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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春,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這里,馬克思開始批判“哲學家”,把自己不是作為新“哲學家”而是作為非“哲學家”和“哲學家”相對立。可見,1845年以后,馬克思已經自覺離開了“哲學的基地”。當“思辨終止”,馬克思這種“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了。從此,他徹底清算了自己“從前的哲學信仰”,進入了“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在這個時期,馬克思開始采取科學立場,這種立場絕不意味著進入科學主義,達致科學霸權,“用科學準則衡度每件事,然后宣布其他形式無意義”,而是強調馬克思“真正的實證科學”相對于作為非科學“在場”的舊哲學的科學性。具體說來,首先,馬克思通過批判舊唯物主義的直觀性,肯定唯心主義“發展了能動的方面”,即它認為“感性世界”在人的活動中不斷生成發展,辯證運動。其次,馬克思同時又批判唯心主義“只是抽象地發展了”“能動的方面”。因為“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所以在黑格爾看來,生成現實世界的只是人的精神活動,其中的辯證發展不過是精神運動的環節。最后,馬克思認為要消解唯心主義的抽象性,“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必須把它倒過來”,為此應當走進“新唯物主義”,把從“天國”出發徹底“倒過來”轉而“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正是由于把黑格爾抽象的辯證法徹底“倒過來”,馬克思開始真正“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其人化自然觀也迅速躍遷到了科學人化自然觀。其一,他遵循“倒過來”的辯證法,“從物質實踐出發”,不是形而上學否定而是辯證否定了自己從前的“哲學”人化自然觀,保留了其中闡述的自然界是“通過工業”或實踐形成的合理思想。毋庸置疑,“從前的哲學信仰”時期的“哲學”人化自然觀有一定的局限,但它除了糟粕,也有精華。馬克思“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關于人化自然的自我意識正是“保存”了這些精華并以此為“階梯”躍遷到了科學人化自然觀。關于這一點,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開篇就批判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這意味著“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認為現實的感性世界僅僅只是自然存在或者自然感性,是既成的、先在的東西。馬克思既然斷定這一點是“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也就表明他和“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相區別,并不認為現實世界是先在的、既成的,而是生成的。另外,從馬克思批判時使用的“只是”一詞來看,他并沒有否定“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堅持的唯物主義也即現實世界不是抽象的對象,而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因此,在馬克思的視閾中,人現實生活的世界決不是由人的精神活動生成的,因為從“無”不能生出“有”,它只能是一個人通過自己能動的物質實踐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是一個被人改造過的人化的自然。其二,通過徹底地把從抽象的原則出發“倒過來”,馬克思“從物質實踐出發”,批判克服了舊哲學的缺點。
第一,闡發了其自然觀和歷史觀的相互融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說:“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確實,只要進入社會歷史領域,費爾巴哈就先驗地假設人有抽象的“類本質”,極力張揚人道主義歷史觀,這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及其運動史一樣都“是倒立著的”,因此“必須把它倒過來”。而通過把“倒立著的”東西再“倒過來”,馬克思不再從抽象的思辨出發,用先驗的原則去生搬硬套現實,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指出:“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這表明盡管人和動物的區別點非常多,例如人有意識,信仰宗教,動物沒有意識,更談不上信仰宗教,因此,可以根據意識和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但是,馬克思還是看到了意識等本身卻是需要由人的勞動、人的實踐活動來說明的東西,它們“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所以,馬克思并不贊成有意識與宗教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因而僅僅“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并沒有把人和動物真正區別開來。只有“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人的生產勞動才真正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的生產勞動是人的實踐活動,說生產勞動把人自己和動物真正區別開來,就是說是實踐把人自己和動物真正區別開來。這表明實踐是人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質也即人的本質。同時,關于人自己生成的人化的自然界,因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是其“主要缺點”,所以與“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相對立,馬克思認為應該把人化的自然“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也即人化自然是人的實踐活動。這樣,由于實踐是人的本質,因此當馬克思肯定人化自然是人的實踐活動時,人化自然也就是人的本質。因而作為“感性世界”,人化自然并不在人自身之外,它就是人自身的本質性存在。可見,在“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一方面表達的就是他對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的看法,就是自然觀;另一方面也是闡發他關于人自身的意見也即歷史觀。換言之,此時馬克思的自然觀和歷史觀已經相互融合在一起。
