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主義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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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后現代主義質疑構成現代思想傾向核心的理想、原理和價值觀。沒有客觀真理，道德價值也是相對的。實在是由形形色色的社會共同體以社會的方式建構起來的。后現代主義放棄啟蒙運動關于進步的信念，不再堅持樂觀主義，相反，卻表現出苦惱的悲觀主義。啟蒙運動“人類征服自然”的模式必須讓位給與地球合作的態度。

【關鍵詞】解構/知識/真理/啟蒙運動

【正文】

根據民意調查，66%的美國人相信“絕對沒有絕對真理！”在年青人中，這個比例高達72%。（注：GeorgeBarna,TheBarnaReport:WhatAmericansBelieve,1991,PP.83-85.）

“不相信真理”，這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相信”意味著“認為某事是真的”。比如說，“沒有什么是真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就是無意義的胡說。“絕對沒有絕對真理！”這一陳述本身就是絕對真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嘲弄這一概念，認為它是一種哲學猜謎游戲，但卻很少認真加以思考。今天，并非某些秘傳的或反常的哲學家，而是銜頭巷尾的普通人堅持對真理的這一看法。

西方文化經歷了許多階段。一種世界觀之后是另一種世界觀。18世紀，啟蒙運動對支配西方文化的《圣經》綜合體系發出挑戰。19世紀，浪漫主義和科學唯物主義占支配地位。20世紀，馬克思主義、實證主義和存在主義相繼各領風騷。

許多社會評論家一致認為，西方世界正處在變革之中。我們正經歷一場文化轉折，它類似于現代性從中世紀衰落中的誕生。這就是從現代性向后現代性的過渡。這一巨大轉折造成當代文化的各個方面的分裂。

一、“世界就是文本”：語言的解構

安德森(WalterTruettAnderson)區分了客觀主義者(objectivist)（他們相信真理是客觀的和可知的）與建構主義者(constructivist)（他們相信人為建構自己的實在）。在后現代時代，建構主義者是勝利者。這對全部生活具有深刻而解放性的意義。（注：WalterTruettAnderson,RealityIsntWhatItUsedtoBe,1990.p.6.p.x-xi.）

這種后現代意識形態不僅僅是相對主義。現代存在主義教導說，意義是由單獨的個人創造的，而后現代存在主義則教導說，意義是由社會團體及其語言創造的。據此，個人的身份和人的思想的內容都是社會的構。舊的存在主義強調異化的個體，他在孤獨和標新立異中顯示其尊嚴；后現代存在主義則強調社會身份、集體思想和時髦感。后現代存在主義者回到尼采，不僅強調意志，而且強調權勢(power)。解放就是對現有權力結構（包括關于“知識”與“真理”的壓迫性觀念）的反叛。

后現代主義者認為所有的意義都是由社會建構的。他們把這一相對主義觀點建立在具體的語言觀的基礎上。這一套理論連同分析的方法，都可以稱為“解構”(deconstruction)。過去的理智運動是在形而上學和科學領域中產生的，后現代主義作為連貫的理智方法則是從文學批評中發展起來的。旨在揭示文學作品不可能有客觀意義的分析方法，也可以用于別的問題，包括科學、理性和神學。

后現代主義理論開始于這樣一種論斷：語言不可能以客觀方式提供關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語言決定著我們的思想。既然語言是一種文化創造，那么，歸根到底，意義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當代學者利用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的著作。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看到能指（signifier，如詞）同所指（signified，如意義）之間的差別。二者的聯系是任意的。在英語中，dog這個聲音指涉的是一種動物“狗”，而在西班牙語中，perro這個聲音指涉的也是“狗”。這些特殊聲音與實際動物之間并沒有什么聯系。因此就有許多不同的語言，每一種語言都使用獨立系統中的任意的符號。

后現代語言學家走得更遠：詞的意義本身是獨立的自足的系統中的一部分。當你在詞典中查找一個詞語的意義時，你就會看到更多的詞語。歸根到底，一個詞語又提到別的詞語。我們的語言大部分是由一些抽象物組成的，這些抽象東西指涉的并不是可觀察的事物，而僅僅是精神的、思想的（因而也是語言的）概念。比如，方才這句話的意義就取決于諸如“大部分”、“組成”、“抽象物”、“指涉”、“概念”及“……的”(of)等詞的語法功能。

