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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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時代所興起的信息主義,必然也會在技術哲學中體現出來。技術哲學中的信息主義,表現在對技術的定義、技術性認識的特征、技術活動的轉型和技術的社會形成等問題的看法上;有信息主義傾向的技術論者,在技術的定義上,視技術為一種特殊的知識體系以及人的意志的某種體現;在技術的認識特征上,視技術為建構我們經驗知覺和信息世界的一種“透明”要素;在人的技術活動的類型上,視當代的技術活動從本質上已成為一種處理信息的活動;在技術的社會形成上,視技術為群體協商即信息交往的結果。信息主義視角體現了技術哲學正在走向研究方法與理論成果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關鍵詞:技術;技術哲學;信息主義

如果將信息主義界定為對當代信息技術所造成的社會影響的一種深刻把握,那么它正在超出原來的含義,日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理論范式,即以信息為基點來闡釋社會與人乃至整個世界的一種思想或學術傾向［1］,它存在于眾多的學術領域,同樣也存在于技術哲學之中。

技術哲學中的信息主義,表現為對技術現象若干側面的信息主義解釋,抑或用一種信息主義的思維去分析和看待技術哲學中的許多重要問題,例如技術的定義、技術的特征、技術的功能和社會形成過程等等。

一、技術的知識化和意志化:技術的信息主義定義

技術是一個復雜系統,是一種多面現象,在“定義”技術時,不同的視界往往強調的是技術的不同方面,如物質主義可能強調的是技術作為人造物和器具的方面,工具主義強調的是技術作為達到人的目的的方法和手段方面,人類學視角強調的可能是技術作為人的活動過程方面,實踐哲學視角強調的則是技術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功能方面……。除了這些視角外,信息主義不能不說也是一種重要的視角,這種視角對技術的定義所強調的可以說是技術的知識(信息)方面。

信息主義的技術觀主張摒棄“技術是一堆機械實物”的流行觀點,例如M.邦格明確指出:技術“顯然不是從技術的產物－汽車、藥品、被治愈的病人或技術戰爭的犧牲者當中去探索”,“由于有些人把技術與它的運用甚至與它的物質產品等同起來,技術的概念方面就被輕視甚至被抹殺”［2］。技術雖然與它的物質載體有聯系,但兩者并不能歸結為一回事。有信息主義傾向的技術論者雖然并不明確認為自己就是信息主義者,但其所持的立場無疑與此有“家族上的相似”。這種技術觀從強調技術的知識特性到干脆主張技術就是知識,作為一種信息狀態的知識成為揭示技術最本質的東西:“技術的本質特征就是知識性,屬于精神范疇,不是什么物質實體”［3］。而物質論技術觀所主張的作為技術存在的人工制品,如生產設備、科學儀器、勞動工具等等,在信息主義者看來不過是技術(知識)的物化、凝聚或體現而已,所以“技術本身”決不是這些物質性的東西,而只能是內在于人的某種知識,亦即某種人工的信息。即使像工具論者那樣認為技術是以自然力抵抗自然力,那也是人依賴理性知識所實現的。當一些學者認為技術只是蘊涵于硬件設備中的知識時,實際上就走向了技術觀上的信息主義。這樣的信息主義技術觀由于所強調的就是知識,因此也可以具體稱為知識主義的技術觀。

由于科學也是一種知識,那么主張技術是知識是否會導致它和科學無法區分呢?信息主義技術觀通常會在技術知識和科學知識之間作出區分,認為科學知識是一種描述自然界和社會是什么和為什么的知識,是“理論性知識體系”;而技術知識則是關于在實踐中如何做的知識,是操作性知識,是“實踐性的知識體系”,“是設計、制造、調整、運作和監控各種人工事物與人工過程的知識、方法與技能的體系”［4］。

