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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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界限。這些界限主要表現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會界限，倫理界限，生態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場經濟的這些界限，就必須將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倫理道德、生態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機鏈接起來。
關鍵詞：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平正義生態文明法治文明
市場經濟業已成為我們經濟生活的主要體制樣式，也逐漸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運作邏輯。在《大轉型》一書中，卡爾·波蘭尼對市場經濟及其運作邏輯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場經濟是指一種在市場獨自控制、調節和指導下的經濟體系；商品生產和分配的秩序，則托付給這一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經濟制度來自于這樣的期望，即人類的行為方式是以實現最大的金錢收益為導向的。自我調節意味著，所有產品都是為了在市場上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這種銷售。市場體系最令人吃驚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來，人們就必須允許它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運行。質言之，市場經濟就是一種沒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預、完全依賴自我調節，以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經濟體制。
自從市場經濟發生以來，其相關的爭議就從未停止過。易言之，對市場經濟的批判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從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到馬克思、喬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觀點。阿爾諾·比特認為，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剝削人、社會財富集中和個性瘋狂。他認為，這不是“經濟”，即通過改造大自然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而是亞里士多德稱之為“金錢經濟”的東西：把經濟從一種服務于社會（城邦）的子體系，蛻變為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牟取利潤的機器。本文主要討論市場經濟的限度。論證思路是從市場經濟導致大眾貧困這一現象入手，進而就市場經濟的界限的主要表現做一個整體性的闡釋。據此，有針對性地提出破解市場經濟局限性的相應思路。
一、大眾貧困導致市場經濟的困局
無論是對市場經濟的反思，還是對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重新評價，我們都會注意到有這樣一種觀點，即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眾貧困。這一點對于我們剛剛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來說，無論如何，都有一些可資借鑒或者說警戒意義。因為無論是我們對于市場經濟的知識儲存，還是對于市場經濟的宏觀駕馭，我們都還相當有限，是處于真正的“處級階段”。
1995年，克勞斯·科赫在其《市場的貪欲——國家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無奈》一書中對于西歐人對未來的憧憬有六個方面的期待：第一，一部分能夠而又愿意工作的公民一直沒有自己的職業工作。對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來說，這種狀況在他們適齡就業時期將不會改變。第二，各國的富裕程度還能夠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并保持目前的范圍，但只向社會的少數成員分配。不能再指望實現能使大幅度的失業人口減少。第三，維持這種富裕程度讓大部分人工作，共同養活少數不能工作的人，給高收入或最高收入者特權化。所謂的收入剪刀差仍像20世紀80年代一樣繼續保持，以致大多數勞動者的實際工資逐漸下降，貧困人口的增長趨勢沒有絲毫改變。第四，各國勞動社會日益受到世界市場競爭條件的制約，逐漸分化，并且裂縫越來越大。第五，完全靠國家養活的貧困人口的構成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這種構成還在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吸收新的成分，因而被認為是勞動社會的必要條件。第六，上個世紀工業社會的勞動公民所經歷的三個社會年齡段不再決定一大部分人，甚至可能是絕大多數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在受國家保護的家庭中的青年時代和受教育時期、職業勞動和社會活動時期、最后退休晚年時期——工業社會的這三個生活年齡段對于許多人來說將被打破。首先為了國家勞動市場政策的目的，退休年齡將越來越實用主義化。
這就是科赫所總結的西歐人眼中的市場經濟造成勞動人口失業的惡果。科赫進而總結道，“越是讓市場自由發展，市場就越是不可避免地成為破壞和瓦解民族社會一體化的罪魁禍首。如果說市場在過去的幾十年內依靠強大的福利國家成功地消除了階級沖突，那么，今天它正在制造新的分化。”典型表現就是貧富懸殊和收入分化的加劇。歷史驚人的相似一幕在于，這一現象不僅僅在市場經濟相對完善的發達國家存在，而且在剛剛步入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亦普遍存在。
