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和經濟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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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趨勢無法逆轉
現代大公司目標是全世界
國家實力體現在企業集團
桑茲卓姆（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全球化已經發生了。我們無法扭轉全球化這一趨勢，因為促進全球化發展的科技進步無法倒退。實際上，全球化的速度正不斷加快，范圍也在不斷擴大。
弗雷澤（澳大利亞前總理）：現在的全球化公司將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其產品和服務也同樣如此。它不是將每個不同國家中的民族單位分開，而只有一個統一的銷售單位———全世界。公司活動中的某些方面顯然是在地方上安排的，但公司的總框架將在全球的基礎上組織，并在全球的范圍內，從現有最佳途徑中獲得不同的生產要素。在今日的世界上，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須滿足國際市場的愿望。
諾倫（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管理辦公室”高級經濟學家）：在當今社會，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實際上是每個國家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間的競爭。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集中并表現在該國大型企業和集團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上。現實中的國際經濟沖突表明，如果一個國家擁有幾個大型企業或集團，它就能在世界經濟秩序中保持一定的市場份額，并能占據一個穩固的地位。例如，美國就依靠了通用汽車公司、波音公司、杜邦公司以及其它一批跨國公司。日本依靠6家大型企業集團，而韓國則依靠了10家大型商業企業集團。
馬西雷（博茨瓦納前總統）：在世界范圍內，領導人們正越來越意識到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閉關鎖國中生存，沒有國際合作就不會實現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跨越國界的貿易、政治、外交、藝術和文化協作在地區經濟一體化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這正是經濟全球化的基礎。
司空壹（韓國全球經濟研究所總裁及首席執行長官）：經濟全球化所包含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金融市場一體化，即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使亞洲金融危機傳播至整個世界的罪魁禍首。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外匯交易日成交量為2萬億美元，但其中與實際經濟活動直接相關的成交量則微乎其微，其余大部分都是純粹金融投機的結果。
宮崎勇（日本大和總研特別顧問、日中經濟知識交流會顧問）：“經濟國際化”的背景有三個潮流變化：第一，人們的價值觀變化，即人們從關心戰爭轉為關心和平，對經濟發展的期待感發生了變化；第二，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實行現代化改革，使國內經濟結構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同時，采取貿易、資本、技術等的對外開放政策，其結果是市場經濟超越國境，成為世界范圍的市場經濟；第三，促使第二潮流變化的信息革命的進展。
學習控制經濟全球化進程
貧富間不平等正不斷擴大
放任金融系統將導致崩潰
不平等引發新的國際矛盾
桑茲卓姆：全球化影響每個人，而且與嚴峻的經濟動蕩的風險和繁榮與危機的周期性循環密切相連。總的來說，縱觀這些循環過程，我們認為全球化對發展和扶貧工作是有益的。另外，全球化是一個需要我們學習如何去控制的過程。提高經濟管理的能力，就可以降低經濟動蕩的風險。各國可以通過本國的政策和制度更好地利用全球化的動力為貧困人口服務。那些對公平有顧慮的國家不應為此而回避全球化。他們不應否認全球化給他們帶來的益處。現在的挑戰就是如何使這些益處包含的內容更為廣泛。
拉曼軍（泰國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泰國先鋒農業公司董事長）：現在我們經常聽到有關工業化程度高、經濟發達的富裕國家要求進入工業化程度低、經濟欠發達國家市場的話題。但我們很少聽到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的情況。發達國家中以前受保護的接受補貼的行業部門現在仍然受到高度保護、獲得高額補貼。所以，雙邊談判或多邊談判中談及的貿易自由化是一種單向而非雙向的過程。例如，發達國家中如下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到高度保護、獲得高額補貼：紡織、服裝、食品加工、漁業及農產品。然而與此同時，我們欠發達國家卻一直承受著開放高科技產品、農產品、香煙、煙葉以及酒精飲料市場的巨大壓力。
發達國家在研究開發投資方面有著巨大優勢。因此，他們主張要大力保護知識產權。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國家被迫修改其法律和司法體系，以換取對富裕國家的已有市場準入權。由于知識產權受到嚴格保護，導致了壟斷與源自不發達國家的高額壟斷利潤的產生。在醫藥與醫療器械方面，發達國家根本不考慮人道主義因素；在其它方面，欠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權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在窮國與富國之間以及在一個國家內部富人與窮人之間，出現了巨額貿易利潤分配極不平衡的現象。
弗雷澤：如果放任運用高舉債率投機基金操作的長期資本管理，任其自生自滅，整個金融系統就會導致系統性的崩潰。
喬治·索羅斯已對我們發出過警示。他寫道：“盡管我已經在金融市場上賺了錢，但現在我擔心，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不受限制的無窮擴張，以及市場價值向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滲入，會危及到我們這個開放和民主的社會……過多的競爭，過少的合作，會導致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平等和不穩定。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信條是，公共利益是通過對個人利益的無窮追求實現的。除非我們認識到某種共同利益，需要置于個人的特定利益之前，我們目前的系統就很可能會崩潰。”
