“五?！背浴拔宓隆?，二者相輔相成，前者為破，后者為立，破立結合，將帥之德乃可修之。

(三)古樸的軍事人道主義

據史料分析，軍事人道思想早在殷周之際已經萌芽。如《尚書·湯誓》中即有以人道情感激勵將士伐夏的戰前誓詞，《尚書·牧誓》中也記載著武王伐紂時曾以人道思想作為激勵將士同仇敵愾的手段，在《左傳》，《國語》中都有不少關于軍事人道思想和行為的記載。孔子的仁學論兵，老子的尚慈反戰，《司馬法》中的“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21]等，都蘊含著時代對軍事人道主義的呼喚。軍事人道主義是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是其“仁”的具體運用和延伸，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仁戰”觀

孫子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是其“仁戰”觀的集中體現。據《謀攻篇》載：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全國”等“五全”為上，“破國”等“五破”為下，從軍事倫理意義上看，不僅是對那種野蠻的殘暴屠殺的非人道戰爭的否定，也反映了孫子對戰爭損失力求減少列最低限度的期望。戰爭“日費千金”，使“百姓財竭”久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作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研究昨日新增戰篇》)，若興師十萬，則“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用間篇》)，如果能以“五全”為上，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就可以避免戰爭給人民所帶來的破壞和不幸，達到“兵不頓，而利可全”的目的。

至于如何實現“全勝”，孫子提出了“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的戰略思想，而把“伐兵”、“攻城”作為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可見，“伐謀”、“伐交”具有“手段”的倫理意義，是為善的“目的”(即“全勝”)服務的?！澳康摹钡纳婆c“手段”的善的統一，是孫子“仁戰”觀的合理內核，體現了人道性與科學性的統一。

2、“愛卒”、“善卒”的人道思想

孫子從“仁愛”之心出發，提出了一系列的“愛卒”、“善卒”等道德規范。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將帥要以父愛之心帶兵。他說：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豁；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孫子講得極為明白，不僅不能歧視虐待士兵，而且要“愛兵如子”。但是，“仁愛”不是“溺愛”。“溺愛”生“驕子”，養“驕子”之兵是難以用戰的。不能用戰則難以實現“安國保民”，是謂不“仁”之一；傷亡慘重，難以保卒，是謂不“仁”之二。所以，從軍事人道主義出發帶兵，就要養“厚而能使”、“愛而能令”、“亂而能治”的“可用”之兵。

孫子不僅強調對部下要“仁愛”，而且對待戰俘也強調要“卒善而養之”(《作戰篇》)。這種優待俘虜的道德要求，確是對原始社會殺死戰俘、奴隸社會將戰俘淪為奴隸的非人道行為的否定，是其軍事人道主義的又一創造，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

(四)“君命有所不受”的道德選擇方針

服從命令與機斷處置的矛盾，是軍人道德選擇中常見的一種道德沖突現象。如何解決這一道德沖突，提高行為主體選擇的自由度呢?孫子強調“君命有所不受”[22]原則，即為解決這一道德沖突確立了一條科學的選擇方針。這一原則的“科學性”和“方針”意義，不僅表現在從原則上給軍人指明了解決服從命令與機斷處置的矛盾沖突的途徑，并使主體自身的道德自由和道德責任在互生的基礎上達到了和諧統一。這一倫理意義正是通過它所蘊含的道德選擇的“求實”原則與“價值”原則的統一而體現出來的。

1．“求實”原則

“君命有所不受”體現了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思想路線。據《九變篇》載：涂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可見，“君命有所不受”的命題是以“不由”、“不擊”、“不攻”、“不爭”的“四變”為前提的。由于戰場情況的變化，有的道路不去走，有的敵人不去打，有的城邑不去攻，有的地方不去爭，這正是從實際出發的臨機變策。只有當“君命”與“實際情況”發生矛盾時，才有必要作出“君命有所不受”的選擇。這就是說“君命有所不受”，并不是削弱和背離君主的領導，孫子在《九變篇》首句中即明確指出“將受命于君，合軍聚眾”，這就從總體上確立了君統帥將，將服從君的倫理，也并不是說國君所有的命令都可以不聽，僅僅是指那些有違于用兵作戰實際情況的決策、指示才可以“有所不受”。這體現了孫子的既不唯上又不輕上的“求實”精神。

2．“價值”原則

“君命有所不受”的道德選擇方針，要求將帥在道德是非選擇時不僅要“求實”，而且要以是否符合“安國保民”的最大價值目標為標準。對此，孫子在兵法中闡述得甚為明確。他說：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23]。

