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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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經濟和諧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內在要求。經濟和諧的基礎是產業和諧，產業和諧與當前我國經濟轉型戰略以及產業結構調整的大勢相契合。本文通過運用經濟和諧理論與外部性理論來闡釋和完善產業和諧思想，以期為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一種新的理論視角。

關鍵詞：外部性經濟和諧產業和諧

構建和諧社會需要以經濟的和諧發展作為基礎，換言之，“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中”（卡爾•波蘭尼，1940），因而經濟和諧與社會和諧是相統一的。產業既是“生產同類或有密切替代關系產品、服務的企業集合”，又是國民經濟以某一標準劃分的部分。實現經濟社會的和諧就離不開產業的和諧發展。本文運用經濟和諧理論與外部性理論闡釋和完善產業和諧思想，旨在為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一種新的理論視角。

經濟和諧理論溯源

“和諧”一詞，古時起源于音樂合奏，笙、竽、管、弦等各種樂器共同演奏同一樂章，各種聲色音調，必成于和諧，敗于濫調。“和諧”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的瑰寶?！吨芏Y》就有“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之說。當前，“和諧”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最為關注的字眼之一。所謂和諧，是指事物發展處于協調、均衡、有序的狀態。而和諧社會，即是指社會各要素處于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狀態。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和推動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發展的時代主題。簡言之，我國致力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涵蓋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而要實現整個社會系統的和諧，就必須使系統內的各個子系統之間都達到和諧。按照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與經濟是統一的整體，經濟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核心。沒有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就談不上和諧社會的建設，可以說，經濟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內在要求，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西方的經濟和諧理論發端于19世紀中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利益和諧的理論。經濟和諧術語最初出現在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的著作中，他從宇宙的和諧秩序推論出經濟分配規律的和諧性，并指出資本積累是經濟和諧的首要因素。而法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巴師夏在《和諧經濟論》一書中對經濟和諧作了更加系統的論述，并宣稱“一切正當的利益彼此和諧”。當然，這些理論為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和諧大唱贊歌，實在有粉飾太平的嫌疑，難怪會被馬克思所批判。之后，古典經濟學家的經濟和諧理論逐步擺脫了“自然和諧論”而代之以新古典經濟學家“作為最大滿足的和諧理論”。在馬歇爾和威克塞爾看來，“和諧理論”指的就是福利經濟學。此外，以歐文、圣西門、傅立葉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從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角度，系統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的階級對立和矛盾，提出了許多改革措施，這些思想可以看作另一種經濟和諧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認為空想社會主義的部分思想包含著很多“關于未來社會的積極主張”。當然，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則是更高層次的經濟和諧思想，至今仍然對我國建立和諧的經濟社會具有強大的指導作用。雖然，馬克思在其經濟理論中并沒有直接提出經濟和諧理論，但在其經濟理論體系中無不閃爍著經濟和諧思想的光芒。馬克思理論所揭示出的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而剩余價值理論表明隨著資本積累、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會導致無產階級的貧困。另外，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理論論述了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即只有各生產部門之間、生產與消費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地實現。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活動是分散的，這種比例關系經常遭到破壞，導致商品及其包含的剩余價值實現困難，從而引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是較系統地從結構的角度來討論經濟和諧。在揭露了資本主義種種不和諧現象的同時，馬克思還揭示了其內在的原因，即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為了克服這些不和諧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未來社會提出了許多科學的構想，并描繪了人類追求和諧社會的美好藍圖。

而今，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認真審視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情況，提出了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發展目標。這是一種立足于現實并且升華了的“和諧的經濟發展觀”，即在經濟發展的框架與動力系統中，根據經濟發展的總體要求和具體環境在驅動經濟發展的各要素及其組合之間進行平衡與協調，使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保持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產業和諧是經濟和諧的基礎

實現經濟的和諧發展，需要綜合考量各經濟要素之間的協調性。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經濟發展是一國從落后狀態進入先進狀態。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30年的光輝歷程，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市場化程度迅速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有學者分析指出，我國2008年人均GDP有望達到3000美元。而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后，經濟社會生活會出現一些新特征：經濟結構上，三次產業優化升級，服務業將加快發展，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都會明顯提高；消費結構上，更加注重生活質量，消費呈現多樣化，社會事業將全面發展；社會結構上，生活寬裕人群將成為社會主體，社會總體收入分布形態向“橄欖型”轉變。

不過，以GDP增加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恰如以體重增加為健康核心任務的生活方式，不斷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質疑。傳統的GDP測度允許將自然資源存量（像森林和漁業）的消費看成是當前收入，卻不對相關自然資本財富的損失進行任何補償，這實際上鼓勵了許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出售長期資本資產來實現誤導性的較高增長率，而這種類型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另外，單純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政策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遇到的瓶頸也為后續發展帶來了諸多的不利影響和問題。我國經濟在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之后，自身也積累和滋生了許多阻礙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如城鄉環境惡化、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能源短缺日漸嚴重、區域發展水平拉大、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勞動力素質（尤其是高技能勞動力）短缺等。這些現實狀況表明僅僅基于經濟的社會構架（GDP-basedlegitimacy）是非常脆弱的（薛立，2008），“經濟增長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或永久的自然進程”（羅伯特•艾爾斯，2001），不受限制的增長是不適當的。當然，任何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都難免會出現外部不經濟的現象和問題，比如，經濟的高增長所造成的諸如公害嚴重、社會問題以及國際經濟摩擦等不良后果在上個世紀70年代“高度成長”的日本經濟中同樣存在（楊治，1985）。正是應對這些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我國確立了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實現和諧發展的要求，即“轉變增長方式，提高發展質量，推進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諧已經成為時代的符號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