博戈莫洛夫（俄羅斯科學院國際經濟政治研究所名譽所長）：如果有的國家總是處于不利狀態，得不到國際間聯系所帶來的利益，不平等、不對稱相互依賴的不良后果將引發國際矛盾。自從1980年以來，有60個國家的國力日漸衰落。這些失敗了的邊際化國家可能會成為暴力民族主義、政局動蕩、揭竿而起、恐怖主義的溫床。
圖巴爾（埃及扎卡吉克大學經濟學教授、民族財經委員會主任）：隨著商品、服務和資本流動之前壁壘和限制的取消、信息和通訊的革命、現代技術的進步和跨國公司活動范圍的擴展，國家將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對國家主權的限制將是什么呢？發達國家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段較長時期來發展他們的經濟嗎？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在給發展中國家以金融和技術支持方面應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中央銀行的傳統手段和政策還能具有效力嗎？或者說，有必要發展能夠幫助中央銀行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護貨幣平衡的新式手段嗎？能夠幫助保護貨幣平衡的金融手段又是什么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受到質疑
應建立起一套危機緩沖機制
瓦南迪（印度尼西亞國際和戰略問題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成員）：不穩定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劇烈的國際經濟動蕩。要想解決它，不能期待一個新的全球金融架構來消除國際經濟循環的作用，也不能樹起保護主義的貿易和投資流向壁壘來把經濟同外部動蕩隔離起來，我們只能建立起一套機構和政策來緩沖下一輪動蕩的沖擊，比如建立起強大而監督完善的銀行系統、備用國際信用額度網絡、能夠回擊外部動蕩的影響而不是使其擴大化的公共預算編制程序和機構，以及化解外部動蕩沖擊的一套外匯機制。
公共部門機構是經濟改革中的黑洞，因為它吸收的人力、物力和投資對社會產生的收益很低，擾亂勞動力市場，降低國家總體生產力，破壞國際競爭力，并且很容易淪為即得利益的犧牲品。它們往往處在侵蝕政治體制的腐敗的中心。同時，不良的機構也是發展中國家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礙。這就是為什么在許多慎重公共開支的經濟部門中，放松管制和減少政府調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一些問題。
弗雷澤：1997年開始的亞洲經濟危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反思的機會。我們還需要特別指出，拒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限制條件的馬來西亞看來恢復得很好。這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現在被作為不可違背的普遍原則接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則的普遍適用性問題。
中國在整個亞洲金融風暴的過程中一直保持其貨幣不貶值，這也為如何保持經濟穩定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例子。通過保持其貨幣價值，中國穩定了它的金融市場，阻止了亞洲金融風暴進一步蔓延。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政府的判斷如何超越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影響力的市場施加的影響。這一事例比其它任何事例都能更清晰地促使我們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則和作法的普遍適用性。
拉曼軍：當馬來西亞于1998年啟動其經濟復蘇計劃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家及投資商認為，大量資本外流將最終導致馬來西亞經濟癱瘓，永無復蘇希望。結果，他們全都錯了。相反，與馬來西亞相比，泰國與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復蘇周期要長一些。韓國的情況不同，恢復時間更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信譽至少在東亞地區已經喪失殆盡。
司空壹：自從亞洲金融危機在泰國爆發以后，建立全球金融新格局便成了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政策問題，提出了各種改變舊金融體制的具體建議，并且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在舊格局的三個重要方面，還沒有采取決定性的步驟，這三個方面是：短期資本流動、私人參與危機的預防與化解、建立主要貨幣匯率機制。
亞洲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宏觀經濟基本面再好，如居民儲蓄高、投資力度大、財務紀律好，也不能保證國家不發生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說明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良好的治理結構，法治以及法制的合理運用。另外，還需要有良好的宏觀經濟基本面，以防止危機的發生。
改革勢在必行
不能操之過急
呼喚新的規則
拉曼軍：亞洲國家必須接受廣泛傳播的信息新技術與金融革新措施，但是我們不能操之過急，應該一步一步朝著那個方向邁進，同時還要努力避免短期的負面效應。市場全球主義的鼓吹者經常把全球化說成是一種“不走向徹底，就一無所得”的理論。各國能夠，也應該依據國家大小、發展水平或政治、社會與文化實際情況，在對資本實行部分控制的前提下，推行市場自由化。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許多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泰國，遵循了這一原則。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安全網，可以確保國內市場免受來自投機商與外來不穩定因素的影響。
