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營經濟發(fā)展理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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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二十多年的政策調整和憲法修訂，黨和政府對待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定位和態(tài)度，可以說是越來越清晰了、明確了，這就是：允許和鼓勵它們的存在和發(fā)展。這同改革開放前的態(tài)度截然不同。改革開放前是徹底消滅，要它們絕種，永世不得翻身。如今是支持和鼓勵它們的存在和發(fā)展，要充分發(fā)揮它們的積極作用。這確實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但現在還不能說這方面的法制已經完善了，完善法制要有一個過程。人們對它們的認識也要有一個提高的過程。為了鞏固和完成這個過程，我覺得有些重大的理論問題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認識。換句話說，發(fā)展私營經濟要有理論的支撐。于是寫了這篇文章。(一)社會主義應是公有為主、公有私有并存的社會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有新認識。
傳統的認識是：只有消滅了私有制，建立起一統天下的公有制，才算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性，并且我們就是按照這樣的觀點來行動的。
但是，這樣的觀點未必正確，未必經得起實踐的檢驗。正如于光遠先生曾經說過的那樣：社會主義者確有消滅私有制的愿望，卻沒有把私有制徹底消滅干凈的事實。之后他又鮮明地說：“社會主義社會應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會。”還說：“馬恩從來不說公有財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①
我很贊成于光遠先生的這一論點，只是我同他的論述不完全一樣。我的論述是社會主義社會還不能消滅私有制。為什么不能消滅呢?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就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力”。所以原來的認識必須修正。
事實上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修正。黨的十五大報告講：“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當然包括多種形式的公有制，也包括多種形式的私有制，更包括公有私有相結合的混合所有制。沒有私有制就談不上是多種所有制。這當然是對傳統觀念的一個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說是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大的發(fā)展。然而十五大報告講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階段再怎么長，也總歸是一個暫短的過程,一百年不行，兩三百年總行了吧!那么，初級階段結束后怎樣呢?我的看法是：整個社會主義都應當是公有私有共同發(fā)展。不能設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以后，一下子就要變成公有制的一統天下。
為什么整個社會主義都應當是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呢?一個基本的根據是，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都應當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至今我們還看不到可以用別的什么體制代替市場經濟體制。以往我們采用和試行過的計劃經濟，因為它徹底失敗了，才改行市場經濟的。而體制上的市場經濟概念，理論上即商品經濟概念。由于商品經濟本質上是交換經濟，是不同的所有者交換產品、交換勞動的經濟，因而它的微觀基礎必然是和必須是不同利益主體的所有者。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市場經濟必須以多元化的產權主體為基礎，市場經濟只能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二者要相互適應才行。單一的公有制是排斥商品交換的，它也排斥競爭，并且難以促進經濟發(fā)展。只有實行包括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fā)展，才能促進專業(yè)化和協作化的發(fā)展，促進不同主體間各種各樣的交換，促進競爭，促進發(fā)展。這當然不是說私有制與市場經濟永存。就具體的所有制形式與市場經濟體制本身來說，它們都是歷史的，它們既有生就有死，都不會是萬歲，并且都是在發(fā)展和變化著的。它們都有一個由低到高的發(fā)展過程。我們說社會主義是公有私有并存，并不是說其具體形式不再變化和發(fā)展，而只是說現在還看不到也不清楚將來用什么別的形式可以代替它們。反正不能再回過頭來搞以往那種計劃經濟體制和公有制一統天下了。如果有人還要那么搞，必然發(fā)生歷史的大倒退。可能嗎?絕對不會。
如果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都應是公有與私有并存，那必然發(fā)生另外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究竟有什么區(qū)別呢?因為資本主義也是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它并不是全部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我現在形成的觀點是：從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的歷史來看，除了原始公社這個人類社會初期的歷史時期以外，迄今為止，所有社會都是多種所有制并存。不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公有與私有并存，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也不是單一的私有制。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國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以及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我們觀察和判斷一個社會的所有制特征，不僅要看到它們是不是多種所有制并存，更重要是看作為主體和主導的是什么所有制。根據這個分析方法，可以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主體和主導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是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國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這樣不就區(qū)別開來了嗎?
