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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評托尼•布萊爾《打破氣候變化僵局:低碳未來的全球協議》報告
內容提要:全球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國也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由于成本和收益分擔不均等,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面臨很大困難。總體而言,減排的成本損失有限,但收益卻顯而易見,不減排的成本相當高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應調整其經濟結構承擔減排義務。中國有能力也有必要積極參與減排,應對氣候變化,為世界做出綠色貢獻。
關鍵詞:氣候變化全球治理減排中國貢獻
引言
有關氣候變化的物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研究已經證明,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是人類迄今為止面臨的規模最大、范圍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的挑戰之一,也是影響未來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重構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作為世界人口最多、自然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最嚴重的中國還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是最大的全球性公共產品之一,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對全球治理承擔重要的大國責任。
2008年6月27日,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先生主持的《打破氣候變化僵局:低碳未來的全球協議》(BreakingtheClimateDeadlock:AGlobalDealforOurLow-CarbonFuture,以下簡稱布萊爾報告)報告在日本東京正式,這份報告同時也“呈送北海道八國集團首腦會議”,其政治目的是為2008年7月在日本北海道舉行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提供決策背景。2008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親自參加了在日本北海道召開的八國集團(G8+5)峰會。會議的主題之一是氣候變化與節能減排,中國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態度、戰略選擇和思路不僅將對我國人民福祉、國民經濟發展以及國家地位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將對世界以及中國國際形象產生重大影響。
作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萊爾深知簡單的勸說并不能解決政治分歧和利益爭端,要想解決問題必須提出有力的證據并能夠說服各國政治領導人達成共識,實現合作。因此,布萊爾報告對“各國領導人需要了解其在未來18個月內將要面臨的選擇”做出了全面的描繪,并提出了氣候談判中的若干重大思路。
客觀上說,布萊爾報告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和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從中國和人類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出發,中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應當承擔哪些責任和義務?又應當提出哪些基本思路和政策主張?我們認為,中國需要帶頭積極響應,并主動承諾減排義務,打破“囚徒困境”的僵局,應站在減排前列,為世界做出綠色貢獻。
全球氣候變化是“我們的”共同的問題
由于各國在承擔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氣候談判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僵局。無論對世界來說,還是對中國來說,時間已經非常緊迫,我們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做出選擇。因為“達成減排協議每推遲一年,溫室氣體存量就會增加,未來氣溫也會因此升高”。[1]
大氣中現存二氧化碳排放中約70%至80%是由發達國家產生的。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統計,富裕國家在排放總量中占主要部分,工業化時代時起所排放的每10噸二氧化碳中,約有7噸是發達國家排放的。英國和美國的人均歷史排放量約達1100噸二氧化碳,而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別為66噸和23噸(圖1)。
圖1富國在累積排放中占主要份額
資料來源:UNDP:《人類發展報告2007/2008——應對氣候變化:分化世界中的人類團結》,/go/newsroom/2007/november/hdr-climatechange-20071127.en
但是,全球氣候變化是“我們的”(共同的)問題,而不是“你們的”(自己的)問題。無論排放源于紐約還是上海,氣候變化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按OECD國家水平,一個地球不足以承受人類的碳足跡(carbonfootprint)(表1)。[2]
表1按照OECD國家的碳足跡,人類需要幾個地球
資料來源:UNDP:《人類發展報告2007/2008——應對氣候變化:分化世界中的人類團結》,/go/newsroom/2007/november/hdr-climatechange-20071127.en
