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發展和東亞國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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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些年來，中國的發展道路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是一個熱門話題，也引發了許多爭論。作為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國家，中國在20多年的時間里以每年GDP（國內生產總量值）平均9％以上的增長速度發展，現在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按中國修正后的標準計算，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聯合國貿發會議去年把中國和美國并稱之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當然，無論從經濟實力和發展水平來看，中國遠不能與美國相比，也不能與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但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持續提升和作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動力之一，其意義是非常明顯的。前幾年還不斷聽到一種說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論調，現在這類危言聳聽的聲音少了，因為中國正在和平崛起已經是一個舉世都能看到的事實，而且是一個難以阻擋、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正如一位西方政要所說，每個人都試圖理解并接受（即所謂cometotermswith）中國崛起的政治和經濟涵義。中國崛起或者說中國因素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因為它關系到我們這個世界的發展和前途，所以這是很自然的現象，而圍繞著中國崛起存在各種分析和評估也很正常，人們都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力圖去理解或解讀中國崛起這個21世紀世界里的新事物。中國崛起走的是一條怎樣的道路，崛起的中國又會怎樣對待世界，或者說中國崛起對其所在地區和世界意味著什么？

按照國際關系研究中現實主義理論的解釋，世界歷史上每當新的大國崛起時通常會伴有激烈的沖突，霸權國家和新興大國圍繞著對國際秩序的控制進行權力爭奪乃至發生戰爭，這幾乎是國際體系發生重大變化時的一條“規則”。然而隨著20世紀后期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和冷戰的結束，我們看到，這派理論在解釋這個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時表現出了它的乏力和局限性，于是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國際關系理論流派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前者強調了國際關系中的合作與制度因素，后者強調了理念因素在國際關系互動中的作用。從學理層面而言，三派理論的解釋是很不相同的。比如，現實主義認為世界的無政府狀態是天生的，這種國際構成決定了大國權力和利益的相爭，因而戰爭沖突在國際格局大變動時期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義則認為由于利益的博弈，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仍然能夠實現。而建構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本身也是由國家造成的，是他們在社會互動實踐中建構起來的；他們并非一定建構成一種沖突的關系，也可以建構成合作的關系，或者和睦的關系。又比方講，我們現在經常說要尋找共同利益，但現實主義更關注的是利益的差異，并認為是客觀的、不可改變的，而建構主義認為對利益、甚至身份的認同是可以在互動的實踐中建構起來的。事實上，在我看來，這三派理論所強調的因素（權力、合作、理念）在現實的國際關系中都是存在的，要綜合起來考慮。我們承認權力因素的作用，但我們也承認合作因素和觀念因素的作用，它們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邏輯，否則我們就難以理解這個全球化時代日益復雜的國際關系。對中國崛起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只是囿于現實主義理論的傳統思維方式看問題，就難免失之偏頗，從理論上來說也落伍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不少就是以這樣一種不合時宜的片面邏輯為出發點的。其實，中國對自己發展道路的戰略選擇非常明確，這就是中國崛起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實現自身現代化建設的同時，致力于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崛起并非是孤立的現象。從較長時段上縱向來看，世界歷史上近四、五百年間全球力量結構可以說出現了三次巨大變化，第一次是歐洲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它們都用了數百年或至少二百年左右的時間。第三次是亞洲的崛起，才約莫半個世紀的光景，其中首先是日本、接著“東亞四小龍”和一些東盟國家，現在是印度和中國，這個過程仍在進行之中。所以我們說，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的繁榮也需要中國，中國的崛起顯然是東亞和亞洲崛起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再橫向看今天的世界，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作為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和中國一樣以自己的發展方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包括中國在內的一批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見證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今世界謀求和平和發展的潮流。因此中國的和平崛起，順應了當今世界的潮流并且是這個潮流中的重要一員。

