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權力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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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科斯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沿著兩個方向發展：其一，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詹森和麥克林以及張五常認為，企業與市場沒有本質差別，不存在權威和經濟權力關系，因此放棄而不是解決了科斯的企業本質問題；其二，威廉姆森承認企業內存在權威，但沒有發展經濟權力的含意。本文認為，這兩類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研究，都存在理論內洽性問題，最終成為同義反復，關鍵原因是它們都基于人類行動的“自由-強制”兩分法。經濟權力概念對于企業（以及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的分析是至關重要的。必須超出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范式，結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明確考慮市場上經濟權力對企業內權威關系的決定性影響，才可以內洽性地處理經濟權力與企業本質這兩個理論問題。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經濟權力企業理論內洽性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
企業本質問題是新制度經濟學（NIE）研究項目的開端。科斯（R.H.Coase,1937）開此先河，探究了權威和指揮在經濟上優于市場關系的原因。我認為，NIE自科斯開創以后，其研究發展循著兩種不同的思路。第一種思路是，通過否定企業內存在真正的權威來發展科斯的直覺。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A.A.AlchianandH.Demsetz,1972）的研究以及詹森和麥克林（M.C.JensenandW.H.Meckling,1976）、張五常（S.N.S.Cheung,1983）的擴展，是這一思路中的主要貢獻。第二種思路是，通過詳細說明使科層關系在經濟上優于市場的理論范疇來系統性地分析科層的成本和收益。威廉姆森（O.E.Williamson,1975,1985）代表了這一思路中的主要貢獻。
關于資本主義制度中權威角色的不同觀點，導致了不同的制度理論。本文討論這些理論的兩個特殊方面：（1）直接描述企業特征的可能性；（2）考慮到經濟權力問題時的理論內洽性（internalcoherence）。
從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推導出的極端結論是，不可能在性質上把企業作為一種制度與市場區分開來；相反，在威廉姆森的框架中，通過分析企業內部與市場中的不同合約關系，可以明確區分這兩種制度形式。
我認為，這兩類研究都沒有充分分析經濟權力。但我的這一觀點對兩類研究的內洽性具有不同含意：在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中，沒有分析經濟權力是因為它認為經濟權力與現實研究無關；威廉姆森考慮到經濟權力的相關性，但沒有發展經濟權力的含意，從而使其命題容易受到理論內洽性上的攻擊。
經濟權力與企業需要協調一致，這在第一類研究中引起了企業分析中的問題，在第二類研究中引起了經濟權力分析中的問題。在我看來，這些困難不是偶然的。要描述企業和市場的特征，就必須考察其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這里存在一個兩難（bifurcation）：一方面，不考慮特定權力關系而試圖構建企業理論，會使企業與市場難以區分開；另一方面，這種權力關系的分析不能得到充分發展，因為它與NIE的基本假定相沖突，NIE假定制度安排是“自由的”自愿交易的帕雷托-效率結果。
我的結論是，在NIE中，經濟權力問題與企業特征化是相互沖突的，一致性地解決這兩個問題需要超出NIE范式。我認為一條可能的出路是，明確分析經濟權力在各種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及其相互之間關系中的作用。根據NIE存在的理論問題，經濟權力分析應基于其社會和動態維度。我建議在制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建立橋梁，以發展這種分析。這種方法明顯與NIE不相容，也質疑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效率理論。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首先討論阿爾奇安-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方法的一般特征。然后集中于這兩類研究的共同點，即帕雷托原則在制度演進解釋中的作用；在我看來，二者都參照了這一原則是在NIE框架中內洽性地分析經濟權力與企業的主要障礙。再后兩個部分，我分析兩種方法在經濟權力與企業理論問題上的矛盾。最后，我提出內洽性地處理這兩個問題的建議。
一、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