對技術的這種信息主義定義反映了學術界在技術觀上的這樣一種變遷或轉型:從強調技術實體到強調技術方法,從強調技術硬件到強調技術軟件,從強調技術器具到強調技術知識。這種轉型也反映了技術發展到當代形態后的技術的新特點:軟件居于核心的地位,非實體因素越來越占主導地位,信息、知識的因素越來越重要,成為物質性活動方式得以進行的決定性因素,形成所謂“虛物主導實物”的格局;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認為技術實在就是一種信息實在,尤其是高技術更是一種信息實在(而傳統的技術多是物質性的實體實在),如計算機軟件、轉基因作物等,都與信息的人工集成或對天然信息的人工改造有關;技術活動本質上也成為一種信息操作活動－從生產領域(自動控制)到設計領域(計算機輔助設計),從生物技術(遺傳信息的操作)到材料技術(物質的結構和功能信息的重組)。這樣的信息技術也是突顯信息內容的技術,所導致的是“內容產業”的興盛,也就是涉及信息的各行各業的發達,從而也更導致信息主義所描繪的一幅社會圖景。

技術作為知識也涵蓋了技術作為一種意志的現象,米切姆在關于技術的定義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認為技術不僅可以作為客體、過程和知識來看待,而且也可以作為意志來看待,“作為意志的技術,包括意愿、傾向、動機、欲望和意向等要素”［5］。海德格爾的技術現象學更是從人的意志的展現上去揭示技術的本質,他認為在技術中,意志以貫徹的方式存在－預先把一切強行帶入它的領域,人周圍的事物為了貫徹這種意志而被構造出來,自然和世界則作為千篇一律的材料和功能的對象由觀察著的、謀算著的和統治著的意志充分利用［6］。技術意志使“事物”成為物質化、對象化、齊一化、效用化之后的一種存在。從技術體現人的意志到技術本身成為一種意志,成為人對自然的強制和對象的“座架”,反映了一種人造信息對物質世界的統治,意志信息的泛濫對“物自身”的干擾,是(人工的)信息世界和(自然的)物質世界的一種深刻的矛盾和背離。從意志上看技術的實質,實際上也是將技術看做是一種特殊的信息,從而構成一種信息主義視角中的技術觀。

二、技術的“透明化”:技術性認識的信息主義特征

認識世界是人的一項重要的活動,而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越來越要借助于技術,技術為我們拓展了一個日益寬廣和深化的世界,使我們能夠接受外部世界更豐富更復雜的信息,因此,技術在今天已成為我們獲取信息、認識世界的重要手段,是連接人和對象之間的中介。在這個意義上,至少一部分技術早就是專門行使信息攝取功能的,這樣的技術被認識工具化,具有信息“過濾”的功能:一種純粹的面對信息世界的功能,一種加工信息的工具,一種廣義的“媒介”,這樣的技術顯然是與人的信息活動相關的。

不僅如此,作為人和世界的信息聯系的中介的技術,還不斷地走向“透明化”。例如,當信息攝取技術(觀察儀器和數據采集系統等)成為主體或客體的一部分時,就被主體或客體所同化。此時的信息攝取技術即使仍被稱為主體與對象之間的中介,也是主體化了的或對象化了的中介,借用現象學技術哲學家伊德的表述,此時“人—技術—世界”就變成“(人—技術)—世界”或“人—(技術—世界)”。這尤其表現在利用信息技術進行觀察時,作為觀察工具的信息技術向主體和對象的雙重融入。信息技術作為觀察的工具,將對象變成技術性對象,將主體變成技術性主體,將認識變成技術性認識。技術在這里成為一種強大的解釋裝置,使得先前人對對象的直接解釋變成人通過技術對對象的解釋,而這樣的解釋又被人理解為是自己對對象的直接解釋,技術作為解釋裝置的存在在我們的意識中消失,正如我們透過自己已經習慣的眼鏡看事物時,并不認為是通過眼鏡看到的世界,而是當做我們直接看到的世界一樣,“眼鏡”在我們的意識中并不存在。也就是說,此時我們透過技術看世界但并不意識到技術的存在,這被技術現象學家稱為“透明”,它表明即使在有技術工具作為中介介入的過程中,人的注意力也主要是投向對象本身,而且當人們熟練使用工具時,那些經常被使用的媒介往往被人所忽視并消失在使用者的視野中,即從我們的視野中“退場”,這時候,媒介就成為透明的了。也可以認為,技術裝置此時被我們的觀察系統所內化,成為我們攝取信息的一個內在的或“有機”的組成部分,成為我們“生成”信息的一個要素,技術由此內化為我們的一種生成信息的功能,使得技術的信息特征得到加強。