的確，有一些詞也指涉日常對象，但日常對象也可以是“符號”，它們和詞匯一樣可以確實傳達文化意義。“狗”和“狼”有什么區別呢？狗是在家里馴養的，狼是野生的。狗的含義是“孩子的寵物”和“人類的朋友”，狼的含義是“孩子的兇險”和“吃人的怪物”。由此可見，“狗”、“狼”一類日常語匯指涉的也是一些抽象概念。

當代批評家像古典批評家分析文學文本的意義那樣研究和解釋服飾、建筑、時裝及其它“非語言的交際”。每一種文化產品都被看作是“文本”，每一種人類的創造都于語言相似。用后現代主義口號來說，“世界就是文本”(Theworldisatext)。政府、世界觀、技術、歷史、科學理論、社會習慣、宗教，這一切本質上都是語言的建構。

后現論家談論“文本間際性”，即，文化生活和理智生活都不過是彼此相互作用的文本。它們產生更多的文本。作為人類，我們無法越出我們語言的疆界，我們無法逃離它的局限和要求。既然語言同我們的文化結合在一起，則它在我們的控制以外。我們甚至無法為我們自己思考。在很大程序上，我們的語言為我們思考。（注：DevidHarvey,ConditionofPostmodernity,pp.50-51.）不存在“超驗的邏各斯”，不存在客觀的意義，不存在我們人類語言界限以外的“絕對真理”的領域。用后現代主義的另一個口號來說：“我們被監禁在語言的牢房內”。

如果說語言是牢籠，解構主義者便試圖顛覆監獄的大墻，以便我們突圍。解構主義語言學家主張，從本質上來說，語言不是固定不變的。意義是滑動的、可變的。我們語言的意義系統充滿了破碎和自相矛盾。

語言的意義取決于反義和排除：“男人”可以定義為“女人”的反義，“自由”排除“奴役”。然而，由于每一個詞都是按照它所排除的東西來定義的，所以，每個詞都帶有它的對立面的“蹤跡”。每當我們使用“男人”這個詞時，我們就排除了“女人”。“自由”一詞的意義取決于“奴役”這一概念——肯定沒有那一個詞可以用來表達一個徹底自由的社會這一概念。那樣，自由就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說“美國人是自由的”，會使解構主義者想到自己奴役的狀況。

二、“懷疑的解釋學”：顛覆性閱讀

解構主義者同意：意義是一種社會建構，社會通過語言建構意義。解構主義者進一步斷言：社會內在地是壓迫性的。尼采說，人類生活和文化是天賦權力意志的表現。馬克思把文化歸結為階段沖突和經濟剝削。弗洛伊德根據性壓抑來解釋文化。非弗洛伊德主義的變種——女權主義，認為文化是性別沖突和對婦女的壓迫。同性戀理論認為文化是對同性戀的壓抑。

盡管這些理論各不相同，盡管解構家們分為很多種類，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即都認為文化的真正意義深藏在表層之下。制度實際上邪惡陰謀（盡管是無意識的）的面具。

從這些彼此不和諧的論斷出發，解構主義者提出一種“懷疑的解釋學”。他們研究文本，并非要揭示其客觀含義，而是要揭示它所隱藏的東西。由于斷定語言是權勢者的活動舞臺，所以，解構主義者通過打破語言的權威以擺脫權威。

“懷疑的解釋學”認為任何文本都是政治創造，通常被用來為現狀作宣傳。具有最高地位的文本尤其如此，如“文學名著”，學校所推崇的“經典”，以及文化的“元典”。這些文本享有特權，是因為它們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主義、同性相斥、帝國主義、經濟壓迫、性別壓迫（隨便你喜歡什么，反正它們都是文化的隱藏上層建筑）辯護。解構主義致力于一種“顛覆性閱讀”。語言并不揭示意義（這意味著一種客觀的、超驗的真理領域）；相反，語言建構意義。雖然人工語言構造是用來傳達真理的幻覺的，但它們實際上也掩飾構成文化的權力關系。解構主義的批評家們詳細考察了意義建構過程，揭示了語言的矛盾性，揭示了文本之下的權力關系。意義形成的過程被拆解了。文本因而“被解構”。