但是,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們生活在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地區。布萊爾報告也指出,“那些在造成氣候變化上責任最小的群體,即貧困和脆弱人群,所遭受的負面影響卻是最大的。”同樣,那些過去沒有,現在和將來也不會顯著增加溫室氣體排放的貧困國家或最不發達國家卻要承擔氣候變化的成本,他們也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他們的適應能力也是最為脆弱的。
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提供這一全球公共產品。依靠聯合國的制度機制是無法達成世界各國一致同意的治理框架。布萊爾報告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能力的擔憂,即“雖然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礎,但它們本身卻不能完全滿足有效地管理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響應和行動。”作為一項國際公約的《京都議定書》缺乏必要的懲罰和激勵機制,只對少數發達國家有一定的約束,“軟約束”、“軟指標”、“軟機制”的約束而已。在現實條件下,只能由主要大國(指發達大國和發展中大國)主動來提供這一全球性公共產品,共同達成政治共識,再進一步建立和強化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布萊爾報告提供了許多可資參考的解決方案。布萊爾報告對八國集團的領導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條就是在八國集團峰會領導下制定全球減排的長期和中期目標。布萊爾報告同樣對發展中國家寄予厚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需要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提高碳生產力。哥本哈根協議是否是一個成功的協議:建立一個通向2050年目標的高水平方向;以合適的短期目標和中轉點的方式,使世界走上發達國家達到目標、發展中國家平等貢獻的正軌上;創建一系列有效的扶持機制和組織;并且創造一個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學習而使協議不斷改進的方式。我們需要檢驗的是,是否該協議所促使的投資、決策、以及資金流動會使得21世紀走在一種新的低碳的路徑上。實現這樣一個成功結果的復雜性是巨大的,它將需要最高級別的領導——從八國集團開始。
目前,溫室氣體排放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中。從排放流量來看,美國是最大的排放國,排放量約占總排放量的五分之一。中國、印度、日本、俄羅斯聯邦和美國是前五大排放國,排放總量占全球總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前十大排放國占全球總排放量的60%以上。盡管氣候變化是全球問題,但少數大國或集團的國家或多邊行動(如,八國集團、歐盟、中國和印度)所造成的排放量在總排放流量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從溫室氣體排放增量上看,根據國際能源署(IEA)《2007世界能源展望》的預測,在參考情景中,2005-2030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將上升57%,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占增排量的三分之二。中國將占增排量的最大份額,印度將在2015年左右成為第三大排放國。1980-2005年期間G8+5的13個大國的排放量占世界排放總量的68-71%之間(圖2)。根據布萊爾的報告,最近幾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至75%。
圖2G8+5溫室氣體排放占世界總排放量的比例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美國能源部信息署(EIA)CountryEnergyProfiles計算。
布萊爾報告指出,“為了避免極端氣候風險,所有國家都應調整其國民經濟結構并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僅僅有發達國家的承諾是不夠的”。發達國家的碳足跡最深,因此發達國家應帶頭明確承諾減排義務。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應被列入承諾減排義務的時間表,并根據本國國情和能力明確減排的總量上限和實現減排義務的時間表。
2008年7月8日,八國集團領導人就溫室氣體長期減排目標達成一致,八國尋求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其他締約國共同實現到2050年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少一半的長期目標,并在公約相關談判中與這些國家討論并通過這一目標。[3]
真正的困難在于“向低碳經濟轉型還是需要大量規模空前且相互協調的政策和制度的干預”。因此,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支持只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方面,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和政策能力才是當務之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框架必須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政策組合和制度參照。但是,歸根到底,還是要通過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轉型和自主能力提高來適應氣候變化能力。
