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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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工人……，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愈來愈深沉地降落到他們自己階級的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

--K·馬克思F·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所得稅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付稅后的收入超過24000美元的只有70個人！

--保羅·A·薩繆爾森《經濟學》

硬道理：發展的公眾參與及成果分享

“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條硬道理不僅被飽經憂患的中國歷史屢屢證明，也被政府和公眾所廣泛接受，人們普遍認識到只有在發展中才能求得生存，求得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期望，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就像一輛公共汽車一樣，會把大家拉到一個更加令人神往的未來，每個人的福利都會得到增加，每個人的生活水平都會得到提高。然而，歷史同樣無情地證明，在每個歷史階段，發展的好處并不會像陽光一樣自動地普照到每個人的額頭。總有一些人會被“發展之車”遺忘，他們也許是你或我，也許是其他的什么人，但無疑地都是一些處于弱勢群體的人。

從純粹的功利角度來看，人類社會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其基礎不僅是人與資源，人與環境的協調與否問題，它更是而且一直是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問題。一方面，近年以來社會治安狀況的嚴重惡化，流動人口犯罪等問題的出現不能說與此無關。因為，一旦社會上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處于絕望狀態之中的社會邊緣群體，他們出于反彈或者仇恨心態而爆發的破壞性力量必將會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一顆毒瘤，使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成為水中之月。另一方面，困擾經濟發展的低水平的買方市場或者說低水平的“過剩經濟"問題，實質上就是由于社會財富也就是支付能力被少數群體所掌握，而人數上更為廣泛的群體空有龐大的需求卻無相應支付能力而造成的；是因財富分配嚴重不均而導致的有效需求遠小于供給能力而造成的相對過剩。因分配而導致的需求與供給之間的脫節，打斷了經濟增長的步伐。事實上，人的需求（欲望）是無止境的，有限的是支付能力。在支付能力充足的前提下，需求不足就是一個不可能存在的問題。

早在古典經濟學時代，西斯蒙第就已經指出，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用于儲蓄，而窮人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費，收入分配過于向高收入階層傾斜，就會使整個社會的積累過多，而總消費需求不足，最終必然出現生產過剩，妨礙經濟增長的局面。

有學者把過剩經濟的特點歸結為四點：

1，當某種社會需求產生時，供給經營可以以更大的規模產生；

2，價格變動已經難以調整供求雙方的經濟關系，相當多的生產者被迫在成本線以下拋售；

3，供給方的利潤普遍被壓到銀行利息率以下，但資本已經難以找到更有利的領域可供轉移，唯有通過繼續追加投資和擴大規模，通過過度競爭的方式把其他供給者排擠出局以維護自身利益；

4，經濟系統從封閉走向開放時，在系統外部普遍存在著技術及資本力量更為強大得多的過剩生產能力。正是這種過剩經濟，形成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繪的經典現象：一端是處于生活最低線下的大量赤貧人群在眼巴巴地盼著能得到食品、住房、醫療和其它服務；另一端是大量的閑置的生產能力和因為賣不出去而不得不銷毀的商品。需求乏力的經濟何來持續增長的動力？沒有和供給能力相適應的需求增長，商品的價值到哪里去實現？資本又如何增值？

劉易斯、弗里德曼、哈耶克等效率優先論的經濟學家曾經津津樂道，收入差距是經濟增長的條件,也是經濟增長初期的結果。這一觀點是支持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理論依據。可是，80年代以來，所有非洲、拉美國家，貧富差距都極大地拉大了，兩極分化超過了發達國家,然而它們的經濟卻并沒有被"刺激"上去，而是越"刺激"越糟糕，社會也發生了動亂。實踐已經表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之間并非是庫茲涅茨"倒U型"假說那么簡單。

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需要社會各階層相互配合才可能得以實現的目標。而廣泛地參與社會發展的進程，以及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分配,是社會各階層相互配合相安無事的前提。這也是一條硬道理，并且應該成為社會主導階層和統治階層的一個基本常識。

