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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莊子和尼采同為離經叛道的哲學家,他們孤傲不羈,在哲學觀點上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追求自由,高揚人性大旗,對當時主流的哲學觀點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他們的學說雖然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兩人學說的思想內涵卻截然不同。比較莊子與尼采的哲學觀點,對我們發揚人本主義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莊子;尼采;自由;超脫
前言
莊子與尼采這兩位哲學家時間上古今有別,地域上分屬中西,都對人生觀、人的價值進行了深深的思索。他們在價值核心、對世俗的超脫、對自由的追求等方面都有著相似但不同的觀點。研究他們兩人思想的哲學內涵對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是很有意義的。
一、對自由的理解
莊子和尼采都把“自由”作為畢生追求的人生理想之一,都認為自由對于人來說是極端重要的,人必須擺脫各種各樣的束縛,才可以獲得精神的自由。但是兩人批判的對象、對自由的理解、實現自由的手段都是有很多不同的。
莊子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文化,在他的視野里,文化產生了“異化”,作為一種與人對立的力量存在著。在他看來,儒家學說提倡的“仁義禮智”從表面上看是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和避免爭端的手段,但是實質上卻成了使人道德淪喪、束縛人、使人不自由的工具。在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產生以前,人們頭腦中沒有“仁義禮智”這樣的概念,人們在真實自我本性的主導下自由地生活著,頭腦中也沒有壓迫、欺騙、爭端等意識,人和外部世界保持著原始和樸素的“和諧”本真狀態。在傳統文化產生以后,在“圣人”的倡導和推行下,“仁義禮智”開始泛濫,人的自然本性遭到極大破壞,并在外部人為因素的脅迫下走向了僵化和桎梏,這無疑是對人自然本性的磨滅,對人的自由的限制。作為人自然本性的對立面,“仁義禮智”給至善的實現設置著障礙,使人變得虛偽,使欺詐和戰爭延綿不斷。同時,“仁義禮智”也成為統治階級統治國家的工具,制造了貧富差距和階級壓迫。
莊子追求的自由狀態是“逍遙游”,這同時也是他整個人生哲學的最終追求。莊子倡導的自由是不受任何束縛的純粹的自由,是一種崇高的理想境界。“逍遙游”的特點是一種個體的自由,是拋開一切的依賴和憑借后的“無待”。在莊子看來,“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1]“有待”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達到“無待”,即拋開外物的束縛,才能達到超脫、契合自然本性的心靈自由。莊子認為想達到“逍遙游”的境界,必須通過“心齋”、“坐忘”等方式來實現,借以使個體擺脫外界諸多干擾,不被外物奴役,不被傳統文化和人類喜怒哀樂情緒困擾,消除阻礙人心靈自由的種種羈絆。莊子認為,“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2]這里的“心齋”意即摒棄人自身的耳、心等感覺器官,不讓感覺器官得到的感觀表象干擾人對自然之道的體悟,要用虛無的“氣”來體悟宇宙的道。對于“坐忘”莊子認為,“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3]坐忘著重在“忘”,即通過對人的客觀形體和感覺質料的“忘”,來擺脫自身束縛和傳統文化的約束,與道相通。
尼采批判的對象主要是基督教,認為其是人類獲得自由之路上的首要障礙。他認為基督教否定人、人生和人的價值,尤其是否定現世生命的價值,使人變得消極、順從,形成缺乏自信、缺乏創造力的孱弱消沉的人生觀。只有“反上帝”、“反偶像”才能恢復人的主體地位,使人獲得創造力,并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尼采的理論視域中,“酒神狂歡”是其自由思想的最終境界。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他強調,“不但人與人重新團結了,而且疏遠、敵對、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慶祝她同她的浪子人類和解的節日。此刻,奴隸也是自由人。此刻,貧困、專斷或‘無恥的時尚’在人與人之間樹立的僵硬敵對的藩籬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個人感到自己同鄰人團結、和解、款洽,甚至融為一體了。”[4]“酒神狂歡”是一種放縱自我的自由境界,在希臘神話中,日神代表著拘泥直覺表象,排斥人的主體性的精神,而酒神酒神則關注人的本體精神,反對表象和幻覺對人的干擾,主張直視生命中的困境和靈魂的痛苦。同時,酒神精神主張用人自身生命的沖動和創造力來解決沖突、脫離困境,解放人自身,釋放人的本性,從而獲得自由的狀態。與莊子的擺脫一切束縛的絕對的自由觀不同,尼采的自由觀側重積極與創造力,“精神三變”是尼采獲得自由的主要方式。在第一個階段,精神是駱駝,駱駝代表著生命本能和意志的堅強性,能夠負擔生命中的壓力并抵抗苦難。精神的第二個階段是獅子,獅子代表著一種沖創力,一種敢于否定現有權威和傳統文化的反叛精神。在第三個階段,精神是小孩,小孩代表一種拋棄舊價值體系并建立新的價值體系的創造精神,在創造新的價值體系后獲得真正的自由。
