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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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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收外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截至2006年底,全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超過7000億美元,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近200個,世界500強企業約480家在華投資,外商投資設立的各類研發機構超過750個。據聯合國貿發會議調查,我國仍是對跨國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

          論中國“利用外資的成效問題”

          “利用外資”的成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收外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截至2006年底,全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超過7000億美元,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近200個,世界500強企業約480家在華投資,外商投資設立的各類研發機構超過750個。據聯合國貿發會議調查,我國仍是對跨國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

          吸收外資成就舉世矚目

          自1991年起,我國已連續15年位列發展中國家吸收外資的第一位。近年來,利用外資結構不斷得到優化,高附加值、高新技術行業逐漸成為外商投資的熱點領域。

          “十五”期間,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超過2861億美元,是“九五”期間的1.34倍。5年間,占全國企業總數約3%的外商投資企業上繳稅收22384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22%,占同期全國稅收總額的比重從2001年的19%提高到2005年的近21%;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約30%;進出口年均增長34%,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55.1%,其中高科技產品出口額由2001年的378億美元增至2005年的1920億美元,增長了5倍,占同期全國高科技產品出口總值的86.2%。2005年底,現存注冊的28萬家外商投資企業,直接就業人員超過2500萬人,占全國城鎮從業人口的比重超過10%。

          改革開放27年的實踐證明,吸收外資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效彌補了我國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促進了國內技術進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動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培養了大批人才,增加了國家稅收,加速了對外貿易發展,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通過吸收外資,促進了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和法律體系的建設。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是我們始終堅持的基本方針。

          “利用外資”所面臨的問題:

          當前吸收外資工作中也存在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

          一、一些地區在招商引資方面仍存在重規模、輕質量的情況。將吸引外資和GDP增長一同作為政績考核指標層層下達,在吸收外資方面有一定盲目性,也存在區域間惡性競爭、不計成本招商、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濫用優惠政策等現象,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近兩年,由于利用外資基數大,以及國內煤電油運出現全面緊張等不利因素,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增幅趨緩,2005年比上年下降了0.5%。今年1至5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同比下降4.73%;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增長2.78%。5月當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了7.86%。

          雖然今年前5個月全國實際利用外資有所增長,但發展不平衡,有的地區增長,有的地區下降,還有的地區下降幅度較大。

          面對這種情況,一些地方出現了“引資熱”。南方某市今年前四個月協議和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都有所下降,但該市最近卻專門召開了動員大會,把全市利用外資的任務在5億美元的基礎上上浮了20%,而前4個月實際利用外資還不到1億美元。該市市委書記在會上說,今年利用外資6億美元的考核目標是不可更改的;該市副市長在會上表示,衡量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的經濟工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要看能不能抓好利用外資工作。

          這種不顧實際情況,層層下達高指標,盲目追求利用外資數量的現象,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為了完成指標,一些地方給予外商超出國家規定的種種優惠;一些地方對外商投資項目免收土地出讓金;一些地方對外商投資企業在稅收上先征后退;一些地方甚至不顧國家政策規定,引進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項目,不僅占用了大量耕地,還破壞了環境和自然資源。

          這種做法違背了利用外資的根本目的,把引進外資金額變成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成了新的“政績工程”。

          商務部權威人士稱,連續十幾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都在500億美元至600億美元之間,處在一個比較高的基數,要繼續有較大幅度增長是不現實的。

          有關人士指出,目前我國利用外資工作的重點在于提高質量和水平。要重點鼓勵外商投資高科技產業、現代服務業和現代農業。吸引跨國公司把更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和研發機構轉移到我國。

          利用外資比較集中的廣東、上海、北京等地,最近都制訂了“十一五”利用外資的規劃。上海市提出,未來5年上海吸引外資在保持規模和勢頭的前提下,將把重點放在促進城市創新體系建設、強化“總部經濟”功能效應、承接國際高端產業轉移和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三個方面。北京、廣東也根據自身特點,將利用外資的重點放在提高質量和水平上,而不是追求數量的增長。

          利用外資對于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促進就業和增加稅收,有著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利用外資一定要因地制宜、實事求是,決不能層層壓指標,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

