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西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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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科學主義把科學視為純粹客觀的，特雷西則認為科學具有無可置疑的詮釋性，這種詮釋是通過語言途徑來達到的。特雷西以科學具有詮釋學性質來批判傳統的客觀主義科學觀，自有其積極的意義。然而，對科學的詮釋性理解不能也不應徹底否定科學的客觀性。

關鍵詞：科學、客觀性、詮釋性、科學主義、反科學思潮

一、特雷西對科學主義的批判

特雷西（D.Tracy,1939—）乃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神學博士，曾于1977年至1978年任美國天主教神學協會主席，素來熱中于神學活動并有大量著述，他在這些著述中大量地引述加達默爾等人的論述與思想，以此發展其獨特的詮釋神學。其思想中最具特色者為涵蓋性與整體性，且其神學思想往往越過其學科，試圖與其他學科對話，以達到共同探討人類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他是以詮釋學為方法論原則來達到其“真理的呈明”的，其中對實證主義科學觀與方法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從而蒙上了十分濃厚的反科學色彩。關于這一點，在《詮釋學•宗教•希望——多元性與含混性》中有著充分的體現。[1]

他批判說：“科學主義佯裝其研究和詢問的方法、以致否認其自身具有的詮釋學性質，并試圖以偽裝來掩蓋其自身的歷史性，以便宣稱自己擁有無歷史性的確定性。所有的科學主義模式，至今在文化中仍保留著強大的甚至是滲透到各方面的力量和影響，盡管它賴以支撐自己的觀念體系已遭到思想上的破產。我們不妨想一想對藝術、宗教、倫理學和歷史行動中的真理性提出的要求已被多么極端地私人化；古代的理性現已在多大程度上被現代科學予以狹隘化；多元傾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坍塌為一種極度壓抑的容忍；某些在用的技術被極權化（例如行為主義）以致快速地攻擊一切批判性的反思；最后，過去一度的公共空間現在變得多么高度技術與工藝化?！保╗2]，P.53）特雷西在此似乎反對的只是科學主義。然而，他實際上指責了自然科學以一種非歷史性、非詮釋學（或說非解釋學）的姿態出現，并且批判科學的方法論對其他學科領域的滲透。在他眼中，正是科學技術及其方法論的擴張使得多元化喪失，使得其他學科日益狹隘化。因此，所應批判的就不僅僅是實證主義的“科學是純粹客觀的”觀念了，而應進一步批判把科學理論視為非歷史性、非詮釋學意義的傾向。說到底，在特雷西看來，把科學理論視為一種具有客觀性的認識本身就是錯誤的，從而，實證主義的客觀主義科學觀必須予以徹底否定與批判。

特雷西認為，實證主義者昔日之夢是發現一個純粹數據和事實的領域，這一領域被稱為“科學”，它的任務是求真，是為我們提供“真理”。而其它領域——藝術、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常識則僅僅為我們提供解釋，解釋自然不等于現實，不等于真理。然而如今實證主義這種不受任何解釋約束的科學領域的夢想已經崩潰。導致這一崩潰的原因首先是實證主義的描述在科學自身的領域中已經越來越不切合實際。后現代科學的出現已經揭示了科學同樣是一種詮釋活動。其次是思想的語言轉向。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轉向不斷中斷了在對話和討論問題上的許多傳統意見，而且它首先中斷了對知識和現實占統治地位的實證主義式的解釋。

