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投資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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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需求方面來看，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及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因素等影響，至今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目前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經濟仍低迷，致使我國出口的外需拉動作用將十分有限。而且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新興國家”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相比之下，內需的作用更重要，可控性也更強，最終還應確立發展內需主導型經濟。而就內需而言，消費的不足是一個現實的問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收入制約，儲蓄存款雖10萬億之強，但人均仍不足8000元，而且分布不均。結果是高收入人群有消費能力但相對消費意愿低，而低收入人群雖有較強消費意愿但相對消費能力不足；由于預期不樂觀，存在的下崗分流等收入減少可能和社會保障機制不完善而未來教育醫療住房等支出增加可能的雙重壓力，從而形成內在消費緊縮機制；消費環境制約，既有基礎設施不足的硬環境制約，這在農村表現得尤為突出，也有消費者主權得不到保障的軟環境制約；從市場自身發展來看，進入了相對平穩發展的調整期，尚無大的消費熱點以形成新一輪消費升級。

另外，從投資來看，首先是政府在投資總量上受到國家財力總量約束。即使是用于建設，財政赤字也必須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線下，而且還存在投資方向約束，國家財力不宜投入于競爭性領域與民爭利，如果這樣做，還可能會對社會投資產生擠出效應，而應投向公共基礎建設方面，并能起到對社會投資的拉動作用。從實踐上看，多年來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起到了相當的作用，但其作用也存在效益遞減問題，而且寄希望于長期靠國家財政投資支撐經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將是必然的，我們可以認為今年不再加大財政的投入本身就是淡出的體現。而對于積極財政政策淡出形成的空位，可以也理應由社會投資來補位。事實上，我國現在全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社會投資已經占了一半。

社會投資主要包括外資和民間投資二個方面。從外資情況來看，我國近年吸引外資力度不斷加大，2002年吸引外資500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但必須看到，影響外資投入變數甚多，如果世界經濟走出目前低迷，替代效應上升并可能顯于收入效應，則我國引資將會更加困難，而且從長遠看，透過經濟全球一體化大潮，仍然能看到客觀存在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從我國國情看，目前尤其要注重啟動民間投資。雖然我們對民間投資的政策已從過去的禁止和限制轉變為松綁和鼓勵，而且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也是以年均20%的高速度增長，但民間投資的黃金時代還遠未到來。從我國目前看，民營經濟總的情況仍然是總量少、行業窄、發展仍受限制，其中70%為實業且主要集中在批零業、餐飲業、建筑業及部分制造業，遠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制約民間投資的原因分析

形成目前這種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歷史原因。由于計劃經濟時期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民營經濟基本上沒有生存的空間，更談不上發展了。這主要是從存量上一直影響到目前經濟所有制格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和老工業基地情況更突出。

政策因素。比如在國有企業可進入的80多個行業中，允許外資進入的有62個，而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卻只有42個，其發展空間有限。我們至少沒有理由認為民營資本比外來資本更具危險性，而這種歧視性的政策不僅反映在市場準入上，同樣反映在監督、管理、服務、稅收和退出等各個方面。

資金門檻限制。一些行業對較高的資金準入要求，事實上否決或至少是限制了民間資本的進入。由于民營經濟長期受壓制，起步晚，資金實力較弱且分散。從民間投資所需資本的集中來看，單個資本自我積累時間過長，通過內部融資實現單個資本的聯合因缺乏成熟機制而難以做到。外部融資也同樣困難，從銀行貸款看，一般不可能象國企那樣能得到國家和銀行資金支持，做到高負債經營。特別是1997年后由于吸取金融危機教訓，銀行資金風險防范意識普遍加強，各行采取貸款權上收等各種措施，貸款更加謹慎，甚至出現“存差”怪現象，一方面是銀行有錢貸不出，造成資金閑置，另一方面是告貸無門，資金短缺。從金融市場的直接融資方面看，機會更是微乎其微甚至無須考慮。

現有市場吸引力下降。民營經濟發展初期，由于國家尚處短缺經濟時期，產品供不應求，利潤十分可觀，隨著市場逐漸飽和，利潤率下降，民間資金投入缺乏動力，而且由于原有企業的先占優勢，對新進入企業形成一定市場壁壘。同時還因為市場信息不暢，有的是有資金找不到項目，也有的是有項目找不到資金。這實際上也反映了對經濟的公共服務能力的不足。

