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收入分配影響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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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國際直接投資對投資國與東道國間收入趨同的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兩種理論、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主要表現、地區與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間的收入差距等，具體資料請見：

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開始，作為長期資本運動的國際直接投資便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國際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以及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兩個方面。但是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也越來越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盡管并沒有得出一致性的結論。因此，對有關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分配影響的已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總結，具有一定的價值。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投資國與東道國間收入趨同的影響

在過去的20年中，國際直接投資已迅速地擴散到世界經濟的各個角落。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部門變成了國際直接投資網的一部分。國際直接投資的高水平和互異的形式促進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收入趨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經驗和理論的研究已聚焦在國與國之間是否存在收入趨同的現象（Ben－David，1994：GreasleyandOxley，1997；Rassekhetal.，2001）。

自從Lucas（1988）強調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后，關于收入趨同的理論分析在內生變量模型的背景下就發展了起來。Tamura（1991）認為技術投資中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導致了國家間資本收入和產量增長率的趨同。Yuen（1997）使用與Lucas（1988）類似的內生增長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動性在收入趨同中的作用。他們認為，資本流動將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能夠通過附帶勞動流動性的人力資本而可觀地獲得。通過使用一個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增長模型發現，如果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知識溢出，作為勞動力流動代替者的跨國公司可能也提供一個學習國外技術的機會。

國際直接投資本身是資本流動的最重要類型，并且作為勞動力流動的代替者能夠影響國家之間人力資本的溢出。A.Mody（2002）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促進了國與國之間收入的趨同，而國際直接投資之所以能夠促進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收入趨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國際直接投資比間接投資效率更高。BosworthandCollins（1999）研究了外資對當地投資的影響，他們發現，在發展經濟狀態中，一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轉化成了一美元的當地投資；相比之下，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在東道國產生的投資效率則要低一些。因為大部分的國際直接投資是以“綠地”投資的形式進行，這涉及新的投資。而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資；（2）國際直接投資產生了生產力溢出，能夠通過溢出效應提高當地的生產力。從水平溢出角度來看，通過非正式的接觸和外國投資者對當地企業員工的培訓，當地企業能夠提高生產力。從垂直溢出角度來看，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在東道國會產生一種縱向聯系，外國投資者從而有機會轉移技術并提供培訓以提高當地供應者的生產力。

Changkyu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間OECD的16個投資國和57個東道國的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數據，運用平行數據回歸的方法對國際直接投資在國與國之間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趨同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增加時，投資國與東道國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發現，地理接近和語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Choi假設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率產生趨同作用，那么國與國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規模越大，收入增長率的差距和每單位資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變量用絕對數據而非原始數據來表示；同時假設當國際直接投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時，存在逆人力資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國際直接投資是從低收入國家流向高收入國家時，低收入國家也能夠有機會改進人力資本從而與高收入國家進行競爭。另外，地理接近和語言接近被認為是收入趨同的重要因素，因為它們能夠促進跨國人力資本的溢出。

需要說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經驗研究，Choi是在考慮人力資本溢出的前提下，通過運用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來檢驗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增加是否導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他認為，不論什么情況，只要國際直接投資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將減小；而且，如果兩個國家距離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語言，收入水平和增長率就會趨同。以此為基礎，Choi又進一步對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流動增加時，兩國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確實趨同了。這證明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動對人力資本溢出是很重要的，從而產生了趨同。同時發現，地理接近和擁有相同的語言在趨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當兩國接近并使用相同語言時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加強。

由此可見，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顯著增長，國際直接投資將驅使世界收入趨同或趨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以前關于收入趨同的研究表明，通過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人力資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則以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為基礎，通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證明國際直接投資是造成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一個重要驅動力。

二、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兩種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產生作用的結果。而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結果有著相互對立的兩種理論－－“發展／現代化”假說和“世界系統／附庸”假說。