二

下面我想圍繞著如何看中國崛起的和平發展道路問題談幾點想法。

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基于自身歷史經驗和國情的自覺選擇，它不是外部哪個國家

所強加的。2005年9月前美國常任副國務卿佐利克當時關于中美關系有個重要演講，意思是美國對華政策現已到調整的時候了，要從過去一直以來推動鼓勵北京融入國際社會轉變到“促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佐利克先生在這篇講話中對中美關系采取了比較務實的態度，實際上認同了中國正在和平崛起的事實。但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首先取決于對自己的定位：中國近代自鴉片戰爭以后的100多年時間里多災多難，飽受了列強的欺侮和戰爭之苦，一代代中國人前赴后繼的奮斗目標是實現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建立一個獨立自強、和平繁榮的國家；上個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努力尋求實現發展和現代化的道路，經過30年的艱苦探索，認識到封閉就要落后、開放才能謀求發展，而改革才能使自己選擇的制度保持生命力，因而在70、80年代之交終于確定了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可以說改革開放決定了中國此后的命運，也是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關鍵。歷經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實踐，中國的和平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基本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之后正在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方向努力。中國要解決占世界1/5以上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這是世界歷史上任何后起大國崛起時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這件事做好了，本身就是對世界一個了不起的貢獻。中國清醒地認識到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據有關統計，中國經濟總量不到美國的1/5，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美國的3、6％，日本的4％，在世界上排名100位之后。中國要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還面臨著許多復雜嚴峻的問題和需要進行長期的艱苦奮斗，同時要力爭一個和平和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所以中國國內今天有句婦孺皆知的話，叫做“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因此，了解了中國對自己歷史和現實的定位的看法，就可以知道為什么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可以說，這里面體現著推動中國前進的內在邏輯和深層動力。

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與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相一致，并且是當今國際體系的積極參加

者、建設者和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人們對于經濟全球化，始終褒貶不一，就中國而言，基本是把經濟全球化看成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一種趨勢，看成是中國實現經濟發展與和平崛起的重要機遇和歷史性條件，關鍵是如何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地把握好中國經濟體制的轉型及其與世界經濟體系的結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提供的各種有利因素，與主要國家和地區形成共同利益，推動本身的現代化建設。因此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經濟全球化造就了今天中國經濟的成功，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發展所必需的國際資源，可以通過全球化條件下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來獲得。各種數據表明，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跨國投資目標國和研發中心，也是世界上第三大貿易進出口國，世界公認的大市場之一。

在這種全球化的背景下，時代的主旋律是和平、發展、合作。中國對世界大勢和現存國

際體系的判斷是與時俱進的，改變了過去那種國際體系局外人和挑戰者的角色。一個國家可以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但無法回避它所存在于其中的國際體系，而且程度不同地既受益于同時又受制于這個國際體系。20多年來中國和平發展的歷程，實際上也是從逐步參與到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到目前為止，中國締結的國際多邊條約已達267個（1977年才29個），幾乎包括了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際公約，并覆蓋了國際社會多邊合作機制的所有領域。中國加入政府間組織以1998年為例已有52個，高出平均水平一倍，總共36個全球性政府組織中國參加了30個，和美國（31個）基本持平。正是通過加入國際組織和多邊條約，中國的和平發展從現存國際體系中獲得了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活動空間，爭取到了參與規則的制定和在國際事務中維護自身國家權益的權利和機會，同時承擔起責任，履行義務，以維護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應該說，中國實現自身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的普遍利益存在著一致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認為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規則都是公正合理的，霸權主義仍然是國際關系民主化、法制化的障礙，西方發達國家長期來在國際體制方面享有的主導權使其成為主要受益者，不少欠發達國家在國際競爭中也往往因處于弱勢地位而被邊緣化，并致使南北差距拉大。即使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也經常受到各種沖擊和隱患的困擾，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抱有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要求。在我看來，就對全球化而言，一些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反對的也不是它本身，而是當今全球化進程中所存在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消極東西。但是，中國并不試圖用破壞性的、革命的方式去打破現存秩序，這只會給國際社會和自身帶來災難。中國主張在維護國際體制合理內核和國際社會穩定的同時，通過協商與國際合作的方式，用漸進的方式來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缺失，使之朝著更為公正合理的方向前進。應當看到，國際體系變動的和平轉型，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愿望和人類的整體利益，在全球化時代條件下是可能實現的，這也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