市場環境缺失。這既包括“硬”環境的原因，如水電路等基本設施條件不足，也存在“軟”環境問題，包括社會信用水平較差、市場不正當競爭和管理不當等因素影響。目前一個突出的問題仍是企業實際負擔重，其負擔水平不僅是稅收和合理的收費，還有大量的“三亂”負擔，嚴重影響投資者信心。

民營企業自身原因。如企業制度不完善、產權不明晰、家族式專制管理、多模仿少創新缺乏科技進步、過多依賴價格競爭手段爭奪市場等，而且整體而言，創業者個人素質多不適應二次創業要求，而我國目前還缺乏成熟的職業經理人才市場，這都制約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和提升。相對于以上外源性的原因，這個內源性原因也是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決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啟動民間投資的對策

啟動民間投資，大力發展民間經濟，應該做好以下工作。

解放思想

有人認為：民營經濟只是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且不均衡情況下的階段性產物，是由于生產力發展的多層次性決定了生產關系的多樣性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樣性，是一種“以退為進”或“先退后進”的權宜之計，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僅起著一種拾遺補缺的作用。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須正本清源。不能僅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到民營經濟具有發展經濟、滿足就業、增加稅收、活躍市場等作用而認可民營經濟的合理性，而應從根本上看，市場經濟就是民有經濟，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天然主體，現代經濟生活中，政府當然不是僅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也不應喧賓奪主，本末倒置，更不能越俎代皰。要如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應該全面提升民營經濟，要在思想上樹立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主體，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而非異已力量的意識。要取消對民間投資的政策性歧視，做到“松綁”和“鼓勵”，逐步擴大市場準入范圍，包括公共產品部門的準入，不搞所有制歧視，如上海高速公路網民間投資就占了7成。要適當降低準入門檻，簡化審批手續，從事前審批為重點到事中監管為重點，逐步消除行政壁壘。在干部業績考核上也要走出重外資輕內資的怪圈，不能認為只有“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國家有關部門促進民間投資的相關文件須落實到實處，應有可操作性，要把好事辦實。

正確認識政府定位和職能

轉變觀念關鍵在于轉變“官”念，須知政府并非萬能的，政府也不應以“神明”自居，只有正確認識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不會“越位”、“錯位”，從而也不會“失位”。合理確定政府職能，一要政企分開，此已系老生常談。政府投入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是在于創建一個良好投資和經營環境，國有“統管統制”領域將逐步開放，政府職能從行業管理向市場管理、從直接管理向宏觀管理轉變。二是正確認識財政政策功能。投資是一把“雙刃劍”，從短期看能拉動內需，而長期看會增加供給能力，加深供求矛盾。因此，國家財政投入的重點應該是解決結構性問題而非總量性問題。既需在城市“錦上添花”，更需向農村“雪中送炭”，如農村電網改造、水利工程、道路等基礎性設施建設。在城市建設相對發達情況下，對農村的投入的邊際效益將會更高，但應結合各地城鄉建設規劃尤其小城鎮建設規劃，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資金是經濟發展的“血液”，目前農村極不正常的向城市每年數千億的資金“倒流”現象應引起足夠的注意。財政投入效益好的標準是“一箭三雕”：增加了有效需求；填補了供給缺口；對社會投資有拉動效應而不是擠出效應。

增加資金可投入量

其措施在于，一是增收，收入的增加既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又是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尢以增加低收入階層就業和收入為重要。二要節支，稅率設計應在合理水平上，更不能收“過頭稅”，“拉弗曲線”足以說明高稅率則低稅基最后稅收減少的關系，所謂“過猶不及”；壟斷產品的高價格高收費應逐漸降下來，做到合理定價收費，目前特別要解決“三亂”問題，在農村，這個問題更突出，通過農村稅費改革真正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三是國家要承擔社會改革成本，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在政府保障資金的投入和公眾因此可以節約出來的資金之間存在倍數關系，因此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杠桿作用能大大增加民間投資的資金可投入量。對于國家社會保障資金投入的資金缺口可以通過發行專項國債籌集。

