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現代化進程中東西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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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東西部發展關系始終是影響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關系。本文通過對建國以來從均衡——非均衡——協調的區域發展戰略選擇三個階段的比較分析，認為任何一種區域戰略的選擇都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從動態的角度來考慮區域發展戰略的不斷調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區域發展戰略選擇總是在歷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相互作用下不斷發展變化。然而，無論怎樣變化發展，東西互動都應成為貫穿于每個歷史階段區域發展戰略的中心環節。

【摘要題】宏觀經濟運行與發展

【關鍵詞】區域戰略/東西互動/現代化發展

【正文】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在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在空間方面的主要表現就是致力于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東西部發展關系”問題。筆者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始終圍繞著是否正確認識和處理東西互動問題。這是我國過去現代化發展遇到的一大難題，也是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第三步戰略目標需要繼續解決的一大戰略問題。本文主要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分析50多年來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在東西互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為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正確認識和處理東西部發展關系提供啟示和借鑒。

一

舊中國的經濟是一種半殖民地經濟，為數不多的工業設施70％以上偏集于占全國面積不到12％的東部沿海狹長地帶，廣大內陸除武漢、重慶等極少數長江沿岸城市外，幾乎沒有什么象樣的工業。針對這種狀況，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我國在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的進程中，總體上選擇了重點發展內地，沿海服從內地的戰略，其間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重點西進。

第一次是1953年開始啟動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五”計劃時期。當時國家經濟建設布局的指導思想是：“在全國各地區適當地分布工業的生產力，使工業企業接近原料、燃料的產區和消費地區，并適合于鞏固國防的條件，來逐步地改變（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提高落后地區的經濟水平”（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23頁。）。為此“一五”期間除在沿海老工業基地有重點地進行改建、擴建外，基本建設項目相當大的一部分擺在了工業基礎相對薄弱的內地。全國基建投資1952年沿海地區占43.4％，內地占39.3％，到1957年沿海地區下降到41.6％，內地則上升為49.7％（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頁。）（因扣除全國統一購買的機車車輛、船舶、飛機的費用，所以兩項相加不等于100）。在蘇聯援建的156項大型工程最后實際施工的150個項目中，內地為118個，占79％；沿海為32個，僅占21％。（注：董輔＠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頁。）。

第二次是“三五”計劃開始以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為重點的“三線建設”。20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在我國面臨國際局勢和周邊環境急劇嚴峻的情況下，國家把投資重點放在三線地區，形成了我國經濟布局的又一次更大規模西進。從1964至1978年，國家在三線地區累計投資約2000億元，形成固定資產1400多億元，占當時全國固定資產總額的1/3，相繼興建了2000多個大中型骨干企業，形成了45個以國防科技工業為重點的大型生產科研基地和30個新興工業城市。由于三線建設的巨額投資，“三五”時期內地占全國基建投資額的比重高達70.6％，沿海地區僅占29.4％；“四五”時期內地仍達60.5％，沿海地區為39.5％（注：國家統計局：《1949-1984光輝的三十五年統計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版，第171頁。）。

兩次經濟建設重心的大規模西進，理論界頗有異議。應該說，從我國生產力布局和長遠發展的視角，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對中國現代化發展至少有兩個方面的積極效應。

