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思想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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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國，人本思想經歷了兩次大的演變。一次是由人本到民本的演變，一次是由民本到人本的演變。本文簡要回顧這兩次演變，希望能夠對深化人本理論的認識有所幫助。

關鍵詞：人本;民本;演變

在我國，人本思想經歷了兩次大的演變。分述如下：

一、由人本到民本

對于這次演變，學術界現在有不同的看法。概括起來，其主要依據是：（1）中國歷史上的人本實質上是民本，準確地講是君本。人本源自歐洲，是西方舶來品。因此，無所謂由人本向民本演變。（2）“民惟邦本，本固邦寧”[1]，我國在夏代就有民本思想，而人本思想則產生于西周以后。因此，即使演變，也是由民本向人本演變，而不是由人本向民本演變。

筆者不同意上述看法。首先，如同歐洲人沖破神權和王權創立了人本主義一樣，春秋時期，中國人打破“天”的權威，對人的力量以及人在社會和宇宙中的地位作了一次反省，從此不再盯著外在的神秘力量——天，從自己身上尋找社會變化原因，并在此過程中萌發了人本思想，人不僅成了“神之主”[2]“國之主”[2]，甚至國君也要“忠于民”[2]（、“利于民”[2]。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在漫長的封建專制時代，諸如“天下為公”[3]、“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4]）等史不絕書，人本思想很活躍，中國并非只有民本思想。其次，“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出自《尚書?五子之歌》，“五子之歌今文（《尚書》）無，古文（《尚書》）有”[5]，而“古文《尚書》全是偽作”[6]。況且夏處于原始公社向奴隸社會過渡階段，“民”的力量還沒有顯現出來，不存在“民惟邦本”的思想基礎。

中國固有的人本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調個體人格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孔子反對將人動物化，反對無視人的尊嚴，像對待牲畜一樣對待人。因此，他不僅反對殘害生靈，詛咒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7]，而且反對強加意志于人，指出“匹夫不可奪志”[8]，“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孟子直截了當地要求執政者“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7]“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7]孔子曾經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8]如果主張不能行之于世，寧可流亡海外，也要實現自己的理想。

第二，尊重人的利益要求。“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8]，好富惡貧是人的共同心理。孔子不反對人們“求利”“得利”，只是主張“義以為上”[8]，不能見利忘義。他公開表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8]，只要能致富，就是去干給人提馬鞭的差事，他也沒有二話。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如果）這里有一塊美玉，藏在匣子里還是找一個能出好價的商人把它賣掉好？”孔子毫不猶豫地回答：“賣吧，賣吧，我就是等待商人的人啊！”[8]

第三，尊重人的物質欲望，反對魚肉百姓。“食色，性也”[7]，抑制人的物質欲望是不人道的。因此，孔子主張“足食”[8]，孟子主張“薄稅斂”[7]，“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7]，“耕者助而不稅”[7]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7]季氏富甲天下，冉求當上季氏的總管后把田租提高了一倍，孔子聞訊后立即與他斷絕師生關系，鼓勵學生鳴鼓擊之。

第四，倡導“仁政”，反對“暴政”。君子應當“以佚道使民”[7]，在執政過程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確保其行為“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8]“苛政猛于虎”[3]，孔子反對盤剝百姓。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如果有人廣泛地給人好處，而且能幫助大家，這個人是仁人嗎？”孔子說：“豈止仁人，簡直是圣人呀！”[8]）

人本妨礙君本，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9]（情況下，除了被民本取代別無選擇。在自然經濟條件下，民本事實上是農本。其主要內容包括：

（1）輕徭薄賦，藏富于民。

（2）勿傷農時，給農事活動提供方便。

（3）實行常平倉制度，防止谷賤傷農。

（4）刺激人口增長。

（5）抑商賈，禁技巧。

（6）設庠序，學而優則仕。

（7）納諫。

（8）及時賑災。

總之，就是行使“仁政”。對此，日本學者瀧川精辟地總結道：“先王之仁政，一則曰保民，再則曰牧民。蓋古昔之天下，以一人君臨萬民，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民之性命，系于一人之喜怒。一人而行仁政，則兆民安之；一人而行暴政，則百姓皆倒懸。故蚩蚩之氓，惟舉首而望仁君，馨香而祝郅治，無所謂參政，更無所謂權利。”[10]

二、由民本到人本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西學東漸，人本思想逐步在我國傳播開來，并且在法律和實踐活動中有所體現。

1、國民

“國民云者，法學上之用語也。自事實論以言，則國民者，構成國家之分子也。蓋國家者，團體也，而國民為其團體之單位，故曰國家之構成分子。自法律論以言，則國民者有國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個人的方面觀之，則獨立自由，無所服從；自其對于國家的方面觀之，則以一部對于全部，而有權利義務，此國民之真諦也。此惟立憲之國民惟然，專制國則其國民奴隸而已，以其無國法上之人格也。”[11]