(二)對五十年代的對資改造完全可以重新認識
如果前一個問題談論的是未來，那么本問題要論證的則是過去。它們都與現實中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特別是與非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有著一種內在的、邏輯的關系。我堅決反對這樣一種觀點：五十年代消滅私有制經濟是對的，現在允許并鼓勵私營經濟存在和發(fā)展也是對的。這純屬風派觀點，而不是一種嚴謹的學術觀點。但僅僅這樣論述是不夠的。
對于五十年代中期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的評價是高度贊揚的，這毫不奇怪。到了八十年代初，由于事情過去二十多年了，已經有新的實踐了，一些問題看得更清楚了，評價自然就稍稍客觀了。在中央有關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當然還是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了缺點和偏差，如對原工商業(yè)者的使用、處理不適當，以及整個運動過急、過快，形式也過于單一，等等。在當時來說已經不錯了，能成為集體的觀點為許多人接受也是一種前進。但時至今日，這個評價行不行、夠不夠呢?
由于在這之后又有了二十來年改革開放的實踐，特別是經過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教育和啟發(fā)，我覺得我們完全可以把許多事情聯系在一起，重新認識。這樣，我形成的新看法是：五十年代的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絕不僅僅是搞的早了、急了、快了，對原工商業(yè)者安排不適當，等等，而是根本就不應當那么搞。不搞反而更好。我的理由如下：
1.不搞對資改造，中國同樣可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為當時公有經濟發(fā)展很快，國有制在改造前已經占據了主體和領導地位。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在改造前的1952年，在全部工業(yè)產值中，國有工業(yè)的比重已經占到了52.8%；在全部工業(yè)固定資產中，國有工業(yè)的比重占到了80.8%。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例如：冶金、機械、金融、鐵路，以及一些大的礦山、工廠，幾乎全部為國家所有，私營經濟主要分布在棉紡工業(yè)、輕工業(yè)、食品工業(yè)等。這樣，不采取消滅私有制的政策，而采取共同發(fā)展的政策，公有經濟的比重也能占到絕對優(yōu)勢。
2.當時進行改造的理論依據是：“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同社會主義經濟比較起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一種先進的經濟成分,而是一種落后的經濟成分了，并且是同社會主義經濟對立的。”“必須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來代替它。”改造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理論觀點和判斷并不符合實際情況，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直到現在還能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那個時候就落后了嗎?可以認為，這些說詞、論點，全部是為了要進行改造而制造出來的。即使拿到現在來說，也未必正確。大家知道，當時劉少奇同志就不是這種觀點。例如他說“剝削有功”，對資本主義“不要限制”，“讓資本家存在和發(fā)展幾十年”等等。現在看來，他的觀點更正確。如果按照少奇同志的觀點，也許就不會進行一場對資改造運動。
3.如果不進行那場急風暴雨式的對資改造，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肯定比現在要好得多，我們也用不著再進行調整政策，重新允許并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fā)展，延續(xù)下來豈不更好!要知道，采取群眾運動的辦法變革生產關系，是大傷元氣的。且不說資本家是“白天敲鑼打鼓，晚上痛哭流涕”，即使是安排了他們的工作，也很難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當時中國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在生產技術、經濟發(fā)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沒有現在這樣大。而我們卻在一段時間內只搞這種變革生產關系的斗爭，而不集中力量向自然開戰(zhàn)，這樣才把時間耽誤，差距擴大。所以我覺得對于五十年代的對資改造，完全可以采取否定的態(tài)度，重新認識。有些事情是時間越遠越能看得清楚。我們要把必然性和事情的對否區(qū)別開來。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政治背景下，在當時那種指導思想下，中國必然要進行那樣一場對資改造運動。但必然性不等于正確性，是否正確，則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標準來判斷。如果我們用生產力標準來判斷，而不是用唯心主義的“一大二公”標準來判斷,我覺得完全可以說搞錯了。