2008-2010年是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框架公約或全球性協議的關鍵時期。中國在打破氣候談判的僵局,積極推動全球氣候良治(GoodGovernance)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不是反對而是支持全球治理,不是消極而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不是逃避而是承諾減排義務,不是免費搭車而是主動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中國領導人應當充分利用兩次機會窗口:2008年7月G8峰會和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盡快達成未來的氣候保護協議,為低碳經濟的發展確定方向。
減排對經濟增長影響有限,但長期收益可觀。
1.減排的損失十分有限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研究,到2050年全球減排的成本區間在GDP1%的收益和5.5%的損失之間。這意味著只是降低了0.12%的年GDP增長率。這一增長率的減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調整、通貨膨脹、商業周期波動對經濟的影響更小,可以忽略不計。但是,IPCC設計的情景大部分是在近幾年能源價格上漲之前做出的,而且是以未來能源價格比現有水平更低為假設的。因此,布萊爾報告認為如果考慮到下列因素,減排對增長的影響有可能比這些研究所顯示的更低。
◆平均而言,美國在冷戰時期(1950-1990)用于國防的資金占GDP的6%。
◆現在,全球用于保險業的開支約為GDP的3%。
◆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在金融領域的全球成本預計將達到GDP的2%。
◆2004年6月至2008年6月石油價格從40美元/桶上升到130美元/桶所造成的全球成本約為GDP的5%。
在正常的經濟增長情景下,到2050年人均GDP將由目前的5900美元上升到15900美元。而在低碳經濟情景下,到2050年的人均GDP將在15000美元至15600美元之間。因此,即使是在低碳經濟條件下,人民的收入水平將是目前水平的2.5倍(圖3)。
圖3GDP減排成本與成長率成比例
資料來源:TonyBlair,BreakingtheClimateDeadlock:AGlobalDealforOurLow-CarbonFuture.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測算,減輕氣候變化的認真努力可以產生迅速和廣泛的宏觀經濟影響。但是,通過及早從低起點開始逐步提高碳價格,將把調整的代價分攤到較長的期間,從而使其減至最低。如果于2013年開始實行減輕影響的政策,爭取到2100年把二氧化碳等價物的濃度穩定在550ppm(百萬分之一濃度)的水平,世界消費的凈現值在2040年之前只會降低0.6%。即使遭受這樣的損失,2040年的世界國民總產值仍會比2007年的高2.3倍。IMF的測算顯示,在2013年至2040年期間,全球減輕影響的代價可能不大,但是因國家和政策而異。代價的規模及其在國家間的分布對于各國能夠多么容易地減少本國排放和減輕影響政策的具體設計很敏感。(圖4)[4]
圖4減輕影響的總代價,2013-2040年
(消費,凈現值與基準值的偏差,百分比)
資料來源:IMF,WorldEconomicOutlook:HousingandtheBusinessCycle,April2008.
按照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全球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WilliamR.Cline的研究,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深受氣候變化之害。如果發展中國家不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總體上要比工業化國家損失大。而中國的損失和收益各為7%,即氣候變化對中國影響更為中性。[5]因此,他認為中國更有興趣促進減排。根據我們初步計算,由于今后幾十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會有所下降,減排的年均成本對國民經濟發展影響不大。根據布萊爾報告提供的數據,即便按照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情景預測,到2040年,中國GDP要比現在增長6.9倍,而不減排情況下中國GDP增長為7.2倍。這一測算還沒有完全計入減排和低碳經濟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巨大收益。
低碳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在向新型低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進行重要投資并創造出工作機會和無限商機。例如,目前有超過200萬人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業,1998年至2007年期間,對新環保技術的投資從100億美元上升到660億美元。在中國,可再生能源領域估計已經擁有超過100萬從業人員,其中60%在太陽能制造和服務領域工作。[6]
2.等待的時間越長,減排的成本就越高
按照斯特恩報告,假設能夠實現在2030年將溫室氣體濃度峰值控制在445ppm至710ppm之間,全球GDP最高可能損失3%,如果盡快采取有效的減緩措施,那么對GDP的影響不大。如果現有的減緩氣候變化政策和措施不加以改進,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在未來幾十年內仍將繼續增加。如果在未來幾十年內不能及時采取行動,那么全球變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將堪比世界性大戰以及20世紀前半葉曾經出現過的經濟大蕭條。屆時,全球GDP的5%-20%都有可能灰飛煙滅。[7]我們等待的時間越長,減排的成本就越高。如果將減排的開始年度從2010年推遲至2020年,全球每年所需的減排量將增加一倍。
氣候變化不僅威脅經濟發展,而將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歐盟的一份報告指出,氣候變化將惡化現有趨勢、緊張態勢以及不穩定性。具體來說,氣候變化的威脅有以下七種:[8]
