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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這里我們認為,一般來說,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主要通過資本積累、國際收支、技術變化以及產業結構等不同途徑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1.資本積累。從資本積累這方面來看,有人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為東道國提供了儲蓄和投資的主要來源,尤其是當國內的儲蓄能力較低、資本存量嚴重不足時,外國直接投資的效應就更為顯著,例如:在一些欠發達國家經常出現依靠吸引外資以謀求經濟發展的情況。因此,外國直接投資提高了儲蓄和投資約束型經濟的增長率,并且與國外資本流入的其他形式相比,直接投資缺少自由流動性,這樣就避免了短期資本頻繁、大規模地進出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主體(例如企業)乃至宏觀經濟變量所造成的巨大影響。與這一觀點針鋒相對,有人認為,跨國公司經常在東道國內部籌集它們的資源,而外資的流入也不比其他類型的資本流入更具穩定性(參見Helleiner,1984)。此外,由于高水平的利潤匯出(特別是考慮到諸如“轉移定價”這一慣例的存在),從長期來看,新的直接投資的流入大多少于因利潤匯出而引發的資本流出,最終,外國直接投資對于國內企業發展經常產生有害的影響,減少了國內投資,也減少了國內儲蓄,有關這一問題無論是理論還是經驗分析都沒有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參見Jenkins,1987.PP.95-111)。但是,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第三世界總的情況來看,外國直接投資對于國內資本積累的貢獻(以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內總資本形成中所占比率衡量)似乎很小。
2.國際收支。至于國際收支,有人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作為資本流入的結果,直接改善了東道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也就是說,通過增加跨國公司在東道國中生產的產品的出口,并減少這些產品的進口,有效地平衡了國際收支,因而可以提高受外匯制約的經濟的增長率。與這一觀點相反,另一種論調則認為,如果考慮到跨國公司不間斷的利潤匯出的話,那么,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就意味著外資的凈流出,此外,一些限制性條款也阻礙了跨國公司所生產產品出口的快速增長,同時,對進口原材料和資本貨物的需求也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進口(參見Jenkins,1987PP.111-114)。經驗研究經常顯示出對外直接投資的消極效應(參見Lall和Streeten,1977,Hood和Young,1979),但是,這些結果根本上取決于所做假設的反事實的性質,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盡管不是全部)早期發展階段的經驗似乎提供了一些論據,跨國公司在制造業出口擴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Helleiner,1984P.1472)。
3.技術變化。關于技術變化,有人認為,對于欠發達國家來說,跨國公司是國外技術流入的主要渠道之一。跨國公司可以帶來本國無法獲得的新技術,一旦本國工人學會使用這一新技術,或本國企業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通過采用這一新技術而努力趕超外國公司時,或為跨國公司提供中間投入品的本國企業掌握了新技術時,對于東道國的技術擴散就發生了。在這一過程中,欠發達國家開發了本國吸收和發展技術的能力。有人指出,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實行開放的國家比那些對直接投資實行高度限制的國家能夠從技術轉移中獲得更大的收益。一般來說,主要服務于東道國國內市場的跨國公司不可能帶來更為先進的一般技術,而只會引進那些足以使它們稱雄國內市場的技術,但是,如果使這些跨國公司更具出口導向性以及對國際競爭更加開放的話,那么,跨國公司可能會在技術轉移上采取更為積極的態度。與此相反,有人則認為,技術轉移的成本非常高,轉移的技術無論從生產的產品來看還是從要素密集度來看,都不適合東道國的需要,這樣的轉移對于本國技術能力的開發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參見Jenkins,1987,chap.4,Casson和Pearce,1987,96-107),事實上可能會減少東道國適當地吸收外國技術的能力(參見Helleiner,1984,1469-70)。本土技術能力開發的重要性在近期一些有關技術變化的文獻中得到了強調,認為,以前人們把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這兩個過程加以區分是不恰當的,因為成功的技術擴散實際上必須包含著持續的不斷增長的技術變化,以便改進借用技術來適應于本地的條件并達到高標準的生產要求(Bell和Pavitt,1993)。現在的方法是對生產能力與技術能力進行區分,前者包括了在既定的效率水平和既定的投入組合上用以生產工業品的資源,而后者包括了用以形成和管理技術變化的其他一些性質上截然不同的資源。比如,技能、知識和經驗以及制度結構和聯系(Bell和Pavitt,1993,PP.260-1)。與此對下面兩個過程加以區別:技術變化,主要是關于新技術被引入到生產者的生產能力中去的方法;技術學習,主要是指加強技術變化能力的任何過程。而在這些方法中,改進了欠發達國家生產工藝的技術轉讓,應當被看作是開發了技術能力,增強了技術學習的技術積累的眾多過程中的一個方面。欠發達國家成功的發展戰略不能夠僅僅依賴于從發達國家吸收大量的可用技術,而不考慮為了促進技術變化而對能力進行高昂的投資。事實上,Bell和Pavitt(1993,P.270)在總結了大量論據的基礎上指出,欠發達國家主要是利用技術進口,但是,它們也開發了自身擁有的與擴大的生產能力相關的技術能力。