4.從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總體狀況來看，不論是五十年代，還是現在，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多了，而是發(fā)展還很不夠。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說的德國等西歐大陸那樣，“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fā)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fā)展。”中國更應當是處于資本主義還極不發(fā)展的時期。如果這個判斷是正確的話，那時歷史提出的任務應當是把封建主義消滅干凈，以促進資本主義生產的發(fā)展，而不是象我們所做的那樣，在封建主義的東西沒有消滅干凈，資本主義所允許的生產力還沒有充分發(fā)揮出來的情況下，就采取過急行動，而要個體經濟、資本主義絕種。正因為這個總的判斷的失誤，所以當時我們所采取的行動，究竟是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還是阻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就值得重新思考了。正因為私有制經濟在不該被消滅的時候被人為地消滅了，所以當它被消滅后又不斷地再冒出來，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重新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fā)展，既可以看成是對那時錯誤行動的糾正，也可以看成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還要繼續(xù)發(fā)展的必然性的補課。
5.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就是商品經濟，并且是比小商品經濟更高的現代商品經濟。而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qū)，內地并不很多，廣大農村基本上還是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在這個情況下實行對資改造，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實際上就是阻斷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用排斥商品經濟的公有制經濟取而代之。從這個具體目標看，確實是做到了，并且比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做得還好，沒有引起大的震動。但是，否定商品經濟，實行計劃經濟的效果怎樣呢?不能否認，國家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財力，也取得一些成就，例如衛(wèi)星上天，原子彈爆炸等等，但是，一統天下的公有制由于抑制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卻搞得市場上物資匱乏，連人民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滿足不了，而不得不靠發(fā)票證來維持供應，城鎮(zhèn)居民理發(fā)、洗澡、做衣服都得排隊，這是符合實際的基本判斷嗎?且不說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不久就出現三年困難，全國餓死兩三千萬人。這局面，不能說與消滅資本主義、否定商品經濟沒有一點關系吧!
我的這些觀點，當然帶有“事后諸葛亮”性質，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只能如此。
(三)資本主義私有制直到現在仍能促進生產力發(fā)展
這也是一個新的判斷，與以前我們老說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要用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它”，完全不同。但我不是否定這種生產關系內部仍然存在種種矛盾，更不否認這種所有制的歷史性質。我只是說，這種生產關系直到現在仍然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仍然具有活力，仍然有眾多的人愿意投資，采取這種形式，仍然是新的生產力的增長點。全世界都是如此。去年，我在某一刊物上看到一位在美國讀博士學位的留學生—胡學華寫給朱镕基總理的信中說：“美國幾乎沒有國有企業(yè)，卻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可見國企多少和國家強大與否沒有關系。一個萬能的無所不包的政府必然是一個低效率的政府。”因此他建議政府加快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速度，讓民營經濟去占領，等等。這位留學生的言外之意是：美國經濟發(fā)達、科學技術先進，完全是靠資本主義私有制搞上去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直到現在還是效率很高的所有制形式。
最近我們還看到日本《經濟學人》發(fā)表的題為《21世紀型資本主義》的文章講，18世紀后半期資本主義開始以自律性的運動，在歷史上展現了自己巨大身影。19世紀它經歷了成長、成熟和衰退的階段。20世紀是力圖克服古典資本主義的脆弱性，發(fā)展的社會經濟體系占統治地位的階段。21世紀則是“新資本主義”顯露頭角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無論是市場要素，還是技術要素，還是企業(yè)要素，都出現了決定性變化。這篇文章的作者為立教大學教授齋藤精一郎。他的這個觀點是否正確，可以研究。但它至少說明了這樣一點：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在調整、變化。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出現了嚴重阻礙和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的尖銳矛盾的情況的話，那么，似乎可以說，經過不斷的調整，它反而出現了還能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現實。我的看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當事人，由于他們大多數是知識分子，有一定的知識，因而也能在一定的范圍內和一定的程度上，自覺調整生產關系，探索私有制的實現形式。經過調整后，盡管它還是資本主義，但同一百多年前那種野蠻的、殘酷剝削工人的少年時期、不成熟時期的資本主義，已經大不一樣了。這里可以指出這樣三點變化：