          二、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仍需進一步優化。外資仍然集中在制造業領域,服務業吸引外資的比重較低;外資集中在中低檔加工制造環節,研發特別是原創性的研發投入較少;部分外商投資于高消耗和污染性的項目,不利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近一兩年,外資更是通過多種渠道進入中國。很多人認為,這是人民幣升值預期背景下,國際游資的投機行為。但我們不能忽略的一些事實是,在一些傳統領域和新興行業,外資正在有計劃地“跑馬圈地”,占領產業制高點和控制權。

          《瞭望》新聞周刊調研發現,我國與跨國公司的合作,從原來的接受其生產性投資,逐步發展到以并購形式吸納其直接投資。專家預測,中國未來5年內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并購市場。我國企業被外資并購的“高峰期”即將來臨。

          面對這一狀況,我們準備好了嗎?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的話發人深省:“我國很多行業的發展戰略是模糊的,而虎視眈眈的跨國公司的戰略卻是清晰的。”

          國內產業界對外資的審視,開始摻進越來越復雜的心態。

          外資并購提速

          2007年3月,美國聯邦快遞宣布完成收購我國大田快遞全部股權。此前,美國UPS已經獲得我國23個區域內的國際快遞業務的直接控制權;2006年荷蘭物流業巨頭TNT全面收購了我國最大的民營物流企業華宇物流。我國的知名企業經營多年積累的網絡資源,選擇了轉讓給外資,在業界引起很大震動。

          生物醫藥領域,由于國內產業投資基金發育滯后,缺乏產業保護機制,不少新藥研發企業最后的創新成果都被實力雄厚的外資摘取。上海某生物技術公司歷時11年研發的新藥材腎參,即將獲得國家新藥證書,但由于資金問題,逐步被外資收購,中國資本最后僅剩10%。僅在上海張江藥谷,已有4個有望誕生國家一類新藥的中小企業被外資參股或控股,20多個新藥被外資后期介入。

          一個不容忽視的潮流是,跨國公司開始將全球戰略重心轉移至中國市場,并購逐步成為跨國公司重要的全球經營戰略。以全球工程機械行業巨頭美國卡特彼勒公司為例,其2003年全球銷售總額為226億美元,而在華業務收入僅占2.2%。從那時起,卡特彼勒開始將全球戰略重心轉移至中國市場,決心在十年內投資100億美元“整合”中國的工程機械行業。2005年之前卡特彼勒在華投資的基本方式是參與國企改制,現在則是全面出擊進行并購,瞄準的正是徐工、廈工、柳工等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骨干國企。

          種種跡象表明,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國有企業改革和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以及開放領域進一步擴大,中國企業正在成為國際投資者眼中的“香餑餑”,外資對國內企業并購的速度在加快。這其中有多種原因。

          首先,隨著我國市場準入條件進一步放寬,外資在華并購的技術障礙不斷解除。近年來,我國不斷擴大外商投資領域,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法規與實施細則,如《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外資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關于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的通知》《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合并與分立的規定》等。外資的并購對象從“中資”擴展到“境內企業”,解決了民營企業吸引外資的所有制障礙。

          同時,隨著我國股權分置改革的推進、并購投資的退出機制不斷完善以及更多境外機構投資者獲準進入資本市場,上市公司的市場估值水平和并購成本進一步降低,外資通過資本市場實行并購的技術障礙已基本消除。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成長起一大批有價值的企業,它們擁有較為先進的生產技術、良好的設備、國內市場營銷渠道、優質品牌等。并購這些企業能夠使外商獲得最大的產業協同效益,對跨國公司構成極大的吸引力。

          對國內企業來說,獲得企業轉讓收入、緩解企業擴張所需巨額資金壓力,是大股東主張接受外資并購的主要出發點。沈陽機床集團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大量債務,通過債務重組和資產整理,負債率降至60%左右,但仍背負較大的還款付息壓力。今年6月9日,持有沈陽機床集團100%股份的沈陽市國資委與美國加納基金簽訂框架協議,向后者出讓沈陽機床集團30%的股份。加納基金攜20多億元資金進入沈陽機床集團,短期內將使這家企業資金緊張、債務沉重的狀況明顯改善。

          競爭壓力也迫使一些企業接受外資并購。近年來,我國涂料市場受到成本上漲、洋品牌擠壓、國家宏觀調控等多方面因素牽制。巨大的競爭壓力下,2006年,我國民營涂料業的龍頭老大——廣東華潤涂料有限公司80%的股權被美國威士伯公司以2.81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此外,我國一些產業自主整合面臨體制障礙,如工程機械領域的廈工、徐工、柳工等,這給外資并購提供了機會。