變異的收入分配與社會悲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總體上呈擴大態勢。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95年，我國20%最貧困的家庭只占全部國民收入的5.5%,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則占有全部國民收入的47.5%。對1990、1992和1995年三年我國貧富差距的簡單比較，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國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中國的財富在不斷地流向最富有階層，而不是貧困者，也不是中間階層。相反，除了最富有階層之外，其他階層在財富占有中的地位都呈下降態勢（表1）。與此同時，我們在迅速推進住房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我并不反對這一系列改革，不反對把住房和醫療產品乃至高等教育商品化，也并不反對收入差距的拉開乃至進一步擴大。但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在社會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保障每個人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我們現在離這一點還過于遙遠。

表1中國五等分法的貧富差距：

年份最低的20%第二個20%第三個20%第四個20%第五個20%

19906.4%11.0%16.4%24.4%41.8%

19926.2%10.5%15.8%23.6%43.9%

19955.5%9.8%14.9%22.3%47.5%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94年、1996年、1999/1998年《世界發展報告》。

數字是冷漠的，而且我們隨便就可以把收入差距擴大的合理性列上一大堆。問題不在于收入差距不該拉開，而在于拉開的合理不合理，拉開的結果是什么。

構成中國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貢獻的大小，不是受教育程度的差別，而在于城鄉二元結構、地理環境和行業壟斷.一紙戶口，就把人劃分為兩個層次分明的等級，而且是很難改變的等級。城鄉居民之間，不僅存在著就業機會的嚴重不平等，存在著收入的差距，同時存在著享受醫療等社會福利的不平等。而東中西地區差別，從90年代以來,無論絕對差距還是相對差距都呈現出擴大趨勢。1995年東西中收入比為147：100：103，1999年則擴大為148：100：106。壟斷造成的行業差距更持久，更明顯。歷年統計資料表明，排在前列的是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郵電通訊業、金融保險業和房地產業；排在后列的是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和批發零售業。

表2"九五"期間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年份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鄉收入比絕對差額

199648391926251：1002913

199751602090247：1003070

199854252162251：1003263

199958542210265：1003644

200062802253279：1004027

貧富差距的結果是什么呢？每個良知未泯的正常人，都無法安然面對失學兒童那一雙雙幼稚而又沉重，充滿期待而又無奈的眼睛，都無法安然面對屢屢見于報端的那些因貧富差距而形成的悲劇新聞。姑且不論新老權貴們致富渠道的合法與否，合理與否，單從結果上來看，我們無法不承認，社會的分配機制、社會的保障機制出了嚴重的問題。在中國的貧困地區，6-12歲的學齡兒童中,有將近10%從未上過學。估計1992年這類失學兒童約128萬人。所有進入小學的兒童中，大約有58萬（占總數的5-6%）在完成學業前離開了學校。這些兒童中，75%是因為經濟困難而輟學，其中相當一部分甚至讀不到三年級。衛生部的資料顯示，20-30%的貧困農戶受到嚴重疾病蹂躪，其中半數貧困農民被疾病折磨得一貧如洗。在這些地區，每100名兒童中有60萬人死于營養不良，村民如果得了重病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坐以待斃，二是舉債求醫。民間組織愛德基金會（AmityFoundation）在調查過甘肅、青海、云南等西部六省、區的320個縣之后指出，有15407個村子沒有任何醫療服務存在。如果再看一看社會中上階層的構成，則令人更感到寒心。手握重權并善于權力商品化的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掌握國有資產并善于為個人牟利的"窮廟富方丈"--國有企業的老總們，通過尋租，通過巧妙地把國有資產轉化到自己口袋里而發起來的所謂私營企業的老板們（不全如此，但不得不承認，這些情況占據了相當比例），以及行業巨額虧損卻在心安理得領著高出平均水平幾倍工資的航空、電信、金融等國家壟斷行業從業者們。雖然沒有現成的統計數字，但大家都能感覺到他們在中上階層中所占的比例。難怪有人不無偏激地說，"勤勞致富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可怕的是持這一看法的人群已絕不是少數。既然勤勞不能致富，那么巧取豪奪、肉體交易、權錢交易、盜竊、搶劫就會成為一些人的必然選擇。至于世態人心的墮落則自不待言。