第二,馬克思也考察了人化自然的異化及其克服。費爾巴哈的“哲學”人本主義異化觀,盡管“斷言自己已經超出了黑格爾哲學”,也用了一些世俗化的范疇如“類本質”“人”等,但它“都是在純粹的思想領域中發生的”,本質上都是黑格爾精神辯證法的變種。為此在科學人化自然觀中馬克思把它“倒過來”,開始“從物質實踐出發”,從歷史考察中去抽象“一般運動形式”來論述人化自然的異化。他指出:“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因此,在強制性分工存在的條件下,受這種分工制約的以人的實踐活動“在場”的人化自然對人來說也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不僅不依賴于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為此,人化自然的這種異化與“哲學”人本主義視閾中的“類特性”無關。首先,它只是人們物質生活發展的必然結果,表征著人們在一定條件下的一種存在方式。在這種特定的存在方式中,它就表現著人的特定本質,因而現實中的人并不是非人,而只是呈現特定本質的特定的人。其次,人化自然異化的客觀根源不僅在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而且在于“自然形成的”分工,在于私有制,因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再次,由于分工或私有制是與社會物質生產發展與進步的一定水平相聯系,因此,人化自然的異化不是永恒的現象,它“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后”就會消滅,即“要使這種異化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同現存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因此,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不必再為爭取必需品而爭斗的人們之間就會建立起普遍的交往,因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這樣,私有制就會被揚棄,進而人化自然也因為強制性分工的消亡而轉變為人們能夠充分駕馭的力量,即克服自己的異化狀態。
二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歷史性及其價值選擇
當代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對馬克思思想歷史性的理解。對于這一問題,雖然由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研究框架的影響在我國較長一段時間都受到了遮蔽,但隨著20世紀“反思哲學”的興起,研究者開始自覺認識到“馬克思并不是從馬克思生下來就具有其規定性的,也不是馬克思在其后來思想發展進程的任何時期都具有其規定性的,他只是在自己思想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才獲得我們稱之為‘馬克思’的規定性的”。然而,當下即使眾多論者都在堅持馬克思思想的歷史發展,關于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卻并沒有受到是否具有歷史性的追問。為此,只要論及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諸多學人都認為它作為“一整塊鋼”整個都完全屬于馬克思主義。而事實上,在1845年以前,馬克思盡管已經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其自然觀出現了部分質變,因而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人化自然觀提供了堅實前提和理論基礎。不過,由于此時馬克思還沒有離開“哲學的基地”,他解釋東西的出發點還是抽象的“哲學”原則,因此,他在這一時期的人化自然觀還只是“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還沒有從根本上超越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在內的“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關于自然的闡發,也即這種人化自然觀還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只是到了“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馬克思通過繼承和改造黑格爾的辯證法,真正“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其人化自然觀才徹底與“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劃清界限,從而在完全的意義上開啟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視閾。由此可見,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其實也并沒有疏離歷史性,相反,它在人化自然觀的概貌下內在包含著由“從前的哲學信仰”時期的“哲學”人化自然觀到“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的科學人化自然觀的歷史性躍遷。這種新舊思想相互纏繞的人化自然觀與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人化自然觀的對立狀態,說明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并不是“一整塊鋼”整個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它僅僅在某一特定發展階段才是完全、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當今時代,人類面臨極為嚴峻的生態危機。為此,不忘記馬克思,讓馬克思的自然觀走進當代就成了馬克思主義學界的共同關注。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自己的人學邏輯出發極力張揚《手稿》語境中馬克思關于自然的自我意識。他們一邊斷定實踐是人的本質;另一邊關于實踐,諸如“盧卡奇認為,意識就是一種‘實踐’”,這實際上人為地閹割掉了馬克思在“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的科學人化自然觀對人們的指導。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則在思想史的視閾之外把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當作一個不存在飛躍或間斷性的連續性整體來作為自己行動的學理依據,因而也經常不自覺地出現思想混亂,甚至越界倒退回到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因此,在這個方面我們的態度是,只有“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才是我們行動的指南。
作者:余滿暉單位:貴州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