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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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國際直接投資發展歷程的影響，以往國際直接投資的研究多傾向于從發達國家企業的視角進行。近年來，有關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實踐與理論研究不斷深入，并體現出與傳統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不同的特點。本文在對國內外文獻回顧的基礎上，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兩種視角進行比較分析，進而探討了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一、關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理論研究

企業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獲得迅速發展是20世紀中后期全球經濟最顯著的現象之一。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論研究的比較反映出實踐中存在的差異。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主要是從發達國家的視角出發進行研究，如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都闡述了在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降低營運成本是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獨特動機。其中，壟斷優勢理論以結構性市場的非完全性和企業的特定優勢為前提，認為市場非完全性是企業獲得壟斷優勢的根源，壟斷優勢是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內部化理論以Coase的產權理論為基礎，將制度分析推廣到國際范疇，認為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尋求交易費用的節約是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決定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應論則從寡頭之間的博弈行為來分析跨國公司之間的交叉直接投資行為；Caves提出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相互關系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短期巨大波動主要與匯率變化有關，強幣國的資本化率要高于弱幣國。因此，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強貨幣國家具有較高資本化優勢的廠商將向弱貨幣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以上理論較多關注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視了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Kogut提出了多國網絡理論假設，著重分析了企業通過跨國經營網絡所提供的營運彈性而產生的相對于東道國企業較多的優勢；Buckley和Casson指出，彈性不僅是公司戰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區位優勢的主要因素。根據多國網絡假設理論，國際化涉入效果的評估是通過衡量企業持有的具有價值的實質選擇權的組合；Doukas&Travlos主張，這些選擇權只能由跨國公司取得并運用，卻不能被投資人取得并買賣。因此公司的價值應該增加以反映這些選擇價值權的增加。由于這些實質選擇權數目的增加，跨國公司的價值應該隨著更高的國際化水平而增加。

從有關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理論的發展來看，內部化理論和多國網絡理論得到了國外諸多學者和文獻的支持。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隨著發展中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興起，研究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成果也逐漸豐富和完善起來。

美國經濟學家LouisR.Wells所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Wells認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在市場容量比較小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取得規模優勢，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主要競爭優勢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與母國市場特征密切相關的低生產成本及低價策略；二是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因此，即使是技術、規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技術引進、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等技術再生途徑參與國際直接投資。此外該理論還指出種族紐帶和保護出口市場也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點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英國經濟學家SanjayaLall進一步指出，盡管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為規模小、標準化和勞動密集型，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所以本質上不同于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源技術。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小規模生產條件、相似市場需求與相同收入水平國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優勢，這些優勢不僅可以帶動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甚至通過對成熟技術的創新還可以促進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

二、關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理論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伴隨著戰后跨國公司海外擴張的步伐發展起來的，隨著企業國際直接投資方式的不斷深入與多樣化發展，諸多學者陸續對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和研究。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美國學者VernonRaymond創建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該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Vernon認為，當產品特性基本趨于穩定，生產成本趨于下降時，從國內生產、國內消費進一步擴展至國內生產、海外消費，最終發展到國外生產、國外消費是有利可圖的。因此，企業生產地點的選擇會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發展有所變化，尤其是后兩個階段中國際直接投資將取代國際貿易成為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必然結果，從而繞開貿易壁壘，充分利用東道國當地相對較低的生產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產品創新——接近市場——通過競爭降低成本”三位一體的跨國投資模式，進一步完善了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這一模式修正了傳統國際投資理論，驗證了發達國家企業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對生產運作本土化戰略、產品差異與本土化改造及在東道國建立研發基地等從理論上進行了論證和歸納，探討了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國投資模式。