美國經濟學家羅爾斯指出，在市場經濟中，金錢與權力經常是可以互換的。收入差距一旦擴大，獲得更多金錢的那些人很可能獲得更大的權力，而權力的不均等又能成為收入和財富進一步擴大的源泉。這一切意味著，收入差距擴大后，收入和財富的多寡常常不能取決于人們的努力程度。中國的實際正好為這一論斷做了一個生動的注解。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乃至文化領域的權貴們正在通過大聯合，實現從各自領域向其他領域的全方位滲透，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我們看到大批官員把手中的權力轉化為人民幣，如四川省交通廳的原廳長劉中山侵吞國有資產案、副廳長鄭道訪收受巨額賄賂案、廈門遠華走私案、舉國注目的胡長清案……其基本特點無不是手握重權的官員和企業老總們相互勾結以竊取私利。同時，我們看到經濟領域的權貴們，通過募捐或者行賄等手段，開始在政府有了自己的"靠山"、"代言人"，他們的呼聲越來越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另一方面，本應承擔社會良知和批評者角色的人文知識分子中，許多人充當著經濟權貴或者政治權貴們的"吹鼓手"，不遺余力地替新老權貴們鼓吹，從而把持意識形態、社會輿論和文化領域，以取得權貴們的歡心。很多大學乃至部分名牌大學，也放下架子，無論一個人，道德如何淪喪，致富如何巧取豪奪，學識如何淺薄，只要肯拿足夠的"MONEY"，什么學位，什么"名譽教授"，隨時發放。一時間，經濟權貴、政治權貴、文化權貴們齊吹一把號，同唱一個調，把社會的弱勢群體遺忘的一干二凈。他們的死活，已無關大局。社會的發展儼然成了新老權貴們的大聯歡。

穩定器：就業、社會保障、教育與民主

應該說，既然出于效率的考慮而設置了各類組織，而不得不把大量資源的控制權交付（托付）給個別人來運做，來管理，那么權貴的形成就是一種必然。由于天賦的差異，出身的差異，受教育程度的差異以及偶然性因素的影響，人和人之間形成了差異，并形成了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差距是一個可以理解，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實。人類社會數千年的發展史說明了這一點。在中國這樣一個平均主義有著深厚歷史土壤的國家，打破平均，形成與能力、貢獻相當的差距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解決社會的穩定問題？如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如何促使更多的人們參與到發展的進程中來，并獲得發展的福祉，卻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了第一個人文發展報告(UN.1990.HumanDevelopmentReport)，強調把人的需要、期望和選擇放在一切發展活動的中心，指出，貧窮民眾最需要的東西，是食品、住房、醫療保健以及教育培訓和工作選擇的機會。實際上，一旦社會能夠有效提供貧窮民眾最需要的這些東西，將會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我認為，社會穩定器主要是：就業、教育、社會保障以及民主。通過它們，可以部分地解決以上問題，一方面使社會的弱勢階層生活得以保障，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得到相應的改善；另方面使社會的各個階層之間具有一定的流動性，換句話說，就是要讓弱勢階層、底層的人們看到，通過自身努力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員的希望。

就業是人們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并參與發展成果分享的主要途徑。工作者既可獲得相應的經濟報酬、社會地位，又能把自己的才智、能力貢獻到社會發展中去，并成為社會網絡中的一員，感受到自身價值的實現。否則，就會導致公民缺乏經濟來源，造成深重的被遺棄感等社會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基數龐大，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創造充足的就業崗位就顯得更加重要。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就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替代關系做過系統的分析，實質上充分地論證了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對于促進就業的巨大作用。目前中國正處在就業壓力最大，失業率最高的歷史時期。據估計，城市實際失業率為8%，農業部門不充分就業在45-50%之間。而且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并不必然或自動地促進就業增長。8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9.3%，就業增長率為3.0%，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323。90年代，經濟增長率為10.4%，就業增長率為1.1%，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106，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0.106個百分點的就業增長，比80年代吸納就業的能力下降了2/3。可見，實行促進充分就業的經濟增長模式，實行以就業為基礎的經濟政策，"盡最大努力使所有勞動者通過自由選擇的生產性就業工作而獲得有保證的、可持續的生活條件"（1995年哥本哈根社會發展首腦會議）是多么必要和迫切。