一是由于工人群眾長期不斷的斗爭，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調整，資本主義制度下勞資矛盾是不是可以說緩和了呢?例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縮短了勞動時間，建立和發(fā)展社會保障制度，實行最低工資制、科學管理，以及推行員工持股制等，工人的工作狀況、收入水平可以說是大為改善了；
二是三十年代大危機以后，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奉行凱恩斯主義，加大了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jié)、控制和干預，加大財政支出，放寬信貸等以刺激投資和消費，使經濟危機這個資本主義痼疾得到一定的緩解，加上“聯合的資本家”更加對科學技術的重視，使科學技術得到極大的提高和應用，并使資本家不再重視對絕對剩余價值的占有，而主要是占有工人的相對剩余價值；
三是在企業(yè)制度方面，由私人獨資、合伙為主，逐漸過渡到股份制的公司制為主，使資本主義下的私人占有同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得到了相對的緩和。現代的公司制，按我的看法，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私人所有，而是在私人所有基礎上的混合所有，它已經是一定程度上的社會所有。
不知可不可以說，現代資本主義還屬于資本主義的壯年時期、成熟時期，它以前的病治好了，它的毛病也改了許多。因而它還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還沒有走到很快就要死亡的暮年。
中國現實中的個體、私營經濟等私有制經濟，嚴格說它們都是新生的，重新出現的。在發(fā)展階段上它們還處于原始階段，初期積累資本時期，正在成長的年齡段，還很不成熟。原始階段那些易發(fā)的毛病，例如欺行霸市，假冒偽劣，殘酷剝削工人，偷稅漏稅，稍微有點錢就擺闊氣，胡花亂用等，都有。但是它活力強，適應市場，機制靈活，是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活力源，這是不能否認的。經過一段的積累和發(fā)展以后，只要加強宏觀管理和治理，它們原先那些毛病大都是可以克服的。它們也要上規(guī)模、上檔次、上水平，提高自己的素質。它們也會調整和改善自己的生產關系，提高企業(yè)組織水平。這些年來，我國原來私營企業(yè)的三種組織形式—個人獨資企業(yè)、合伙企業(yè)和有限責任公司中，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比重大大提高，就是有力的證明。象溫州等地，開始時的假冒偽劣已得到扼制，產品和服務質量大為提高，并且創(chuàng)出許多名牌產品。說中國私有制經濟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我認為是有大量的事實作為根據的，是用不著懷疑的。世界如此，中國更是如此。
(四)如何正確理解馬恩所說的“消滅私有制”
這個問題同上面的問題直接關聯。也是當前極“左”派反對發(fā)展私有制經濟的一個核心的理由。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確實是這樣講的：“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因此，極“左”派引用這句話來反對中國搞私有化是對的，但他們用來反對發(fā)展私有制經濟則是錯的。為什么?這就涉及到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消滅私有制”了。對這個問題，我想講兩點看法。
1.馬恩講的“消滅私有制”是從根本上講的，并且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弊端充分暴露，當時已經看出它嚴重地阻礙生產力發(fā)展的情況下講的。其出發(fā)點是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的發(fā)展。這從《共產黨宣言》中曾經熱情歌頌“資本主義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也可以從他們對奴隸主所有制代替原始公社所有制，曾經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而加以肯定中得到證明。就是說，他們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生產力論者，一切以生產力作為判斷標準。當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矛盾重重，嚴重地阻礙生產力發(fā)展時，才說這句話的。他們當時并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經過不斷調整，一些弊病得到了治療，仍然能夠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這樣一些現實情況。2.馬恩在講“消滅私有制”的時候，還講過許多必備的條件。特別是馬克思講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②以及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中講的：“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的派別的腦海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因此，即使根據他們的論述，當資本主義私有制還是生產力的增長點、經濟的活力源的時候，難道不應當允許和鼓勵它們繼續(xù)存在和發(fā)展嗎?