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認為企業生產是同一團隊中多個人之間協作的結果。團隊生產有一個基本特征，即確定團隊中每一成員對最終產出的相對貢獻是不可能的，這導致難以（1）對不同工作活動確定有效率的固定報酬；（2）防止團隊中的漫不經心和搭便車行為（也可見于Alchian,1987）。這些困難引起了監督問題。從監督收益（根據挽回的效率）大于監督成本（監督者的工資）的假定出發，可以推導出設立監督者的激勵。于是，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把企業內所有關系都還原為價格關系（監督活動的價格），并證明企業內的科層關系僅僅是表面性的：
一般認為，企業的特征是以命令、權威或一般市場所不具備的約束行動來解決問題的權力。這是錯覺……[雇主]可以解雇或起訴，就像我不再從雜貨店里買東西而把店主解雇或起訴他出售偽劣產品一樣（1972,777）。
把企業作為市場對立面因此是一種錯覺。市場無處不在，因為價格機制在任何資本主義制度中都始終有效。在這種意義上，企業恰恰就是一種特定形式的市場——這時沒有連續重復的討價還價，盡管從最終結果來看好像是這樣。
在詹森和麥克林（1976）看來，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理論還不夠一般化，因為它只解釋了某一類型的企業（基于團隊生產技術的企業）。于是，他們基于委托-關系而提出了一個更一般的理論。關系是這樣一種合約，“委托人”通過這種合約雇用“人”來為他/她完成某項工作。如果信息非對稱，且人的最優戰略不能最優化委托人的效用函數，那么便會出現委托-問題；因而委托人的問題是，建立一套激勵制度和/或監督人的活動，以使人行為與他/她自己（指委托人——譯者）的最優戰略一致。均衡解是，委托人最小化成本，人最大化他/她自己的效用（給定委托人設定的激勵制度）。
根據詹森和麥克林（1976），企業（甚至那些非團隊生產的企業）是一個合約關系紐結，其本質與市場一樣：“企業的‘行為’就像市場的行為；即，復雜的均衡過程的結果。”
與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一樣，詹森和麥克林也認為雙方之間的非對稱不是本質性的。科層起源于信息和技術上的假定：在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分析中，技術“要求”是團隊生產；在詹森和麥克林的一般化分析中，技術“要求”是關系。
這種觀點被阿爾奇安的學生張五常（1983,1987a,1992）推至極端：事實上，我們通常所謂的“企業”只不過是一個復雜的（市場）合約紐結。因此“企業”的概念并不重要，也沒有分析上的用場。這一點沒有誰比他本人更清楚：
通常的情況是，持有雇傭合約的企業家（不清楚是雇用工人的企業家還是雇用企業家的工人）可以與其他企業簽約；簽約者可以再簽約（sub-contract）；再簽約者可以進一步再再簽約（sub-sub-contract）；一個工人可以與許多“雇主”或“企業”簽約……這樣看來，企業的規模也就變得不確定和不重要了（Cheung,1987a,57）。
實際上，在我看來，企業可以小到只是兩個要素投入所有者之間的合約關系，或者如果合約鏈充分擴展，也可以大到包括整個經濟（Cheung,1983,17）。
……如果我們不能在任何有價值的經濟意義上把“企業”確定為一個獨立的實體，那么當我們在現實世界中看到企業時，我們就無法真正知道企業是什么（Cheung,1992,56）。
張五常的貢獻是獨特的：他基于市場無處不在的假定，發展了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的企業理論，直至其邏輯結論。
面對這種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沖突，張五常堅持了他的理論而拒絕了他想要解釋的現實。二、威廉姆森的方法
威廉姆森（1975,1985）的貢獻代表了NIE框架內分析制度問題最有活力的嘗試。他從“最初存在市場”的假定出發（Williamson,1975,20），通過連續的比較靜態分析來解釋其他制度的經濟作用。一般的方法是，每當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時便引入非市場制度。威廉姆森把市場和企業明確看作達到同一目標（完成交易）而可以相互替代的工具，并分析其效率特征（Williamson,1975,8）。
作為一個理論參照，純市場系統在一個零交易成本背景中得到界定。眾所周知，這種理想的背景中也可能存在市場失靈。但威廉姆森沒有發展這種市場失靈分析。相反，零交易成本背景的定義在威廉姆森框架的構建中只起到一種“消極的”作用：該定義只是作為界定正交易成本背景的參照。威廉姆森因此只集中于交易成本引起的市場失靈，而沒有考慮其他的市場失靈（Williamson,1975,20）。
“市場與科層”框架基于三個理論范疇：（1）機會主義；（2）有限理性；（3）資產專用性。（1）、（2）、（3）同時存在時，市場便不能有效配置資源。在給定條件下，市場失靈可以通過科層組織（如企業）而得到緩解。
科層的收益源于它（1）削弱了機會主義（通過強制機制和鼓勵團結）；（2）緩解了有限理性所導致的問題（在狀態依存性合約不可能或存在市場風險的場合，科層促進了適應性的連續決策過程）；（3）降低了資產專用性所導致的討價還價成本（通過強制主義原則或在雙方之間形成一致性預期）（Williamson,1974,40）。
市場的收益體現在（1）競爭的激勵機制；（2）科層組織增長而導致的遞增的不經濟（Williamson,1975,chap.7）。
從純市場系統出發，威廉姆森通過確定集中化組織結構比市場更有效率的條件而使企業得到解釋。當科層被引入時，（有效的）集中化過程將一直進行到經濟收益超過經濟成本；這樣，威廉姆森的框架不僅解釋了企業的本質，也解釋了企業的邊界，因為最優的集中化程度決定了最優的企業擴張范圍。因此，若企業與市場同時存在，那是因為在正交易成本背景中，這兩者都不能單獨地有效解決全部的配置問題。
出于本文目的，我特別提出，威廉姆森框架的一個重要應用在于工作關系（workrelation）。如彼特利斯（C.Pitelis,1991,13）所說，這種應用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工作關系才可以解釋科層從純市場背景中的出現。