第一，內地區域經濟實力增強，初步形成了自我發展能力。經過近30年的投資建設，1978年內地的工業固定資產原值由1952年的41.7億元增加到1792.9億元，占全國工業固定資產的比重從28％增加到56.1％，上升了一倍多（注：國家統計局：《中國工業經濟統計資料（1949-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頁。）。內地建立起一大批工業骨干企業和幾十萬個地方中小型工業企業，初步形成了鐵路、公路、水路、航空等運輸干道和地方綜合運輸網，甚至擁有當時國家尖端科技產業和實力雄厚的國防軍事工業。從區域工業化的性質來說，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空前的現代化開發，使西部廣大地區在短時期內跨越了幾個社會發展階段，迅速縮小了與沿海地區的差距，為發展內地經濟，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第二，為東部沿海地區開辟了資源來源與市場。經過大規模的的內地建設，建立起了煤炭、天然氣、稀土礦等幾十種開采業。改革開放初的“六五”期間，沿海12個省市中僅煤炭每年從內地凈調入量就占全國凈調入省總和的78％以上。遼寧、廣東、上海、天津、江蘇的有色冶煉廠，85％左右的原料來自內地（注：陸大道：《中國工業布局的理論與實踐》，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頁。）。同時，改革開放前全國人口58.9％分布在內地，亦即勞動力資源和工業品的消費大部分也在內地。改革開放后東部沿海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與內地的開發是分不開的。因此，開發內地，使生產力的布局逐步向內地推移，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我國現代化發展的長遠利益和全局利益的。

但從提高全國工業整體的發展速度和經濟效益看，又是不理想的。究其原因，主要是這兩次西進戰略忽視了沿海與內地的經濟互動關系。

首先，人為地抑制了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在西進過程中，不僅沿海工業的改造、擴建、新建的投資少了，甚至沿海許多項目內遷。據統計，1964-1971年，全國內遷項目380個，內遷職工145萬人，內遷設備3.8萬多臺（注：汪海波主編：《新中國工業經濟史》，經濟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0頁。）。以致使沿海地區的工業增長速度低于內地，1953-1978年間，西南、西北、中南地區工業增長速度都超過全國平均值，東北華東兩大區正相反。其中，1966-1978年間，全國工業年均增長10.2％，東北區只有8％。綜合性大工業城市天津、上海在“二五”期間年均增長只有0.5％和5.7％（注：陸大道：《中國工業布局的理論與實踐》，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頁。）。非常清楚，比較落后地區有超乎平均值的，但絕對值是微小的增長，是以抑制乃至犧牲經濟技術基礎較好的沿海地區絕對值大得多的增長為代價的，使20世紀五十年代初曾經與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比肩的東部沿海地區經濟遠遠地落在后面了，不僅嚴重影響全國的經濟發展，反過來又影響了對內地工業的支持。

其次，在計劃經濟下回避了區域間的經濟競爭和忽視了地方、企業合理的經濟利益，加上內地廣大傳統的農牧區和少數現代工業城市并存的典型二元經濟結構，使其客觀經濟效果并不理想。從宏觀投資效益看，1953-1978年，內地基建投資占沿海與內地總和的60％，國內生產總值只獲得了年均5.7％的增長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資新增國內生產總值42元；沿海地區基建投資占4n％，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6％，每百元基建投資新增國內生產總值68元（注：根據國家統計局：《新中國五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597頁和《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50-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頁計算。），內地基建投資效益不及沿海地區的2/3。這導致了對內地的投資傾斜不僅其自身不能得到應有的發展，而且也未能有效地發揮輻射和帶動功能作用，促進東西聯動與合作。這種“損東補西”缺乏東西聯動與合作的長期西部傾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顯然，改革開放前30年在處理東西部發展關系上，問題主要不在于戰略重點西進，而是在于忽視了東西互動。早在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中就總結了“一五”時期處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關系的經驗，提出了要“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頁。）的新思路，同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指出：“當前需要的是沿海地帶和內地的配合”，“我們應當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條件，繼續適當地發展那里的工業，以幫助內地工業的發展，加速全國的工業化”（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頁。）。雖然這種新思路后來并沒能在實踐中堅持下去，但把“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關系提了出來，注意到了東西部互動的重要性，這對推動現代化的發展有著寶貴的價值。

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確立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和對外開放政策，與此相適應，國家對區域發展戰略也進行了調整，采取了由內地轉向東部沿海較發達地區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這一戰略所規劃出的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關系的軌跡是：東部沿海地區要充分利用有利條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以更好地示范、輻射和幫助內地發展，帶動全國的現代化。

