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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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已經日趨具體化的、專門圍繞著海德格爾的大名而展開的這場爭論,由來已久。哲學家們在哪些方面與政治和社會現實有聯系?他們的問題和洞見能夠對我們處理這種現實的進程提供什么樣的幫助?1987年11月在巴黎,在圍繞著法利阿斯(Farias)的著作展開討論的情況下,我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后來以《回歸敘拉古?》為題用德文全文發表[1]。這個題目指的是柏拉圖在他自己那個時代所感到的失望,當時應敘拉古的僭主,即那個城邦的絕對統治者的邀請,柏拉圖就有關公正的國家觀念以及公正的社會秩序問題,兩次向這位年輕的君主傳授他的思想的基本原則。結果事情鬧得很糟,而且柏拉圖費了很大的周折才又回到家中。這之后他又一次遭受到了失望的打擊,當他的親密朋友狄翁———他的學園團體核心圈子中的一員,在勝利地領導了一次解放敘拉古的行為之后,突然被他自己的朋友們所謀殺(人們希望更多地了解有關那次特殊的暗殺幕后的事情)。

柏拉圖在西西里的政治冒險活動,就其表現出來的力量及其很大的思想煽動性而言,是很有象征性的。當然,海德格爾1933年對希特勒所表示的支持不能與柏拉圖的西西里計劃相提并論。狄翁以及這位思想家的其他朋友們所屬的柏拉圖學園團體,一開始就具有一種社會政治的特征,它的這種特征普遍要比今天任何大學和學院、或者當代社會中的知識界所具有的社會政治特征都明顯得多。這樣就加深了這樣一種思考,這里所爭論的問題總歸與哲學本身的各種思維方式相關。哲學家所關注的是,探究每一個問題直至達到其基本的和最終的普遍性,這種關注似乎并不會預先使他正確地看待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各種可能性和具體情況;既然我們以這樣一種根本的方式考察這個論題,那么我們無疑也應該向哲學本身提出下面的基本問題:如果哲學對于那些重要的、與存在至關緊要的問題給予拐彎抹角的、反復無常的回答的話,那么哲學知識的真正本質實際是什么呢?

因而,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許多年前就對海德格爾哲學采取一種批評的觀點,他認為海德格爾的哲學出自于魏瑪共和國統治下的保守的傳統和半革命的右派思想,總之,出自于所謂的“右翼革命”集團。布迪厄的分析是一種有趣的分析,但它是基于一種我既不能贊同也不能共享的預設上的,即哲學在世界中僅僅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安排(arrangement),社會學家則可以從一種批評的觀點,以及從他們聲稱能夠最終徹底揭示的知識來考慮這種安排。

當我見到對哲學提出的這樣一些問題時,我感到非常不安。因為那聽起來就像存在著或者也許應當存在著從事哲學的特殊種類的人,而情況并非如此。哲學被每個人從事著,盡管他們從事的哲學通常比那些所謂的哲學家們所從事的哲學更為糟糕。在我看來,這種情況足以作為一種不夠貼切的解釋,來說明布迪厄并非向每個人而僅僅是向所謂的哲學家們提出的那個問題。哲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學科而存在于我們有組織的科學世界中(作為由學者組成的一個機構,而不是處于學術界的次要部分),就此而言,人們實際上并不會懷疑布迪厄的能力。哲學在這個比較廣闊的世界上受到了與藝術和宗教同等程度的歡迎和適當的響應,其受歡迎的程度超過了當今的科學文化,而在這方面布迪厄應當感到他的理解是不夠的。

人們到處都在探詢著哲學的問題(關于物質的起源、虛無、未來、死亡、幸福、生命的意義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夠給以回答。人類普遍對這些問題有著強烈的興趣,而并非僅僅是專業哲學家們有這樣的興趣。

在闡述這個作為開場白而提出的問題時,我本人并沒有追隨任何特定的思想派別。用康德的話來說,這種普遍概念的哲學表明了一種自然的人類傾向,這種傾向使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易于接受宗教所提供的回答,而對這些回答,學術的哲學概念確實引不起人們的興趣;與思想的激情和對人性的焦慮探詢相比,這種學術概念像任何學術概念一樣,是略為次要的。