這并不是說馬恩講的“消滅私有制”錯了，而是說要結合實際情況加以正確理解，靈活運用。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也要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現在我們黨的允許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這里還想提出一個看法，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隨著人們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不斷調整和改革，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通過相互學習、滲透、趨同化，也許將來用不著來一個消滅和剝奪的運動，就會自然地改變和演變?yōu)樯鐣兄疲蚱渌艽龠M生產力發(fā)展的更高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制的出現和不斷發(fā)展，員工持股制的推行，混合所有制的現代化，我覺得似乎可以說，我們已經看到一點這種端倪了。這當然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過程，現在誰也說不準確。消滅私有制是必然的，但采取的形式、步驟、方法，有可能會同以往的設想不一樣。
(五)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私有經濟是優(yōu)勢互補關系
這是我們與傳統觀點不同的一個重要觀點。五十年代對資改造時的一個理由，是說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尖銳對立的，不消滅私有制，公有制就得不到發(fā)展，即二者是你死我活的關系。也與現在的極“左”派觀點不同。極“左”派是說，私營經濟發(fā)展快了、多了，會引起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變化，使社會主義中國發(fā)生質變。我們說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是優(yōu)勢互補的關系，協作、合作的關系，當然也是競爭的關系。
過去我們對競爭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總以為競爭就是無政府狀態(tài)，競爭就是大魚吃小魚，把許多壞的東西都加在競爭的頭上，資本主義頭上。其實，競爭是發(fā)展和進步的動力。在市場經濟下，競爭，特別是無限制的競爭，才能產生最佳的資源配置，實現最低的價格，出現最好的質量，才能使優(yōu)勝劣汰機制充分地發(fā)揮作用。有競爭才能促進相互學習，促進技術進步，促進人們向上、向前，促進生氣勃勃。說得具體一點，這些年來我國彩電行業(yè)的發(fā)展，就是依賴了無限制的競爭。微波爐的技術進步，也是依賴競爭。私營經濟是不怕競爭的，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也要依賴競爭。只有壟斷才會產生保守、停滯。現在美國法院對微軟的判決也說明這點，其精神實質很值得我們思考。這里我還想進一步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私有制經濟同公有制一起，也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它們生產產品，提供服務，也是在滿足人民的需要，社會的需要。它們發(fā)展壯大了，對國家提供的稅收會更多。他們也是在為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鄧小平同志講，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大家富，共同富。根據我最近幾年的考察，哪個地方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多了，快了，哪個地方經濟發(fā)展也快，人民生活改善也快。所以我一再宣傳這樣的觀點：發(fā)展民、私營經濟是改變地方面貌、增強地方實力的重要途徑，也是藏富于民的必然選擇。增強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既要依靠公有制的發(fā)展，也要依靠私有制經濟的發(fā)展。私有制經濟是完全依賴市場生存的。將來我國進入世貿組織以后，國際資本會更多地進來，我們也要走出去。我國民營企業(yè)、私營企業(yè)會成為我國外貿進出口生力軍。
現在我國國有經濟正處在深化企業(yè)改革，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精神調整宏觀結構的過程之中，國有制的職能要重新界定。調整結構的實質意味著國有企業(yè)要從一些競爭性領域退出來，而必然是國退民進。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發(fā)生企業(yè)的并購、破產和財產關系的重新組合，也必然要讓一部分富余職工下崗。客觀形勢要求我們把國有企業(yè)改革同發(fā)展民私營經濟結合起來，個體、私營經濟應成為下崗職工再就業(yè)的主渠道。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必然會出現相互控股、參股、租賃、承包、委托經營等，更加緊密的合作。不久前我在北京參加一個“國企、民企合作與發(fā)展研討會”，介紹的一個典型就是河南省平頂山國有高壓電器廠與私營企業(yè)實行聯合，組成企業(yè)集團公司，促進了生產。這些難道不也是優(yōu)勢互補、協作互助嗎?