在1999年出版的《資本主義黑皮書——自由市場經濟的終曲》一書中，羅伯特·庫爾茨對于市場經濟造成大眾貧困這一事實予以了無情的鞭笞。在“現代化與大眾貧困”一章中，庫爾茨首先批駁了“市場經濟從根本上促進了社會富裕程度的提高”這一傳奇故事。如果依照這一邏輯，人類在進入現代市場經濟之前必定是在饑寒交迫中掙扎，問題恰恰在于，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經歷恰好與此相反。“盡管資本主義無疑增添了各種生產力的科學性并極大地加速了它們的發展，但奇怪的是，社會富裕程度的增加始終是間歇式的，并且僅僅局限于某些社會階層以及世界上的某些地區。其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是一場殘酷的優勝劣汰的游戲。其殘酷性體現在：每一個社會意義上乃至生理意義上的人都無法逃避這場游戲，而這場游戲又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輸家多于
贏家的這個結局。”
市場經濟的歷史經驗就是，少數人發家致富而大部分人卻艱難度日；貧富分化差距日益擴大。“一方面，少數人不知廉恥地聚斂財富；另一方面，廣大民眾日漸貧困。在這種情況下，以統計學中的平均值作為衡量社會富裕程度的標準，無異于給社會現實一記響亮的耳光。”關于這一點的批判特別在左派表現得非常明顯。“在那里，富人愈來愈富。確切地說，在美國，在最近十年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同期百分之二十最貧困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四。這表明工業化國家里的兩極分化正義同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一樣的速度進行著。”“如果說經濟的使命是通過合理組織勞動來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我們就可以確認，我們的經濟制度并沒有完成它的任務。也不存在將來它能夠完成這一任務的任何希望，因為它是建立在使富人愈富、窮人愈窮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的。”“要對窮國日益加劇的貧困和饑餓這一過失負責的，既不是日益增長的人口，也不是大自然或人類，而是我們的經濟制度——市場經濟。”左派對市場經濟的刻薄、謾罵，直接將貧困、饑餓、兩極分化等諸多不公正的社會現象歸之于市場經濟，這也無異于給市場經濟的鼓吹者一記響亮的耳光。
據此，庫爾茨得出結論，“任何對歷史基本屬實的總結分析都會斷然否認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提高社會富裕程度’的作用”。這一點，無論是從生活水準、閑暇時間還是從大多數人的健康幸福來說，我們都可以下此斷論。事實上，在1944年出版的《大轉型》一書中，卡爾·波蘭尼也重申，圈地運動一直被恰當地視為是一場富人對窮人的革命：封建領主和貴族掠奪窮人的財富，推倒窮人的房子。總之，無論是從市場經濟將導致大量人口失業，還是從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效應來看，完全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其必然結局就是大眾貧困。或者說，對于大眾而言，在一個自我調節的市場體制之中，其命運總是趨于貧困與日益惡化狀態。
二、市場經濟的界限面面觀
如果說，我們前面討論的是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大眾貧困的話，即市場經濟在分配上的問題，那么，我們可以由此出發質疑，市場經濟既然不是完美無缺的，它勢必還有諸多缺陷。除此之外，市場經濟尚有哪些局限性？
波蘭尼在論述市場經濟的興衰時，特別論及了兩種相互抵觸的趨勢：一是市場的無限自由擴張，一是社會針鋒相對的限制。前者旨在建立自我調節的市場，依賴的是貿易階層的支持并且主要使用自由放任與自由貿易作為它的方法；后者旨在保護人類和自然以及生產組織，依賴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來自市場的有害行為影響的人——主要、但并不僅限于工人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護性立法、限制性協會和其它干預的手段作為它的方法。因為任由前者的無情肆虐，其對后者的破壞性將是無可估量。正如羅伯特·歐文的天才洞察：如果人們任由市場經濟按照它自身的規律發展，勢必產生巨大而永久的災難。[9]簡言之，正是因為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局限性，所以社會就必須發揮其抗衡市場經濟的正面作用。波蘭尼在這里還只是提到了一個市場與社會的必然對抗情況。如果我們跳出這一“市場－社會”的二元分析模式，進一步追問，市場經濟到底有哪些局限性？或者說，市場經濟的界限在哪里？具體而言，市場經濟的界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0]：
一是市場經濟的政治界限。盡管政治民主可以保護和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但是市場與民主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希特勒和皮諾切特都積極實行市場經濟，但他們在政治上卻是獨裁者。此外，雖然市場經濟與資本的所有制形式無關，但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會讓外國資本完全控制本國對國民經濟具有重大意義的部門和相關領域。因為這些都是由政治所決定的市場界限。就世界市場的貿易來看，產品和服務不是按照其本身的價值，而是按照其價格進行交換。20世紀60年代以來，這些價格一直以有利于工業化國家的趨勢不斷下跌。簡言之，政治殖民主義終結以來，價格控制已然成為剝削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的重要杠桿之一。