          外資并購“潛規劃”

          中國行業協會商會網專家委員會主任張經告訴本刊記者,國外的并購投資者主要分為產業投資者與金融投資者。產業投資者來的基本路徑是先參股、后控股,或者直接控股,但最終目的是將利潤轉移出中國。而金融投資者來主要是靠低價買入有潛力的公司,再高價賣出獲利,投資期限一般不超過五年。“出手”的途徑主要有三種,一是運作上市;二是轉手賣給產業投資者;三是由企業自身回購。

          對于獲得控制權的外資企業來說,轉移利潤是其在華戰略的重點。其主要方式無非是通過技術轉讓費或引進關鍵零部件,將在華利潤甚至銀行貸款轉移到其國外總部。

          廈門唯開手機的前身是廈門中橋通訊設備有限公司(簡稱廈門中橋)。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廈門中橋已是我國傳呼機市場的老大,并拿到了當時緊俏的GSM手機牌照。

          2001年,廈門中橋總經理因虛開增值稅發票騙取國家出口退稅被立案調查后外逃。韓國手機電池生產商——唯開株式會社借機將廈門中橋并入旗下。在隨后的幾年時間內,利用廈門中橋幾千萬元的可抵押資產到當地中資銀行貸款近1億元。在此基礎上,唯開手機的韓國籍法人代表李相澈以個人信譽為擔保,向中資銀行貸款約4億元。

          然而,在不到5年時間,唯開手機從年銷售額達9億元的黃金經營期一下子掉入了資金黑洞,資金鏈徹底斷裂。如今近5億元銀行欠款、數千萬元的拖欠貨款、數百名員工的解聘等“爛攤子”被丟給了廈門市政府,韓國籍法人代表李相澈逃之夭夭。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在韓國名不見經轉的唯開株式會社,在進入中國的幾年時間內,其韓國總部在首爾價格不菲的地段竟蓋起了一棟高級寫字樓。

          公司內部的知情人士告訴本刊記者,唯開手機的原材料采購都由韓國總部負責,其采購價格大大高于這些原材料本身的價值。由于國內手機行業通常是經銷商先付款后提貨,因此“唯開手機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吸納大量的經銷商貨款”。此外,唯開在廈門各大銀行大量貸款,總額近5億元。中國銀行廈門分行等7家中資金融機構遭受重大損失。

          與產業投資者不同,金融投資者不斷追求利益最大化。深圳證券交易所辦公室徐良平說,一旦合資企業上市無望,金融投資者往往將企業賣給較具資金實力的海外產業巨頭。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投資者一般也是從參股到控股,其中中方股權分散往往使得金融投資者有機會全面收購。福建南孚電池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

          1999年南孚在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幫助下,找到摩根斯坦利作為新的投資者。南孚電池最初的四大國有股東:南平電池廠、香港百孚公司、福建興業銀行、中國出口商品基地建設公司福建分公司以南孚69%的股份作為出資,外方以1500萬美元作為出資,合資組成中國電池有限公司。其中,中方占51%股份,外方占49%股份。但是,中方股權分散,四大國有股東分別持有少部分股份。

          當時,南平市政府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通過這些運作,南平市得以引來外資;另一方面,南孚今后通過上市解決未來融資問題。因此,中方依然能夠控股南孚電池。然而,正是這次看起來“無懈可擊”的合資為南孚電池埋下了苦種。

          合資公司成立不久,百孚公司出現巨額虧損,向摩根斯坦利出讓了中國電池8.25%的股份;接著,摩根斯坦利收購了原屬中國出口商品基地建設公司福建分公司的股份;2002年,摩根斯坦利通過增資又獲得了部分股份,最終控股南孚72%的股權。

          由于種種原因,南孚電池上市困難重重。在進入南孚四年后,摩根斯坦利急于套現。最終,摩根斯坦利在2003年以1億美元的價格將南孚電池賣給美國吉列集團。兩年后,美國寶潔集團又以57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吉列全部股份,成為南孚電池的新東家。

          南孚電池至此經歷了一次從金融投資者到產業投資者的轉賣。去年10月,寶潔公司要求將南孚電池賬戶的7億元人民幣存款,從中資銀行轉入外資銀行。并企圖違反與南平市政府的承諾,欲以大股東的身份,在南孚公司分紅,而不是把南孚的利潤留在南孚進行再投資。由于南平市政府堅決反對,才暫時阻止了寶潔公司的計劃。