在以“最初存在市場”為出發點的故事中，作為一種科層關系的工作關系意味著首先壓制了市場。在企業內部結構中及在企業間關系中的所有其他變化，都是“結果性的”，都預先假定（presuppose）一定程度的科層，即工作關系的存在。如果在“時間0”僅存在市場，在“時間1”存在市場和工作關系，即企業；那么，從“時間2”以后，所有更復雜的科層關系便得以發展。
（科層）工作關系在解釋企業時的重要性，使威廉姆森框架有別于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威廉姆森框架意味著（1）企業與市場之間的清楚分界依賴于科層關系存在/不存在；（2）工作關系與其他經濟關系（如雜貨店老板——消費者關系）之間具有明顯區別（Williamson,1975,68）。
三、制度演進與帕雷托效率
盡管NIE內部各派觀點不同，但都認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帕雷托效率：資本主義制度是有效率的，因為它們根據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則而演進。
在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這種觀點尤其被張五常所發展，他聲稱資本主義不僅絕對優于前資本主義制度，也優于社會主義制度。非常奇怪的是，這類思想中有一貢獻是出自激進主義經濟學家普特曼（L.Putterman）。該作者盡管很大程度上批評了NIE，但是卻認同了張五常，認為資本主義優于社會主義是因為“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則，這兩個原則在前一制度中暢行，在后一制度中受阻。
威廉姆森的分析不太激進，但方法是同樣的：只有人類交易不受強制，只有個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在一個既定經濟制度內交易，效率才能得到保證。如果人們可以自由交易，那么最終的社會交易必然帕雷托有效。
（一）張五常和普特曼的制度演進
張五常的制度演進理論基于“進入自由”和“退出自由”的概念。前者是指選擇是否在現有制度中開始交易的權利；后者是指在交易開始后中斷交易的權利。
根據張五常，資本主義效率源于這兩種自由的存在。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社會交易不存在強制：科層，如上所述，僅僅是表面現象——參與科層關系是自由選擇的結果。所以，科層并不意味著其本身有效率或沒有效率，決定其效率的是建立和中斷關系的自由。
因此，張五常的問題是解釋為什么自由的個人選擇了放棄部分行動自由而置身于協調者的指揮之下：根據張五常，這里唯一原因就是他們的互利。假如沒有人被強迫進入企業，那么就必須考察企業能夠增加所有參與人預期收益的原因，從而追究企業的本質。如果科斯確定了使企業家便于在企業內協調生產的條件，那么張五常則確定了使工人便于被協調的條件，并以此“證明”企業的帕雷托效率：進入自由可以確保，只在他們互利時才建立企業；退出自由可以確保，企業仍然存在表明他們仍然互利。
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的兩個自由原則也可用于分析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非效率不是源于它的科層結構，而是源于沒有（從社會主義國家中）退出的自由，這必然增加交易成本。
組織運行的交易成本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必然高于在自由企業經濟中，因為在前者那里沒有不參與的選擇權，沒有組織間吸納成員和誘導他們努力工作的競爭（Cheung,1987a,57;又見Cheung,1987b）。
這一思想被普特曼（1995）進一步發展。在他的分析中，社會主義起源不是個人的自由協會，而是托辭性的（prevarication）暴力行動。盡管資本主義企業和社會主義國家都涉及科層和指揮，但二者具有不同的經濟效率基礎：
由于后一類（蘇聯式經濟）科層是通過命令而不是通過有關各方相互協商而建立的，所以不能期望它們具有各種減輕沖突的決策機制和共享信息的激勵，而這些機制和激勵正是以上所說的市場經濟中企業的區分標記……自愿形成的企業在激勵結構上優于強制性科層，再次得到了證實（Putterman,1995,387-8）。
毫無疑問，革命這種暴力行動根據帕雷托原則是非效率的。資本主義制度演進基于有關各方的一致同意，這需要更深層次的歷史考察。若拋開歷史問題，那么張五常和普特曼的分析則可為科層與效率之間關系問題提供解答：科層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是“表面的”（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則都存在），但科層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真實的”（兩個原則都不存在），這使前者有效率而后者沒有效率。
但是，這種正式解答的代價是什么呢？如果歷史可以被簡單地假定，那么整個資本主義效率理論便有可能淪為一種純粹的同義反復（tautology）：假定資本主義起源于抽象的自由個人原始狀態（順便一提，這一斷言是錯誤的），那么，無論什么制度出現和生存都是有效率的（否則它就不會產生或者被取消）。
（二）威廉姆森的制度演進
我們知道，威廉姆森在一個比較靜態背景中正式闡述了“最初存在市場”的假定。其實，威廉姆森認為也可以假定“最初存在中央計劃”，只不過把分析重點從市場失靈轉向計劃失靈而已。在任一情況下，利用比較靜態分析都可以確保得到同一結果，因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不依賴于初始條件。
然而，威廉姆森的理論更加雄心勃勃，其目標是把資本主義解釋為演進過程的結果。因此，威廉姆森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則，作為解釋制度演進的關鍵。他把初始點設定為純市場系統，這時沒有科層關系，然后在資本主義制度演進中引入科層，其邏輯是，只有帕雷托-有效的制度才能出現和生存。這一故事基于人類行動自由意愿的思想：只要個人交易“自發地、無強制地”發生，制度就會朝著效率越來越高的方向演進。