這段論證是從“求實”原則入手，以“安國保民”的價值目標為出發點和歸宿，體現了“求實”原則和“價值”原則的統一。所謂“戰道”，就是作戰的客觀實際。在“戰道”與“君命”的沖突中，孫子堅持“戰道”第一、“君命”第二的“求實”選擇原則。但堅持“求實”原則的真正動因是“價值”原則，即求“必勝”而避“不勝”，實現“安國保民”的價值目標。這就從行為選擇方針上向將帥提出了必備的武德要求，即作為將帥，要作出符合“價值”原則的選擇，不僅要具有“求實”的精神，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具有向國家命運高度負責的道德責任感，在行為選擇時，始終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計個人名利得失，做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只有這樣的將帥，才是真正的“國之寶也”。

從以上分析可見，“君命有所不受”所包含的“求實”原則和“價值”原則，為將帥的道德行為選擇提供了指南。“求實”原則以真理性的要求，賦予了將帥臨機應變，果斷處置的道德選擇的自由權利；“價值”原則則以至善性的要求，強調將帥負有“安國保民”的道德選擇的必然責任和義務。道德選擇的自由“權利”與必然的“責任”、“義務”的統一，正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倫理真諦。

據史料考證，“君命有所不受”說的提出并非出于孫子，而當首推司馬穰苴。與孫子同時代稍長于孫子的穰苴，被齊景公初任將職時，曾斬違令的監軍莊賈“以徇三軍”，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24]穰苴與孫子同為田完后代，穰苴約死于公元前518年，而孫子則是在公元前512年始為吳將，其吳宮教戰斬二姬與穰苴斬莊賈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推定，孫子“君命有所不受”說的提出當在穰苴之后，亦很有可能為田氏軍事世家祖傳之兵法；或是孫子直接借鑒于穰苴。

(五)“合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方略

“德”與“法”在治軍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周以前就已被戰爭指導者所認識，《尚書》中所保留的諸篇“誓”即為其證?！笆摹笔浅霰饔憰r軍人的誓師詞，也可以說是戰前的戰爭動員之詞，多由兩個主要部分構成：一是揭露征討對象的失道失德罪行，宣告戰爭的正義性，以道德的力量激勵士卒作戰，二是申明法令，宣布軍紀，以獎罰之信告誡士卒要遵紀守律，令行禁止。如《甘誓》中的“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湯誓》中的“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即是。

至西周以后，由于重德尚禮的社會思潮的影響，“軍禮”逐漸成了較普遍的治軍原則。軍禮的主導傾向是“德治”。如《周書》，《國語》，《左傳》中所體現的崇尚軍禮、安撫懷柔的軍事思想，就是這一時期治軍的主導思想傾向。與此同時，“法治”思想作為“德治”的對立面而又以輔助德治的手段形式逐漸發展起來。至春秋末期，由于禮、法并用的社會思想的影響，在軍事上“德”，“法”同濟的治軍思想日趨成熟。孫子提出的“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文、武相濟的治軍方略，可以視為在“德治”與“法治”的結合上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文”者，導之以德，“武”者，嚴之以法，“文”，“武”二道，是軍隊文明建設系統工程的兩大支柱。在孫子看來，只有把這兩大支柱的建設結合起來，才能把軍隊建設好，他說：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25]。

作為將帥，要嚴格紀律，執行懲罰，必須首先取得士卒的信任，擁護和愛戴(即親附)；否則，士兵是不會心悅誠服的，因而也就難以用戰?！傲钏匦姓?，與眾相得也”[26]。只有在將帥和士卒之間建立起互相信賴的良好道德關系，平素才便于養成令行禁止、嚴格執行紀律的習慣。這就明確指出了，養兵用戰必須把“德治”放在首位。但是，“德治”也是不能離開“法治”的。離開嚴格的軍法軍紀，軍隊就會渙散，混亂，有令難行，有禁難止。這不僅難以鞏固“德治”的成果，而且也背離了“德治”的養用戰之兵的目標，導致“德”而不治，養“驕子”之兵的后果。所以，只有“合之以文”與“齊之以武”結合起來，才能把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用則能戰，戰則必勝的文明之師，威武之師，勝利之師。

孫子“合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思想，在其兵法中主要體現在《計篇》，《作戰篇》，《地行篇》，《軍爭篇》，《行軍篇》以及《九地篇》，《火攻篇》諸篇中。

(六)“眾陷于害”的戰場道德環境效應說孫子從實際戰爭經驗中已直觀地體驗到道德環境效應的軍事實踐意義。在《九地篇》中(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出自該篇)他反復強調戰爭的指導者必須善于適時創造一個“眾陷于害”的戰場環境。