上次亞洲經濟危機期間，亞洲發展銀行在防范危機，幫助受危機打擊國家恢復經濟方面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從本質上講，亞洲發展銀行的作用僅是世界銀行的一個翻版。雖然它是一個地區性發展銀行，但它對當地經濟的分析能力比全球性金融機構好不了多少。我們沒有聽說亞洲發展銀行提出過現實性和建設性的經濟發展建議。亞洲發展銀行要發展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地區性金融機構，改革勢在必行。
弗雷澤：現在的國際經濟體系迫切需要進行改革，制定更加嚴格和審慎的國際監督和控制規則。過去的事例一再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能在危機出現后作出反應。它作的只是亡羊補牢之舉，不能有效地避免危機。如果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其憲章規定所致，那問題就值得進一步考察了。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運作方式確實存在問題。
非銀行金融領域、派生性和投機性的金融市場的操作規模極為龐大，其影響也根本無法預知。在這些市場運作的公司常常可以完全逃脫正常監督系統的監督，因為這些監督系統只是針對官方的銀行領域的。所以，這些方面承受的風險極大，如果我們沒有建立處理它們的結構系統，可能會引起系統性的崩潰。
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國際組織，由它在一個全球化的環境下制定公平貿易的規則。這一國際組織的創建，得益最大者當是中等規模或小規模的國家
公共部門機構是經濟改革中的黑洞，因為它吸收的人力、物力和投資對社會產生的收益很低，擾亂勞動力市場，降低國家總體生產力，破壞國際競爭力，并且很容易淪為即得利益的犧牲品。它們往往處在侵蝕政治體制的腐敗的中心。同時，不良的機構也是發展中國家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礙。這就是為什么在許多慎重公共開支的經濟部門中，放松管制和減少政府調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一些問題。
弗雷澤：1997年開始的亞洲經濟危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反思的機會。我們還需要特別指出，拒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限制條件的馬來西亞看來恢復得很好。這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現在被作為不可違背的普遍原則接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則的普遍適用性問題。
中國在整個亞洲金融風暴的過程中一直保持其貨幣不貶值，這也為如何保持經濟穩定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例子。通過保持其貨幣價值，中國穩定了它的金融市場，阻止了亞洲金融風暴進一步蔓延。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政府的判斷如何超越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影響力的市場施加的影響。這一事例比其它任何事例都能更清晰地促使我們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則和作法的普遍適用性。
拉曼軍：當馬來西亞于1998年啟動其經濟復蘇計劃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家及投資商認為，大量資本外流將最終導致馬來西亞經濟癱瘓，永無復蘇希望。結果，他們全都錯了。相反，與馬來西亞相比，泰國與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復蘇周期要長一些。韓國的情況不同，恢復時間更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信譽至少在東亞地區已經喪失殆盡。
司空壹：自從亞洲金融危機在泰國爆發以后，建立全球金融新格局便成了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政策問題，提出了各種改變舊金融體制的具體建議，并且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在舊格局的三個重要方面，還沒有采取決定性的步驟，這三個方面是：短期資本流動、私人參與危機的預防與化解、建立主要貨幣匯率機制。
亞洲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宏觀經濟基本面再好，如居民儲蓄高、投資力度大、財務紀律好，也不能保證國家不發生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說明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良好的治理結構，法治以及法制的合理運用。另外，還需要有良好的宏觀經濟基本面，以防止危機的發生。
改革勢在必行
不能操之過急
呼喚新的規則
拉曼軍：亞洲國家必須接受廣泛傳播的信息新技術與金融革新措施，但是我們不能操之過急，應該一步一步朝著那個方向邁進，同時還要努力避免短期的負面效應。市場全球主義的鼓吹者經常把全球化說成是一種“不走向徹底，就一無所得”的理論。各國能夠，也應該依據國家大小、發展水平或政治、社會與文化實際情況，在對資本實行部分控制的前提下，推行市場自由化。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許多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泰國，遵循了這一原則。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安全網，可以確保國內市場免受來自投機商與外來不穩定因素的影響。
上次亞洲經濟危機期間，亞洲發展銀行在防范危機，幫助受危機打擊國家恢復經濟方面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從本質上講，亞洲發展銀行的作用僅是世界銀行的一個翻版。雖然它是一個地區性發展銀行，但它對當地經濟的分析能力比全球性金融機構好不了多少。我們沒有聽說亞洲發展銀行提出過現實性和建設性的經濟發展建議。亞洲發展銀行要發展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地區性金融機構，改革勢在必行。
弗雷澤：現在的國際經濟體系迫切需要進行改革，制定更加嚴格和審慎的國際監督和控制規則。過去的事例一再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能在危機出現后作出反應。它作的只是亡羊補牢之舉，不能有效地避免危機。如果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其憲章規定所致，那問題就值得進一步考察了。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運作方式確實存在問題。