二是市場經濟的分配界限。市場本身并不能保證公平合理的分配，這一點已經成為我們的常識。在少數群體和個人追逐高利潤、高收益與大多數人的普遍貧困因而要求公平分配之間勢必存在著難以化解的矛盾。其實，如前所述，這一點也是市場經濟的政治界限所必然導致的。它既表現在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之間，又表現在一國之內的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如果少數群體和少數人獲得權力的支持，或者與當權者相勾結，形成一種勾結型權力體制或者勾結型國家，這種分配機制就會以合法的形式固定下來。進而強化這種不公正的分配機制。
三是市場經濟的社會界限。投資者關心的是永恒不變的收益和回報。而這些大多具有短期性。對于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他們沒有太多的興趣和熱情。因此，大凡投資大、利潤少、風險大的長期發展項目，都必須由國家和政府來承擔或組織。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
一面還在于，這種短期的、見效快的、收益高的投資和建設會損害社會上的多數人、或者底層群眾的權益。比如，通過低工資、高強度的勞動殘酷剝削勞動者。其更為禍害的在于，它會損害人們對市場經濟本身的態度與認知，損害人們對社會的積極的價值觀的判斷與形成，從而形成一種扭曲的價值判斷與認知模式。
四是市場經濟的倫理界限。在市場經濟追求收益和利潤與倫理、道德的要求和底線之間，總是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矛盾和沖突。這時候是倫理道德原則高于市場經濟原則，還是相反，也總是存在著形形色色的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之下，個人的權益意識高漲，倫理道德在個體權益、經濟效益等之下顯得蒼白無力。甚而在一些情形之下，倫理道德，哪怕是底線的倫理道德，已然成為一些人可以公然挑釁的對象。甚至不惜借助大眾傳媒大肆炒作。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倫理道德的悲哀還是市場經濟本身的悲哀？市場經濟需要什么樣的倫理道德？它本身能夠為倫理道德擔當什么？如何把握市場經濟的倫理界限？這些問題都是發展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正視的重要課題。
五是市場經濟的生態界限。市場經濟追求效益的原則勢必造成對生態環境的干擾與破壞，這時候是堅持市場經濟原則高于生態原則還是生態原則高于市場經濟原則，也存在著相當的爭議。正如卡爾·波蘭尼所指出的，“各種觀點和派別的作家、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總是把工業革命之下的社會環境稱為人類墮落的真正深淵。”[11]因為，水和空氣被污染了，森林被過度開采所毀滅，草原和沙漠正在擴展，氣候失去平衡，每天幾乎有一百種動物和植物滅絕。從現在起，我們的非等值經濟，連同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市場經濟，正在成倍地消耗那個大自然中可以再生的資源。[12]
六是市場經濟的法治界限。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不需要任何的國家干預，如此情形之下，如何調節市場經濟與法治的界限，也是一大難題。尚有，市場經濟總是會冒出一系列的新問題，新現象，而我們的法治建設總是相對滯后。易言之，法治總是跑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后面，它們之間的這種不對稱導致了相當多的人可以在相當長時期內游離于法治之外。尚有，當國家公職人員以經濟效益作為衡量工作績效的準繩、當國家對地方政府以gdp作為考量的唯一或者最為重要的指標之時，市場經濟本身的法治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因為為了經濟效益，不管是什么階層的人們總會冒各種風險干違法之事。權勢階層尤其如此。
以上這些界限，正是市場經濟發揮作用時面臨的重重困境與種種難題。而且其面臨的界限越多，市場經濟發揮作用所引起的爭議也就越多。實際上，每一個界限的背后都是難以化解的矛盾與沖突。不管怎么說，尋求化解市場經濟界限的舉措總是需要我們不斷去探索。
三、化解市場經濟界限之道
針對上文市場經濟的界限，我們勢必要進一步追問，如何化解和消弭這些界限？時至今日，純粹的市場經濟或者說完全的市場經濟早已終結。早在十多年前，不少西方學者就提出市場經濟必須走與國家權力相結合的道路，以化解純而又純的市場經濟無法擺脫的病痛。“沒有一個市場經濟不受到國家和政府機構的帶有或多或少強制性的指導。”因為，“市場經濟的收益主要來自三個方面：（1）經濟當事人的自由；（2）經濟當事人之間的競爭；（3）國家干預。”“市場和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只有國家干預和市場的結合才能形成市場經濟。市場越是發達，國家干預越是重要。國家的作用是任何個人、集團和地方集體都不能替代的。市場的原則是利潤，而市場經濟的原則則是國家經濟的長期繁榮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沒有國家的支持和參與，市場經濟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南美的一些國家，例如阿根廷，雖然實行市場經濟并且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國家管理，因此經濟始終得不到發展就是例證。”[13]綜上所述，為化解市場經濟的這些內在矛盾，我們必須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著力：
一是市場經濟必須與民主政治聯姻。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已經表明，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邏輯與內在要求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實現民主政治。沒有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場經濟走不長遠，或者說后勁不足。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確實需要民主政治的跟進，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發展又有利于市場經濟朝著規范、有序、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二者之間是互為促進、互為推動的關系。