二、科學具有詮釋學性質

狄爾泰（Dilthey）曾試圖通過創立一種理論，以說明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之間存在一條鮮明的分界，因此而引起了持續不斷的論爭。在這一過程中，韋伯（M．Weber）曾探求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方法，帕森斯（T．Parsons）為穩定社會尋求相應的穩定化理論，雅各布森（R．Jakobsan）則創立了其詩學理論……。所有這一切，特雷西認為無非都是要說明：“那些在極大程度上以其在自然科學中假定具有的性質和假定取得的成功為典范的方法、釋解和理論，必須在每一學科中得到發展。”（[2]，P.55）然而，就在自然科學的這些方法論主宰了所有學科的時候，一種悖謬出現了——自然科學開始進入后實證主義階段，例證有已為人們所熟知的量子理論、還有在夸克（quarks）中出現的種種神奇的現象。當今已達成共識的還有：所有科學實驗都必然有闡釋，所有實驗數據都是在一定理論指導下獲取的。除此之外，還有眾多不很為人熟悉的例證，如想象、隱喻等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得以確認，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家對所有科學范式的歷史背景和框架（庫恩），以及對所有科學論辯的論題性和歷史性（圖爾明）的強調和主張等。“在所有這些重大發展中，科學已經不再能夠如先前那樣去要求一種非歷史的確定性和非詮釋學的洞見了?？茖W已經變得既是歷史的又是詮釋學的了?！保╗2]，P.55）特雷西指出，非客觀性的價值因素，乃至神秘主義等因素曾一度被認為是人文學科所特有，既為自然科學家所不齒且令許多人文學者引以為恥，然而，現在這種因素卻在自然科學中冒了出來。盡管如此，科學并沒有因此而影響其成就的獲取，他進一步指出：“天文學、環境科學、新物理學與此前的科學相比，并不更少嚴格性、方法性、理論性和說明性——一句話，它們并不比先前的科學更少科學性。先前的科學想要擺脫價值、擺脫歷史的要求和主張現已崩潰?？茖W的詮釋學性質已經得到強有力的肯定。如今，就是在科學中，我們也必須通過詮釋來獲得理解?！保╗2]，P.56）“如果我們認為科學是一種非闡釋活動，我們就接近了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和占有式的個人主義結成的非神圣同盟，而這個非神圣同盟已在公眾領域中制造出了如此之多的混亂?！?[2]，P.80)

因此，詮釋與理解不應該成為敵人，它們完全可以結成謹慎的同盟。之所以是“謹慎的”，是因為詮釋與理解兩者之間是不可互相代替的，一旦有相互取代的企圖，這種同盟就會崩解，特雷西指出，理論一旦成為某種最后的真理并被機械地運用于一切詮釋活動，同盟之間的“友好諒解”便宣告結束。而方法一旦硬結為方法論傾向，詮釋一旦取代了去尋求理解的努力，甚至兩者之間的談判也會宣告停止。這樣就會重新回到人反對人的戰爭中去。“方法、理論和釋解可以幫助我們與文本進行對話，但不能取代這種對話。如果我們自覺地意識到它們的性質，我們便能很好地運用它們。詮釋與理解、方法與真理、理論與常識、概念與象征，所有這一切，在我們今天的對話這一復雜話語形式中都可以成為朋友與伙伴。”（[2]，P.76）

特雷西認為，后現代的立場和觀點強化了以下的洞察：“所有的經驗、所有的理解都具有詮釋學性質?！保╗2]，P.127）正是后現代科學的出現，揭示了科學同樣是一種詮釋活動，同樣具有詮釋學性質。這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看出：科學家在所有理論的形成和在所有實驗活動中發揮作用；甚至對數學和邏輯學這些高度抽象的語言來說，某種語言學闡述也必不可少；所謂“事實”，其實并非未經解釋就已實際地存在，而只不過是一種不斷變化的可能性；所有的數據和資料其實都是在某種理論框架中搜集，所有的探索和研究其實都基于研究者的興趣。他指出，通過以上考察就會發現，“作為最后一個與闡釋活動相抗衡的思想堡壘，實證主義其實是無法抵擋闡釋活動的。撇開其在整個文化中具有的至今仍未被否認的影響力，實證主義作為科學的思想解釋在思想上已經破產。正像圖爾明堅持認為的那樣，實證主義試圖否認牛頓、愛因斯坦、普朗克和海森堡從來否認的事實，這就是：甚至科學本身，事實上也是一種解釋。維特根斯坦曾對牛頓力學作過犀利的評論：‘除了允許自己被描述并且事實上確實受到了描述，它關于世界實際上什么也沒有說。’對這一評論，牛頓可能只會感到驚訝，而實證主義者則會感到震驚。”（[2]，P.78）

“與把科學理解成一種闡釋活動相反，實證主義者把科學理解成一項擺脫了種種復雜解釋活動的事業。然而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卻承認：這種實證主義的主張是對科學的又一種解釋，而且是一種不斷遭到實踐和科學研究史駁斥的解釋。我們用科學來解釋世界，我們并非直接從外部發現了擺在那里的世界。所謂現實，其實既不是被創造出來的，也不是直接被發現的，而是經由相對充分、相對真實的解釋構建起來的。”（[2]，P.78-79）