“眾陷于害”的環境對軍人所產生的積極道德心理體驗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眾陷于害”則“勇”。在孫子看來，如果把軍隊置于危險境地，就會使軍人產生一種超常的勇敢精神去戰勝敵人。他說：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入深則拘，不得已則斗。

“投之無所往”即指把軍隊置于無路可走的境地，這樣就可以造成“不得已則斗”的態勢，可使士卒產生一種拼死決戰的決心，勇氣和力量，即所謂“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懷著“吾將示之以不活”的決心去死戰的軍隊，則往往可以絕處逢生。

第二，“眾陷于害”則“從”?！皬摹奔粗阜拿?，聽從指揮，自覺遵守紀律。在孫子看來，在“眾陷于害”的環境里，士兵則可以做到“過則從”。他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不修”、‘“不求’，“不約”，“不令”之所以能達到“戒”，“得”。“親”，“信”的效果，是“眾陷于害”的環境使軍人所產生的一種積極的道德心理體驗效應所致。

第三，“眾陷于害”則“固”。所謂“固”即指團結互助，同仇敵愾。孫子說“無所往則固”。軍隊到了除非決戰就走投無路的危險境地，就會加強內部團結。他又說：“深則專”?！吧睢奔粗干钊霐尘?，“?！奔粗杠娦耐翚饫喂虒Ｒ弧榱诉M一步揭示危境與加強內部團結的關系，孫子還以“同舟共濟”的道理，通俗地論證了危境生“固”心，出團結。他說：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共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總之，在孫子看來，“眾陷于害”的戰場環境，具有著激發軍人“勇”、“從”“固”的道德情感，產生強大精神動力的作用。由此，他得出結論說：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眾陷于害，然后能為勝敗。

孫子正是看到了“眾陷于害”環境對士兵的精神所產生的這種重大影響作用，才強調指出：“聚三軍之眾，投之于險，此謂將軍之事也”。在他看來，一個好的戰爭指導者，必須善于體察戰場環境對士卒道德心理發展的影響，并適時地創造一個“眾陷于害”的環境，催化軍人積極道德情感的生成與道德潛能的充分釋放。

值得注意的是，孫子所謂的“眾陷于害”的用兵原則，并非是指對士兵生命不負責任冒險地把軍隊驅往“死地”，以迫使士兵去拼死。從孫子所述的立意看，所謂“害”，實質上是指一種心境，是相對意義上的一種心理體驗。也就是說，它是以土卒心理體驗到的“危境”而又不懼其“危境”為尺度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子強調指出；“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弊儞Q和利用戰場環境，以及進退攻守，一切要看是否符合部隊的心理狀態，是否有利于士卒精神潛能的釋放。

幾點啟示

1．軍事倫理文化須在開放中求得發展創新。研究表明，孫子軍事倫理思想是一個開放體系，既包含了對前人思想文化成果的批判繼承，又合理地融會吸收了時代社會思潮。這就告訴我們，欲求軍事倫理文化的發展創新，就要堅持開放原則，即一方面批判地繼承前人文化思想成果，尤其是包括孫子軍事倫理思想在內的軍事倫理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把軍隊道德建設同全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吸收各個道德生活領域中新的思想成果；同時還要積極借鑒世界各國關于軍隊道德建設的有益經驗。

2．道德建設在軍事領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視。孫子把道德問題置于“五事七計”之首，正出于他對道德，政治、軍事三者關系的正確認識。政治對軍事的決定、制約作用以及政治道德化的時代趨向，使道德在軍事領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和實際的功利意義。這種傳統的軍事倫理文化結構模式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任何軍隊都是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軍事活動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一定的政治目標服務的。所以，任何類型的軍事倫理文化[27]都具有實際的政治價值和功利意義，任何階級的軍人道德體系，都是特定的政治在軍事領域道德化的要求和體現。因而，加強軍隊道德建設，無疑是政治建軍的必然要求和固有內涵。孫子論兵，以道德為首的歷史啟示告訴我們，必須重視和大力加強軍隊的道德建設，任何輕視道德或“道德無用論”的觀點都是極其錯誤的，都有悖于軍隊政治建軍的原則要求；當然也要警惕“道德萬能論”的傾向。

3．軍人價值觀是軍隊道德建設的首要課題。孫子“安國保民”的軍人價值觀，是出于他對軍人與國家，軍人與人民倫理關系的正確認識。軍人作為價值的客體，其價值就在于滿足作為價值主體的國家，人民的需要，即孫子所謂的“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也只有這樣的軍人，才能真正稱得上“國之寶也”。只要有國家，就有軍隊，就存在著軍人與國家，與人民的倫理關系，對軍人來說，就有一個如何正確認識自己的價值，即通常所謂的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自覺地履行軍人的道德義務和責任，最大限度地實現軍人自身的價值。孫子的軍人價值觀表明，軍人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等級地位的高低，金錢的多寡，而在于軍人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及貢獻。

