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經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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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卓炯在經濟研究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同時也主張全面深入地看待馬克思主義。他在經濟理論研究中有破有立，敢于在批判中闡明自己的見解。卓炯先生在許多重大經濟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在我國經濟思想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關鍵詞]卓炯;經濟思想;商品;市場經濟

一、卓炯經濟研究方法探析

卓炯在經濟研究中，堅持和發揚了馬克思唯物辯證的科學方法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們知道，馬克思的科學方法論，是一個以唯物辯證法為基礎的方法論體系，具體和抽象相結合、一般與特殊相結合、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邏輯與歷史相結合等，都是唯物辯證法的體現。卓炯在經濟研究中，特別運用了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方法，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對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經濟范疇、經濟規律、經濟理論等方面，都做了一般與特殊的分析。

不過，卓炯并不把馬克思文義當作不變的教條，他主張全面深入地看待馬克思主義，他強調恩格斯說道的一勺話：“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觀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28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他接著說：“我們要學習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學習他的某些字句。這一點要引起我們的特別注意。”在實際研究中，卓炯對此可謂身體力行。

例如，卓炯一直批判教條主義。在商品經濟是否適合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上，卓炯并不拘泥于馬克思的某一句話。馬克思曾說過社會主義要取消商品生產和貨幣，這一句話曾在很長的時期內成為理論界爭論的焦點，一些反對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人把這句話作為重要的論點，主張取消集市，“割掉資本主義的尾巴”，嚴重誤導了我國的經濟建設。卓炯在認真分析之后認為，經典作家所說的要消滅的貨幣是指狹義的貨幣，“就是向一切勞動者征收貢物的憑據，就是昨天的剝削制的殘余。”消滅貨幣、實際上指的是廢除剝削制度。我國在進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這種貨幣老早已經被消滅了。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

卓炯研究社會主義理論問題，不是從抽象的教條出發，而是以活生生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為基礎的。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寫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是在廣東省德慶縣風村公社寫成的、當時署名“于鳳村”。這表明，他的理論是對基層實踐的深刻總結，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的體現。

卓炯進行經濟理論研究的另一個鮮明特色是有破有立，敢于在批判中闡明自己的見解。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幾乎都要點名批判一些人的觀點。他不僅批判國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如駱耕漠、孫冶方、于光遠、薛慕橋等、還批判革命導師恩格斯。他在《關于社會主義的商品和貨幣》這篇文章中，提到了恩格斯的一個思想：“如果會計以自然的勞動尺度——時間，即以工作小時為單位來計算，這就比他原先把工作小時轉換為貨幣簡單得多。實際上，交換是純粹實物交換；一切過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簡單地用轉移到其他公社的辦法協調起來。”卓炯認為，“恩格斯的這個假設是和馬克思的‘價值決定’的假設相矛盾的。實踐已證明是行不通的。這種實物經濟的思想，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受卓炯批判最多的是斯大林。卓炯幾乎是對斯大林“產品經濟”思想的全方位的批判。卓炯在當時就看到了前蘇聯僵化的計劃經濟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可謂切中要害。

二、卓炯在許多重大經濟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在我國經濟思想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首先是他的商品經濟思想和重視與提倡運用價值規律的思想。卓炯首先提出了“計劃商品經濟”的概念并系統地加以論述．這對我國商品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卓炯就認為，“商品的本質形態只是一個社會分工問題，而商品的特征形態問題才是一個所有制問題。”他認為是社會分工決定了商品性質，所有制決定了商品的社會性質，所以，“商品經濟不但與社會主義不矛盾，也與建設共產主義不矛盾，它可以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有力工具”。同時，他認為：“商品經濟的中心問題是一個價值規律問題”，他把價值規律概括地表述為：“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生產該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商品的交換必須以社會必要勞動量為基礎進行”。卓炯認為：“只有利用價值規律，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卓炯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既要發揮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也要發揮國家計劃的作用，即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商品經濟”。卓炯還利用《資本論》的體系，創造了獨特的“擴大商品經濟論”，把商品生產分為簡單商品生產和擴大商品生產兩類，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商品經濟理論體系。

其次是卓炯的市場經濟思想。盡管卓炯并沒有直接提出市場經濟理論，但從他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卓炯的商品經濟思想基本可以說就是市場經濟思想。在卓炯的經濟理論中，是把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當作同義詞來使用的。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現“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提池。他在學習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時說：“理論L要徹底一些，其實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一次講話中，他說：“商品經濟就是幣場經濟，是一個東西兩個不同的概念。你有了商品，而沒有市場，怎么交換啦?市場就是一個交換的場所嘛！”

卓炯一直特別重視市場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他在1962年的論文中寫道：“我們的市場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市場，這是一個新的經濟范疇，不能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等量齊觀，這個市場的特點是人民內部矛盾在經濟上的集中表現，它建筑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它具體表現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工業和農業之間的經濟聯系的橋梁，沒有這個橋梁，經濟聯系是不能建立起來的。市場問題解決得好，可以促進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否則就會妨礙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他還說，“市場問題的根本原則是等價交換，而等價交換的客觀依據就是價值規律。因此，在處理市場問題時就必須正確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

卓炯的經濟理論對計劃經濟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在他1978年寫的《破除產品經濟，發展商品經濟》的文章中，卓炯主張將計劃與商品經濟結合起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他對當時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否定，主張從工資體制、財政體制、企業管理體制、商業體制等各個方面進行改革。他特別指出：“離開市場的所謂計劃調節，只能是離開社會需要的盲目生產，結果是不需要的產品大量積壓，如無錫一間乒乓球廠，積壓產品可供全國七年之用。”從這段論述可以看出，卓炯當時已經向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開戰了。只是由于時代的限制，卓炯還對計劃經濟認識不徹底，認為“自然經濟是商品經濟的對立物，而計劃經濟則是無政府狀態的對立物”，后來他又說：“社會主義是商品經濟，因而必然有市場的存在，同時這種市場又區別于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必須納入國家的計劃軌道。這樣，計劃和市場的有機統一，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性。”不過，卓炯這兒所說的計劃并不是傳統的蘇聯式的僵硬的計劃舉措，而是發揮市場作用的“計劃商品經濟”的計劃，在理論上已經形成了很大的突破。

與市場經濟思想相對應，卓炯很重視商品流通環節。1979年他寫了《要注意改革流通環節》的文章，他說：“商品生產的特征是要有流通環節，否則生產就發展不起來。在當前的體制改革中，我們不僅要重視生產環節的改革，而且要注意流通環節的改革。”卓炯的見解可以說是切中時弊。對當時的經濟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