解構主義談論“拷問文本”，以便揭示其隱藏的政治的或性別的議題。處在解構之下，曾一度支配西方文明的經典的“死寂的、白種人的、歐洲的男性”，同樣不被信任，遭到流放。

解構主義者認為，一切真理權都是可疑的，都是權力游戲的遮羞布。理性、客觀真理、科學，舉凡一切關于冷靜的自覺的理性的西方主張都受到挑戰。“不僅真理被放棄，而且保持真理—效果的愿望都被放棄”。（注：PatriciaWaugh,Postmodemism:AReader,London,1992,p.4.）

解構主義代表了一種新的相對主義，這種相對主義在理智上是成熟的，在理論上是言之有據的，從方法論上說是嚴格的。由于瓦解了絕對真理的概念，所以，解構主義為通俗的相對論提供了根據。

今天的大學盡管表面上仍舊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但卻認為真理并不存在。這并不意味著大學關門，相反，大學對于什么是學術研究重新加以定義。

知識不再被視為絕對真理。相反，知識被看作是重新把信息編織到新的范式中。人類建構用來解釋人類經驗的模式。這些模式——不論其為世界觀，還是科學理論——只不過是“文本”，有待經常加以修正。這些范式是有用的虛構，是“講故事”一類事情。但故事同過去一度被認為是知識的東西——科學“真理”、倫理、法律、歷史沒有什么區別。（注：SteverConnor,PostmodeasistCulture,Oxford,1989,p.33）

當代學者努力拆解往昔的范式，使邊緣進入中心——重新書寫歷史以便使之有利于那些曾被排除出權力之外的人——婦女、同性戀者、黑人、土著美洲人以及壓迫制度的其它受害者。學者們以懷疑的眼光攻擊公認的觀念，并且重構新的模式以取而代之。那些歡呼西方文明成就的人被指責為是心腦狹隘的“歐洲中心論”，這一觀念受到“非洲中心論”的挑戰。“非洲中心論”贊美非洲是文明的尖塔。男性主導思想被女權模式取代；“父權制宗教”（如猶太教、基督教）受到挑戰，并被“母權制宗教”取代；《圣經》的影響力被“女神崇拜”沖淡；同性戀不再被視為心理疾患，“同性相斥”反而是心理不正常。

無須傳統學術所要求的嚴格證據，這些新的模式就可以被接受。如果說“歐洲中心論”是錯誤的，則人們會認為“非洲中心論”也同樣是心腦狹隘的。如果說父權制是錯誤的，則人們不會認為母權制會好一些。但這些吹毛求疵的意見并沒有理解后現代主義學術的觀點。關鍵并不在于真理性；關鍵在于權力。新的模式“賦予”以前被排斥的一方以力量。古典學術尋求的是“真”、“善”、“美”，后現代學術研究尋求的是“什么在起作用”。傳統學術界根據理性、研究和學習來運作，后現代主義學術界考慮的是意識形態日程、政治的正確性和權力斗爭。

三、“沒有真理，也行”：對啟蒙理想的反叛

現代的、后啟蒙運動的思想認為，知識是確實的、客觀的和好的。它假定理性的、不偏不倚的自我可以獲得這種知識，它假定進行認識的自我作為用科學方法武裝起來的中立觀察者注視著一個機械的世界。現代認知者積極投身于認識過程，相信知識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進步，相信科學與教育的結合就可以使人類擺脫在自然面前及形形色色的社會束縛面前的軟弱無力狀態。思想著的自我能認識自身和機械的宇宙。這一理想為以啟蒙運動的事業為旗幟的現代知識爆炸開辟了道路。從培根到現代，人類理智探索的目標一直就是揭示宇宙的秘密，以便控制自然、造福人類、建設美好新世界。這一啟蒙運動的追求反過來又產生了20世紀現代技術社會。這個社會的核心就是渴望以合理的方式安排生活。它相信，科學進步和技術發展可以提供用來改進人類生活質量的手段。（注：CraigVanGelder,postmodernismanEmergingWorldview,CalvinTheologicalJounal,1991:43.）