黨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fā)以后，我看西部的開發(fā)也要走一條新路，既要依靠國家的投資，更要依靠民間的投資，發(fā)展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以及公有、私有、國家、地方，海外、內部共同投資的混合所有制，依靠市場機制來動員社會上的人力、物力、財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們一定要在觀念上拋棄公有、私有相互對立的舊觀念，樹立公有、私有優(yōu)勢互補，協作、合作、共同發(fā)展的新觀念。
(六)業(yè)主的經營管理是創(chuàng)造價值的復雜勞動、熟練勞動
這里所說的私營企業(yè)主(家)，包括兩種身份的人：出資者，即所有者，在現實的企業(yè)治理結構中，主要指的是董事和董事長，包括股票持有者；另一部分為私營企業(yè)的廠長、經理。前者我們過去在教科書中稱為資本家，后者稱為資方人，經營者。實際上二者不完全一樣：前者是雇主，后者是高級打工者。只是在我國現實中，由于絕大多數企業(yè)沒有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所以兩種身份又往往是合一的。只是從長遠的觀點看，兩權應當分離，才能過渡為現代企業(yè)制度。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說：隨著信用制度的發(fā)展，“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③因此，他們的收入是不一樣的。如果出資者是業(yè)主自己，他又從事經營管理，那么他就是二重身份，他獲得工資，是熟練勞動的報酬，經營管理的回報；而他獲得的利潤，則是剩余價值。如果他僅僅是經營者，那么，他則獲得管理和監(jiān)督勞動工資。董事、監(jiān)事的報酬，來源于剩余價值的分割。這是私營經濟中最基本的經濟關系，在研究其性質時應當有所區(qū)別。但這些都已經是常識了。我在這里所以要講這些，無非是要強調，私營企業(yè)主(家)的勞動，是比一般工人的勞動能創(chuàng)造更多價值的復雜勞動，熟練勞動。而過去，我們對這一點是很不重視的，一說是資本家，往往把這個稱謂同剝削者等同起來。這是不對的。
資本家有沒有剝削呢?只要有雇傭勞動關系，就存在剝削。因為工人只獲得勞動報酬—工資。工資是可變資本，工資以外的剩余部分，則為資本的所有者獲得，屬于剩余價值。
但是，剩余價值部分并不全是剝削所得。如果我們承認私營企業(yè)主(家)的勞動是復雜勞動、熟練勞動的話，那么，必須承認，剩余價值部分中，有相當的部分是業(yè)主自己創(chuàng)造的。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或新經濟下，在科技含量高的民私營企業(yè)，業(yè)主的收入中絕大部分是他們自己的復雜勞動所得。因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認為管理是第二生產力。它們在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應當給以高度的重視和評價。
在我國現實中，我還沒有看到和聽到有專靠剪息票過活的那種資本家。所有的資本所有者都是從事復雜勞動的業(yè)主。他們的素質未必都很高，但他們差不多都是兢兢業(yè)業(yè)，沒日沒夜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也沒有星期天、休息日，想各種辦法把企業(yè)搞好。有一些甚至是懂技術、會經營管理的專家學者。他們創(chuàng)造的價值更多更大。他們的收入中，除了工資以外，利潤分紅雖是按資分配，但其中也有他們自己創(chuàng)造的價值。
最近我國學者提出一個“按知分配”的概念。知識就是創(chuàng)造更大價值的知識分子的勞動，他們的工資應當再高一些。我認為經營管理也是創(chuàng)造價值的勞動。知識可以入股，經營管理也可以入股。給經營管理者期權股，實際就是把他們自己以后創(chuàng)造的價值的一部分，變成股份，參與分配。馬克思說，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在現代經濟下，復雜勞動創(chuàng)造的價值不是數倍于簡單勞動，而是十幾倍、幾十倍甚至更多倍的簡單勞動。私營業(yè)主是資本家，也是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者，是事業(yè)有成的精英。聽說現在有的部門和地方，明確規(guī)定，私營企業(yè)主不得評為勞模、先進生產者。還有人不讓宣傳。這是不對的。希望他們改改這種不合時宜的老觀念、老做法。
本文關鍵詞：私營經濟發(fā)展理論支撐私營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