總之，與所有的學科知識一樣，科學具有詮釋學性質是毫無疑問的。

三、詮釋通過語言而達成

特雷西指出，理解應該包涵所有的解釋，詮釋離不開理解，而“所有的理解都完全是語言的。我們感覺到語言是一種代碼，而且是代碼中的代碼，這種代碼甚至在我們最具個人色彩地使用語言時也仍然存在?！瓫]有純粹的思想觀念，任何思想觀念都不可能擺脫語言之網?！保╗2]，P.70-71）許多理論都試圖解釋和說明語言、知識和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目前，我們不妨暫且把這種努力簡單地稱為“語言學轉向”。這一種轉向已經成為對語言、知識和現實中極端的多元性的一種不可思議的、具有中斷性質的探索。

特雷西進一步指出，在科學中，語言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我們對數據和事實、真理與現實的理解?，F實既非外在也非內在的，而是由文本（無論是書還是世界）和正在追問的解釋者兩者之間相互作用建構起來的。這種相互作用被稱為求問或追問，它能夠通過有關的證據作出有理由的斷言。而這種科學探究中的相互作用則進一步引出另一種思考，即思考語言和理解之間更為基本的相互作用?！拔覀儾⒎鞘紫冉涷灮蚶斫饬四撤N現實，然后再尋找語詞來為那一理解命名。我們通過自己可以使用的種種語言（包括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科學語言）去理解現實。并且就在這些語言之中達到理解?！保╗2]，P.79）“任何時候，只要我們能很好地使用語言，我們就能獲得相對充足的知識，作出較為滿意的解釋，就能把握實在的可能，形成明智的話語。語言學轉向在其幾經演變的過程中已經成就了種種終極性雄辯，這些雄辯可以賦予我們以活力。事實上，譬語的不確定性和多元性既可以使論題討論和對話闡釋具有活力，又可以改變和轉換論題討論與對話闡釋。”（[2]，P.100）

特雷西批評了實證主義者這樣的基本信念和傾向：即相信在所有的理解和認識之中，語言具有第二位的甚至是派生的特性，相信語言落后于發現和認知，從而把語言僅僅視為供我們使用的工具。他還批評實證主義者把科學結果作為事實而不是作為解釋來用語言加以闡述和傳達。他認為，把語言看成工具，以為它相對于真實事物，是第二性甚至是外在的，并把真實的事物視為純粹是處于前語言狀態的，以為它要么是人們內心的深透感觸，是靈感和洞見，要么是對十分清楚而顯而易見的科學事實的明確把握。如此將語言予以工具性的解釋，不僅未能注意到語言、知識、現實之間更微妙的關系，而且未能把握到所有通過語言進行的理解活動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性。他指出，我們經由語言去理解，并且就在語言中理解。我們并未發明一種屬于自己的私人語言，然后再尋找一種方式把它翻譯給他人?！拔覀儼l現我們是在經由一些特殊的和公共的語言去理解并且就在這些語言中理解。沒有一種歷史語言是嚴格必須的，但同樣也沒有任何一種語言是私人的。我就在我能夠使用的語言中，并且經由這些語言去思考我最好和最壞的想法，去理解我最大的快樂和痛苦，去做出我最深思熟慮和最草率馬虎的判斷，去做出我最負責任和最不負責任的決定。這些語言是社會的和歷史的，是與歡樂和痛苦、與深思和辯論、與恥辱和榮譽、與責任和內疚有關的特定語言?！?[2]，P.80)

“語言并非我可以隨意拾起或放下的工具，它始終存在并且已經在那里，它包圍著我并且侵入到我所有的經驗、理解、判斷、決定和行動中來。我從屬于我的語言，而不是我的語言從屬于我。通過語言，我發現自己參與到這一特定的歷史和特定的社會中來。”（[2]，P.81）試圖藉實證主義的認可來逃避這一現實，我們就會發現自己從未擺脫語言，而是被套牢在這種思想上軟弱乏力、文化上卻很有氣勢的語言之中，即被套牢在實證的科學主義之中。正是語言學轉向使我們擺脫了這種窘境。

