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人口轉變和經濟增長經驗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東亞人口轉變和經濟增長經驗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國外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的理論
(一)人口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影響經濟增長
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再生產類型從傳統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向現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轉變過程中會依次形成年齡結構和經濟負擔不同的三個階段，用人口撫養比表示依次為：高少年兒童人口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高老齡人口撫養比。在第一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呈金字塔形狀，人口撫養比以少兒撫養比為主，人口的經濟負擔重。在第二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出橄欖形狀，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于總人口增長，人口的經濟負擔不斷減輕。在第三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呈倒金字塔形狀，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長期保持著低水平，人口撫養比以老齡人口為主，人口的經濟負擔又加重。一般來說，在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社會負擔率較高，生產性較低，對經濟增長不利。而在第二階段，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高，則有利于經濟增長。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負債(簡稱“人口負債”)，而把那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紅利(簡稱“人口紅利”)。因此，人口轉變帶來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影響經濟增長。
1．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紅利從三個方面促進經濟增長：一是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且價格比較便宜，如果充分就業，會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較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會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于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
2．人口負債緩減經濟增長。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國民收入中用于非生產性消費支出如養老、老人的護理、醫療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儲蓄和公共投資減少，導致總產出和人均國民收入下降。
因此，對一個國家來說，人口紅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機會窗口”和戰略機遇。世界銀行在2003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人口紅利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經濟落后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一人口轉變帶來的機遇，加快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二)經濟增長反過來影響人口轉變
經濟增長對人口轉變作用主要表現在，它決定了人口的增殖條件和生存條件，通過改變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來影響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一般情況下，當人口數量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時，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受到刺激；當人口數量超越了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消費總數后，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受到遏制。在現代生產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往往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壽命延長，人口增長呈零增長或負增長狀態。因此，人口轉變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人口轉變和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中，人口發展變化的規律性比經濟發展變化的規律性要強，人口政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比經濟政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實施，它就是長期的，影響就是幾十年。經濟政策相對來說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為遠景目標。可見，在制定人口政策時需要有足夠的前瞻性。
(一)世界主要國家人口轉變過程
1．歐美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歐美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是一個自發而緩慢的過程，伴隨著人口大規模的遷移和殖民擴張，大規模人口遷移減輕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轉變導致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人口壓力，而殖民掠奪則增加和充實了本國的國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間，共有5000萬歐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陸。可見，歐美發達國家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是利用世界資源獲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紅利，不但不存在資源環境的約束和就業壓力，反而借這股東風擴充了西方文明的勢力，使西方的人口、領土、政治、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最大值。
2．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當20世紀40年代末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開始人口轉變的時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紀人口轉變時的外部環境優勢已不復存在，世界上的每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跡，世界已被瓜分完畢。發展中國家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多多少少面臨著資源環境壓力、就業壓力等不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
3．東亞國家的人口轉變。二戰以后，東亞國家由于人口數量多，耕地和自然資源的數量相對貧乏，發展前景并沒有被普遍看好。當時，一些人預言資源豐富的非洲會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僅克服了資源貧乏對經濟增長的制約，而且通過經濟起飛改善了人民生活，實現了社會進步。東亞經濟發展所取得的驕人成就被譽為“東亞奇跡”。有研究表明，這一奇跡的實現，在非常顯著的程度上可以歸結于人口轉變。東亞經濟的人口轉變開始于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約1970年以前，當人口年齡結構處于高少兒撫養比階段時，其經濟增長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計當時東亞經濟的穩態人均GDP增長率大約為2％。隨著人口轉變的深化，年齡結構進人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階段，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促進了經濟增長。在1970－1995年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于其穩態增長率4.1個百分點。根據估算，期間人口轉變的因素貢獻了1.5－2.O個百分點…。因此，在整個東亞的高速增長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東亞奇跡”(超出穩態增長率的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更高達1／3－1／2(1.5或2.0除以4.1)。
(二)“東亞奇跡”的解讀