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則和自發交易的故事，標志著比較靜態分析向動態分析的轉變：制度比較可以被解釋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演進”，而自發交易的故事可以被看作是現有制度有效率的“證據”。
若考慮到方法問題，威廉姆森的歷史分析便顯得有些奇怪：資本主義制度無強制地產生，不是被歷史性地描述，而是被推論性地爭辯：從科層對市場的相對效率中發現它的起源。威廉姆森因此沒有考察已經發生的事，而是分析使制度有效率的條件，從而“推導”它的歷史出現。科層結構中的內部勞動分工，也通過假定“管理稟賦”、“知識和演講方面的天資”及“信息處理和決策技巧”非均衡分布等特定初始條件而被推論性地解釋（Williamson,1975,47-52）。
然而，即使承認天賦是異質的（這是需要解釋而不是被簡單假定的一個論斷），它們作為科層產生的“原因”仍需要被歷史性地討論。即便異質天賦可以“造成”科層關系（這是威廉姆森沒有作出的一個嘗試），我們仍需要討論使這種原因獨一無二的條件，也就是說，需要說明沒有其他因素能夠影響科層制度。
并且威廉姆森的分析不是一種嚴格的分析。簡而言之，威廉姆森的故事是，如果人類行動是自愿的，那么每種“可以”得到改進的制度都不會以非效率的形式存在，因為它可以被“有效率地”改進。演進學派的許多學者有力地批評了這種論述，反駁了均等演進效率（equationevolution-efficiency）。他們得出的一個有力論斷（well-establishedresult）是，在一般條件下，路徑依賴足以產生非效率結果。其實，威廉姆森只集中于正交易成本背景，從而不能領會經常在零交易成本（更不必說正交易成本）背景中被討論的一個重要論斷，即，在“囚徒困境”之類的情形中均衡的帕雷托非效率。
（三）兩種方法的共同點
盡管兩種方法具有不同的爭辯語氣，但這些資本主義效率理論具有幾個共同特征：
1．分析基于比較靜態方法。
2．初始條件是沒有強制的抽象系統。
3．人類行動被兩分為自由或被強制。
4．資本主義制度被認為是純自由自愿交易的結果。
這四點使NIE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面臨三種批評：（1）“分析上的”批評，因為以帕雷托效率為證據是錯誤的；（2）“方法論上的”批評，因為從比較靜態分析到歷史分析的轉變非常勉強；（3）“現實主義的”批評，因為所考慮的過程不符合歷史事實。
首先，如上所述，這四點（即使承認它們正確）不足以證明資本主義帕雷托有效。但問題是它們都是站不住腳的。作為比較靜態背景的一部分，威廉姆森“最初存在市場”的假定可能無關緊要。但是在其他背景中，初始條件便有關了：我們不能隨意假定這個或假定那個。歷史可以被不同地解釋，但不能被假定為“好像”（asif）。“最初存在市場”完全是一個錯誤的論斷。同樣，張五常假定個人完全自由的狀態事先存在也是錯誤的：這種狀態（如果曾經存在過）不能被看作是更早的生產和分配的組織。張五常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這種歷史分析的脆弱性導致威廉姆森、張五常和普特曼的解釋都有問題：在最佳情況下（atbest），歷史案例被特定地選擇；在其他情況下，它們完全“被假定”，而與真實背景無關。
此外，三種批評的關鍵都在于人類行動可以分為自由和受強制的假定。這樣分類是為了繞過經濟權力問題，下一部分我將討論由此造成的局限。四、經濟權力問題
我把“經濟權力”定義為一個人（或多個人的集團）有意產生經濟結果的能力，而甚至可以（但不必須）違背其他人的意愿。一般來說，這種能力得以實施在于它影響了（1）個人自愿選擇的主觀要素（如偏好和解釋模型）和/或（2）確定個人決策集的客觀約束系統。因為我感興趣的是NIE的內洽性，所以我集中于第二種影響，第一種影響在NIE所遵循的方法論個人主義范圍內很難分析。
我要強調（也許明顯）的觀點是，要結合實際約束來闡釋個人計劃，自由選擇的概念只在這些約束背景中才有意義。“自由-強制”兩分法因此在現實中不能得到證實，在分析上也站不住腳。
在現實的決策過程中，制度背景造成大量約束，選擇正是在這些約束內才可根據個人偏好而（自愿地或自由地）發生。每一選擇都受到約束，因此都是“被強制的”；在另一方面，作為決策過程的結果，選擇都是自愿的，因此也是“自由的”。那種兩分法不存在，如安卡盧（D.Ankarloo）所說：
即使一個讓我用錢換命的強盜讓我選擇，我也會“自愿地”接受交換，盡管這項交換的條件實際上是“強制性的”。
自由自愿交換與強制關系是相容的，相當于同一硬幣的兩面。因此應該根據各種約束來描述人類行動，這些約束規定了個人決策集，限定了個人意愿表達的空間。于是，分析社會交易關系改變個人約束并產生經濟結果的機制，導致了對經濟權力問題的討論。
（一）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經濟權力
根據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資本主義系統中不存在經濟權力，強制關系只是表面性的，細察之后便可發現它們其實是平等雙方之間的關系。完全競爭背景中的退出原則使權力非對稱成為一種錯覺。在雙方間的每一關系中，每一方總是可以實施他的退出權。一方退出權約束了對方行為，而不依賴于雙方在制度或組織內的交易形式。關系中的雙方都面臨競爭，這使每一方都不能在交易中享受不公平的回報。
在這一背景中，經濟權力被看作是壟斷地位帶來的市場權力，它必然意味著違背了完全競爭假定。因而在完全競爭條件下不存在經濟權力，各方完全對稱，即使他們在科層式結構的組織中處于不同位置。
這種分析是膚淺的，因為它忽視了（1）一方從關系中退出的決策對雙方造成的后果（2）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即使沒有使用退出威脅。盡管如此，但權威和權力不存在、退出原則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無處不在的主張，仍可以使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達到內洽：他們認為（在我看來是錯誤地）經濟權力在社會關系中不起作用，只有自由和強制這兩種限制情況才有意義。基于此，他們發展了一個制度演進理論，把所有社會交易都還原為這些約束條件。
