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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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經濟史學科發展的理論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經濟史理論(經濟史論、經濟史觀)，另一類是經濟史學理論。它們都是當前迫切需要加強研究的。

經濟史理論是經濟史學工作者研究經濟發展過程后作出的理論概括與抽象。到了現階段，凡是經濟史學科研究的對象幾乎都有相關的理論。經濟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個問題時，都可以從有關這個問題的一般理論中受到啟迪。對于研究者來說，這種啟迪或理論指導是極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時，在研究成果的表達方式上，應史論結合，對研究成果進行理論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論性的結果，即史中出論(論從史出)，將這種理論納入經濟史理論的寶庫，使經濟史理論更加豐富。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經濟史學研究就是對生動、復雜、變化的經濟歷史進行理論概括，研究者的科學研究能力主要表現為這種概括能力。純粹擺材料或僅敘述歷史過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義與作用，但它們只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終形態。

在筆者看來，今后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努力。

一是擴大概括的范圍。作為中國經濟史學科，應力圖抽象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特色與理論。就中國經濟史以往進行理論概括的對象即研究范圍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個企業，一個家庭，一個村莊，大到某個部門，某個地區，某個時代，某種經濟形態。理論概括的形態多數是抽象出它的特點，如中國城市產生的特點、城鄉關系的特點、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點、中國封建經濟形態的特點等等。這類理論概括不僅是需要的，而且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它們是進行更大范圍的理論概括的基礎。可是，至今還沒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是什么”的著作。這與缺少一本觀點統一(這必須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國經濟通史密切相關。沒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們的前輩有不少人就想做這件事。我的老師尚鉞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兩位。他們都致力于中國歷史上經濟形態總體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國奴隸制經濟形態片斷探討》、《明清封建經濟形態探討》、《中國封建經濟關系的若干問題》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極左路線下不公正的批判，惡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斷了研究過程。我當研究生時，傅筑夫教授給我們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與“外國經濟史”兩門課。那時，他已著手寫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來，即自殷以來的中國古代經濟史。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已70多歲，每天堅持寫作2000字左右的論著，寫成并出版了《中國封建主義經濟史》l～5卷(計劃寫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整體過程及歐洲經濟史的基礎上，將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與歐洲經濟發展過程相比較，概括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許多特點。《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上下冊、《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就是他這種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對待所有經濟史學家的論著一樣，人們可能不同意他的論點，但他的這種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們繼承。在這里想強調的是，要能做到他這樣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這一點，與他的治學經歷有關。他先攻理論經濟學，繼后又研究中國現實問題，后專心致志于中國經濟史，從30年代起，長期潛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經濟史料，又赴英研究歐洲經濟史。他研讀各家經濟理論，掌握豐富史料，學貫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維敏捷，下筆成章，前后半個世紀，猶赍志而歿。可見此事之難。

就經濟史學科整體而言，理論概括的范圍當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對象是世界經濟史，即整個人類經濟發展過程。除后文將要提到的英國約翰·希克斯的《經濟史理論》，美國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這類概括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史教授W·W·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的過程》、《經濟增長的階段》(中譯本名為《經濟成長的階段》)等專著，以及他主編的《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等書中所表述的經濟增長階段論，就是經濟史學家對發達國家近現代經濟發展史的一種理論概括．至于本世紀40年代以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筆者以為，它也是對發展中國家近現代經濟發展史的一種理論概括。當然，對這類大范圍的研究對象作理論概括，更需要廣博的學識作基礎，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學術素質和長期的努力，不是想這樣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過集體的努力，可能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好辦法。正因為如此，通過《中國經濟史研究》這種專業刊物，開展經濟史理論的討論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論概括進入更高的層次。現在我們從經濟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論概括，就概括的層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從分析經濟史實得出理論性結論或抽象出范疇的，也有從范疇人手分析經濟史實的。王亞南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分析》、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經濟形態研究》，都是以一種經濟形態為對象，取類似經濟學中規范方法進行分析。它們是兩本有特色的書，可以向他們學習寫出類似的書來，例如“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分析”、“中國奴隸制經濟形態分析”等等。當然，也可以繼續對中國封建經濟形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進行理論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從世界各國經濟史發展的過程與趨勢來看，經濟史的理論概括確實有不同的層次，以筆者手邊的書而言，德國于爾根．庫欽斯基在《生產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對歐洲近現代生產力史幾次突變的理論概括，是一種層次。

上文所述W·W·羅斯托的《經濟增長的階段》，是對發達國家近現代經濟過程的一種理論概括，抽象出經濟增長階段理論。這是另一種層次。

英國的約翰·希克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經濟史理論》一書中，依據人類經濟發展的進程，概括為由習俗經濟和命令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這又是一種層次。

美國道格拉斯·C·諾思1993年在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按時序的經濟實績”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經濟史是關于按時序的經濟實績的學問。我們研究它的目的，不僅在于使我們對經濟的過去有新的認識，而且通過提供一種能使我們理解經濟變遷的分析框架，而在經濟理論上有所建樹。”他在《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的產權是交易的根據，制度是實施產權的規則，產權與制度結構的有效與否是決定經濟興衰的關鍵，以及交易費用的作用、專業化增益和專業化費用之間不斷發展的緊張關系是結構和變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現代政治經濟績效問題的核心，就是這樣的經濟理論。這又是一種層次。

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說：馬克思“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眾所周知，馬克思以英國作為他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史的典型，他還研究過其他一些國家的經濟史。他在經濟史研究中抽象出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經濟形態變革等一系列經濟學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社會發展中的辯證法以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經濟發展的規律預測人類的未來。這是更高層次的理論抽象。