◆資源引發的沖突;
◆沿海城市及基礎設施面臨威脅;
◆領土損失和邊界爭端;
◆環境引發的移民;
◆社會逐漸衰落、激進行為日益盛行;
◆能源供應緊張;
◆國際監管壓力加大;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抓緊采取行動,世界各國將要付出的國防和安全成本以及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沖突成本遠遠大于減排成本。據聯合國估計,在其2007年所進行的全部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中,除了一項,其他全部都與氣候變化有關。
布萊爾報告提出了實現行動的體制和機制,并對全球碳交易市場的作用充滿信心。一個良好的全球碳交易市場將可以把減排成本降低50%。由于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成本是逐年分攤的,因此減排成本比我們想象的要低。根據布萊爾報告提供的數字,到2030年,美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邊際成本約為1.1萬億美元,但僅占同期計劃實際投資總額77萬億美元的1.5%。大多數邊際成本可以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步償付。歷史表明,對于成本的預測往往比實際成本要高。因為我們現在很難對碳價格或者技術革新速度等激勵措施的反應進行預測。比如,1988年,經濟學家對美國削減一半氯氧化碳(CFCs)問題所需成本預測為210億美元。但是到了1990年,通過兩年的蒙特利爾公約下的運作,削減100%CFCs的成本下降到了27億美元,比原先削減一半的預計成本降低了87%。[9]
中國有能力、有必要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1.中國有能力為應對氣候變化投資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就必須進行投入,甚至是長期的投入,這一投入比人們想象的比例相對要小得多。根據IPCC報告提供的數據,這一投資在各國大概只需要占到其年平均GDP的0.12%即可以從2015年起遏制全球變暖趨勢。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報告估計,為了防止碳排放量升至危險水平,到2030年前,全球每年需要支出GDP的約1.6%。從這一指標看,中國完全有能力也有財力來為應對氣候變化進行長期投資。
經濟增長率應盡可能保持在長期增長潛力范圍內(為9.3-9.5%之間),避免經濟過高增長,既可以防止經濟大起大落,又可以避免能源過度消耗,污染大量排放。“九五”時期經濟增長率為8.6%,雖然略低于長期增長潛力,但是能源消費總量增長率僅為1.1%,各類主要污染物明顯下降,但是2002年以來,GDP年均增長率達到10.82%,但是能源消費總量增長率為11.83%,主要污染物呈上升趨勢。這表明,在中國國情條件下,經濟增長過快,資源環境壓力過大,代價過大。[10]
在2020年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主要目標的設定當中,我們設想,從2006年至2020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7.5-8.0%,2020年的GDP相當于2000年的4.65-4.98倍,提前或超額實現GDP翻兩番的目標。到2020年單位GDP能耗進一步下降,主要污染物下降10到20%。[11]2030年之后中國能源消費量絕對數是有可能出現下降趨勢的。單位產出能耗減少一半;全國總用水量基本不增加,進一步降低農業用水比例,全社會對環境保護的投資占GDP比重由1.3%提高到2.5%,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減少1/3以上;森林覆蓋率達到23-24%。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投資領域之一就是大規模植樹造林。作為自然的碳匯來源,森林的減排潛力巨大。布萊爾報告援引多家機構的研究結果指出,每年有1300萬公頃、相當于希臘土地面積的森林遭到破壞,在熱帶地區還有2400萬公頃的森林在逐步退化。在2000至2005年間,僅僅巴西和印度尼西亞就占了全部森林損失面積的一半。森林的退化程度不同,但是根據千年生態系統評估情景,到2050年,在發展中國家將有2億至4億9千萬公頃的森林遭到破壞,這占目前總體森林面積的5%至12%。砍伐森林會導致顯著的溫室氣體排放,據估計到2000年這一數量為每年76億噸二氧化碳,這相當于全部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5%至20%。相反,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森林資源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從新中國成立時的8.6%,增加到目前的18.21%,森林蓄積量達到124.56億立方米,活林木蓄積量達到136.18億立方米,已經根本扭轉了“森林赤字”長期格局,成為“森林盈余”大國。在世界森林資源總體減少的情況下,中國的森林資源持續增長。中國人工林保存面積達到5300多萬公頃,占世界人工林總面積的近1/3,居世界首位,實現了森林面積和蓄積量“雙增長”。2000—2005年全球年均減少森林面積730萬公頃,而中國年均增加森林面積405.8萬公頃;全球人工林面積年均增加280萬公頃,其中中國年均增加148.9萬公頃,占全球人工林年均增量的53.2%。[12]
布萊爾報告估計森林減排的潛力區間從每年130億噸到420億噸二氧化碳不等,碳價格為100美元/噸二氧化碳當量或更低,其中更有一半可實現減排潛力成本低于20美元/噸二氧化碳當量。而全球自上而下的模型估算出的減排潛力為每年90至140億噸二氧化碳不等。根據中國國家林業局的數據,1999—2005年期間,中國是世界上森林資源增長最快的國家,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為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生態價值。中國森林固碳能力由20世紀80年代初的136.42噸/公頃增加到21世紀初的150.47噸/公頃。1980—2005年,中國通過持續不斷地開展造林和森林經營,累計凈吸收二氧化碳46.8億噸,通過控制毀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3億噸。2004年中國森林凈吸收了約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約占同期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8%以上。