1．可借鑒的經驗。從東亞奇跡可以看出：人口數量多、人均資源耕地少不但沒有阻礙經濟發展，反而利用人口數量、克服資源貧乏取得了經濟起飛。世界銀行從1991－1993年，組織有關專家對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8個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了全面總結，在此基礎上出版了《東亞奇跡：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世界銀行認為，東亞經濟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不僅來自資金和人力資源的高速積累，而且還得益于市場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預。“東亞奇跡”中2／3歸功于投資水平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要素投入，1／3歸功于勞動生產率改善。這就告訴我們，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給我們提供的僅僅是一個“機會窗口”和戰略機遇，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可以自動地獲取。能否抓住機遇，把潛在優勢變成現實，推動經濟起飛，還取決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選擇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場優化配置物質和人力資源，并且把它們用于高產出的投資領域和掌握先進技術。日本為了配合社會轉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需要，通過充分開發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積累，為日本經濟起飛奠定了經濟基礎。如大力推廣“工業高中”制度，培訓社會需要的技術工人。在農村推行了一套職業訓練制度，加強職業介紹事業，并在各地建立許多職業訓練機構，鼓勵企業及社會團體對農村勞動力積極開展崗前培訓，使其獲得勞動所需的職業技術與技能，提高其適應環境能力。韓國從自身基礎條件、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出發，及時捕捉和積極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機遇，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資源、資金支持，有力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實現了經濟騰飛。在30多年的時間里，將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萬多美元，創造了令人稱羨的“漢江奇跡”。中國臺灣在人口轉變的同時，通過大力發展教育，為經濟起飛創造了條件。如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推行九年義務教育、建立專門針對缺乏技術勞動者的培訓制度、設立職業學校和訓練中心、擴大實施教育部門和生產經營部門的合作等措施，培訓社會所需要的產業技術工人。此外，臺灣地區還通過委托非政府組織設立并管理創業基金，為青年人創業提供低息貸款、技術指導等方面的服務。二是選擇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獲得對外貿易和充分就業雙豐收。日本在其高速經濟增長階段，對外貿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與同期的OECD國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韓國對外貿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國臺灣對外貿易占GDP比重從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則充分發揮國際貨運中心和轉口貿易優勢，對外貿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導向戰略可以把比較優勢戰略從生產領域向貿易領域的自然延伸，將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與兩種資源有機連接起來，既克服了自然資源相對短缺問題，又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實現了充分就業。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間的失業率平均只有1.3％，中國臺灣在1970年失業率也只有1.5％左右。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也為婦女就業創造了很多機會。例如，從1966－1990年，韓國的婦女勞動參與率從27％上升到36％，中國臺灣的婦女勞動參與率從28％上升到37％。正是通過這種正確的產業選擇和人力資源開發政策，東亞經濟不僅實現了出口和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且成功地獲得了人口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
三是提升資本積累水平和產業競爭力，重新確立自己的比較優勢。人口轉變所帶來的人口負擔下降和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兩者都有助于增加國家和地區投資，為資本積累和資本深化創造條件。國際經驗表明，人口轉變對國民儲蓄率的貢獻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間，國民儲蓄率平均為36．2％。從1965－1991年，韓國的國民儲蓄率從不到10％上升到36．6％。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國臺灣的國民儲蓄率也從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隨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人均資本上升確保了東亞經濟沖破低水平發展的陷阱，駛上了經濟成長的快車道。1965。1991年間，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勞均資本增長率是美國的勞均資本增長率的3倍以上。東亞人均資本積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人均資本水平提高也意味著勞動成本開始上升，在生產過程中產生了資本替代勞動的效應，過去具有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優勢也隨之改變。為了提升產業競爭力，日本和“四小龍”唯有通過動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提高人力資本積累來重新確立自己的比較優勢。
2．應吸取的教訓。當日本經濟起飛之后，人口老齡化問題接踵而至，日本現在老齡化率已近20％。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導致日本經濟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現崩潰。首先，嚴重的老齡化帶來了勞動力絕對數量下降和勞動參與率下降，財政收入減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撫養比為46％，老年經濟撫養比為63％。根據歐盟的預測，勞動力供給沖擊和公共財政沖擊對日本的未來經濟增長影響大約為O.5個百分點(Peneh，2000)。其次，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降低了國民儲蓄率。據測算，1970－1980年，老年勞動參與率下降刺激私人儲蓄人均增加1.2萬日元，但養老保障減少私人儲蓄人均高達14.3萬日元，養老金財務危機和籌措不足，導致了日本的財政危機。因此，日本人口老齡化對其經濟的沖擊表明：未雨綢繆，選擇合適的養老保障制度，做好養老準備，是化解養老金賬戶危機、財政危機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立足點。
三、東亞經驗教訓對我國處理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啟示
(一)中國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的現狀
中國人口轉變與日本和“四小龍”有驚人的相似性。中國目前也處于收獲人口紅利的后期階段。這一過程大約到2015年前后結束，也就意味著未來十年是中國經濟發展充分挖掘人口紅利的最后機遇期。然而，無論收入水平還是社會保障水平，中國目前還遠不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并且還存在著對人口紅利的效用利用不夠。從長期看，人口紅利正在漸行漸遠。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據有關研究估計，到2030年中國超過60歲的人口比重將從現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時，退休人數將占就業人口數的40％以上，中國青壯年勞動力將在2015年達到零增長。從短期看，勞動力流動的阻礙因素依然存在，制約著人口紅利的潛在效應發揮。農民進城收益逐年下降，進城成本卻明顯上漲。從收益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珠三角地區GDP年均增長率在20％以上，而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在近12年內僅增加了68元。從成本來看，城市住房、水電、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醫、子女就學等費用上漲較快，加上各種政策歧視和社會歧視，增加了農民進城的成本。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現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業增長速度滯后于經濟增長速度，就業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城鄉地區之間差距過大。國際上用來測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在中國已從1980年的0．25(相當于德國的水平)，上升到了現在的大約O．45。世界銀行最新有關中國的發展報告預測，到2020年中國城鄉差距的綜合基尼系數將上升到0．474，問題十分嚴重。
(二)中國應采取的措施
根據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借鑒東亞處理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對更好地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戰略意義。一是通過最大化地實現充分就業來挖掘尚存的人口紅利。“十一五”期間，中國新增勞動力數量持續增加，處于勞動力供給高峰。實現充分就業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之一，而且也是挖掘人口紅利的唯一途徑。二是建立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養老保障體系。中國是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老年人口數量龐大、城鄉養老保障水平相差懸殊。即使到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翻兩番”的目標，屆時人均收入水平大約在3000美元左右，但仍處于中低收入水平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