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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所謂“與群為一”,即個人與人群、社會、國家結為一體。張先生說:“個人生活不能單獨的獲得圓滿,只有在好的社會中,才能有好的個人生活??梢哉f,理想生活的問題,只是理想社會的問題;改善生活的問題,即是變革社會的問題?!鄙鐣械娜巳河袑蛹壷煌?,“個人應與群為一,小群更應與大群為一”。在當時國難危急的關頭,張先生特別指出:“弱國之目的只在平等的共存,其利益是合于全人類的;帝國主義之目的在剝削他民族以自肥,其利益是反于全人類的,所以我們應謀弱小民族的利益。在此意義上,我們應當救中國,不只是為了中國是我們的祖國;而且,為全人類,為理,為義,應當救中國……我們應該與中國為一。”
所謂“生理合一”,即生命、生活與當然的準則或道德的規律的合一。張先生說:“理只是生之理,離開了生,就無所謂理;生也必須受理的裁制,好的生活就是合理的生活?!薄爸恢v生,不講理,結果必至于毀壞了生。因為生是包含矛盾的,生與生相沖突……要克服生之矛盾,便必須以理來裁制生。如不克服生之矛盾,任生與生相沖突下去,結果必至于達到生之破滅。”“生含有矛盾,克服生之矛盾,乃得到‘生之諧和’。所謂理,即是生之諧和?!卑凑铡吧砗弦弧钡挠^點,“我們一方面要培養生命力,發展生命力,充實生活,擴大生活;一方面要實踐理義,以理裁制生活,使生活遵循理?!痹趶埾壬磥恚畹淖罡呔辰缇褪恰芭c理為一”,“與理為一的生活,也便是達到了生之諧和的生活”。
所謂“義命合一”,即理想的當然與現實的必然相統一。張先生說:“義是人事方面的,命是環境方面的?!说纳铐氁环矫孢m應環境,不適應環境則不能生活;一方面又要克服環境,不克服環境則生活不能提高。以此,理想要適應現實,又須克服現實;義須順應命,又要改變命。”“理想當是根據現實發展之客觀趨勢決定的”,而理想又是“以變革現實為主”?!叭缦氲玫綀A滿的生活,必須一方面要認識自然的限制,一方面力踐所認為應當的……務使命之所歸,即是義之所宜?!?/p>
所謂“動的天人合一”,是相對于中國傳統的“靜的天人合一”而言。張先生說:“靜的天人合一是在內心的修養上達到與天為一的境界;動的天人合一則是以行動實踐來改造天然,使天成為適合于人的,而同時人亦適應天然,不失掉天然的樂趣。靜的天人合一是個人的……動的天人合一則是社會的,是由物質的改造而達到一種實際的活動的協調?!憋@然,只有將“靜的天人合一”轉化為“動的天人合一”,才符合現代社會在提高生產力、發展科學技術(包括生態科學和環境工程技術)的基礎上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
在上個世紀40年代,張先生對其“新哲學之綱領”進行充實論證,寫了五部哲學論稿,即后來所稱“天人五論”。其中,《哲學思維論》主要闡述哲學方法。當時多數哲學家把辯證法與形式邏輯對立起來,張先生則力主辯證法與形式邏輯“必結為一,方能兩益”。在對辯證法的闡述中,張先生把“和諧”列入辯證法的基本概念,指出:“對待(按即對立統一)不唯相沖突,更常有與沖突相對待之現象,是謂和諧?!椭C含括四方面:一相異,即非絕對同一;二不相毀滅,即不相否定;三相成而相濟,即相互維持;四相互之間有一種均衡。”在近現代的辯證法史上,辯證法幾乎成為斗爭、沖突的代名詞,以致常有哲學家認為辯證法“使人們沉溺于沖突并樂于去從事沖突,它使人們對合作的可能性和好處視而不見”。張先生則最先把“和諧”引入唯物辯證法,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在“天人五論”的《事理論》中,張先生寫有“乖違與和諧”一節。所謂“乖違”即對立之相互沖突,所謂“和諧”即對立之聚合而得其平衡。張先生繼承發展中國傳統哲學的“和實生物”思想,指出:“凡物之毀滅,皆由于沖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對的和諧。如無沖突則舊物不毀,而物物歸于靜止。如無和諧則新物不成,而一切止于破碎?!S持,尤在于和諧。如有生機體之內部失其和諧,則必至生之破滅,而歸于死亡。人群亦然,如一民族內部斗爭過甚,則必亡國、滅族。乖違為舊物破滅之由,和諧為新物生成之因,事物變化,一乖一和?!边@些寫于40年代的論述,我常想如果在建國后的50—70年代能被國人有所認同,那么我們就不致走一大段把“斗爭哲學”絕對化的彎路了??上У氖牵疤烊宋逭摗痹?0年代初就因當時形勢所限而收入箱笥之中,當它得以發表時已經是80年代末期了。
在“天人五論”的《品德論》中,張先生把30年代提出的“生理合一”思想進一步表述為: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達理”,“勝乖以達和”,即充實發展人的內在的生命力,克服生活中的沖突,以達到和諧的道德理想境界。
在“天人五論”的《天人簡論》中,張先生以十個命題來簡括他的哲學思想。其中第五個命題為“大化三極”,即認為宇宙的運動演化有“元極”(最根本的物質存在)、“理極”(最根本的原理,即最普遍的規律)和“至極”(最高的價值準則)。關于“至極”,張先生說:“最高的價值準則曰兼賅眾異而得其平衡,簡云兼和,古代謂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貫之?!彼^“兼和”實亦“和諧”的意思,只是更強調了“兼賅眾異”(包容眾多的相異成分),在“富有日新”的發展中得其平衡。張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哲人所推崇的“中庸”“易致停滯不進之弊,失富有日新之德”,故主張“以兼和易中庸”。