1.發展假說理論。發展假說理論建立在邊際生產率理論和儲蓄、消費傾向的傳統經濟學概念之上。該理論認為收入差距是改進每個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條件。其研究主線是沿著庫茲涅茲倒U型曲線假說進行的，根據這一曲線，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差距擴大，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收入差距就會縮小。在經濟發展的前期階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門間的收入差距會擴大并且每一部門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會擴大。這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AdelmanandRobinson，1989）。在增長的后期階段，當更多的產品被生產和足夠的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逐漸消失并且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將提高到工業勞動力的水平。隨著實際勞動收入的增加，經濟增長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將導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andRains，1964：Lenski，1966）。

雖然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很少直接涉及國際直接投資的分配結果，發展經濟學家也還沒有關于考察國際直接投資和收入差距假說的經驗研究，但是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經做出的重大貢獻，足以使我們對其代表性的研究進行概括和總結。根據發展假說理論，更為重要的是現在的投資而非原來的投資。資本，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帶來了增長并且其益處會最終擴散到整個經濟中。因此，即使國際直接投資僅在幾個領先部門帶來了收入的增長，但從長遠來看將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東亞出口加工區的國際直接投資，曾經對低工資就業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而改進了收入分配的范圍。大多數的發展假說理論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系統的類型和發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決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外資數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變化。因此，發展假說理論的觀點是：從長遠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有利于東道國內的收入分配，不會引起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

2.附庸假說理論。相對于發展假說理論的內隱論證，附庸假說理論則提出了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分配效應的觀點。附庸假說理論從世界經濟和歷史的角度研究差距問題，認為影響收入差距的是社會體制和生產組織，而不是經濟產量和財富。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位置是決定其收入分配的關鍵。更確切地說，收入差距是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關系的對應物，并且邊緣國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發展過程決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andChase－Dunn，1985）。

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工業化進程的逐漸加快，在發展中國家跨國部門任職的員工明顯地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些“勞動精英”的收入是標準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傳統部門工作員工的工資伴隨著生產過程的資本密集程度的不斷提高而逐漸增加，這反過來又導致傳統工業部門失業人數的增加。結果，勞動收入相對份額的增加不僅沒有帶來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換句話說，在這種附庸工業化的類型下，收入的擴散和混合效應沒有出現。而且，當融入世界經濟后，勞動精英通常會努力維持和鞏固他們的領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當地勞動精英會為外國投資者壓制甚至驅逐本土企業家。這種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國家間利益聯合的嘗試，具有深層涵義。在世界系統框架中，國家被認為具有市場和生產的權力。當勞動精英包括了國家組織中強有力的執行者，并且當勞動精英和國家通常由國外信用支撐時，一個經濟加政治的“三角聯盟”就出現了（Evans，1979）。然后，當市場不能為它們的利益服務時，這個經濟加政治的聯盟就會操縱國家的獨有權利來干預市場。這個聯盟的形成因此意味著，任何想改進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內在破壞性的因素。實際上，這可能是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第一次簡單地檢驗了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其研究發現基尼系數與國際直接投資水平正相關，從而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危害了經濟發展進而導致了收入差距的產生。隨后Rubinson（1976）進行一了更為復雜的分析，證明國家勢力、直接金融控制和對外部市場的附庸是實施經濟控制和影響的三條主要渠道。Rubinson用政府稅收占GDP的比重、外國儲蓄的數量、出口／進口占GDP的比重來分別代表以上三條渠道，得出了結論：哪個國家國內對國際直接投資控制的程度越大，這個國家收入差距的程度也就越大，特別是在任何將基尼系數作為因變量的方程中。然而，Rubinson的研究有其缺陷性。在其他人的研究中，控制發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間關系的二次方的失敗對Rubin-son的研究結果提出了懷疑。事實上，WeedeandTiefenbach（1981）所進行的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包含在他們的樣本中的研究，并沒有重新產生Rubinson的結果。然而，Bomschier（1981）有力地證明了WeedeandTiefenbach（1981）沒有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差距影響的原因是，他們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放在了同一個樣本中。根據Bomschi-er的觀點，“附庸傾向于增加國家內收入差距數量”僅在發展中國家成立。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國際直接投資具有降低其收入差距的趨勢。結果當一個樣本中既有發達國家又有發展中國家時，這兩個效應相互抵消，因此不會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差距的顯著效應。BomschierandChase－Dunn（1985）在其所進行的包括14個發達國家，52個發展中國家、6個計劃經濟體國家的總共72個國家的分析中，引入了14個發達國家的附帶變量，證明國際直接投資確實與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正相關，而與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負相關。但他們發現，公共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改善。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樣本中包括了6個計劃經濟體國家，在這6個計劃經濟體國家中基本上沒有私人資本，并且基尼系數僅僅是關于勞動收入的分配，而實際上勞動收入的分配比資本或總收入的分配更平等。