根據非均衡發展戰略，“六五”計劃規定，要積極利用沿海地區的現有經濟基礎，帶動內地經濟的發展。“七五”計劃第一次用東、中、西部概念替代之前沿海與內地的劃分，進一步強調要按照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次序安排發展重點。于是，國家基建投資開始向沿海地區大幅度傾斜，其傾斜度比“三五”時期向西傾斜還要大?！傲濉逼陂g，東、中、西部基建投資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47.7％、29.3％、17.2％，在建國后國家投資東部第一次超過中西部之和。至“八五”時期東部地區基建投資占全國的比重提高到54.2％，中、西部地區分別繼續下降到23.5％和14.7％（注：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1949-1999）》，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頁。）。加之東部沿海地區原有基礎較好、投資環境優越和對外開放的優勢，自身的資金積累能力和對外資吸引力較強，投資渠道多元化，因而同中西部的實際投資差距還要大得多。

這次我國區域戰略重點的東移，持續了20年，在處理東西部發展關系問題上，讓“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這是符合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情和一個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大國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東西部的互動，因而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

首先，東部沿海地區憑借較好的經濟技術基礎和對外開放的區位優勢，成為中國大陸最有活力的經濟高速增長區，充分發揮了經濟增長極的作用，推動了全國國民經濟的騰飛。1979-1998年間，全國GDP年均增長速度為9.7％，其中沿海地區更是每年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特別是1991-1995年，全國GDP年均增速為12.0％，高于這一速度的省份有13個，其中東部地區占9個，增速最快的福建、廣東、浙江三省年均高于19％（注：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1949-1999）》，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頁。）。同時，從“八五”計劃開始，國家先后開放了沿江、沿邊及沿黃、沿隴海線等內陸地區，使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經濟都取得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20年中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比同期世界平均速度高出6.5個百分點。1997年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7位。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億美元，2001年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6位。

其次，東部沿海地區的高速發展，通過示范、擴散效應和經濟技術合作等多種途徑，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東西部聯動與合作，帶動了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據統計，1995年全國已形成形式不同、規模不等、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合作和經濟網絡組織100多個，包括省（區）間的經濟協作區、省毗鄰地區經濟協作區，以及城市間經濟協作網絡等多種形式（注：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1949-1999）》，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頁。）。盡管這時期的東西聯動僅是初步的，卻為中西部的開發和建設，進一步促進區域互動協調發展奠定了基礎，尤其是沿海魯蘇浙閩粵新興工業省份的經濟崛起，對地域格局的演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方面為推動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大改革、大開放、大開發發揮了有力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的高速發展，尤其是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發展，為加快現代化發展和建立全國統一的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這一階段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在處理東西部發展關系問題上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盡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存在著區域發展戰略指導思想上的區別，但是基本上都實行了大幅度的地區傾斜政策，東部和西部地區先后處于從屬地位。改革開放前30年東部地區服從內地重點建設，這種思路雖然為內地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工業基礎，卻抑制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改革開放后20年則中西部地區服從東部地區優先發展這一大局，這種思路充分發揮了東部地區經濟增長極的作用，推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騰飛，但過分的傾斜政策擴大了東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在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中，中部不及東部的1/2，西部不及東部的1/4。應該說，這種差距是發展中的差距，然而地區差距的過分擴大并任其蔓延下去，不僅“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生產力的合理布局，而且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振興”（注：：《全黨全社會動員起來為實現八七扶貧攻堅計劃而奮斗》，《人民日報》1997年1月6日。），最終也會影響到中國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第二，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下，西部地區主要是依靠國家的大量投資，各區域基本上沒有相互間的互動。改革開放后在體制轉軌中，相互間的互動作用雖始終存在，但這種互動在西部開發之前，基本上處于一種不均衡、不自覺的狀態下。東部對西部經濟只是一種有限的、缺乏自覺的支持，西部經濟發展仍主要依靠國家外力的推動。如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對西部地區實行的區域補償，先后設立了支援不發達地區發展基金等，加強對“老少邊窮”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扶持。九十年代開始把扶貧與開發緊密結合起來，并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但這種支持主要是由政府推動、運作和協調，企業處于被動執行的地位，各區域的要素并沒有有效地互動與整合起來。