二是市場經濟必須與公平正義鏈接。分配問題是所有經濟學者、意識形態學者們都極為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其背后的價值理念就是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問題。如果任由市場經濟發展，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單就簡單的數據而言，不管在什么樣的社會，富者總是少數，貧者總是多數。如果任由前者宰制后者，公平正義無從言及，民主政治更是無從企及。
三是市場經濟必須與可持續發展掛鉤。如果所有的投資者關心的都是蠅頭小利、眼前利益，并且這種思潮成為主導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那么，這個社會潛在的危機和隱性的憂患將嚴重地威脅
到這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沒有可持續發展，人類的未來將無法前瞻，“美好的明天”也將成為奢侈之詞與浪漫之語。
四是市場經濟必須以倫理道德為支撐。市場經濟是培養一大批為了錢財、為了經濟效益而放棄倫理道德，甚至最起碼的德性要求，還是將倫理道德內置于市場經濟之中，必將成為好的市場經濟與壞的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區別。在一個純粹的市場經濟之中，恐怕高談闊論倫理道德只能是一件多余而無任何效果之事。
五是市場經濟必須與生態文明和諧相處。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極大地糟蹋了我們的地球。我們生存的家園已經遭受了極大的威脅。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所飲用的水、我們所生存的這片土地，我們周遭的一切已經遭到空前摧殘。這就是市場經濟，尤其是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惡果。
六是市場經濟必須以法治文明為保障。一切依賴市場的自我調節，一切依賴市場的利潤導向，其法治的作用畢竟相當有限。此外，如果政府官員、我們的公仆人員也一切“向錢看”，（需要指出的是，此乃市場經濟難以避免的情況，因為官商勾結是一大頑癥，也是極易發生而難以根治之事）那么，市場經濟也必將與法治文明背道而馳。
一些學者針對資本主義因市場經濟導致的令人不滿意的現狀，提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然終結，必須以“新的歷史藍圖”取代之。并且描繪了美好社會的宏偉設想：“一個既沒有資本主義也沒有市場，既沒有作為鎮壓工具的國家也沒有冷漠的社會”。“我們可以歸納出使‘新的歷史藍圖’與所有其他資本主義改良式藍圖區別開來的三個物質要素：一個沒有市場的經濟、一個沒有鎮壓型國家的社會，和一個全民共享的文化。”[14]
雖然這些宏偉構思大多是由反當代資本主義思想家們（馬克思、恩格斯、羅伯特·庫爾茨、阿爾諾·比特等）所提出，其能否實現另當別論，但是，他們在解析資本主義的弊端方面還是力透紙背、入木三分。他們撕裂了資本主義的兩大意識形態——市場決定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虛偽面具。首先需要承認的是，他們希望開創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尋求資本主義新的發展模式還是值得我們反思與密切關注。“把人從眾多的幻覺牢獄中解放出來，從被迫的祭品變為能夠自主做出決定的人，是未來的偉大解放任務。‘新的歷史藍圖’是在這一漫長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15]至于這些設想能否實現，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則是第二位的事。
綜上所述，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有其不可調和的內在困境。要破解市場經濟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會界限、生態界限、倫理道德界限、法治界限等方面的困境，就必須在民主政治、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倫理道德、法治文明等方面有所作為。沒有這些價值的導引和制度的落實，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對人類的破壞和摧殘必將難以避免。因此，規制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就必須在以上諸方面有所作為。
參考文獻：
[9][11][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m]，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六、十一、三章。
[12][14][15][多國]海因茲·迪德里奇等：《全球資本主義的終結：新的歷史藍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3－4、第6－7、35、88、100頁。
[德]克勞斯·科赫：《市場的貪欲——國家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無奈》[m]，張洪明、王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頁。
[德]羅伯特·庫爾茨《資本主義黑皮書——自由市場經濟的終曲》（上）[m]，錢敏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頁。
[10][13]此處論述主要參考胡代光、周安軍編著：《當代國外學者論市場經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4－15、40－4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