張先生在50年代以后專門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而對哲學理論問題“存而不論”了。在50年代后期,他又遭到錯誤的政治打擊,由此沉寂了20年。直到1978年以后他才復出,以耄耋之年而煥發學術青春。在張先生晚年的弘富著述中,崇尚和諧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優良傳統,而主張予以繼承和發揚光大。例如,80年代初張先生發表《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認為指導中國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主要有四點:⑴剛健有為;⑵和諧與中庸;⑶崇德利用;⑷天人協調。張先生晚年特別重視對中國哲學價值觀的研究,義利關系和德力關系是他闡發的兩個重點問題。他認為中國傳統的“重義輕利”或“存理去欲”是錯誤的,而見利忘義、縱欲違理更是荒謬的,正確的原則應該是遵義興利、循理節欲,以達到義利統一。他又認為,儒家重視“德”而輕視“力”,法家則主張“爭于氣力”,這兩種觀點皆有所偏。他肯定王充提倡的“德力具足”思想,“一方面要尊崇道德,一方面要培養實力”,力包括生命力、意志力、體力、腦力、知識力、生產力和軍力等等,“正確的方向是德力的統一”。張先生的義利統一、德力統一思想與其早年所提“生理合一”或“充生達理”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他在90年代初所作《中西文化之會通》一文中認為,“新中國文化即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一方面要認真吸取近代西方文化的先進成就,主要是科學與民主……另一方面更要弘揚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大力發展中國文化對于人類的獨特貢獻。這貢獻主要有二:一是重視自然與人的統一的‘天人合一’觀,二是以‘和’為貴的人際和諧論?!彪m然作為哲學家的張先生對“天人合一”與“人際和諧”的闡述終不免比較抽象,但從哲學價值觀的層面對此給予高度肯定,這不僅影響了學術界,而且由學術界的討論也逐漸影響了整個社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成,可以說既是張先生所希望的“民族復興和文化再生”,也是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對于人類的獨特貢獻。
提要:在新唯物論哲學家中,張岱年先生最早并且一貫地注重闡發“和諧”的思想。他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提出了生理合一、與群為一、義命合一、動的天人合一“生活理想之四原則”。在40年代,他把“和諧”列為辯證法的基本概念,認為事物的發展“一乖一和”,“如無沖突則舊物不毀”,“如無和諧則新物不成”,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達理”,“勝乖以達和”,“兼和”乃是人類最高的價值準則。在張先生晚年的著述中,崇尚和諧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優良傳統,指出中國文化對于人類的獨特貢獻主要有二:一是重視自然與人的統一的“天人合一”觀,二是以“和”為貴的人際和諧論。
今年4月24日是張岱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祭日。當此緬懷這位國學大師、哲學家和哲學史家的學術貢獻之際,我首先想到的是,張先生一生致力于哲學理論、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文化的研究,其內在的思想動力就是希望中國實現“民族復興和文化再生”。張先生在上個世紀30年代被稱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哲學家,意為他要把西方新實在論的分析方法引入“新唯物論”中,而“新唯物論”就是當時所指馬克思主義哲學。張先生當時稱自己的哲學思想為“新的綜合哲學”,即要把“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他說,這種“新的綜合哲學”既是新唯物論之“更進的引申”,又是中國傳統哲學之“再度的發展”。學宗新唯物論,會通中西哲學之優長而進行綜合創新,是張岱年哲學思想的特色。而在新唯物論哲學家中,張先生最早并且一貫地注重闡發“和諧”的思想。當今天建設“和諧社會”已經成為我們實現現代化的一個目標時,張先生的哲人睿智已經化作一個民族的行動,這是可以告慰于張先生的。
張先生對“和諧”的重視,最早闡發于他在1936年所作《生活理想之四原則》一文中。此文把“唯物對理法”(按即唯物辯證法)應用于人生哲學的研究,指出“我們需要由實際生活深處發出新的人生理想”,此“生活理想”的四個原則就是:“一,生理合一;二,與群為一;三,義命合一,或現實理想之統一;四,動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協調?!睆埾壬f:“欲清楚的了解‘合一’之意謂,必須懂唯物對理法?!卑磸埾壬鷮Α拔ㄎ飳矸ā钡睦斫?,“合一”有對立統一的意思,但對立統一不僅是矛盾之沖突,而且是由克服沖突而達到理想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