無論怎樣,關于我們自己未來的社會地位的問題以及對生活中個人的、個體的幸福的關注,也都屬于有關人類的根本問題的同一領域。蘇格拉底并非一位哲學教授,然而他最先提出了關于公正生活的問題,而且他堅持不懈地提出這個問題,以致他確實承認,對于一切人來說,他們都在內心深處問自己這同一問題,即使為了不使自己遭受答不出的難堪,他們通過回答偷偷地避開這個問題。凡是認識到這一點的人馬上會看出人們的這種探究熱情,無論是與人類的前途、個人的幸福有關,還是與可怕的死亡奧秘有關,都是在不斷地反抗引起疑問的愚昧。同樣的情形也適用于我們無法選擇而注定的出身,適用于連上帝也不能抹去的往昔的事件。所有這一切都是隨著(正如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化的過程而一同發生的。由于這種社會化的過程,從幼兒的本能生活開始,我們通過家庭生活中的教育和控制鍛煉,而后又通過語言的習得和語言的運用,使我們融入社會。我認為,面對這種狀況我們必須自問:為什么偏偏是哲學教授才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去理解、甚至解決當今那些誘人的、科學也無法解答的問題呢?人們設想哲學家(就學術上的意義而言)具有他人所沒有的特殊的能力,由于這種能力,他也許還應被賦予一種特殊的責任,即經常對我們寄托的某種責任。對此我確實是很詫異的。在這個意義上說,難道我們不更應當承認神父、醫生、教師、法官甚至新聞記者發揮了更為決定性的作用,而且他們因此在當前并對將來負有更大的責任嗎?

人們會記得,戰后一位年輕的法國人博弗雷特曾經問海德格爾他打算什么時候寫一本倫理學著作,海德格爾試圖對此作出詳盡的回答。他回答的要點是,這個問題不能這樣來提,好像哲學家的工作是以一種社會風范去“教化”他人,也就是提倡一種社會秩序或證明其合理性,或者向人們推薦這種或那種道德秩序,向人們推薦能對人們廣泛接受的信念產生影響的公正方式:事實上,以上這些都是一個長期以來一直被人們明確從事的教育過程,而且在人類開始提出通常歸于哲學的各種基本問題之前,哲學教育過程已經應用于一切人了。

這里的沖突并非是某些專家的專門知識與實際生活的社會現實之間的沖突,而是人性自身中的沖突,是人的探究和謬誤之間的沖突。作為人類我們是與事物的自然秩序相互分離的,以致我們不再被任何自然的ethos所決定。希臘語ethos這個詞指的是由自然指定給我們的、包括動物在內的生活方式。就動物的來說,它們的習性被一種強有力的、本能的控制機制所主宰,以致它們的行為不可抗拒地以這種機制為條件。

我曾經有過一次有趣的經驗。在一個糟糕的夏天,一對燕子在我們的陽臺上筑了巢。當它們孵化出第二窩雛燕時,早已是夏末了,然而燕子遷棲的天性要比它們關愛后代的有力本能表現得更為強烈。燕子父母拋下幼雛離去,致使可憐的雛燕因饑餓而死。后來,我在燕巢中發現了雛燕的尸骨。這件事表明,自然及其內在機制是怎樣有力地滲透到其他生物的行為方式中的。

我們人類并非如此明顯地受我們的本能的支配。我們喜歡“自由選擇”,至少我們相信它,而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如此稱呼它的原因。這就是希臘人所稱的prohairesis: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行事的自由。提出問題的能力就是其一部分,但它也是設想很可能根本不會實現的各種可能性的能力。一個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去設想各種可能性的人,顯然較少冒犯錯誤的危險。這就是為什么我說并非只有海德格爾或那些被稱為哲學家的人易于犯錯誤,而是人類本身易于犯錯誤,而且人類首先屈從于他們自己的、對自己也掩飾著的秘密志向,或者屈從于在生活中去實現閃光的夢想。對于一切人評價他們自己的生活境況以及與他人的關系時的那種方式,這就是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我們都冒著出現錯覺而做錯事的危險。所以同樣,醫生與自己關系太密切了以致于不能給他們自己看病,被告與自己關系太密切了,以致不能為自己辯護。實質上這一點對一切知識都適用:其具體地應用要求一種特殊的天賦,這種天賦不能夠在人們可以獲得的知識自身中找到。