技術作為媒介所面對的現象世界,就是信息世界,技術媒介作為過濾信息的功能,就是對信息加以處理的功能;技術的這種功能一定意義上是圍繞信息展開的,是和人結合在一起的一種關于信息的能生裝置。在這個意義上,“透明化的”技術實際上是我們創生信息的“共謀”;世界是一幅什么圖景,對我們呈現什么現象,是我們和技術共同的“建構”。

技術的這種透明化從而成為我們“共建”外部信息世界的一個內在要素,不僅表現為技術現象學家們所分析的技術作為觀察工具的事實中,而且表現在技術不斷被物質性地內置于人體的過程中,尤其是表現在信息技術將在其高級階段更深刻地內化于人的過程之中。當某種信息技術植入于人,并且完全融入于人之后,如基因工程對人的治療和改造,或生物芯片的植入人腦,就會使得這些技術作為物理存在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了,使得“外來的技術因素”被人徹底整合后,就成為人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再像是外在的中介性的東西了。它們所攜帶的“技術性信息”同樣加入到人自身所進行的各種信息活動之中,包括對對象的感覺和分析,以及形成行動的目的和意向性,還有作出決策等等信息加工與處理的活動之中。如果這樣的植入技術達到了比較完善的水平,“外來的”技術性信息和我們“內部的”心智信息之間實現了有機的融合,技術性的處理信息的程序和我們心智處理信息的過程實現了“無縫”的銜接,那么我們的被技術“武裝”起來的頭腦所作出的認知分析和判斷決策,就將分不清哪些是我們“真正的”自由意志所使然,哪些是技術因素所使然;技術此時也成為一種透明的存在,在人的信息世界的形成中發揮至關重要卻又默默無聞的作用。目前,信息技術如計算機的發展方向之一,就是所謂人機和諧、機器圍繞人轉、芯片植入人腦和人體,即所謂“人—機一體”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由此將全面滲入人的物質和精神存在,與人自身融為一體,而看不出作為外在中介的形象。一旦這些信息技術所攜帶的信息內置于人,將發揮更強大的信息功能,人將在信息狀態上得到更大的改善,此時人作為一種“信息存在”的技術化特征將更突出,這也是麥克盧漢所說的“被技術修正的人的身體”:“從生理上講,人在正常使用技術(或稱之為經過多種延伸的身體)的情況下,總是永遠不斷地受到技術的修改;反過來,人又不斷尋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術”［7］。同時也顯示了技術的信息功能的更趨強大,這也是信息主義所預示的人和技術發展的前景。

技術的上述的兩種“透明化”的狀態,為我們揭示了人對世界感知和認識的一種實質,那就是技術或信息技術的日益深刻的介入,用伊德的說法就是,置身于技術物包圍之中的我們,幾乎無法想象一個不受技術干預的“天真”的感知;而用錢德勒(Chandler)的說法,任何媒介都促進、強調、加強、放大或擴展了人類的某些經驗和用途,同時也抑止、削弱了另一些經驗和用途,實在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被定義和建構出來。總之,特定技術無不在放大、縮小、凸現或遮蔽人所經驗到的現象,技術在透明化過程中所行使的這種信息建構功能,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信息主義視野中的技術在觀察和認知過程中的本質特征。

二、技術的信息化:人的技術活動的信息化轉型

信息主義的原初含義就是信息技術無處不在的社會影響,如這一概念的最初提出者信息社會學家卡斯特就用它來描述以信息科技為基礎、以網絡技術為核心的新的技術范式,認為它已經對當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全部社會生活以及相應的制度都產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響,導致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并引出相關的社會形式”,因此被視為“整個世界最有決定意義的歷史因素”［8］。“在信息主義之下,財富的生產、權力的運作與文化符碼的創造變得越來越依賴社會與個人的技術能力,而信息技術正是此能力的核心”,是“信息技術革命引發了信息主義的浮現,并成為新社會的物質基礎”［9］。從技術哲學的視野去看,這一現象表明信息技術正在成為一種當代的主導性的技術類型,或者說當代技術從本質上就是一種信息技術,技術的信息化成為技術存在的一種普遍方式,正是因為技術從根本上成為了信息技術,所以技術的社會面貌和社會影響最主要或最根本的就歸結為信息技術的社會功能。