四、特雷西徹底否定實證主義科學觀之原因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現代反科學思潮一再引起了科學領域內外的震動,這種思潮的具體體現是多方面的，其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例如，在一般的社會大眾層面有以霍根為典型代表，他拋出了所謂的“科學終結”論，聲稱傳統的科學觀已經落寞，科學理論發展的結果已經走向了客觀性的反面，變成了“反諷的科學”；法蘭克福學派指責科學技術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意識形態，成了人壓迫自然、人壓迫人的工具；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學派和一些后現代科學思潮學者則刻意證明：沒有純粹中性的觀察，理論先于觀察，觀察滲透理論（圖爾明至波普爾）；或說自然科學實際上是由社會心理決定的，科學的發展是科學共同體“范式”的約定或更變使然（庫恩）；科學并沒有自己一套獨特的方法論，因而甚至可以說，它與其他領域的知識，與巫術、迷信等并無不同，都只是一種文化傳統而已，它所獲得的沙文主義的獨尊地位，完全是與國家權力相互結合、相互利用的結果，必須通過將之從國家權力中分離出來而與其他文化傳統平權（費耶阿本德）?，F象學（胡塞爾）、存在主義（海德格爾）、解釋學（加達默爾）等哲學流派也對科學技術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批判。拋開其情緒化的方面，僅從學理層面上看，反科學思潮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他們都猛烈抨擊了實證主義的客觀主義科學觀，并企圖從根本上反對甚至否定科學，這也就是這一思潮的實質與企圖。

本文開頭曾指出，特雷西的思想中最具特色者為涵蓋性與整體性，且其思想往往越過其學科而不囿于神學，目的是要達到與其他學科對話，共同應對人類所面臨的嚴峻挑戰。這些挑戰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由實證主義的客觀主義科學觀而導致的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分裂與對立，并由此產生了種種人性乃至人類生存危機。實證主義者以客觀性、可證實性等標準來衡量、規范人類的一切知識，因而把不符合這些標準的人文知識宣布為無意義的，并企圖予以排除。人文學者則對科學技術的負面作用及其帶來的危害力加撻伐。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代表人物之間互相攻擊已達數百年之久，C.P.斯諾在20世紀50年代所指認的“兩種文化的鴻溝”現象當下仍日趨嚴重。為數眾多的學者為解決這一難題付出了極大的努力，特雷西可以說就是其中之一。如何才能達到兩種文化融合，具體的途徑又何在？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顯然，特雷西的策略是從改變傳統的科學觀念入手，就是要打破人們把科學視為無歷史性的、純粹客觀的知識的觀念，這也就是要反對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在這一點上，特雷西與其他所有從學理上反科學的學派代表人物并無不同，至于達到這一目標的更具體的方法，他是順著加達默爾解釋學的路子往下走，并用于或說擴展至神學領域。明顯地，在他眼中，只要把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揭示出來，因而就證明了它與人文學科知識一樣，都不是什么客觀的知識，而是具有歷史性，與人的非理性因素密切相關。兩種文化因此就有了共通性，存在于兩者之間的鴻溝進而可以填平。因此，特雷西與其他所有反科學思潮及其各學派代表人物的企圖實際上是一致的。

從特雷西宗教神學中對科學詮釋性理解進而否定科學的客觀性，我們無疑又可窺見反科學思潮之一斑。

五、對純粹詮釋學科學觀的批判

由于揭示了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已變得越來越不情愿以早期自然科學的機械論模式作為自己仿效的范式。它們不再把它們明顯具有的詮釋學性質視為自己的缺陷。詮釋學的重新發現，引發了對借喻作新的再思考。這些借喻涉及所有的話語：既涉及科學史，又涉及社會科學；而且，正像修辭學的重新出現所展示的那樣，首先涉及到人文學科。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人文主義者的新誘惑不可能是科學主義?！保╗2]，P.56）特雷西聲言，如今人們已不再相信純粹的自我呈現，不再要求確定性，不再要求明白的、毋庸置疑的知識。那么，真理是什么？特雷西完全贊同尼采的觀點：“是一大批流動的隱喻、換喻和擬化———簡言之，那些被提高、被置換、被予以詩意和修辭化裝點，在長期使用后似乎變得堅實、權威和對一個民族具有約束力的所有那些人類關系。真理是一些幻覺；對這些幻覺，人們已經忘記了它們是幻覺；它們是一些陳舊破損，已經不再具有感性力量的譬喻……”（[2]，P.126）一言以蔽之，所有的知識與真理都不再具有什么客觀性，而只不過是一種理解與詮釋。