          專家們擔憂的還有,國際游資正在借“中國概念”圈錢炒作。在跨國公司參與國內企業并購時,國內企業往往要在產業投資者和金融投資者之間選擇其一,一些大型企業出于避免同業惡意并購等原因,往往選擇與金融投資者合作。但一些金融投資者并購我國企業,說穿了就是包裝后轉手出售,通過資本運作套現獲利。

          值得重視的是,國內一些行業龍頭企業與金融投資者的并購協議中,往往附加了一些“保護性條款”,如一些并購案中,明確規定納稅地不變、管理團隊不變、品牌不變,同時要求合作方投資擴大生產等,希望借助合作提升企業國際化水平和滿足資金需求。但這些“保護性條款”往往難以得到真正落實。

          無錫威孚是國內油嘴油泵行業排頭兵企業,但與德國博世公司合資后就被要求只能生產歐Ⅱ以下的產品,不能開發與生產歐Ⅲ產品。在被并購前,南孚電池已經打入國際市場,可現在,為了“避免”和母公司爭奪市場份額,南孚不得不改變經營方針,完全停止了產品出口。

          外資掌握了多個產業的控制權

          擁有資金、管理、技術等優勢的外資的進入,對推動國內經濟發展,帶動相關行業的產業升級起到了多方面的積極作用。但同時,由于缺乏戰略防御機制等原因,我國許多領域的產業控制權實際已經易手,產業升級的成果也為外資摘取。一些企業甚至放棄了苦心經營多年的自主研發平臺,淪為外資的加工車間。

          隨著外資在國內戰略并購和“獨資化”趨勢的加劇,這一現象更顯突出。在電腦操作系統、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等行業,產業控制權幾乎都在外資手中。一些行業盡管發展迅猛,但由于核心技術、標準都在跨國公司手中,出現了全行業為外資“打工”的現象。

          另一方面,外資并購、合資的“市場替代”效應值得反思。國內市場份額曾高達95%、全國惟一能生產大型聯合收割機的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1997年與美國約翰迪爾公司合作后,2004年成為美方獨資公司。至此,約翰迪爾完成了對原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在我國農機領域的市場替代,我國也失去了在大型農業機械領域的自主發展平臺。

          這種市場替代,往往伴隨著中方企業多年培育的品牌和研發平臺的喪失。日本松下在與當年中國空調領域的著名企業萬寶集團的合資中,松下有空調壓縮機技術優勢,萬寶有國內品牌、市場優勢,但到今天,松下空調已經從零做到200多萬臺,而后者已從市場消失。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認為,在我國一些領域,外資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產業控制,并且控制程度在不斷加深。他舉例說,國內柴油燃油噴射系統最大的廠商無錫威孚,2004年與德國博世合資由德方控股后,長期培養的技術中心被撤銷合并,技術人員全部被吸收進合資企業,使威孚失去了核心技術和產品開發主導權;在博世控制了銷售渠道后,隨即將P型油泵產品在中國市場的價格提高近90%。

          市場替代的惡果更重要的是對行業創新能力的大幅削弱,導致一些企業掉入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條分布的底端。曾在我國電機行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連電機廠和大連第二電機廠,上世紀90年代分別與外資合作后,幾年之間外資便完成了從“做虧”到“獨資”的全過程。國企解困的初衷不僅沒有實現,一度引領國內中小電機技術進步的自主研發平臺也被瓦解。

          三、外商投資區域布局不平衡。中西部地區吸引外資占全部外資額的比重僅為13%,東部沿海地區仍是我國吸收外資的主要地區,如不能有效改變這一狀況,將有可能加大我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一些地區在招商引資方面仍存在重規模、輕質量的情況,將吸引外資和GDP增長一同作為政績考核指標層層下達,在吸收外資方面有一定盲目性,也存在區域間惡性競爭、不計成本招商、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濫用優惠政策等現象,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如何“有效利用外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收外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截至2006年底,全國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9萬多家,各類研發機構超過750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超過7000億美元,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近200個,世界500強企業約480家在華投資。自1991年起,我國已連續16年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資首位。在新的形勢下,要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的要求,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著重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調整和優化外商投資結構,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改善吸收外資綜合環境。今后一個時期,要按照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水平,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不斷優化利用外資結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結合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經濟發展需要,適時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鼓勵外資重點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和節能環保產業。注重引進高附加值、高輻射力、低能耗和處于產業高端的外商投資項目,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引進核心技術,擴大技術溢出效應。加強原材料、零部件本地化配套,延長增值鏈條。嚴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和國內產能過剩的外資項目進入。穩步推進服務貿易對外開放,鼓勵跨國公司來華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和培訓中心,在技術、信息、管理和營銷等方面實現向現代服務業轉變。推動外商投資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促進傳統產業的改造和技術升級。