如果有可能確定每種人類行動的自由或被強制的含意（content），那么阿爾奇安-德姆塞茨的制度理論便可以合理地運用。但問題是，若不討論這一分析中所用的標準，這種人類行動“兩分”是不可能的。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可以被批評的原因是，盡管其分析發展足以內洽，但是它基于站不住腳的假定（自由-強制兩分法和抽象的純自由系統的界定）。
（二）威廉姆森方法中的經濟權力
威廉姆森框架本身面臨一個內洽性批評：在市場與科層的分析中，威廉姆森把經濟權力作為一個相關變量，卻不能在其框架中發展它的含意。威廉姆森對其方法的辯護是無力的。他說，
由于權力概念非常模糊，我們一直努力使它可操作，但效率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說明，效率假說的可能性可以通過物競天擇檢驗而得到證實，所以我們強烈建議效率分析應置于組織設計研究的核心……當組織因特定利益而犧牲效率時，權力可以解釋結果。我們承認會發生權力犧牲效率的情況，但商業部門主要的組織變化不能用這些術語來解釋（WilliamsonandOuchi,1983,30）。
威廉姆森承認，制度演進受到權力沖突的影響，（有經濟權力的個人的）私人利益有時會損害效率原則。但是，威廉姆森提出了兩個反對經濟權力分析的理由：（1）對于多數實際情況，經濟權力是次要的；（2）經濟權力概念在分析上模糊不清。
在討論這兩個觀點之前，讓我澄清威廉姆森的權力概念。威廉姆森（1997,14）認為，權力只在“非自愿的、不知情的和缺乏判斷力的簽約”中才起作用，而“自愿的、有知識的和有遠見的簽約”由效率原則支配。根據威廉姆森，權力只在簽約有問題的情況下才有關。但有問題的簽約正是威廉姆森框架賴以建立的條件（記住，這一框架的明確界定來自零交易成本背景），這意味著權力可被忽視的程度就是威廉姆森框架可被忽視的程度。
為了找到更內洽地分析經濟權力的方法，讓我更仔細地分析威廉姆森的兩個觀點。
考慮第一個觀點。為使威廉姆森框架在分析上有效，（1）經濟權力必須作為一個變量，并且能夠辨別其存在/不存在（2）經濟權力在威廉姆森所考慮的組織變化中必須不存在（或至少可被忽略）。這樣的話，即便威廉姆森理論框架的應用性受到限制，其結論在分析上仍然有效。
為了說明經濟權力可忽略不計，我們必須（至少）證明人類意愿是自由的。但如上所述，只有假定個人約束系統給定時，決策才可看作是一種純自由行動。個人約束依賴于（部分地決定于）制度系統，如果制度安排是“被解釋變量（explananda）”，那么就不能被當作給定。這意味著帕雷托效率在動態情況下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因為它依賴于約束既定的假定，而制度演進正是約束隨時間而變化。
這一矛盾使主要基于效率概念的制度演進解釋出現內洽性問題：如果從時期t到時期t+1，社會交易產生了帕雷托改進（給定時期t的制度約束），那么仍可能通過改變時期t+1的約束而使某人在時期t+2變得更壞；事實上，時期t的交易也可在時期t+1產生制度約束，在此約束下（某人）不可能達到時期t的效用水平。并且，所有這些都可以是每一時期純自由選擇的結果（給定該時期的制度約束），而個人偏好卻沒有任何改變。
把靜態方法用于動態分析的問題在這里很明顯。帕雷托效率的概念只有在固定約束背景中才有意義。如果約束系統可以被改變（這是制度演進分析的必要條件），那么經濟權力問題就不能回避：制度系統的演進改變個人決策過程的約束（從而改變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也改變社會的權力結構。這意味著在制度環境演進的分析中，不可能把經濟權力的影響與效率原則的作用相互隔離。這樣的話，威廉姆森主要基于效率概念的框架在分析上便顯得不充分，因為效率概念在沒有給定權力背景時便不可操作：只有把制度約束系統當作給定，或者說，只有假定社會的權力結構不變，才可以界定帕雷托效率。
威廉姆森框架的理論局限包括實證和規范兩個層面的含意。第一，它不能決定組織變化是有效率的重新安排的結果還是權力實施的結果（兩者完全相容），從而降低了該框架的解釋能力。第二，它使該框架的規范應用無效：如果不可能闡明某一制度安排是效率原則的結果還是經濟權力實施的結果，那么就不能證明該安排是好還是壞，除非引入明確的價值判斷；但如果承認了價值判斷，就沒有必要把這一框架基于帕雷托效率的概念。
在這兩個方面，威廉姆森提到的經濟權力概念的“分析模糊（analyticalvagueness）”都涉及（poursinto）效率概念，因為，經濟權力本身（其他情況不變時）要在個人約束的改變中得以體現，個人約束改變又構成了效率概念的基礎。這便涉及威廉姆森的第二個觀點。在威廉姆森框架中，承認某一分析范疇的相關性卻不能清楚地說明它，等于承認威廉姆森理論的局限。這意味著威廉姆森的分析掩蓋了他不充分的分析框架導致的極大不精確性，從而無法評價他自己認為對制度演進過程有重大影響的要素之一（指經濟權力——譯者）。這種局限意味著威廉姆森的市場與科層框架有助于說明不同制度安排的相對成本和收益，但不適于支持資本主義制度的規范描述或歷史解釋。
五、企業的問題
企業與市場之間關系問題的討論，盡管看上去是悖論，也盡管這是NIE研究的核心，但很少涉及兩種制度間的清晰界定。
企業與市場特征的簡單描述是，企業是生產商品和服務的組織，市場是交換這些商品和服務的制度。但這種一般定義不適于NIE，因為NIE認為生產本身就是一種配置現象。
把生產納入交換分析是NIE中企業與市場定義這一理論問題的核心。在NIE尤其是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交換（exchange）”與“交易（transaction）”之間缺乏明確區分，以及假定交換是唯一的相關因素，都使這一問題變得更糟。我即將討論，這一問題也與經濟權力有關。事實上，把生產方式看作（但不等同于）交換方式的分析，既不可能理解企業的本質，也不可能理解經濟權力的本質（經濟權力的本質不在于NIE隱含假定的不平等的討價還價，而在于我將要討論的社會階級劃分）。