現代科學取得了空前的發展，物理、化學等異常發達。這些學科總是被認為是與人無關的、純粹客觀的。因此，其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傳統的形而上學方法論，即還原、分析、客觀主義的方法，也就是把對象分割成原子、分子等微觀粒子加以實驗、加工、研究和分析。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預言并詰問道：“終有一天我們可以用實驗的方法把思維‘歸結’為腦子中的分子和化學運動；但是難道這樣一來就把思維的本質包括無遺了嗎？”[3]顯然，恩格斯批評了把人腦思維過程僅僅歸結為純粹的物質的、機械的物理過程，也就批評了實證主義的純粹客觀主義的科學觀，批評了忽視思維過程的生理和心理過程，從而肯定了科學中的人的主體性因素，這在量子論等現代科學中確實已得到確證，特雷西認定的科學中具有詮釋學性質在這一意義上無疑是對的。

科學的表述與說明離不開語言，特雷西在這一點上也是對的。

然而，問題是我們能否因此就認為科學的這種詮釋性質是純粹的？亦即我們可否極端地認為科學是純粹主觀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首先，作為以求實求真為主要目標的科學，其客觀性不僅不可否認，而且必須肯定其占主導地位，科學永遠是一個不斷消除主觀因素，獲得客觀真理性認識的理性事業，而非以非理性為主，更不會是反理性的過程?？茖W認識結果帶有主觀性至今已不難為人們所理解。但是，我們并不能由此否定其客觀性。就量子物理學來說，它也并沒有否定認識結果的客觀性，而只是認為在量子物理學中的客觀性是包括主體因素在內的而非純粹自在的客觀性。正如海森堡所說：“量子論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觀特征，它不引進物理學家的精神作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盵4]微觀世界的人化只是在量子物理學的實驗中發生，而非在人的意識中發生，因而這種人化實質上仍然是一個客觀過程。量子論所揭示的微觀世界，雖不是牛頓式的必然真理，而是或然真理，但是，堅持客觀性原則，盡可能達到客觀性認識仍是其不懈的追求。微觀世界的客觀性是不可否定的，那種由于對微觀粒子的觀測難免人為的干擾就以為微?？腕w成了主觀的東西是錯誤的。

其次，科學的表述與解釋雖然離不開語言，然而，這并不等于說科學等同于實質上是一種工具的語言符號。正如A•勞里所指出的，宇宙的秘密并非通過首先考慮語言來發現，而是通過實驗、觀察或發展一項能增長我們計算或感知能力的新技術來發現。事實上，沒有哪一位科學家堅持表述科學的語言可以指導、支配物質發展的進程的觀點。從實在論傳統約定的意義上看，科學事實超越主觀性，而具有一種特殊的真理地位，并不為解釋所左右，如果硬要說語言在科學中起著主要的作用的話，那必定是虛妄的，因為科學事實是離開語言而獨立存在的。[7]從此可知，科學的客觀性、合理性等并非語言等所能消解。

矯枉過正必須防止和反對，否則就只能是過猶不及。如此，特雷西等人的反對和批判科學主義，達到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對話與融合的初衷也就會落空。

[參考文獻]

[1]“詮釋學”與“解釋學”通用，都是從“Hermeneutics”翻譯而來。按照成中英和湯一介兩位先生的意見，譯成“詮釋學”為最好。但由于目前學界仍有不少學者在用“解釋學”，所以，湯一介先生認為沿用這一用法也未嘗不可。見湯一介：《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2]特雷西著，馮川譯：《詮釋學•宗教•希望——多元性與含混性》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5月。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頁。

[4]海森堡：《物理學與哲學》，科學出版社，1974年，第22頁。

[5]黃瑞雄：《評后現代科學思潮對科學客觀性的消解》，《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6]黃瑞雄：《兩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廣西師大出版社，2000年10月。

[7]〔澳〕A•勞里：《科學與語言》，《哲學譯叢》，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