不管后現代是什么，它都體現了對啟蒙運動的事業、對現代技術理想和作為現代主義基礎的哲學主張的拒斥。形形色色的后現代主義有一個共同點，即都質疑啟蒙運動認識論的核心主張。

在后現代世界中，人們不再相信知識內在地就是好的。為了拋開啟蒙運動關于不可避免的進步的神話，后現代主義用悲觀主義代替上個世紀的樂觀主義。相信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這種信念消失了。正在成長的青年一代不再相信人類將解決世界重大難題，也不再相信他們的經濟狀況會超過他們的父輩。他們相信，凡塵的生活是脆弱的，人類的繼續存在取決于新的合作態度，而不是征服態度。

后現代主義者強調整體主義，這同他們拒絕啟蒙運動關于真理是確實的，因而純粹是合理的信念有關。后現代主義拒絕把真理局限于理性方面，不再把人類理智當作真理的唯一裁判。除了理性，還有通往知識的其它有效途徑，這就是情感和直覺。

最后，后現代思想不再接受啟蒙運動關于知識是客觀的信念。知識不能純然是客觀的，因為宇宙不是機械的和二元的，而是歷史的、關系性的和人格性的。世界并不僅僅是外在的(outthere)客觀所與，有待發現和認知。實在是相對的、模糊的和參與性的。

在拒絕現代性關于知識的客觀性時，后現代主義也拒絕啟蒙運動關于不偏不倚的、自律的認知者的理想。他們認為，科學家的工作同其他人一樣，是受歷史和文化制約的。我們的知識總是不完全的、片面的。

后現代世界觀對真理的認識是以共同體為基礎的。它承認，我們把什么東西當作真理，我們以什么方法看待真理，這都取決于我們所參與的共同體。更重要的是，后現代世界觀認為，這種相對性大大超出了我們對真理的認識，進入到真理的本質之中：沒有絕對真理，相反，真理是相對于我們所參與的共同體而言的。

據此，后現代思想放棄了啟蒙運動對任何一種普遍的、跨越文化的、永恒的真理之追求。他們專注于某一特定共同體內被認為是真的東西。他們認為，真理是由促進共同體中的個人和促進共同體整體的福利的基本規則組成的。

因而，福柯試圖完全祛除啟蒙運動的幽靈——不偏不倚的觀察者。福柯要求學者拋棄偽裝的中立性，轉而承認這一事實：他們的任務不外是揭示某一時代語言中存在的無作者、無主體、匿名的思想體系。后現代批評家企圖這樣來擺脫對理性的信賴。

現代主義把真理與理性聯系在一起，并把理性和邏輯論證看作是正當信念的唯一裁判。后現代則質疑通過理性努力可以揭示和證實普遍真理。他們不承認唯有人類理智才可能決定我們應當相信什么。后現代跨越理性，轉向非理性的認知方法，給予情感和直覺以崇高地位。這種對真理的非理性內容的協同模式的尋求，導致后現代意識具有整體主義內容。后現代整體論意味著對啟蒙運動關于不偏不倚的、自律的、理性的個人的理想的拒斥。后現代人并不希望成為完全自律的個人，而是成為“完整的”人。后現代整體主義意味著人的生活所有方面——情感的、直覺的以及認識的——的綜合。

后現代真理是相對于個人所參與的共同體而言的。既然有很多人類共同體，那就必然有很多真理。后現代主義者相信多重真理可以彼此共存。后現代意識因而就意味著極端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

后現代主義者并不必然關心如何證明他們是“對”還是“錯”。他們相信，他們的信念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語境（場合）的問題：“對我們而言是真理，對你們而言未必是。”“在我們的語境中是錯的，在你們的語境中卻可能是可行的，甚至是可愛的。”

許多人發現，失去真理，會使我們得到解放。沒有真理，也行。如果說我們建構自己的實在，則我們的自由便沒有什么界限。“如果沒有什么是真的，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