以下我要清楚地闡明作為兩類NIE研究基礎的企業的特征。
（一）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企業
把生產問題定義為（稀缺）資源配置問題，是把生產作為一種交換形式的分析基礎。根據NIE，交換得以發生的自然制度是市場。如果滿足完全競爭假定，那么市場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沒有經濟權力的制度。
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假定生產領域也滿足完全競爭條件，從而對經濟權力的否認也可被擴展到企業內部。在這些基礎上，讓我把支持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的“交換”、“完全競爭”、“市場”、“生產”和“企業”的隱含定義說清楚：
1．“交換”是競爭原則支配下的自愿行動。
2．“完全競爭”的條件是不存在權威和權力關系。
3．“市場”是交換發生的場所。
4．“生產”是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交換。
5．“企業”是生產發生的場所。
從以上定義可推論：
6．在這些制度系統（包括企業和市場）中沒有權威，因為在市場[（1）+（2）+（3）]或企業[（1）+（2）+（4）+（5）]中都不存在權威。
通過厘清這些定義，我們便可以評價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所得結果的重要性：科斯明確引入權威和指揮原則以及競爭原則，從而解釋了企業的本質；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及其追隨者只提及競爭原則而不承認權威問題，并以此分析各種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因此是一種平等主義系統，其中沒有真正的個人間權威。
然而，得出這種結果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以上定義可推論：
7．企業與市場沒有區別，因為企業本身就是一種市場形式[（1）+（3）+（4）+（5）]，這放棄了而不是解決了科斯的企業本質問題。
這是威廉姆森所不愿付出的代價。讓我接下來分析威廉姆森的企業定義。
（二）威廉姆森方法中的企業
威廉姆森在其框架中對科層關系的明確分析，使他可以基于企業內的特殊合約關系來描述企業的特征。企業是一種以工作合約為基礎的組織。工作合約確立了雇主與雇員之間的科層關系，這種科層關系代表了正交易成本背景中協調問題的有效解。
工作關系中的權威使企業內交易關系與市場交易關系不同。盡管工作關系基于雙方的自由同意，但它造成了雇主與雇員之間的非對稱：前者指揮和命令，后者執行和服從。工作關系相對于其他市場關系的特殊性在于，一旦合約簽訂，指揮和服從便不再是要討論的問題。在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價格機制實際上受到壓制卻假定其起作用（通過假定企業內關系可以根據“理論上”連續的、重復討價還價過程而得到調整），但這里的工作合約意味著價格機制在一定時期內得到“有效”壓制。
企業的定義因此依賴于各方的非對稱，涉及權力概念。科層工作關系的基礎是限制權力實施范圍的合約——權力因此始于相互同意，止于合約期滿，或者說，隨著支持并證明其合法的同意的終止而終止。
即使基于相互同意，經濟權力也仍然存在，仍然是企業定義的構成要素。這使威廉姆森可以用一種比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更優美的方式，分析社會交易關系中權威與平等之間的相容性問題。后者試圖證明權威只是表面，而非實質；相反，威廉姆森并不想否認科層的存在，而是作如此解釋：權威存在；為什么？因為它有效率。
六、如何使經濟權力與企業相一致
為了證明經濟權力與企業之間可以（也應該）被內洽地分析，我提出一個框架，在這一框架中可以從社會和動態維度對權力進行分析。這導致我不僅拋開NIE，而且拋開我認為可以有效指出NIE局限但不能很好組合起來克服這些局限的許多方法。我提議的框架是，發展制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密切聯系，其明確目標是從外部視角克服NIE的內在局限。
（一）社會階級與動態分析
經濟權力與企業這兩個問題的核心都在于自由-強制兩分法。基于個人約束給定的隱含假定，NIE試圖把經濟權力簡化為一個兩分變量（自由-強制）。這也意味著制度系統被當作給定。這樣的話，解釋資本主義制度的整個研究就可能成為同義反復。為克服這一風險，就必須考察不同制度系統的權力含意。
盡管資本主義合約關系是自愿的，但它們要在制度系統約束中實現。于交易雙方都能保證進入自由和退出自由的工作合約，沒有消除雙方之間經濟權力關系的非對稱本質。相反，工作合約依賴于非對稱：如果沒有勞動力可在市場上“自由地”交換的制度背景，那么工作合約將不存在。雙方之間的非對稱權力關系源于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建立，其前提是勞動力成為商品和生產工具私有。因此，在某種意義上，NIE沒有分析權力關系，卻基于權力關系。
為了在經濟權力和自由合約關系背景中理解科層的本質，我們必須分析使個人決策集存在差異的因素以及科層關系存在的原因。如果雙方自愿建立（科層）工作關系，一方是“工人”，另一方是“老板”，那么，正是他們各自的約束使這兩種位置成為雙方共同的最優選擇：理性行為人如果可以當老板，就不會選擇當工人（順便一提，工人的次佳選擇不是命令和指揮，而是失業）。