2.發展低碳經濟是中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契機。
低碳經濟(lowcarboneconomy)既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之一。2003年,英國政府在《我們的能源未來——創造低碳經濟》的能源白皮書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所謂低碳經濟是以減少溫室氣體(GreenhouseGas,GHG)排放為前提來謀求最大產出的經濟發展理念或發展形式。由于溫室氣體主要由化石燃料燃燒產生,這種經濟亦稱低化石燃料經濟(LowFossilFuelEconomy,LFFE)。[13]在我們看來,所謂“低碳”強調的是一種區別于傳統的較高能耗、較多污染為代價的新發展思路。其次,所謂“經濟”強調了這種新理念根本上不能排斥發展、排斥產出最大化、排斥長期經濟增長。因此,廣義上,“低碳”可以被視為經濟發展在環境保護、節能降耗等方面新的約束條件。但是這類條件并非一味消極地限制和約束發展,而是可以通過與新約束條件相匹配的技術和制度,創造和擴大市場規模,激發人的創造性和盈利能力,從而促進發展。
低碳經濟的提出最初是源于發達國家對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擔憂。自從IPCC第四份氣候變化評估報告和《斯特恩氣候變化報告》[14]發表之后,低碳經濟已經被各國視為應對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挑戰的必由之路、可持續發展之路。至少在21世紀的100年時間,無論是富國(發達國家)還是窮國(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低碳經濟都是實現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共同方向。
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既是中國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國際壓力和重要契機,也是基本方向和重要動力。綠色發展將是21世紀中國創新發展模式,[15]既符合中國基本國情,更符合中國國家利益。[16]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家目標之一是:“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這是對十幾億中國人民的鄭重承諾。該報告還從全人類發展的視角提出,“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17]這是中國對世界六十多億人民的公開承諾。
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本質上說,就是從黑色發展模式轉向綠色發展模式。它包含四個相互關聯和互補的方面:一是建立資源節約社會;二是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三是大力提倡循環經濟;四是積極發展低碳經濟。特別是后者既是新生事物,更是新的發展方式。這是中國綠色發展與世界低碳經濟發展的大趨勢高度契合和融合。
主席在出席北海道八國峰會經濟大國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領導人會議時指出,觀察中國的排放問題,要注意以下三個因素:一是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還不高,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二是中國人均排放較低,人均累積排放更低,而且排放總量里很大一部分是保證人民基本生活的生存排放;三是由于國際分工變化和制造業轉移,中國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國際轉移排放壓力。[18]
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加速階段,1979-2007年期間我國工業增加值年平均增長率為11.6%,增長23倍。[19]但中國的工業化依然是典型的黑色工業發展模式,其最大的代價是能耗高、污染排放量大。2005年全國工業能源消費量為4.78億噸標準油,占終端能源消費總量的42%,遠高于1990年的比重(36%),大大高于發達經濟國家(OECD國家)22%的平均比重。[20]這與全國上上下下大搞黑色工業極為相關,形成了“村村冒煙”,“鎮鎮點火”,縣縣“工業強縣”,市市“工業強市”,省省“工業強省”。這既脫離中國國情,又違背世界發展潮流,人為地形成巨大的資源環境代價。
看起來,削減CO2對中國今后經濟發展形成巨大的國際外部壓力,特別是來自西方的壓力,但并不是因為“西方擁護我們就反對”,我們需要理性、客觀的、具有長遠的且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自身的長遠利益以及對全球造成的負外部性影響,積極支持帶頭執行全球減排倡議,并形成新的國際機制,創造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外部約束機制。這如同第十五屆黨中央所決定中國加入WTO并不是對西方國家的投降與屈服,而恰恰為中國創造了參與國際合作交流、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極好機會,為中國帶來長期的對外開放與全球化紅利。[21]基于中國自己的成功經驗,中國應果斷做出重大決策,加入全球減排前列,借助全球減排的國際壓力、發展低碳經濟的世界契機,優化國內產業結構,改組改造傳統產業,發展本國特色產業,促進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發展,提高服務業在生產結構和就業結構中的比重,實現國民經濟低碳化、社會消費低碳化。