當今科學文化的片面性傾向于低估知識的實踐形式的自主性。人們承認哲學家在闡述種種難以解決的問題方面具有某種學術才能,而且他們有時至少幸運地拿出了某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于是人們可能會把哲學家當作圣人,但是他免不了會犯錯誤,免不了對形勢作出拙劣的估計,尤其是在個人的卷入成為一個重要因素的情況下。當然,人們會說,能夠被稱之為“哲學家”的人們承擔著一種特殊的責任,即無論他們是否喜歡這種責任,他們都作為教授或者思想領域中的典范實施著一種影響,但是同樣難以否認的是,其他科學中的代表人物,而不僅僅是被稱為哲學家的人,會發現他們自己也處于這樣的情況下,尤其是當他們自己的學科涉及到實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問題時,更是如此。如果設想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的能力僅只是滿足于教授實際的思想,而不訴諸于人類這種有理智的生物所具有的理性,那么這個設想肯定是錯誤的。與此相反,那些以他們的哲學思維能力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們,能夠顯示出一種優越性;當我面對在海德格爾那里所見到的思想優越性時,那種情形就特別地發生在我身上。于是,就有可能發生將我們引入歧途的情況,而且我并不想否認海德格爾對他那個時代所產生的強大的精神影響,使許多人在實踐和政治的問題上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但是,在思想上就如同在生活上一樣,我們各自為我們的行為負責。如果我們作為專業的哲學家所學到的事情,無非是提出人人關注的問題,而普通的人不能夠對之作出有效的回答,那么,我們就可以效仿雅斯貝斯的說法,稱哲學家所做之事為“存在的啟蒙”。

我們也能以這種方式意識到科學理智的局限。正確察覺行為目的(這些目的是可行的,并且能夠變成現實)的能力,無論如何都是非常不同的。

因此便可以發生海德格爾的情況:他的思想在半個世紀中吸引并影響著人們,而且其思想煥發出無與倫比的啟發力量;作為一名思想家,他闡明了存在恐懼的本性,闡明了這種恐懼不可分離地引向道德墮落的傾向,這個傾向是隱藏在對人類和世界進行的一切人類活動背后的;這樣一個人可以在他自己的行為上不顧一切地服從于幻覺。海德格爾對此有親身的經歷,而且他后來對此是默認的。

不過,他承認他的政治錯誤一定會更容易一些,尤其是當他最終認識到那種錯誤的時候,就像他認識到他對納粹運動抱有普遍幻想的那種錯誤那樣,但那已為時太晚了。妨礙他承認政治錯誤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作出那種公開聲明時,已經結交了壞朋友。也許他所擔心的正是不久就確實發生了的事情:因為他所犯下的大錯,人們一定會忽視他的哲學觀點。在這里他無疑會看到這樣的證實:他關于戰后各項發展的普遍歷史觀點,關于從希臘時代到當今技術時代歐洲命運的一致性的觀點,都是不能夠輕易被否定的。

當然,作為一位思想家和教師,他并沒有放棄對自己的幻想的追求,這種追求可以通過他的教學生涯,可以在現在出版的許多海德格爾的演講中看到。在第三帝國垮臺后的那些年代里,情況也同樣如此。他設想人們真正向往的那種轉變,他承認納粹社會主義以及希特勒對它的解釋與那種轉變完全不同,然而即使在這樣承認之后,他心里依然堅持他關于達到那種人性的正確道路的幻想。