三

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區域協調發展思想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既是實現鄧小平提出世紀末全國基本達到小康水平時要突出地解決地區不平衡戰略構想的一個重大舉措，也是黨和政府在新的實踐中對東西部發展關系思路的重新審視和重大調整。這次戰略重點西移，既不同于改革開放前30年的戰略“西進”，也區別于改革開放后20年的戰略“東移”，這一區域發展新戰略，構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正確處理東西部發展關系的全國大戰略大思路。其中心內涵就是要促進東西互動，以各區域協調發展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強大動力。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發展為主題，堅持東、中、西部的共同發展。

從新世紀開始，我國邁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發展階段?？傮w上小康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這種“發展很不平衡”，從地區看，東部進入小康的比重大，中西部則比重小。根據國家統計局2000年調查資料顯示，西部12個省市區，面積占全國的71％，人口占全國的28.6％，而國內生產總值卻只占全國的18％。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和現代化第三步戰略目標要通過各區域的共同發展來實現，發展應成為東、中、西部地區的共同主題?！笆濉庇媱澗V要強調指出：“堅持把發展作為主題。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不僅中西部地區要加快發展的步伐，而且東部地區也要加速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

也就是說，東、中、西部攜手共進是這次區域戰略重點西移的重要特點。西部大開發并沒有忽視東部地區的發展，更沒有使一方的發展以另一方的不發展為代價。而是在一個已經存在地區差距的經濟整體中，既推動西部地區發展以縮小東西部差距，又不犧牲先發展的東部地區的經濟效率，實現東西部共同發展。

第二，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全國經濟合理布局。

實現各地區經濟的共同發展，必須使各地區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進行優勢互補和整合。黨和國家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過程中，不再單純地實行地區傾斜政策，而是強調“要從全國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高度，著眼于地區優勢的相互結合，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把東、中、西部各地區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頁。），進行優勢互補和整合。

對于西部地區，不僅要發揮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的優勢，而且“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最重要的是，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創新和進步，把資源優勢盡快轉化為經濟優勢，著力發展特色經濟”（注：朱镕基在新疆考察工作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9月13日。）。并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為全國各地區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形成牢固的綠色生態屏障。

中部地區地處中國腹地，由于和西部地域上的連通性，黨和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的一整套戰略指導思想，始終是同“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直接聯系在一起的，賦予中部地區“被開發者”和“開發參與者”雙重角色。同時，中部地區在西部大開發中有著獨特的區位優勢。十五計劃建議指出“中部地區要發揮承東啟西、縱貫南北的區位優勢和綜合資源優勢”，運用好西部大開發的優惠政策，加快發展步伐。特別是要利用農業和水陸交通樞紐的優勢地位，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經濟帶（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00年10月19日。）。

東部地區具有對外開放條件較好、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技術力量雄厚的優勢，要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機遇，繼續發揮東部地區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輻射帶動作用，“在體制創新、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繼續走在前列，有條件的地方爭取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人民日報》2001年3月18日。）。

第三，形成東、中、西部地區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

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都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東西部地區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內在經濟聯系。加速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要靠東部地區資本、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和帶動；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也需要西部地區能源、市場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實現東西部的共同發展，必須把握并有效地體現這種地區間的內在關系，“努力形成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頁。）。黨的十六大也強調：必須“加強東、中、西部經濟交流和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

一方面，國家開發西部的重要出發點，是為東部地區經濟再上臺階開辟新的市場空間，并帶動中部地區更好地發揮承東啟西的重要作用，促進全國經濟的更大發展。1999年12月1日朱镕基在“新加坡講座”時說：“加快中西部發展是中國面向新世紀作出的重大決策，一定會象前20年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帶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一樣，將為東部和中部地區提供強大的市場與發展前景，有力地促進全國經濟的更大繁榮”（注：朱镕基：《邁向新世紀的中國與亞洲》，《人民日報》1999年12月1日。）。