          二、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積極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積極穩妥地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擴大服務業利用外資比重。引導外資投向附加值高的金融、物流、信息技術、軟件及技術研發等現代服務業。抓住國際服務外包發展機遇,進一步完善鼓勵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政策,加速培育中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和服務外包企業。鼓勵跨國公司將我國作為其服務外包業務的重要承接地。

          三、改善外商投資區域分布,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落實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的各項政策,積極引導東部地區重點吸引資金和技術密集度高的外商投資項目,加速推進有條件地區“騰籠換鳥”,鼓勵部分發展成熟的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業、加工貿易向中西部梯度轉移。繼續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利用外資的支持力度,及時修訂《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扶持中西部地區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鼓勵東部地區外商投資企業向中西部地區再投資,進一步擴大中西部地區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對外開放的領域和范圍,適度放寬外資準入條件。繼續辦好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加強對中西部地區特別是部分欠發達地區的投資促進援助工作,在信息交流、項目推介、技術培訓等方面給予支持。推動東中西北部加強協作,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機制創新和產業升級,促進中西部及東北地區承接產業轉移,深化沿邊開放政策。發揮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龍頭和示范作用,促使吸引外資能力較強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逐步從生產制造向研究開發、現代流通等領域拓展,充分發揮集約和帶動效應,提高利用外資質量。

          四、進一步促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增創新優勢。繼續發揮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在新形勢下的龍頭示范作用,促使開發區逐步從生產制造向研究開發、現代流通等領域拓展,引導和鼓勵開發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節能環保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力爭再形成若干外資密集、內外結合、帶動力強的經濟增長帶。

          五、健全相關法規制度,引導和規范外資并購。從全球范圍的國際直接投資看,以并購方式投資的所占規模超過70%,在我國吸收外資中,跨國并購所占的比例約占5%左右,外商直接投資仍然是我國吸引外資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們要適應全球跨國并購加快發展的趨勢,抓住跨國并購給我國承接產業轉移和創新吸收外資方式帶來的機遇加快發展;同時要更加注重完善政府監管,鼓勵公平競爭,引導和規范外資并購健康發展,防范壟斷并購,保持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控制力,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近年來,隨著全球產業結構的轉移,發生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并購份額日益擴大。能源生產、機械制造、食品消費品生產、商業、金融服務業成為外資并購的重要領域。一些跨國公司對中國一些重點企業實施并購,激起了業界關于外資并購是否會危及國家安全的爭論。

          2006年,中國有關部門出臺《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規定對惡意的外資并購進行審查和監管。2007年8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反壟斷法》,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對外資并購國內企業或者以其他方式參與經營者集中,涉及國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規定進行經營者集中審查外,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國家安全審查。”該法將外資并購中的壟斷行為納入了規制范圍。

          《反壟斷法》的出臺,一方面有利于保護市場競爭、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另一方面,通過以法律的形式規范競爭,對正常的外資并購并不會產生負面影響,相反會促進更為成熟的市場的形成,創造出更加完善的投資環境。

          一般來說,市場經濟國家都極力推崇自由競爭,由市場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而壟斷恰是自由競爭之天敵。美國和歐盟都將反壟斷作為企業并購立法制度的核心和首要任務。歐美對并購是否應受到控制進行審查的主要標準,是美國的嚴重損害競爭和歐盟的市場支配地位。這兩種標準原則上無實質性的區別,這兩種標準追求的是同一目的,即防止人們不期望的市場權力的出現。如歐盟法院認為:“具市場支配性地位的企業,通過并購手段加強該地位,導致并購行為發生前存在的市場競爭被消滅者,就構成了違法。”因此,我國在《反壟斷法》中對外資并購予以規制,不僅體現了對市場競爭機制的維護,而且對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反壟斷法》為我國在外資并購過程中的反壟斷和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整部法律對外資并購進行規制的法律條款只有一條,有必要在具體實施的實施條例或者實施細則中完善對外資并購中的審查程序和事后監控制度。