教育是提高和增強人們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并相應參與發展成果分享的能力的第一渠道。父母親所擁有的知識可以提高家庭所有成員的生活水平。越南的數據表明，如果家長沒有受過教育，則生活于該家庭的人生活于貧困線下比率為54%，家長受過中學教育者，其比率為41%，而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其家庭人口的貧困率為12%。可見教育在社會財富分配方面的重要地位。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教育是形成人力資源的重要途徑，而高等教育則是造就中產階級的重要途徑。對于城鄉分割嚴重，戶口壁壘森嚴的中國而言，要想打破出生地、出身帶來的不平等，最主要、具有普遍意義的途徑也是高考，乃至考研、考博。當前很多考研者的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心態，對此我深表理解。一個社會，起碼得給人以向上層流動的正當渠道吧？在這個問題上，令人十分擔心的一種傾向正在愈演愈烈，即教育的高收費問題。越來越高的經濟門檻正在替代以往的學習成績的門檻，對于窮家子弟而言，高收費意味著出路的斷絕和希望的破滅，意味著貧窮的代際遺傳，意味著因為經濟權力的薄弱導致獲得知識權力（機會）的喪失，以至獲得政治權利（機會）的喪失。有什么比把運動員無端拒之場外更讓人絕望的呢？而且，經濟增長本身并不必然帶來人力資本投資的迅速增長，但這無疑是維持持續的增長所必須的。東亞奇跡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快速普及初級和中級教育，從而在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

社會保障制度是維持人們，特別是弱勢群體基本生活的保障網。累進稅則是建立社會保障，減緩收入分化的基礎。隨著個人收入的增長，稅收征收的比率相應提高，從而起到對高收入階層的適當遏制，并把他們所掌握的經濟資源部分收集到政府手中，用于社會公益事業，用于社會保障事業。一個社會難免存在失業者、貧窮潦倒者、鰥寡孤獨者，依靠什么來保證每個人生存的權利呢？對于這些人，依靠什么途徑來使經濟社會發展的陽關也能普照到他們的額頭從而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態呢？我認為，這就是社會保障制度，運用通過稅收所集中的資源，來實現這一目標。我國改革當前遭遇的困境，絕大部分與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緊密相關，與稅收征繳力度不足緊密相關。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而單方面地推動醫療改革，推動住房改革，推動機構改革，勢必造成社會矛盾的尖銳與激化，以及眾多的畸形社會現象出現。

民主是人類歷史的寶貴財富，也是一種有效協商和決策機制。它保證了在社會事務的決策與處理中，各個階層，無論其財富擁有的豐寡，無論其受智識的高低，都有發言的機會（雖然聲音高低不同），從而基本保障著社會在各個階層的相互牽制和均衡之中前進。只有民主，才能保證機會平等，保證過程的公平。既然差距的拉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們能不能保證這種拉開是公平合理的呢？做不到這一點，將使權貴們地位的合法性失去社會的認可而變的極不穩固，使弱勢階層因不平而心生不滿。社會各階層之間矛盾的產生實際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但民主制度可以使大家找到一個地方，按照一種規則，坐下來，"有話好好說"，通過協商、仲裁來解決矛盾。

結語："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社會經濟加速發展的同時，在改革要以一部分人的犧牲為代價時，在經濟、社會差距越拉越大的同時，穩定器的建設，不僅是弱勢階層利益的需要，更是社會長治久安的需要，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需要。只有讓更多的人，乘上發展之車，這輛車才會走的穩當，走的長久。

參考文獻：

1.保羅·A·薩繆爾森：《經濟學》（12版），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

2.王檢貴：《是要增長后的公平？還是要公平中的增長？》，《生產力研究》，2000.4

3.何清漣：《共享社會財富的增長》，《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4.胡鞍鋼:《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為人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改革》,2001.2.

5.董全瑞：《中美貧富差距比較研究》，《改革》，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