（二）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主要表現

國際上對收入差距的經驗研究已經進行了較長一段時期。最初是用Kuznets（1955）的研究成果來優化這一理論。在隨后不斷進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發現外資滲入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差距。的確，在國際直接投資大量流入東道國的同時，一些國家的收入差距也日趨嚴重。因此，國際直接投資也被認為是造成東道國內收入差距擴大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FijitaandHu（2001），Venu（2001），XingandZhang（2004），TsaiP.L.（1995）研究了國際直接投資和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他們運用數據比較和模型說明的方法，通過附帶和沒有附帶地理因素兩種模型的比較，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在東南亞欠發達國家中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TsaiP.L.（1995）嚴格選擇了33個發展中國家作為樣本來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問題，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進一步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ChangkyuChoi（2006）使用來自世界銀行的1993－2002年間119個國家的基尼系數，發現當國際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提高時，由基尼系數定義的收入差距擴大了。

綜觀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研究，可以發現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地區與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國際直接投資在地區間分配的不平衡擴大了東道國內地區與地區間的收入差距。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潤，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國際直接投資往往傾向于流向基礎設施優良、地理位置優越、具有資源優勢的地區，從而造成了國際直接投資在地區間的不合理分配。Ka-malakanthanandLaurenceson（2005）調查發現，進入中國和印度外資的一個顯著性質是它過度集中于某些地區。在中國和印度，外資已經勢不可擋地流到了沿海地區。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雖然很多，但主要是因為沿海地區具有進行貿易的區位優勢，從而吸引了以貿易為導向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同時，沿海地區一般都是國內最富裕的地區，因此吸引了以當地市場為導向的外資的進入。SrivastavaandSen（2003）研究發現，在印度除了Delhi，其余5個沿海州Karnataka、TamilNadu、Maharashtra、Gujarat以及AndhraPradesh吸引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國際直接投資總數的60%－70%。由于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國際直接投資會因其便利的技術擴散而促進沿海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Caves，1996；Markusen，1995）。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集聚會使當地企業通過與外資企業做貿易而學到它們的先進管理經驗；而且跨國公司可增加當地的競爭，推動當地企業更具效率；跨國公司還能通過傳播國際市場信息或改進東道國的交通運輸設施而幫助當地企業出口（BlomstromandKokko，1998；UNCTAD，2000）。因此，國際直接投資提高了沿海地區的勞動收入，從而擴大了沿海地區和內地之間的收入差距。SunandParikh（2001）、Demurger（2001）以及Demurgeretal.（2002）的研究都考慮了國際直接投資在中國地區間收入差距的作用。這些研究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中國沿海地區收入的增長有著顯著、積極的影響，但對內地卻沒有。這些研究為有關國際直接投資提高了東道國內地區與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論斷提供了證據。