非銀行金融領域、派生性和投機性的金融市場的操作規模極為龐大，其影響也根本無法預知。在這些市場運作的公司常常可以完全逃脫正常監督系統的監督，因為這些監督系統只是針對官方的銀行領域的。所以，這些方面承受的風險極大，如果我們沒有建立處理它們的結構系統，可能會引起系統性的崩潰。
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國際組織，由它在一個全球化的環境下制定公平貿易的規則。這一國際組織的創建，得益最大者當是中等規模或小規模的國家
公共部門機構是經濟改革中的黑洞，因為它吸收的人力、物力和投資對社會產生的收益很低，擾亂勞動力市場，降低國家總體生產力，破壞國際競爭力，并且很容易淪為即得利益的犧牲品。它們往往處在侵蝕政治體制的腐敗的中心。同時，不良的機構也是發展中國家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礙。這就是為什么在許多慎重公共開支的經濟部門中，放松管制和減少政府調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一些問題。
弗雷澤：1997年開始的亞洲經濟危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反思的機會。我們還需要特別指出，拒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限制條件的馬來西亞看來恢復得很好。這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現在被作為不可違背的普遍原則接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則的普遍適用性問題。
中國在整個亞洲金融風暴的過程中一直保持其貨幣不貶值，這也為如何保持經濟穩定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例子。通過保持其貨幣價值，中國穩定了它的金融市場，阻止了亞洲金融風暴進一步蔓延。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政府的判斷如何超越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影響力的市場施加的影響。這一事例比其它任何事例都能更清晰地促使我們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則和作法的普遍適用性。
拉曼軍：當馬來西亞于1998年啟動其經濟復蘇計劃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家及投資商認為，大量資本外流將最終導致馬來西亞經濟癱瘓，永無復蘇希望。結果，他們全都錯了。相反，與馬來西亞相比，泰國與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復蘇周期要長一些。韓國的情況不同，恢復時間更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信譽至少在東亞地區已經喪失殆盡。
司空壹：自從亞洲金融危機在泰國爆發以后，建立全球金融新格局便成了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政策問題，提出了各種改變舊金融體制的具體建議，并且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在舊格局的三個重要方面，還沒有采取決定性的步驟，這三個方面是：短期資本流動、私人參與危機的預防與化解、建立主要貨幣匯率機制。
亞洲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宏觀經濟基本面再好，如居民儲蓄高、投資力度大、財務紀律好，也不能保證國家不發生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說明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良好的治理結構，法治以及法制的合理運用。另外，還需要有良好的宏觀經濟基本面，以防止危機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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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軍：亞洲國家必須接受廣泛傳播的信息新技術與金融革新措施，但是我們不能操之過急，應該一步一步朝著那個方向邁進，同時還要努力避免短期的負面效應。市場全球主義的鼓吹者經常把全球化說成是一種“不走向徹底，就一無所得”的理論。各國能夠，也應該依據國家大小、發展水平或政治、社會與文化實際情況，在對資本實行部分控制的前提下，推行市場自由化。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許多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泰國，遵循了這一原則。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安全網，可以確保國內市場免受來自投機商與外來不穩定因素的影響。
上次亞洲經濟危機期間，亞洲發展銀行在防范危機，幫助受危機打擊國家恢復經濟方面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從本質上講，亞洲發展銀行的作用僅是世界銀行的一個翻版。雖然它是一個地區性發展銀行，但它對當地經濟的分析能力比全球性金融機構好不了多少。我們沒有聽說亞洲發展銀行提出過現實性和建設性的經濟發展建議。亞洲發展銀行要發展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地區性金融機構，改革勢在必行。
弗雷澤：現在的國際經濟體系迫切需要進行改革，制定更加嚴格和審慎的國際監督和控制規則。過去的事例一再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能在危機出現后作出反應。它作的只是亡羊補牢之舉，不能有效地避免危機。如果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其憲章規定所致，那問題就值得進一步考察了。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運作方式確實存在問題。
非銀行金融領域、派生性和投機性的金融市場的操作規模極為龐大，其影響也根本無法預知。在這些市場運作的公司常常可以完全逃脫正常監督系統的監督，因為這些監督系統只是針對官方的銀行領域的。所以，這些方面承受的風險極大，如果我們沒有建立處理它們的結構系統，可能會引起系統性的崩潰。
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國際組織，由它在一個全球化的環境下制定公平貿易的規則。這一國際組織的創建，得益最大者當是中等規模或小規模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