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文明古國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中國的經濟獨立發展。它是研究人類經濟史的典型。中國古代文獻的豐富與系統又是世界之最。這是祖先為我們留下的偉大遺產。在這方面，中國經濟史工作者擁有作出理論概括的最優越的客觀條件，也面臨著既嚴肅又艱巨的任務。

有關經濟史的理論問題很多，可以作出理論概括的層次也很多，不可盡述。每個研究者的研究對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論及其層次都不相同。這使經濟史理論涉及面廣，色彩紛呈，有利于經濟史理論的全面發展。因此，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將經濟史的理論研究局限在哪個或哪幾個方面。當然，經濟史研究者也有共同關心的理論問題；現實也會要求經濟史研究者在一個時期特別關注某些理論問題，作為經濟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園地的《中國經濟史研究》雜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討所有的有關經濟史的理論問題。因此，可以在一個時期集中討論一個或幾個問題。在今后一個階段，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有計劃地引導或組織討論。

1．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特色問題與經濟發展的共性和個性理論。

2．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史與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

3．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的產生與經濟形態發展的延續與跳躍的理論。

4．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與經濟現代化理論。

5．中國農業經濟史與個體農業經濟理論。

經濟史學理論是以經濟史學科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科屬于社會意識形態。在《財經大辭典》經濟史分卷“總論”、“經濟史學科”詞目中，我將按照時序研究經濟發展客觀過程的學科，稱之為經濟史學科(簡稱“經濟史”)；將在經濟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如上所述)，稱之為經濟史學通論；將以經濟史學科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稱之為經濟史學概論，即經濟史學理論。

經濟史學理論包括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社會功能和任務，它的任務，它的分支與分類，指導研究經濟史的理論和學派，它與相鄰學科的關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內的研究方法。

對經濟史研究方法極重視，確定并發表了系統論著的，是我們中國經濟史研究會的第一任會長嚴中平教授和現任會長吳承明教授。嚴中平教授在60年寫作過幾篇專門論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學研究方法十講》一書。從80年代中期開始，吳承明教授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讀到就有：“外國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派和方法”、“中國經濟史研究方法雜談”、“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論歷史主義”、“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等。這些文章總結了中外研究經濟史的各種方法，分析它們的長與短。他在這個時期寫的“試論交換經濟史”、“論廣義政治經濟學”、“論二元經濟”等論文，就我的體會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吳承明教授認為史無定法；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研究經濟史中也是一種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馬克思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最高層次的指導，但它也只是一種方法。因此，經濟史“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其它都屬方法論”。這種高明而準確的見解，對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從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現今遠未絕跡的如下錯誤：把某種理論的具體結論、論點都視為絕對真理，用作框框來套中國經濟史上的事實，把中國的實際納入這些框框之內，作為這些結論的例證。這種做法既導致扼殺了研究的創造性，又導致抹煞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它曾長期影響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吳承明教授的觀點有助于中國經濟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

正如吳承明教授指出的：“研究經濟史要有歷史學修養，又要有經濟學的基礎”。為此，在經濟史學理論方面要有所建樹，如吳承明教授這樣，是很不容易的。在這方面，我有實踐后的體會。我當過中國經濟史專業的研究生，攻讀三年之后，總感到專業方面缺少點什么，后來逐漸地明白，缺的是有關這門學科本身的理論知識，如：什么是經濟史，這門學科是研究什么的?它有哪些門類，包括哪些分支，這些門類、分支各自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它是何時產生的，它為什么會產生，為什么為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科學和社會的發展為什么需要它，它的社會功能與時代任務有哪些?它是怎樣發展的，已經取得哪些成果，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哪些學派，當前的發展趨勢是什么?有沒有可以指導經濟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如果有，是什么，有多少種。它們的特點何在，與歷史理論及研究方法，與經濟理論及研究方法有何不同?研究經濟史要具備怎樣的知識結構，經濟史與哪些學科的關系密切?如此等等。因為自己當研究生時沒有學習這些知識，因為在幾十年的研究與教學生涯中感到需要這些知識，所以到了帶研究生時，就想同他們討論這些問題，為此開設了一門叫做《經濟史學概論》的課程。我把自己學習、探索這些問題所得的部分心得，寫成講稿、教學大綱、文章、詞條和小冊子。1991年，我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郭瑗同志談及，想將它們整理成書出版。這個想法獲得她及該社領導的熱情支持，列入了1993年的出版計劃(這可能與中國至今還沒有一本這方面的書有關)。1992年，我費了很大的功夫將書稿整理好。幾次想寄出，幾次都猶豫了。原因是自己對書稿也不滿意：對已涉及的問題，有些沒有講清楚；還有幾個應涉及的問題沒有談到。近三年，陸續讀到吳承明教授的論文，使我有“崔顥題詩在上頭”之感，慶幸自己沒有匆忙地將書稿交與出版社。

在這十多年“經濟史學概論”課程的教學討論與相關論著的寫作過程中，我體會較深的有三點。第一，經濟史學科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其獨立的學科理論。這種理論，可以從歷史學理論中吸取有益的資料，但它與歷史學理論不同；它可以從經濟學理論中吸取有益的養料，但它與經濟學理論不同。它不僅不同于歷史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也不是這兩種理論的簡單相加或混合。第二，關于經濟史學的理論很重要。經濟史學要有更大的成就，有賴于對這些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以往的事實已證明，對這些理論中每一個問題的討論，都推動了經濟史學科的發展。第三，關于經濟史學的理論、內容涉及面廣，很豐富。要把這些問題研究清楚，既需要研究的實踐經驗，又需要廣博的有關學科的知識，非貫古今通中外不可。因此，需要集體的力量，不同學者發揮各自的優勢，從不同的角度與方面，進行闡述和探討。我衷心希望《中國經濟史研究》在今后的十年中，在引導、組織同行們在經濟史理論的探討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