另一方面，東部地區要把自身的再發展與中西部的發展結合起來，更加重視支持和參與西部開發，更好地發揮對中西部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同時，“按照優勢互補的原則，把東部地區技術、人才、管理和信息等方面的優勢與西部地區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等方面的優勢結合起來，促進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共同發展”（注：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全體會議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3月8日。）。

第四，推動各地區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生產要素在區際間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

東西部各自比較優勢的發揮并整合成整體的優勢，要通過生產要素在區際間的流動和組合才能體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結構尤其是地區經濟結構水平差距日漸突出，成為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關鍵的問題就是對國民經濟結構在區域間進行調整，達到優化升級的目的。同時，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結構調整也正在廣泛而深刻地進行，給各國經濟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新的特點，中央“十五”計劃建議把“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并指出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東西部經濟結構調整。

東西部經濟結構的調整，就是把西部大開發與東、中部的再發展整合為同一過程，實現雙方自覺的均衡的互動。其實質就是將我國經濟看成一個資源配置的有機整體，使生產要素在區際間雙向流動，實現東西部地區經濟的高度互動和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東西部經濟發展的效率。因此，區域發展戰略重點的西移，將為加快全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提供廣闊的空間，從而促進東西部經濟要素的良性互動和合理整合，形成東、中、西部大聯動大發展的新的整體合力。指出：“西部地域廣大，自然資源豐富，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加快發展西部地區，可以促進各種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動，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推動力量”（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頁。）。

第五，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東西部經濟互動的主體。

西部大開發不同于“一五”計劃和“三線”建設時期憑靠國家集中的指令性計劃對西部投資，也不可能像改革開放初期地區間的經濟合作主要是由政府推動、運作和協調，企業處于被動執行的地位。東西部互動涉及地區間經濟利益的組合和分配，必須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和經濟全球化趨勢，“重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地區經濟關系”（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人民日報》2001年3月18日。）。

市場經濟體制是東西互動與合作的大環境和操作平臺。經過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體制轉軌上的差異，西部市場發育程度較低，制約了系統內力的積累和東西部經濟互動發展的動力。中央“十五”建議指出：“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歸根到底要靠改革。要大膽探索，勇于創新，突破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體系”（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00年10月19日。）?，F階段東西互動的深刻內涵之一，就是要以西部大開發為契機，讓東部地區較高市場化程度的生產要素流入中西部地區，推動中西部地區的體制轉軌和創新，加速東西部市場的接軌。

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經濟活動的細胞和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投資主體，也是最具生命力的發展因素。新形勢下東西部的互動和合作，實際上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重新分配和組合，這種重新分配和組合必須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由政府為主體轉向以企業“唱主角”，政府行為也必須通過市場經濟體制來進行，必須要有市場經濟的主體來參與。朱镕基指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資源配置方式、經濟運行機制、外部經濟環境和投資主體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西部大開發要從觀念、體制和管理等方面適應這種變化，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市場和投資的主體”（注：朱镕基在新疆考察工作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9月13日。）?？梢?，新世紀區域戰略重點西移中區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有著與以往明顯不同的特點，它是適應東西部發展的客觀要求，在東西部互動合作的過程中企業自我擴張的市場行為，是從單純的政府行為驅動合作轉變為政府行為與市場行為的雙重驅動合作。

通過對建國以來從均衡——非均衡——協調的區域發展戰略選擇三個階段的比較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任何一種區域戰略的選擇都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隨著時間的遷移，社會經濟、政治因素和社會發展目標的變化，在原來的區域發展戰略指導下的區域經濟發展不斷暴露出新的問題，其歷史局限性日益顯現。所以，從動態的角度來考慮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不斷調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區域發展戰略選擇總是在歷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相互作用下不斷發展變化。但是，無論怎樣變化發展，東西互動都應成為貫穿于每個歷史階段區域發展戰略的中心環節。這是黨和政府對50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實施區域發展戰略寶貴經驗的總結，并將在新的實踐中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有力地推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第三步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