參與重大國際規則制定,為世界做出綠色貢獻
1.應對氣候變化,參與國際氣候談判是中國第一次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重大國際規則的制定。
當前,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各國政治領導人的共識。現在爭論問題的焦點已經不是“是否”存在氣候變化,而是“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對中國而言,現在考慮問題的焦點已經不是“是否”參與國際氣候談判,而是“如何”獲得“話語權”,成為全球新規則的領導者之一。
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國際談判和國際規則制定對中國來說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這將是中國第一次以主動和積極的身份參與涉及世界發展新格局的國際規則的談判、博弈和制定。
回顧二戰之后的世界現展歷史,聯合國憲章和GATT(后成為WTO)確定了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期世界各國所遵從的基本國際政治和經濟規則。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新挑戰中,發展新經濟即低碳經濟,制定減排溫室氣體的新的國際規則,并為各國普遍遵從。其含義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不能以危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為前提,發展不僅要對當代負責,也要對歷史和未來負責。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偉大的崛起時代。這一崛起是以中國被動接受和遵從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既定國際規則為前提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已與1978年時不可同日而語。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道出了真言,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全球性大國,承擔著全球責任,在一系列關鍵的全球事務中(包括國際和平與安全,《千年發展計劃》,氣候變化,人類健康,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中國要積極參與,同聯合國保持合作。[22]
節約資源能源、保護生態環境、削減溫室氣體是中國崛起的自我約束,也是全人類的根本利益。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費國、SO2排放國,第二大能源消費國、CO2排放國;根據國際能源署(IEA)估計,2005年中國原煤消費量15.63億噸標準煤,占世界總量的37.6%,略比全部OECD國家總量(16.15億噸標準煤)少3.3%;2006年我國原煤消費量就將超過OECD的總量。2005年中國煤炭生產量為16.36億噸標準煤,為世界總量(41.54億噸標準煤)的39.4%。2005年中國SO2排放量為2600萬噸,根據IEA的預測,到2015年將增至3100萬噸。2005年中國CO2排放量為51億噸,僅次于美國(58億噸),排在世界第二位,2007年中國與能源有關的CO2排放量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排放國,到2015年,中國CO2排放量將達到8.6億噸,超過美國6.4億噸居世界第一位。[23]也就是說,中國在即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和二氧化碳排放國。荷蘭環境評估署(NetherlandsEnvironmentalAssessmentAgency,MNP)的二氧化碳排放報告將中國列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國,約占全球總量的24%,美國21%,歐盟15國占12%,印度為8%,俄羅斯占6%。[24]過度排放讓中國成為世界“眾矢之的”。面對愈來愈大的國際壓力、愈來愈突出的資源環境矛盾,中國不能在全球減排中作為被動者或挨打者,而應當成為主動者或主導者,不能作為搭車者或隨從者而應當成為領導者或帶頭者,積極主動的參與新的國際規則制定,既為國家拓展發展空間,也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造良好契機。只要中國不承諾、不履行,全球減排溫室氣體的目標就將成為泡影。
2.承諾減排義務,實現綠色崛起,為世界做出綠色貢獻。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發展低碳經濟對中國而言將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中國未來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場、生物能源市場、清潔煤市場、核能市場、碳交易市場、環保技術市場、低碳經濟體系、低碳制成品出口國和低碳技術創新體系之一。我們主張在國際氣候談判中,中國可以考慮對國際社會做出中長期減排承諾,承擔明確的減排義務。實施分階段、分步驟、分領域的減排目標。公開承諾減排義務將為中國創造巨大的潛在市場,而這一潛在市場現在是無法估計的。低碳經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中國應當以長遠的戰略眼光審視這一趨勢。
布萊爾報告指出了全球減排的路線圖,即:
◆到2020年–二氧化碳當量應達到峰值。
◆到2030年–年排放量應低于350億噸。
◆到2050年–年排放量應低于200億噸。
與此相對應,中國減排的路線圖可以分為“三步走”或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爭取在2020年之前,不晚于2030年,碳排放進入高峰期。
第二階段:2020年之后,不晚于2030年,實現碳排放的大幅度下降,達到1990年的排放水平。