技術的信息化或信息技術成為主導的技術類型,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信息技術本身的發展。信息技術是信息的處理、接受、傳輸和應用的技術;是應用信息科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信息的產生、獲取、交換、傳輸、存儲、處理和利用的工程技術。人類經過幾次“信息革命”以后,終于在當展出了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其強大的信息攝取、處理和傳播功能,使得人類一方面可以十分便捷地獲取、交流和建構出信息;另一方面信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則越來越大,成為須臾不可離的東西,所以說它使人類進入了一種“信息時代”。

二是由于信息技術本身的強大功能,即使那些傳統領域中用于處理物質對象的非信息技術,如生產技術,也被納入了“信息化”的“技術提升”過程,這就是在生產性的機器技術系統再加上了信息控制的部分,使物質生產技術得到了信息化改造,成為一種信息化的生產技術,于是生產技術與信息技術融合為一體。這時,即使是使用生產技術,人也是在進行一種信息活動[CD2]控制機旁的信息控制活動。

兩個側面導致信息技術成為主導技術,或者說一切技術在當代的意義上應該是信息技術;尤其是技術與人的直接接口或界面,是通過信息技術的裝置實現的,所以即使是非信息技術,也是通過信息技術與人直接相連的,于是對于人的直接操作和認知活動來說,技術都是一種信息技術。如果信息技術成為一個時代的主導型技術或一切技術都出現信息化特征時,就出現了所謂的技術“轉型”:從物質型技術到信息型技術的轉型,或稱之為“以處理物質能量為主的技術”到“以處理信息為主的技術”的轉型。當技術的主導類型是信息技術之后,技術的功能也隨之信息化,技術不僅是用來改造環境的,指向物質世界的重新塑造,更是用來“生成和傳播知識”的,“指向知識的思想的擴張”,亦即“用于追求知識的技術”,即行使信息的攝取和處理的功能,技術由此從功能特征上呈現出一幅信息主義所描繪的圖景。

這樣,技術哲學視野中技術從本質上就是一種信息技術;技術哲學視野中的技術主體所從事的技術活動,就是處理信息的活動,即使在生產技術活動中也是如此,技術主體不再是和物質性的被改造對象打交道,而是和控制機上的信息顯示打交道,他所進行的“改造物質對象”的技術操作活動,從直接性上也成為了一種信息處理活動;他所造成的對象的變化,在直接性上也成為人工信息的某種經過處理后的變化,只是通過機器系統的傳送,最后才在人并非親臨的終端物質性地改變了對象。從普遍性上看,人使用技術的直接活動都成為了一種信息活動,其中實踐活動是通過控制機所進行的信息控制活動,認識活動則是通過技術所進行的信息攝取和處理活動。甚至兩種活動之間的界限也日趨模糊。于是,人所從事的技術活動普遍地帶上了信息化的色彩,人類的實踐類型也從過去的物質型實踐為主轉變為信息型實踐為主,人的活動、人的技術手段、人所造成的對象的直接變化、人的生存方式等等,都必須從信息的視角上去加以把握,這就是信息主義從技術的信息化轉型的角度為我們所揭示的社會圖景。

信息技術甚至還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第四世界”:人類借助電腦網絡、電子通信、虛擬技術和豐富的想象力將光、電、色、能、數字與信息集于一體,對自然界和人類生活模擬縮合,構建起的一個新天地。或者說在信息技術主導的世界中,社會的面貌是一幅信息主義的圖景;不僅社會的發展,而且社會中人的發展也打上信息(技術)主義的痕跡;信息技術性成為時代的特征,也成為人的特征,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會走向“信息人”［10］。