日本一橋大學小島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實踐為研究對象，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從而有利于利用東道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繼續原來的出口導向型生產，并進一步促進投資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小島清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雁行模式理論有密切的聯系。后者說明了在一個由發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組成的地區中，較先進的國家如何通過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日本學者山田榮作在比較美國和日本企業全球化過程時，依據Vernon學說把美國的企業全球化過程具體劃分為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在發展中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以及在發展中的外國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四個階段。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后，理論界有關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研究逐漸涉及到發展中國家。約翰·鄧寧提出和發展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這被看作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與OLI范式兩個方面。具體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即直接投資輸出減直接投資輸入之差)具有周期性規律，其間將經歷四至五個階段。第一階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只接受較少的國際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間，對外直接投資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凈對外直接投資呈負數增長。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在這一階段，本國吸引的國際直接投資量仍然大于其對外直接投資，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四階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時國家OLI范式中的優勢明顯，其凈對外直接投資必然呈正數增長，并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第五階段的凈對外直接投資額仍然大于零，但絕對值已經開始下降。與前四個階段相比，第五個階段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程度大大減弱，而更多地取決于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鄧寧指出，發展中國家從第二或第三階段開始，可以從本身的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出發，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Cantwell和Tolentino進一步從微觀形態研究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并提出技術累積——技術改變理論，從技術累積角度出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行為，從而把對外投資動態化和階段化。他們認為，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是一國生產、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方面具備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其技術累積效應的發揮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累積增長相關聯，即隨著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穩定提高和擴大，其國際直接投資流出不僅總量增長，而且速度加快、時間提前。同時，Cantwell和Tolentino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首先是在周邊國家利用種族聯系進行直接投資；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最后，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為獲得更為復雜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

小澤輝智的動態比較優勢投資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對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國際直接投資三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為了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發展中國家應從純吸引外資轉變為向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單純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國際直接投資轉型；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該理論不僅強調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以不同模式參與跨國投資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體的選擇原則和實現步驟，進一步豐富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比較

綜上所述，國外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一般會因母國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兩種視角。以20世紀80年代為分界線，之前的理論更多的關注發達國家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之后的視角則逐漸延伸并適用到發展中國家。

（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比較

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在投資動機方面更為關注全球市場與比較優勢，對此，國內學者趙景華認為，跨國公司依其動機不同可劃分為市場開拓型、生產基地型、資源獲取型、知識提取型、風險規避型和利潤重心型六種不同類型。馮雁秋也把國際直接投資分為優勢型FDI和學習型FDI兩類。優勢型FDI是以發揮相對競爭優勢、轉移邊際產業、促進國內產業調整為目的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的國際企業。學習型境外投資是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企業。

（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比較

從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來看，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與OLI范式兩個方面。發達國家多處于第四或第五個階段，國際直接投資增長迅速，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較為普遍。發展中國家盡管從第二或第三個階段進行基于OLI范式的國際直接投資，但其凈直接投資仍為0或負數。對此，國內學者劉紅忠、高敏雪和李穎俊、儲小俊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統計數據，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趨勢分析和模型分析，驗證了中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二階段而非按GDP對應的第三發展階段，并指出中國企業目前應該大力發展國際直接投資。

此外，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進行跨國投資，并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逐漸實現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因此其投資區位的發展順序往往與發達國家呈相反的態勢。

四、對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啟示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時間較晚，深度和廣度也相差甚遠。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和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際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一）加快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

近幾年來，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發展很快，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流量最大的國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國際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簡稱存量）906.3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750.2億美元。

可見，單就總量而言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凈額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如果考慮到GDP因素，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著顯著差距。2006年，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這與我國的經濟大國地位并不相稱。因此，進一步加快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該領域的重點。

（二）識別并利用多國網絡的營運彈性

根據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市場的不完全性能夠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更多的系統化優勢，因此對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的關注能夠顯著降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時，中國企業必須重視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這種營運彈性主要包括：通過不同國家間的資源轉移、決定某些生產要素的輸入來源以及利潤分配的地點，而在不同的部門間或具有市場不完全性的國家間產生的套利能力。從2005年開始，中國對拉美地區的直接投資開始超過亞洲地區其他國家，躍居第一，占流量總額的52.6%，投資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就能說明這一問題。另一方面，2006年我國企業90%的非金融類投資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從區域分布看過于集中，不利于更為廣泛的利用全球區位優勢，也限制了通過多國網絡營運彈性來獲利的能力。

（三）選擇穩健的國際直接投資運營策略

一般來說，企業海外投資的目標市場往往從鄰近國家開始，然后依據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文化差異以及地理位置遠近等因素依次向外擴散直至最遠和差異最大的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更重要的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投資區位拓展為基礎實現階段性發展。

隨著我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較快發展，企業境外投資的行業分布已經十分廣泛，但2006年，采礦業、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投資所占比重仍相對較大，制造業、科研和技術服務以及地質勘察等行業的投資比重仍有待提高。我國企業應該遵循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規律，逐漸從關系依賴型、資源依賴型走向技術依賴型，且其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也應實現逐步升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