2.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間的收入差距。國際直接投資企業一般是資源尋求型的。這些企業大量進入后，會增加對當地生產資源的爭奪并使政府的優惠政策向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傾斜，從而提高內資企業的生產成本，這就導致了內資企業工資水平的下降。而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憑借其技術、資源等優勢，往往傾向于支付相對于內資企業而言更高的工資水平。這樣，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之間的勞動收入差距就會不斷擴大。A.Sav-vides（1998）的研究表明，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大，收入差距也在逐漸擴大。而且，在某一行業內國外投資者銷售額的提高，短期內也會使沒有國際直接投資的當地同一行業的企業的平均成本提高、產出下降（Aitkenetal.，1999），從而在短期內拉大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間工人工資的差距。Aitkenetal.（1996），LipseyandSjoholm（2001），FelicianoandLipsey（1999），Gorgetal.（2002）研究發現，國際直接投資企業之所以趨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資，主要原因在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在東道國從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生產；它們擁有技術和所有權優勢，在這些企業從事生產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更高；支付高工資可以降低這些企業先進技術的外流；充裕的資本促使這些企業提供更多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培訓；而且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比內資企業具有更大的規模，從而趨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資。Driffield（1996）以英國為例發現，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擁有技術優勢而導致其生產率比內資企業高，因此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支付比行業平均水平高約7%的工資。Conyonetal.（1999）發現，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生產率的不同而導致他們之間的工資差距達到3.4%；Girmaetal.（1999）也發現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間存在著5%的工資差距。而根據EdwardandWads（2000）對墨西哥的研究，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所支付工資高于東道國的平均水平，當非熟練勞動力的相對收益降低時，收入不均就會更加嚴重。

由于國際直接投資可能引起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之間的工資溢出（MachinandvanRe-enen，1998），有的學者認為，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是否會擴大，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工資溢出。Aitkenetal.（1996）在對墨西哥、委內瑞拉和美國三個國家所分析的基礎上得出如下結論：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均導致了三國工資水平的提高。但在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只導致國際直接投資部門工資水平的提高，未發生工資溢出，亦即非國際直接投資部門的工資并未同步提高，因而國際直接投資部門和非國際直接投資部門之間存在顯著的工資差異。在美國則發生了工資溢出，國際直接投資部門和非國際直接投資部門之間的工資差異甚至幾近消失。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是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大多比美國國內企業規模更大、資金更加密集，因此較墨西哥和委內瑞拉更易產生工資溢出效應。

但是，關于國際直接投資導致了東道國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之間收入差距的觀點，有的學者則提出了不同意見。GrahamandKrugman（1995）討論了美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貿易和工資率之間的關系，通過分析1986－1990年間經濟分析局的數據，他們幾乎沒有發現支持有關國際直接投資企業支付了更高工資的證據。

3.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間的收入差距。國際直接投資導致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另一個顯著表現是，國際直接投資增加了東道國社會中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許多學者在實地調查和理論研究中都支持這一結論。Juhnetal.（1992）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工資差距劇烈增加，因為熟練勞動力的工資相對于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增加了。MarkusenandVenables（1997）提出了一個工資差距和長期資本來源的跨國公司的理論框架。在這個框架中，他們發現，如果放寬對國際直接投資的限制，可能增加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BlonigenandSlaughter（2001）研究發現，1987－1994年間，國際直接投資具有促進美國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間工資差距不斷擴大的作用。WeiyanChen（2003）調查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后果，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國際直接投資對工資的非理論影響。他運用特定因素模型的擴展導出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國民收入的功能框架，調查了國際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各種類型勞動的不同影響。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提高了熟練勞動力（非農業勞動力）的工資，降低了非熟練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的工資，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可能是導致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一個根源。FiginiandGorg（1999）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國際直接投資與1979－1995年間愛爾蘭制造業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增加相關聯。Tay-forandDriffield（2000）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美國制造業內部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有顯著影響。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同行業內部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存在著影響。

國外學者們還進一步研究了造成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深層次原因。概括起來就是：

首先，源于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熟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FeenstraandHanson（1997）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向一個地區的集中流入會提高對當地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提高當地熟練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他們通過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墨西哥由于熟練勞動力相關工資的增加而導致的工資差距的增加是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引進相聯系的。他們研究了1975－1988年間墨西哥Maquiladoras地區國際直接投資對工資差距的影響。該地區吸收了來自美國跨國公司的大量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分析技術報酬時，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國際直接投資具有提高該部門熟練勞動力的相對工資的趨勢。他們研究的結果支持了有關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增加了熟練勞動力需求從而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相對工資率的假說。