通過在理性行為人決策與他們的個人決策集特征之間建立關系，我們引入社會階級的概念：這里的社會階級是用個人所面臨的不同約束來非常寬泛加以定義的。正是對個人決策集特征的分析解釋了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中理性行為人會自愿選擇不同的角色。這意味著對NIE的突破，因為NIE沒有發展階級分析。同時，這使我們可以克服NIE資本主義制度效率的同義反復：除了勞動力以外便一無所有的人的最佳選擇是勞動，僅僅表明這種工作關系是他/她“在資本主義制度內”渴望的最好的事情，但并不能證明資本主義是他/她渴望的最好的制度系統。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工人不是被迫用勞動力與某一“特定的（particular）”資本家交換工資，而是被迫用勞動力與“一般的（a）”資本家交換工資。工人的選擇自由因此是特殊的：他/她“必須”服從一個資本家的命令或者“選擇”另一個資本家去服從。于是，自由與強制不再是對立的；它們體現了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面的觀點，二者同時有效，并且都是理解資本主義制度本質所必須的。
除了它的階級內涵之外，經濟權力概念的另一個本質特征是它的動態性。即使在自愿主義范圍內，個人約束也會在社會交易過程中改變（作為社會交易的結果），這意味著經濟權力要在個人所面臨約束系統的演進中得到體現。金博格（Goldberg,1974,461）強調，如果接受NIE機會主義個人的假說，那么，我們不僅必須分析人們在規則“內”如何追求自利，而且必須分析他們如何使資源配置規則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變”。NIE只注重于分析制度安排對組織績效的影響，而制度與組織之間的關系是相互的，組織行為依賴于制度框架，制度框架成形于組織行動（參見Khalil,1995）。一方面，正是制度框架把經濟權力授予不同階級的行為人；另一方面，制度在以行動來實施權力的行為人之間的交易關系中演進。這意味著經濟權力在影響整個制度演進過程中具有累積性。
一旦詳細說明了經濟權力概念的社會性和動態性，我們便可以更準確地討論企業本質問題。張五常對“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原則的分析，以及威廉姆森在工作關系中追究科層本質的觀點，都沒有錯，只是他們沒有理解個人間關系的社會維度。于是，問題不是要簡單地反對這些理論，而是要在一個社會框架中內洽地發展它們。特別地，“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則意味著，企業內關系最終與企業外關系聯系在一起，至少因為，進入和退出選擇意味著與企業外部情況進行了比較。這說明威廉姆森用以描述企業特征的權威關系不能在企業邊界內得到理解：要理解這種關系，就必須考慮不同階級的個人的其他替代選擇。對于工人，一種工作關系唯一（最佳的）替代選擇只不過是另一種工作關系，但仍處于服從資本家的位置。這種關系因此是非對稱的：一方命令，另一方服從，企業內的這種權威關系的基礎不能得到改變，正是因為它們體現了企業外存在的非對稱的經濟權力關系。
現在考慮界定動態框架的含意，首先是它可能克服NIE不能明確區分“交易”與“交換”而導致的局限。雖然交換行為中不存在權力，但權力仍可用于分析作為交換行為基礎的交易過程（Commons,1934）。然而動態背景的含意不止于此。資本主義歷史不是單向性的（unidirectional），其特征是組織和制度在量和質上的轉型。要研究企業的本質，我們就必須分析企業在資本主義歷史中的一般特征及其轉型。企業本質本身是一個動態問題，這需要結合歷史和特定背景（context-specific）來加以界定。資本主義企業的歷史轉型不是一個線性過程，因為企業只是社會交易過程中的一個參與者，并且關鍵在于游戲參與者與游戲規則交織演進、相互影響。這意味著孤立的、拋開歷史背景的分析，是無法理解組織性質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樣看來，也許只有根據企業與其他資本主義組織和制度之間的關系以及企業對這些關系的依賴性和改變能力，才可能界定企業本質問題。
（二）內部與外部的批評
鮑爾斯和吉恩梯斯（S.BowlesandH.Gintis,1988,1993a,1993b,1993c,1994）及金博格（1980）正確地指出，必須在企業內權威關系與企業外也存在的一般權力關系之間建立聯系。他們集中分析了權力和工作關系，但這與我所提議的研究計劃具有不同的目標。我認為，把權力強調為社會現象，直接服務于分析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的研究目標。
鮑爾斯和吉恩梯斯的分析目標是，闡明競爭性資本主義經濟中自愿交換可以產生行為人之間均衡的權力關系結構。權力因此被當作一種“個人”間關系，最終源于非出清市場的存在。為達到這一分析目標，鮑爾斯和吉恩梯斯在瓦爾拉斯模型中引入不完全性（imperfections），從而反駁了合約實施是自由的、沒有問題的假定。他們發展的分析方法在理論上與NIE差不多（在把正交易成本引入完美決策背景的意義上），但關于那種和諧市場社會的結論是相反的。為形成分析差異，鮑爾斯和吉恩梯斯容忍了（accepting）正交易成本背景中新古典經濟學所面臨的挑戰，從而非常有效地指出了NIE的內在局限；然而，正因為同樣原因（對新古典方法的接受），他們的理論無助于克服資本主義權力關系的新古典解釋的局限。
金博格（1980）試圖在NIE與激進理論之間建立橋梁，假定了一個不完全競爭、機會主義個人、合約實施耗費成本和歷史時間的背景。在這種有問題的決策背景中，合約關系中“承諾”與“執行”之間可能出現偏差，造成實施權力的空間。然而，他認為這種差異對于激進主義學者（通過堅持勞動與勞動力之間的差異）所說的雇傭關系并不是特殊情況，而是在各種程度上描述了大多數交換關系的特征（Goldberg,1980,252-3）。這里明確參照了有問題的決策背景——盡管有利于指出威廉姆森方法的局限，也有利于結合雇傭關系的激進解釋——但如果被當作理解資本主義本質的基礎，則可能再次造成誤導：我即將闡明，雇傭關系的特殊性不在于對工人承諾的與留給他/她自己的之間的差異；相反，正是它們（指對工人承諾的與留給他/她自己的——譯者）的一致性使雇傭關系獨一無二。
我認為權力關系不是源于決策背景的復雜性：不確定性、非對稱信息、有限理性、歷史時間和復雜的合約實施當然會改變社會中的權力關系，但不能改變此外的其他東西。