第三階段:到2050年,實現碳排放總量下降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一半。
1990年,全球共排放了400億公噸左右的二氧化碳當量。目前,這個數字估計已達到550億公噸。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030年有可能達到600億公噸,而到2050年達到850億公噸。為了實現減少50%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在2050年之前使其減少至少于200億公噸。如果全球人口如預計的那樣達到90億,那么這意味著到2050年每人每年將平均產生2公噸左右的二氧化碳當量。目前全球平均數為8公噸,其中美國超過200公噸,歐洲和日本為100公噸,中國為6公噸,印度為2公噸。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性決策,而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決策;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國內戰略決策,而是一個涉及全人類的國際戰略決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國家積極參與減排并承諾減排義務將對其他國家產生很大的示范效應和道義感召,有利于后京都議定書時代國際減排規則路線圖的設定。可以說,中國實現綠色崛起的模式也將給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樣板,樹立了榜樣,這本身就是中國對世界的綠色貢獻。
五十多年前,高瞻遠矚地設想中國的世界定位:“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25]2007年,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向全世界宣布,到2020年中國要“成為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的國家。”[26]2008年6月2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公開表態,中國要“為改善全球氣候作出新貢獻”。[27]主席在八國峰會上闡述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時也表示,中國將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要求,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積極推動落實“巴厘路線圖”談判,為氣候變化國際合作作出更大貢獻。中國愿同國際社會一道,為推動世界實現和諧發展、清潔發展、可持續發展而不懈努力。[28]
那么中國對人類發展做出哪些重大貢獻呢?從過去三十年的歷史記錄表明,第一是對全球減貧的貢獻;[29]第二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三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進入21世紀,中國還需要對人類發展做出兩大新的貢獻:一是知識貢獻,到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到2050年建成世界最大的知識型社會;二是綠色貢獻,在發展中國家率先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成為世界最大的新增森林吸碳匯國家,到2050年,將其CO2排放量削減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到那時,中國才是真正意義上令世界具有親和力、做出更大貢獻的國家。
[1]UNDP:《人類發展報告2007/2008——應對氣候變化:分化世界中的人類團結》,/go/newsroom/2007/november/hdr-climatechange-20071127.en
[2]碳足跡(carbonfootprint),它標示一個人或者團體的“碳耗用量”。“碳”,就是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構成的自然資源。“碳”耗用得多,導致地球暖化的元兇“二氧化碳”也制造得多,“碳足跡”就大,反之“碳足跡”就小。維基百科(Wikipedia)的解釋為:Acarbonfootprintisa"measureoftheimpacthumanactivitieshaveontheenvironmentintermsoftheamountofgreenhousegasesproduced,measuredinunitsofcarbondioxide",即碳足跡是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對環境的影響,用單位二氧化碳來標示。
[3]八國領導人認為,只有世界各國,特別是所有主要經濟體都作出貢獻,才能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挑戰。但聲明同時也承認,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以及各國的能力,主要發達國家和主要發展中國家所要做的工作不同。關于發達國家,八國承認自己負有領導責任,認為每個成員國都應執行與自己經濟規模相當的中期目標,以達到絕對減排效果和在可能范圍內盡早停止排放量的增加。關于發展中國家,八國領導人再次確認要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的承諾,稱將對主要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資金及能力建設方面的援助以支持它們的減排計劃。八國領導人同時指出,為確保構筑有效的2013年后減排框架,在2009年底前應達成的國際共識中,所有主要經濟體必須以有約束力的形式承諾采取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新華社,2008年7月8日電。
[4]IMF,WorldEconomicOutlook:HousingandtheBusinessCycle,April2008.