我們不應當為一位具有優秀思想才能的人會被人們誤解而感到驚奇。凡是思想著的人都看到各種可能性,凡是具有強大思想力量的人都真切地看到各種可能性。某些事情很容易被人們看似為真,因為這些事情對這些人們所顯現的正如他們所希望的那樣,而實際上,每件事情都是非常不同的。年輕的海德格爾就像其他許多人一樣,在他所處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尤其是在當代的大學生活中,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各種社會的弊端和衰落的跡象。德國已經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崩潰中發展起來,在它身上還強加了一種德國人尚無準備的引進的民主,在這樣的德國,那些跡象是很明顯的。在那些年里,魏瑪共和國曾經經歷過的種種沖突和爭論,種種暴力行為,種種政變嘗試,種種欺詐行為,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即使由于所謂的中產階級的掠奪以及比其前輩更為眾多的知識無產階級的出現使國家得到鞏固之后,德國人只要沒有得到一個和平條約,沒有享受到明確規定的經濟地位,不能保證他們的工作和對生活的合理期望,那么他們對未來就仍然不會有信心。甚至英國人后來也承認,這種狀況對一個已經變得無業可做的民族的極端激進化起到了促成的作用。海德格爾也看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從人類歷史整體的大景觀來看待這種狀況。他的結論是,這里必將會出現一個嶄新的開端,這個開端必將會到來,而這就是海德格爾認為在1933年他所看到的情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得出如此錯誤的結論是不足為怪的。而另一方面,令我吃驚的是,人們總是不斷地讓這位哲學家去面對一個倫理學的問題。我把那看作是一種可悲的跡象,甚或看作一個社會中道德貧乏的證據,在這個社會中,需要向他人詢問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體面的,什么是人性的,并且希望從他人那里,從哲學家那里獲得對那個問題的回答。而這僅僅表明了那個社會已經失去了一切方向感。

當然,人們似乎不會責備一個希望從他人那里得到忠告之類的人,人們詢問這樣的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一個事實仍然沒有變,那就是在下面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一方面是,人類很早以來就打上的性格印記(連同他們在社會中經歷的一切經驗,這些經驗既影響著他們自己的本性,又影響著他們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是,人們對于善的探求,人們必定總會提出這樣具體的問題:什么時候人們才會愿意改變這樣或那樣的事情,以便使之變得更好些。

人們怎樣以不同的方式提出關于真正的善的問題呢?基本的前提就是把這個真正善的問題向自己提出來,而不是只考慮自己。不過,一個人不可能使自己處于他人的地位上,而且一個人不可能使人們接受他們自己并不了解或并不認可的推薦、建議、勸告甚或指令。不存在調解倫理學那樣的東西。因此,如果博弗雷特問海德格爾:“你什么時候寫一部倫理學的書?”那只不過是因為這位年輕的法國人已經在《存在與時間》中看到一種非常強烈、徹底地進行探詢的潛在能力,因而他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幾個月中發生了廣泛的災難,對于如何對待隨后人類所面臨的形勢,海德格爾能夠向人們提供他的幫助。無疑,人們向海德格爾要求的事情并非能夠特別指望哲學家來做的事情。服從于常識的指令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而這是德國所欠缺的,德國是一個習慣于服從的國家,因為它從來不知道革命和推翻現存的權力。這就是我們怎樣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使我們的國家衰敗的原因。

當時在德國的馬克斯•韋伯感到需要訴諸于一種“責任倫理學”,這一事實是對那種莫名其妙的非政治化的反映,就好像責任不是一切倫理學的核心似的!總之,倫理學并非一種單純的信念問題,而是涉及到實際的行為,涉及到對于那個行為以及違背那個行為所引起的后果承擔責任。“信念倫理學”是錯誤地從康德那里引出來的,它實際上是政治上軟弱和缺乏政治團結的表現。19世紀的德國資產階級社會,由于習慣于尊崇權威而深受了這•32•論哲學在政治上的無能種軟弱性之害。這種軟弱無疑也是新教教會的軟弱,新教教會賦予權威一種宗教的權力,這種權力導致了忽視批判理智的責任。這種態度與知識界的非政治化傾向相一致:世俗化加強了對信仰的宗教同情,而且冷漠得變成對信念和良心的疑慮。歸根結底,我們每個人都在自身中體驗到一種責任,這種責任是我們大家所承擔的,而且我們把它向自己隱瞞了起來。我曾經重讀了卡夫卡的《審判》一書。在其絕妙而又令人憂慮的描寫中表現了所謂的天真怎樣使一個人有罪。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哲學家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系統闡述與我們大家有關的各種問題,但是只有他們能夠向其他人表明,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面臨著不能被看作為唯獨他人才有責任去解決的任務,這些哲學家才能對我們有所幫助。絕非唯獨他人才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