4.產業結構。關于產業結構,有人認為,實力雄厚的足以參與限制性行業經營活動的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減少了東道國中產業的競爭程度,導致了與效率、技術變化和工業活力有關的諸多問題的出現,因而對增長產生了不利影響(參見Newfarmer,1979,Lall,1980)。然而,另外一些人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打破了國內企業的壟斷,這其實也是不同的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參見Reuber,1973和Vernon,1977)。
二、面對著世界經濟發生的巨大變化,大多數欠發達國家紛紛致力于調整本國的對外政策,采取更加開放的姿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求獲得更多的有助于提高本國經濟增長率的外國資源,即使是以前對跨國公司充滿敵意的欠發達國家,也都在放松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管制條例,以免被全球化的發展進程排除在外。更具戲劇性的是,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許多研究欠發達國家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們還對外國直接投資在增長和發展方面的作用表示懷疑,并由此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如今,爭論似乎已經結束了,而不斷增長的共識是,外國直接投資在欠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反,近年來,隨著流入欠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越來越多的西方經濟學家針對發達國家中日益嚴重的失業與停滯問題而憂心忡忡,甚至把這一問題歸咎于全球化發展對發達國家所造成的消極后果。正確看待這個現象有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意義
由此可見,在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中,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和母國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全球化競爭使其感到了巨大的壓力。然而,無論是從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還是從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趨勢來看,只有當他們積極投身于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去,在驚濤駭浪中經受鍛煉和考驗,才能把握主動,占據優勢地位,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以盡可能小的代價獲取最大收益。在這方面,臺灣和韓國、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已經為中國做出了榜樣。
我們認為,中國利用外資應繼續堅持以直接投資為主,直接投資以生產性投資為主,借用外債以中長期為主的原則。我國作為世界第二、發展中國家第一大吸收外資國,之所以未發生類似其他東南亞國家所遭受的金融危機,除了資本項目沒有開放以外,主要就是準確把握了利用外資的總量和結構。在利用外資問題上,不但要強調其數量,而且還要注重其質量,注重外資的合理流向,注重外資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注重對其管理上的規范化。我們應當按照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要求合理引導外資的投向,優化利用外資的結構,揚長避短,趨利弊害。要鼓勵外資投向農業、基礎工業、基礎設施、支柱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對高新技術項目和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的項目繼續實行優惠政策。要引導外資流向中西部地區,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同時,我們應當努力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這里提出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利用外資,不僅僅是為了彌補我國經濟建設的資金缺口,更重要的是解決我國的技術落后問題。為此,我們應當加大引進先進和適用技術的力度,并加強消化和創新。這里的適用技術是指引進的技術必須:(1)與我國的要素稟賦基本適應,即引進的技術既不能造成過度的失業,也不能導致人力資源的過度匱乏而使技術處在閑置狀態;(2)沒有太高的隱含成本;(3)有利于提高產品的技術層次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在當前我國失業壓力不斷增長的新形勢下,引進適用的技術比較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因此,政府在強調發展高科技的同時,還應大力提倡引進合適的技術改造和發展傳統產業。二是在擴大利用外資的同時要注意發展和保護自己,要支持民族工業的發展,建立健全反壟斷、反補貼、反傾銷法律和法規。利用外資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因此,我們應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和保護民族工業的關系。對外開放總體程度應當與民族工業的國際競爭力相適應,充分考慮民族工業對國際競爭壓力的承受能力,絕不能危及民族工業的生存、損害民族工業自主發展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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