          首先,可以借鑒歐盟并購法律程序,充分發揮行政程序法中的公告作用,引導社會公眾參與并購目的。通過公告,讓相關利害關系人有途徑了解并購的情況,一旦有不合理或違法之嫌,利害關系人有權提出異議、有權提出實質審查的請求。實質審查程序由申請人在公告的法定期限內提請予以啟動,有利于審查程序的透明度。

          其次,對于外資并購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所進行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應進行實時監控。一方面,應建立并購的外資定期報告制度,規定并購后的外資企業須向有關部門報告其并購后的經營狀況、產品銷售情況、市場占有率等,并就有關的質詢向負責審查的部門作出回答。另一方面,要定期對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進行市場占有狀況評估,確定是否存在壟斷,是否存在國家經濟安全隱患。

          只有以《反壟斷法》作為法律依據,加強外資并購中的事前審查制度和事后的監控制度,才能更好地順應外資并購的趨勢,擴大外資并購的規模,規范外資并購的行為,發揮外資并購的作用,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平穩迅速發展,實現互利共贏。

          《反壟斷法》主要規制的是外資并購中的反壟斷問題,而壟斷與國家產業安全、經濟安全并不完全等同。反壟斷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技術性,防止外資壟斷是保障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的一道屏障,而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標準,則往往既帶有技術性,也帶有政治性。反壟斷還不能完全解決外資并購所可能引發的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問題。為此,可以參照國際經驗,整合《反壟斷法》的該條規定和其他一些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建立起專門針對外資并購的國家經濟安全審查制度。

          六、規范招商引資行為,改善外商綜合投資環境,提高利用外資管理水平。全面貫徹實施《行政許可法》,大力推行依法行政,提高各級政府服務水平,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保護外商投資企業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繼續加大打擊各種侵權行為的力度,切實提高法律和行政法規實際執行能力,消除跨國公司產業和技術轉移障礙,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優化吸收外資統計指標體系,強化土地集約利用、環保、節能等效績指標,引導各地吸收外資由重規模向重質量轉變,禁止一些地方單純追求數量、層層分解招商引資目標任務的做法。目前審批事項過多、程序復雜、服務不完善,仍然是影響吸收外資環境的主要問題。因此,要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提高行政效率,健全投資促進工作體系,充分發揮行業組織、金融機構等中介服務機構的作用,創新投資促進方式,實現投資促進工作制度化、機制化。一些地方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層層分解下達指標的做法,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必須切實加以糾正。

          七,堅持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方針,保持利用外資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堅定不移的執行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穩妥地推進內、外資企業所得稅調整,實行“兩稅合一”。繼續保持我國投資環境的國際競爭力,增強境外投資者信心。

          八,完善利用外資政策,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質量。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大好時機,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制定對服務外包業稅收等支持政策,積極創造條件,鼓勵跨國公司將中國作為其服務外包重要承接地。使之成為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優化出口結構,擴大服務貿易出口,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重要途徑。

          九,開展多種形式合作,最大限度發揮外資技術外溢效應。鼓勵跨國公司建立生產制造和配套基地,建立完整產業鏈條和生產體系,發揮集聚效應,形成各具特色的生產園區。推動國內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在技術、研發和市場開拓方面加強合作。鼓勵中小企業對外合作,促進中小企業進入跨國公司全球配套網絡。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引進核心技術,完善我國技術創新體系,增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能力。

          十、強化外商投資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實現企業、社會、環境可持續協調發展。加強企業社會責任宣傳,提升社會責任意識,形成良好的輿論環境。加強外商投資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倡導外商投資企業通過依法經營、加強環境保護、提高技術轉讓水平、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等,最大限度地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們要進一步強化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在內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實現企業、社會、環境可持續協調發展。加強外商投資企業社會責任宣傳和建設,提升社會責任意識,倡導企業通過依法經營、加強環保、提高技術轉讓水平、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等,最大限度地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積極作用。

          經全國人大批準實施的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對吸收外資工作既是挑戰更是機遇。要做好這一法律的宣傳、解釋和實施的各項準備工作,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可預見性和可操作性;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及時了解企業關切、解決政策調整和過渡中出現的銜接問題,增強政府的服務意識和公信力;加強正面宣傳,為提高吸收外資質量和水平創造良好輿論環境,營造穩定的法制環境,展現我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實施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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