[5]WilliamR.Cline,全球變暖與農業,《金融與發展》,2008年第3期,第27頁。
[6]TonyBlair,BreakingtheClimateDeadlock:AGlobalDealforOurLow-CarbonFuture.
[7]SternReviewo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www.hm-treasury.gov.uk/independent_reviews/stern_review_economics_climate_change/stern_review_report.cfm,Oct.30th,2006.
[8]高級代表和歐盟委員會提交給歐洲理事會的報告,Climatechangeandinternationalsecurity,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reports/99387.pdf
[9]TonyBlair,BreakingtheClimateDeadlock:AGlobalDealforOurLow-CarbonFuture.
[10]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歷年《中國統計公報》。
[11]胡鞍鋼:《2020: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57、59頁。
[12]國家林業局:《中國林業與生態建設狀況公報》,2008年1月20日。
[13]維基百科,/wiki/Low_carbon_economy
[14]SternReviewo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www.hm-treasury.gov.uk/independent_reviews/stern_review_economics_climate_change/stern_review_report.cfm,Oct.30th,2006.
[15]這一發展模式包括:規劃和建設綠色中國,制定全國生態區域規劃,提高全社會對環境保護的投資,用公共財政購買生態資本,進行生態建設,包括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退牧還林、風沙源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濕地保護、荒漠化治理等等,有效遏制生態環境惡化趨勢,這等于增加本國自然資本;創新和開發綠色技術,推行綠色標準,發展循環經濟,推廣清潔生產,利用綠色能源,發展綠色產業,依法淘汰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工藝技術和生產能力;鼓勵和倡導綠色消費,推廣綠色食品、藥品、家電、家居、汽車、住宅、建筑和社區,建設綠色城市;設計和實行綠色改革,完善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政策體系、評價體系、法律體系、補償機制;開展和推動綠色貿易,積極進口初級產品,等于增加本國自然資本,充分利用世界節能環保新技術,大力發展符合國際環保標準的產品出口,嚴防污染物轉移,主動進行國際間合作,遵守國際環境公約,大力改善全球環境。載胡鞍鋼:《2020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頁。
[16]我們認為,實現國家根本利益和目標包括五個方面: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經濟發展與經濟穩定;社會公正與人類安全;政治清明與社會穩定;生態平衡與環境保護。載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明主編《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頁。
[17]《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頁。
[18]中新社,2008年7月9日電。
[19]《中國統計摘要2008》,第23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20]IEA,世界能源展望2007。
[21]胡鞍鋼:《對中國加入WTO的初步評價:中國如何影響世界貿易增長格局(2000-2004)》,《國情報告》,2006年第6期,2006年1月12日;胡鞍鋼、門洪華:《對中國加入WTO的再評價:中國如何全面開放、全面參與、全面合作、全面提升》,《國情報告》,2006年第29期,2006年11月28日。
[22]《人民日報》聯合國2008年6月29日電。
[23]IEA,《世界能源展望2007》。
[24]MNP,”Chinanowno.1inCO2emissions;USAinsecondposition”,
www.mnp.nl/en/dossiers/Climatechange/moreinfo/Chinanowno1inCO2emissionsUSAinsecondposition.html
[25]:《紀念孫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載《文集》(第七卷),第15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6]《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頁。
[27]新華社北京2008年6月28日電。
[28]新華社北京2008年7月9日電。
[29]1820年以來,人類絕對貧困人口是持續上升的。直到1990年以后才出現下降趨勢。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規模大幅度下降以后,中國在1990-2005年之間首先實現了減貧三分之二。1978年至2005年,國家貧困線下的貧困人口數量已經從2.5億下降到2365萬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的減貧目標是:從1990年到2015年將每日人均開支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減少一半;從1990年到2015年將遭受饑餓的人口比例減少一半。而中國可能是發展中國家中第一個實現了極端貧困人口(指人均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比例減半目標[29]的國家,由1990年的32.9%下降至2005年的10%。此外,中國在消除饑餓、普及初等教育、減少兒童死亡率、提高孕產婦健康和改善基礎設施環境等社會發展指標方面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