為證明這一點，考慮一個具有確定性、完美信息、完全理性和無成本瞬時合約實施的瓦爾拉斯模型。再假定滿足市場出清條件。這時，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在沒有工人時也可以活命（自己勞動），而工人在資本家剝奪了他們生產工具時卻不能活命。因此，資本家可以通過強制或制裁威脅來影響工人行動。但這完全是鮑爾斯和吉恩梯斯（1993a,326-7）的權力定義，適用于階級而不是個人。因此，根據權力的階級觀點，交易成本對于理解作為資本主義自愿合約特征的非對稱關系，不是必要的（當然，在現實主義基礎上看是理想的）。
關于金博格強調承諾與執行之間的差異，具有確定性和完全信息的標準的斯拉法模型可以證明，工人即使知道他/她將得到其勞動力價格，也不得不讓勞動時間超過再生產（reconstitute）勞動力價值的必要時間（Sraffa,1960）。在資本主義制度中，資本家的報酬是利潤（馬克思主義者和新李嘉圖主義者最清楚）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工人受到了剝削。但這樣的話，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權力）關系中就不一定存在承諾與執行之間的任何差異：資本家承諾向工人支付少于其勞動力價值的工資而剝削工人，然后遵守了這一承諾。
（三）權力與競爭
我們現在可以看出，把企業看作市場（即使是競爭性市場）的一種形式，并不能證明經濟權力關系不存在。經濟權力關系在企業內存在，因為它們在（競爭性）市場上也存在。經濟權力不是源于市場（或它的特定形式——企業中）缺乏競爭，而是源于整個制度系統，因為這一系統對不同個人強加了不同類型的實際約束。完全競爭只表明給定約束（從而經濟權力）的異質分布，沒有人能夠通過聯合面臨同類實際約束的個人來增加她/他的收益，但并不意味著雙方之間關系的任何對稱性。因此，說企業是一種市場形式和假定市場完全競爭，不足以證明企業中沒有權力關系。相反，對經濟權力關系起源的考察，意味著企業內權威關系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系統賴以存在的經濟權力的實現形式之一。
因此，明確討論經濟權力問題導致了重新界定資本主義制度問題本身：問題不在于解釋為什么與市場關系的自由領域相比，在企業內權威起支配作用，而在于理解資本主義制度中經濟權力的不同表現形式。七、結論
我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NIE中，經濟權力分析與企業分析是不相容的，這從理論上削弱了把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交易成本最小化過程的效率結果的一般解釋力。這種理論脆弱源于兩個不相容的目標：（1）把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社會關系描述為平等主義；（2）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企業）的特征。體現脆弱的不同形式依賴于兩個目標中哪一個被置于優先位置。
在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優先任務在第一個目標。為完成這一任務，他們相信用這種方法可以否認企業和市場中真正權威關系的存在，而放棄了描述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企業特征的目標。這使他們的企業理論出現經濟權力與企業之間的相容性問題。
在威廉姆森方法中，優先任務在第二個目標。為提供企業的內洽性定義，威廉姆森引入了權力概念。盡管他是用純自愿術語來分析經濟權力，但經濟權力的引入卻損害了資本主義制度效率理論的一般內洽性。于是，在經濟權力的討論中出現了經濟權力與企業之間的相容性問題，經濟權力被用于企業特征描述，卻沒有被用于資本主義制度效率分析。
兩個目標的不相容可能意味著二者不能兼顧。這只是表面情況。事實上，兩種方法的脆弱性源于自由-強制兩分法。這種兩分法一方面是確保兩個目標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卻沒有理論和經驗基礎。更仔細的分析表明，這兩種方法看起來不同，其實差別不大。它們都把資本主義關系解釋為純自愿交易的結果。這要求制度約束系統被當作給定：盡管沒有明確斷言，但是只有把個人約束當作給定，社會交易才可以被看作“自由”自愿行動的結果。關于資本主義存在權力關系的不同命題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威廉姆森科層分析的基礎是，用自愿合約關系來表達的經濟權力概念；權力和權威關系始于雙方相互同意，止于合約期滿。因此，權威本身是一種自愿決策（給定制度系統強加給每個人的約束）。阿爾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也如此，正是制度系統被當作給定的假定，才使選擇建立權威關系可以被看作雙方自由的關系。
NIE把個人決策集當作給定，也不討論什么造成了個人決策集在質和量上的差異，這給了資本主義制度效率問題一個特別的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效率不是通過比較不同制度系統的約束及其產生的經濟結果而被證明；相反，它是通過假定個人行為是決策過程最優化的結果（也許受計算能力的限制）而被推導，“給定現有制度約束”。經濟制度效率分析的純自愿合約方法成為循環推理。
為避免這一問題，我建議分析制度系統與經濟權力關系之間的關系。在我開來，若要一致性地發展這一研究，這種分析背景需要有兩個特征：（1）必須與階級分析相容；（2）必須是動態的。要理解自由自愿交易改變制度系統和被制度系統改變的過程，就必須進行階級分析。要內生制度系統和分析演進問題，就必須采納動態背景。
這種研究計劃明顯與NIE不相容，質疑了NIE所發展的整個資本主義效率理論。另一方面，要克服NIE的內在局限，就必須拋開它的（某些）原則（tenets）。這要求在經濟權力分析中引入激進方法，經濟權力分析的本質不在于界定正交易成本背景，而在于資本主義特有的社會勞動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