由此推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正是其軍人價值的最高表現形態嗎?至于如何實現軍人的價值，從《孫子兵法》看，可主要概括為兩種形式，一是戰場上的“善攻”，“爭利”，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威懾。前者是壯烈式的，軍人的價值很容易顯現出來；后者是和平式的，軍人的價值通常不易被一般人所認識。但是，按照孫子的看法，后者則是軍人價值實現的更高，更理想，更完美的形式。因此，那種認為“和平的實現就是軍人價值貶值的開始”之類的觀點，是片面的、錯誤的。據此啟示，我們可以斷言：當代中國軍人的價值從根本上來說：就在于確保祖國的安寧，人民的幸福，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因而，“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安全保證”[28]，無疑是當代軍人最高的價值目標。

4．正確認識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歷史局限性和偏失。以上我們偏重于從積極方面來研究開掘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成果，但是如果不能正確地認識它的歷史局限性和偏失，也就很難談得上正確的批判繼承。毋庸諱言，孫子軍事倫理思想體系亦有其固有的歷史局限性和偏失之處，最為突出的是：

(1)狹隘的階級性、功利性。它是為維護和加強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和利益服務的。如所謂的“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就其實質而言，是以利主即安國為本的。其國首先是君主之國，即統治階級之國，保民只是安國之策。這一點《尚書·梓材》中說得極為明白：“欲至于萬年，唯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可見，保民的最終目的在于實現“欲至于萬年”的統治。孫子所謂的保民，同樣出于它的“利主”的階級實質。

(2)英雄史觀。孫子雖然強調“愛卒”，“教卒”，重視“上下同欲”，但從《孫子兵法》的整體思想傾向來看，對將帥作用的肯定最為突出。如認為國家的生死存亡，戰爭的勝負全在于“廟算”，所謂“將聽吾計，用之必勝”，否則“用之必敗”的自我薦詞，都明顯地帶有英雄主義的色彩。再如強調對士卒要“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29]，也是其英雄史觀的反映。不可否認，將帥在戰爭中的作用確是十分突出的，但是就一般規律而言，戰爭勝負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否能夠得到人民群眾(包括廣大士兵)的擁護和支持，即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正義性。孫子之所以在吳國能成就一番將業，歸根結底在于順應歷史潮流而崛起的吳國需要他，他亦符合吳國崛起的需要。

(3)強烈的進攻性。孫子雖然也講慎戰，善守，但他的基本軍事路線是重攻伐，十分強調深入他國作戰，具有強烈的進攻性。軍事倫理是為其軍事路線服務的，這就決定孫子的軍事倫理思想必然要打上進攻性的烙印。如他強調的“掠鄉分眾，廓地爭利”的軍事功利主義就具有明顯的進攻性，特別是在《九地篇》中，他反復強調“兵士甚陷則不懼，……入深則拘，不得已則斗”，“深則專，淺則散”。“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等道理，更充分地表現出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為“去國越境而師”服務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思想易成為好戰者發動侵略戰爭的藉口。以上這些局限性和偏失，亦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我們只能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加以認識，而不必苛求于古人。

注釋：

[1]《尚書·召誥》

[2]《左傳·僖公五年》

[3]《尚書，無逸》

[4]《尚書·牧誓》

[5]同[3]

[6]《尚書·康誥》

[7]漢簡本《孫子兵法·吳問》

[8]《漢書·地理志》

[9]《管子·正世》

[10]《論語·子路》

[11]《老子·三十章》

[12]見《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

[13]《見十一家注孫子》卷上《計篇》

[14]《水心別集·兵權》

[15]《惜抱軒文集·讀孫子》

[16]此二字不清，從殘簡字跡辨認，似是“宜以”二字

[17]《司馬法》雖輯編成書于戰國初期，但主體內容則系古代王者《司馬法》組成。據《四庫全書提要》載：“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于千百”

[18]《左傳·成公十三年》

[19]《國語·周語》

[20]《國語·晉語》

[21]《司馬法·仁本》

[22]《孫子兵法·九地篇》

[23]《孫子兵法·地形篇》

[24]《史記·司馬穰苴列傳》

[25]《孫子兵法·行軍篇》

[26]《孫子兵法·行軍篇》

[27]軍事倫理文化從歷史邏輯發展劃分可有六種類型，即：奴隸主階級的軍事倫理文化，奴隸起義軍的軍事倫理文化，地主階級的軍事倫理文化、農民起義軍的軍事倫理文化，資產階級的軍事倫理文化和無產階級的軍事倫理文化

[28]：《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