國民與奴隸的區別是，“奴隸無權利，而國民有權利；奴隸無責任，而國民有責任；奴隸甘壓制，而國民喜自由；奴隸尚尊卑，而國民言平等；奴隸好依傍，而國民尚獨立。”[12]

去奴隸為國民，實質上就是去臣民為公民，使每個人都成為國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

2、權利

梁啟超認為，“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根也。其根即拔，雖復干植崔嵬，華葉蓊郁，而必歸于槁亡，遇疾風橫雨，則催落更速焉……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槁木遇風雨之類也。”[13]（P39）為國家計，他疾呼“為政治家者，以勿催壓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教育家者，以養成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一私人者，無論士焉農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國民不能得權利于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國民爭權利也，則讓之。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于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13]（P39—40）

陳天華把國民權利歸結為政治參與權、租稅承諾權、外交參與權、生命與財產權、地方自治權、言論自由權和結社自由權。

不管民主立憲還是君主立憲，國民都有選舉議員的權利，都有向官員乃至皇帝、總統提出請求的權利。國民通過議會來行使權力，議會代表國民制定法律，官員乃至皇帝、總統必須依法行使權力。他說：“西方大儒，都說人若沒有政治思想，不曉得爭權利的，即算不得一個人，雖然沒有死，也和死差不多。”中國人應該“把政治思想切實發達起來，拚死拚命，爭這政治參與權，不要再任做皇帝、長官的胡做亂為，把中國弄得稀糟，這是爭權利的第一項。”[14]（P186）“中國比如一個公司，咱們是公司的股東，皇帝、長官不過是從外前（湖北方言，意即外面——引者）請來的當家先生。”[14]（P190）當家先生私自把公司賣了，或私自請別人干預公司的事，股東能不說話嗎？“各國的國民，是一個人，列位也是一個人，怎么就這樣的懦弱？”[14]（P192）沒有租稅承諾權，立憲政體就是一句空話。“世間有要人出錢不告人家用錢的出向的理由嗎？出了錢文，毫不問一問，任他亂丟，也算是一個人嗎？”大家應該“逼迫政府把一年之中所要用的，照實先向國民呈一張預算表；國民將每年應收若干，應出若干，細細查清，又當派人四處調查收稅實數，總不準有一項多征，一毫中飽，這是頂不可緩的。”[14]（P190）

思想自由是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言論不自由，一切事情都不能發達。禁止國民議論朝政，上書言事，就像房子快倒了，看守房子的人卻不許房東告訴他補救辦法、提醒他負責任、要求更換看守人，完全顛倒了主客關系。

3、自由

“自由者，權利之表征也。凡人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為其重也。”[15]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上諭，曰：“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16]標志清政府的經濟政策從壓制私人資本，即剝奪國民的經濟活動自由，轉變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護和扶植私人資本。不過這一權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頒布《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以后的事。其中，《公司律》規定：“凡設立公司赴商部注冊者，務須將創辦公司之合同、規條、章程等一概呈報商部存案。”[17]與國際慣例一樣，辦企業僅須登記注冊即可。與此同時，現代產權制度逐步確立起來。《大清民事刑事訴訟法》在“判案后查封產物”一節中規定：“凡封票紙查封被告本人之產物，如產物系一家之公物，則封本人名下應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連。”“凡左列各項不在查封備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屬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孫所自得之物。”[18]這表明產權已從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轉為個人所有，主流社會開始承認個人產權的正當性。有了經濟自由，公民權利就有了經濟基礎。

1903年，支那子在《浙江潮》上撰文指出，自由是法定范圍內的自由，國家有保護國民法定范圍內自由權利的義務。文章還列舉了國民的法定自由，即：居住及轉移之自由、身體保全之自由、住所安全之自由、書信秘密之自由、集會結社之自由、思想發表之自由、所有之自由以及信教之自由。

1911年11月9日，湖北軍政府頒布《中華民國鄂州約法》。《約法》第二章規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通訊、信教、居住遷徙、保有財產、營業等自由。保有身體自由，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審問處罰；保有家宅自由，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對于行政官署所為違法損害權力之行為，則訴訟于行政審判院。可向議會陳情，向行政官署陳訴。有任官考試、選舉投票即被投票選舉之權。有納稅當兵的義務。本章所載人民的權利，于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公安之必要，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19]公民自由權見之于法律。

當時有關公民自由權的法律，總是在列舉個人自由后加上一個后綴——非依法不得限制之，從而使打著“依法治國”幌子剝奪公民自由的人有可乘之機。《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沿襲了這一失誤。1912年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通過并公布了《臨時約法》。第二天，章士釗即撰文指出它沒有解決公民自由的保障問題。“《約法》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長予以彌補：“然人欲濫用其權，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維何？則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ofHabeasCorpus，現譯人身保護令——引者）。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庭，陳述理由，并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茲制者，誠憲法之科律也，吾當亟采之。”[20]但是，章氏的呼吁無人采納，成了遺留給21世紀中國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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