從存量上形成國有資本的退出機制

國有資本從生產性領域的退出，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基于戰略性的思考。凡產權可明晰，并可通過收費實現利益補償的，均可實現產權多元化甚至完全民營化，具體做法；一是完全退出型,即“國退民進”，主要是適用于競爭性行業，如中小企業改制兼并拍賣等，資本轉移出來，產權主體變換。二是部分退出型，主要適用于大中型競爭性企業和多數非競爭性企業，即“國減民補”或“國停民增”，最后國有資本在企業中股權稀釋，產權多元化，如溫州均瑤集團參股東航武漢公司18%股權一例。歐盟公用事業占GDP的15%，公用事業的市場化將增大民營經濟生存空間。應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包括鐵路、民航、郵政、電信、金融、保險、石油、自來水、煤氣、電力、機場、港口、大學教育和衛生交通等公共設施、公共工程和交通等非競爭性企業。對于因自然原因適宜壟斷經營的，須認識到經營的壟斷性并不必然要求產權的單一性，仍可以實現產權多元化。即使是單一產權也不一定非國有形式不可，也可民營化，可通過特許經營及有效的價格形成機制如價格聽證會等保證合理確定價格收費。

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但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其作用主要并不反映在數量上而是應該反映在個體的質量上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調控能力上，上世紀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我國國企數量從10萬多戶減少至5萬多戶，數量減少了一半，但固定資產凈值卻從7千億增加到4萬多億元，增加了5倍，公有制經濟實力在增強而不是減弱。運用經濟手段，通過資本紐帶作用，同等數量國有資本將能有效地能控制更多社會資本，國有資本控制力將會進一步加強而非減弱。國有資本的退出效果有三：一是退出來或因減少投資而節約出來的有限資金可用在“刀刃”上，“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二是增強了國有資本對社會資本控制和國家宏觀調控能力，鞏固和發展了公有制經濟；三是民間資本可以在現有較高平臺上直接進入市場，節約了時間，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優化投資環境

首先，關鍵是強化政府信用，減少無效成本，無區別則無政策，即政策具有多變性，相比之下，法律一以貫之，因而法律環境比政策因素更重要。過去對私有財產的認識過多地是道德評價而非“財產中性”意識，目前從立法高度保護私人合法財產具有緊迫性，對合法財產權益保護不力必然導致投資動力不足，甚至導致資金外逃。對公平競爭環境，政府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否則勢必影響公正，不宜對壟斷企業過度保護。此外應做到公平稅負。目前急需解決民間投資的雙重征稅問題，重稅將會導致投資能力和投資意愿雙重下降。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但中小企業“告貸難”具有普遍性，而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尢甚。在現有銀行貸款、股份制改造、基金、項目融資、財政支持等融資渠道中，多數民營企業只有向銀行貸款一條路可走。我國股市政策取向可以認為是“扶貧式”而非“發展式”，上市公司以國企為主，且多“一股獨大”。據調查，70%的上市公司并沒有給投資者以回報即并沒有創造價值，民營企業中只有少數較大企業偶能通過股份制改造融資。現有金融機構以國有性質為主，信貸實踐中對民營企業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視現象，主要表現為所有制歧視和規模歧視二個方面，業務中向大中國企傾斜，而事實上大中國有企業效率并不理想，不良資產也主要集中在國企。有人甚至認為國企不良資產是“肉爛在鍋里”，而民營企業貸款則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惜貸思想嚴重，發展中國家最急需的重要資源-資金竟然會過剩，并且“存差”高達4萬億之巨，形成極大浪費。

我國現有正規金融機構對民營經濟的支持一是無力，不良貸款已占全部貸款的23%；二是民營經濟發展在資金上主要靠自我積累，并在一定范圍內通過民間融資，據估計，溫州企業發展資金3/4來自民間，但民間融資，其法律和政策地位目前仍是“妾身未明”。對民間金融宜納其入正軌，使之合法化，引導和促進其規范化發展。可以預見，政策將“解凍”，不久將迎來民間金融的春天，屆時整個民間投資也將會進入發展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