二、對人生觀的理解
在人生觀方面,莊子和尼采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特征,莊子推崇的是一種無為的服從命運安排的悲觀主義人生觀,尼采崇尚的是一種積極進取的樂觀主義人生觀。
莊子看到了社會的各種紛擾,看到了各種復雜的矛盾,在困境面前,他選擇了無為和順從,借以躲避矛盾。在莊子的理論視野中,充滿斗爭和壓迫的殘酷現實是人力無法抗拒的,都是命中注定的,也是無法改變的。他用他“天、命、道”等來解釋不可抗拒的命運,“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5]莊子首先認識到人的命運是由天和道決定的,具有不可改變性,進而主張在這種不可抗拒的外力的作用下要做道無欲無求,泰然處之,才能最大限度避免人生中的痛苦,所有的改變命運和挑戰自然的行為都是徒勞的。莊子這種極度悲觀和順從的人生哲學也導致了他對生死的消極態度。在他看來,“生”不是什么值得喜悅的事情,“死”也不是什么值得悲哀的事情,一切都是虛無縹緲的,都是命中注定的。
同莊子的悲觀順從不同,尼采對人生采取的是積極與樂觀的態度。尼采也看到了人生中的痛苦與困境,與莊子不同的是,尼采沒有順從和安于天命,而是主張確立人的主體地位,積極、自信地面對人生困境。他把人生中困難看成磨煉自我的動力,困難越大,人反叛困境的主觀能動性越強,在困境中追求人生的幸福。尼采崇尚“超人”的人生觀,把人生困境當成是磨煉超人意志的機遇,在困境中不斷超越自我,打破一切傳統觀念和權威偶像的束縛,向“超人”的目標奮斗。尼采認為人生的困境是一種客觀存在,人生的價值意味著征服和創造,不斷征服自我,不斷創造新的價值。因此,總體上來說,尼采對人生的態度是積極主動的,對生命是充滿著熱愛的,并且主張客觀看待生命中的苦難,用“超人”精神克服困難,重塑自我,創造新的價值。超級秘書網
三、對宇宙觀的理解
莊子與尼采的宇宙觀都具有輪回性和歸一性,但是他們的側重點卻有所不同,莊子宇宙觀的核心是“道”,而尼采宇宙觀的核心是“權力意志”。
莊子的“道”師承老子,他認為,“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無問,問無應。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6]“道”意蘊深奧,內涵豐富,充滿神秘色彩。莊子在闡述“道”時,并沒有拘泥于萬物源啟的本體論層面,表面上看他是在關注自然,實質上他更自然界中人的角色定位。“道”自身是無形并無所不在的,它生化了世間的萬物,自身具有永恒性與自為性,“道”是一切的源啟,并且是一切的歸宿。在處理人和“道”的關系時,莊子主張人要依照“道”的要求,使自己的天性和行為符合“道”的要求。
尼采的“權力意志”來源于叔本華,用“權力意志”替代了叔本華的“意志主義”,并把其作為宇宙的源啟。關于“權力意志”的循環性,尼采描述道:“各種力量浪潮合演,亦多亦一,此起彼伏,一個奔騰泛濫的力量的海洋,永遠流傳易形,永遠在自流,無窮多的回流,以各種形態潮汐相間,從最簡單的涌向最復雜的,從最靜、最硬、最冷的通向最燙、最野、最自相矛盾的,然后再從豐盛返回簡單,從矛盾的糾纏回到單純的歡悅。”〔7]尼采承認矛盾的必然性,但是他卻認為萬物是發展只是簡單的循環往復的過程,而不是從低級走向高級。“權力意志”是其宇宙觀的主體,權力意志的輪回構成了整個宇宙的生成和演化。與莊子的“道”相似,尼采的“權力意志”也是無形的,并且滲透于自然界、社會學等各個領域之中。不同的是,莊子的“道”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色彩,而尼采的“權力意志”則充滿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因素。
總之,莊子和尼采雖然分屬中西,但是他們的哲學思想都是當時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們的很多思想相似但又絕不相同,反映出他們對當時社會現狀和人的發展的深刻思索,他們哲學思想中的諸多亮點是全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以人為本”成為時代主旋律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全面審視莊子和尼采的哲學思想,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時代注入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2][3][5][6]劉英,劉旭注釋.莊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4]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7]趙敦華.現代西方哲學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