DriffieldandTaylor（2000）認為，國際直接投資的進入主要通過兩種效應的結合來增加一個行業或一個地區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一是跨國公司的進入直接增加了一個行業或一個地區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二是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溢出，使得內資企業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也增加了。Korv（2000）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他以更廣泛的非理論研究和獨立估計，發現熟練勞動力對資本更多的是互補，而非熟練勞動力對資本更多的是替代。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增加了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根據勞動力市場供求理論，需求增加的熟練勞動力的價格將增加而需求降低的非熟練勞動力的價格將降低，因而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將增加而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將降低，從而二者的工資差距將擴大。Feen-straandHanson（1995）發現，國際直接投資的引進，增加了1975－1998年間墨西哥制造業內部對熟練勞動力的相應需求。這種由國際直接投資引起的對熟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從而增加了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間的工資差距。FreenstraandCordon（1995）對墨西哥的研究也發現，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與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正相關，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增長中，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達到50%。

其次，源于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技能偏向的技術需求的增加。Dunning（1993）認為，大約3/4的R&D和市場經濟中90%的技術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是由跨國公司引起的。根據國際直接投資的交易成本理論，公司在國外建立生產往往因為它們在調動擁有的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方面（新產品、技術擁有權、先進的管理技能等）具有優勢，這樣技術往往隨著跨國公司而轉移。Acemoglu（2002）、CardandDiNardo（2002）認為，美國工資差距增加的標準解釋是技能偏向的技術需求的變化。按照這種假說，技術發展帶來了與熟練勞動力互補的投資，這便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的工資，降低了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事實上，由于東道國的技術發展吸引了國際直接投資，而國際直接投資的進入又帶來了先進技術，便利了技能偏向的技術需求的變化，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的增加便引起了對熟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從而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的工資，造成了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間的工資差距。

DriffieldandGirma（2003）進一步認為技術與熟練勞動力是互補的。技術輸入可能增加熟練勞動力的生產率，從而產生高工資率。BarrelsandPain（1997）的研究表明，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技術是擴大勞動需求的，其提高了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和熟練勞動力的工資，降低了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和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XiaodongWu（2001）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已經選擇了合適的經濟政策來吸引國際直接投資以促進技術的發展。自從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引進引起了對技術的偏好，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在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分配的影響就不再是微不足道。他在研究中引進垂直生產差別來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對技能的回報，得到的結論是，在一個勞動力充裕的國家，這種影響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引起的這種技術轉移是技能偏向的還是勞動力偏向的，而不是究竟哪個部門吸收了國際直接投資。分析顯示，當國際直接投資伴隨著勞動力偏向的技術時將降低工資差距，而當國際直接投資伴隨著技能偏向的技術時則將增加工資差距。

第三，源于國際直接投資背景下的東道國的教育現狀。東道國自身的教育狀況，對于國際直接投資導致其國內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許多學者都認為，在進行收入差距的研究時應該考慮教育的因素。DWVeldeand0Morrissey（2004）驗證了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泰國、新加坡、韓國、菲律賓、中國香港）國際直接投資對工資差距的影響。通過分析所掌握的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有關工資和就業率的數據，沒有發現，1985－1998年間這些國家和地區中的國際直接投資擴大了工資差距的有利證據。但是，通過控制國內影響（工資調節、技術供應），他們發現國際直接投資提高了泰國的工資差距，而這可能是因為泰國的教育系統沒有以充分地從國際直接投資中獲利為定向。因此任何國家要想在國際直接投資的基礎上實現國內收入的公平，就要在高質量的和充分的人力資源上進行大量的投資，否則就要面對工資差距增加的可能性。Feliciano（1993）發現，墨西哥對教育的回報已經導致了熟練勞動力工資的增加，1986－1990年間制造業熟練勞動力的工資相對于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增長了16%。Rob-bins（1994）發現，1980－1990年間大學畢業生的工資相對于高中畢業生的工資增長了56.4%，從而增加了工資差距。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動不可避免。但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收入影響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因此，關于國際直接投資與東道國收入關系問題的研究，還需也將會進一步深入地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