當人的技術活動日益成為一種信息活動時,當技術層面的信息化普遍發生時,還使得許多傳統的僵硬的二元對立得到解構,如實踐與認識,從而科學與技術之間的認識論乃至本體論界限趨于模糊,于是從哲學上對技術的類型也產生出新的啟示。一些學者認為從古代開始技術就應該分為“認識技術”與“實踐技術”或者“生產技術”與“非生產技術”的不同類型,像保羅•萊文森那樣將技術分為兩個序列(meta-technologyorsecond-ordertechnology):第一序列的技術“即人的一般技術,是在改造外在的物質的世界”;第二序列的技術“即認知的技術,是在改造我們內在的心靈世界,……屬于認知的技術重新塑造了認知者:我們人類自己”［11］。于是,他們可能說凡認識類技術或非生產性技術都具有(廣義)信息技術的特點,從而使得(廣義的)信息技術活動只是一種認識活動,于是人們所從事的當代的信息技術活動無非多是在進行科學研究。當然,即使有這樣的分界,我們認為這種界限在現代信息技術時代也日漸趨于模糊。例如,當代信息技術使得實踐越來越廣泛地成為“信息型實踐”時,尤其是“虛擬實踐”的出現使得認識與實踐的界限變得不再清晰,故以“活動”統稱之,而無須嚴格地將其分為是認識還是實踐。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科學與技術之間,所以有“技術性科學”(technoscience)這一新詞來反映兩者之間的彼此滲透與難于區分,所以也有“信息科技”這樣的表述來淡化它的所指究竟是科學還是技術。這或許也會使得“造物”與“造信息”之間的界限也將趨于模糊,進而或許將用“改變對象”統稱之,這也是信息技術所造就的技術信息主義給我們帶來的新視界。

三、技術的社會建構化:技術形成的信息主義解釋

技術與社會的關系是技術哲學的重要問題,也是“技術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技術哲學家都在這個維度提出自己的主要思想,而長久以來占統治地位的是“技術決定論”的看法。

近年來在技術與社會關系的維度上逐漸興起了“社會建構論”或“社會形成論”,并且日益成為主導思潮。可以說技術的社會建構論也包含信息主義,或者對某種技術之所以會形成進行了一種信息主義的解釋。

技術的社會建構論主張,技術的人工制品和實踐最好被看做是隸屬于社會群體的個人或集體建構起來的,人工制品的意義是由相關社會群體或操作者賦予的。由于社會群體有不同的利益和資源,因此他們傾向于對人工制造物的合適結構持不同的觀點。在其看來,技術可以以不止一種方式來設計,在各種不同技術可能性中存在著選擇;這就是技術人工制造物的“解釋的靈活性”,這種靈活性不僅是人們如何構想和解釋人工制造物,而且是對它如何進行設計。技術的社會建構論者反對技術決定論將某一特定的技術看做是唯一的必然的歷史現象。他們認為社會環境造成了人工制品的特征,而技術本身并沒有賦予人工制品什么客觀性,是社會群體賦予技術以意義,因此技術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也就取決于相關社會群體的解釋框架。由于社會群體定義技術發展的問題,因此事物在設計的方式上存在著靈活性,而不是只有一種最好的方式。

在某種技術的形成或定型的過程中,利益群體之間的協商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們認為技術和技術實踐是在協商中被建構起來的,這同時也是一個由各種參與者的社會利益驅動的過程。他們還通過案例的分析表明,僅從人工制品的內在性質說明技術事件的過程和設計是不可能的,必須看到用戶的協商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決定作用,特殊的群體和力量極力將技術塑造為適合自己的目的,同時也必須盡可能將各種技術的和社會的結果的可能性納入到自己的視野之中加以考量。所以,在技術的社會建構論者看來,是社會群體將意義賦予技術,是社會環境塑造人工制品的技術特征。由此也提出“相關社會群體”及“核心需求”的概念,“核心需求”就是一定的相關社會群體的所有成員共同賦予某一特殊人工制造物的同樣的意義。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商談的,技術的發展和變化只有依據對大量的技術爭論才能得到最佳解釋,技術的后果也就是來自社會的協商和解釋,而不是來自技術自身的邏輯。最后,在技術的一個發展周期中,結束機制發生于共識到達,在技術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得到了解決,當牽涉到設計和使用技術的社會群體確定該問題解決之后,技術的爭論就結束,他們就使技術穩定化。因此,穩定是在關于某一人工制造物的形式的爭論被有效地解決之后達到的。

總之,技術的內容成為“可協商的”,不是技術物自身的內在邏輯和“鐵的必然性”所決定,而是在協商的“信息場”中被不斷重構,是一種“語境相關”的產物,作為一種信息環境的語境不同,將會導致不同的技術構想和技術產品。

需要指出的是,技術哲學中的信息主義,迄今并未構成技術哲學中的一個獨立流派,只是在對技術的哲學認識中表現出來的某種“家族相似”的傾向,甚至這種傾向也不是明確以“信息主義”的稱號來表達的,而是從其思想內容中折射出來的。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分析技術哲學,既是我們認識技術哲學之角度的多樣性,也是技術哲學本身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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