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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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學的對象和經濟分析的角度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這一點人們的看法基本一致。問題在于如何看待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我們認為，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是一個二重的過程：一方面是物質生產活動，另一方面是社會交往活動。前者的對象是自然界，因而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斗爭；后者的對象是人，因而是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博弈，即通常所說的社會生產關系。由此決定了人們經濟行為的目的、經濟運行機制和經濟變量的決定因素，都具有二重性。人們的經濟活動既是為了獲得一定的物質資料和使用價值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又是為了取得具有特殊社會規定的經濟收入；經濟運行機制既是顯示社會需求偏好，實現資源配置和技術選擇的機制，又是人們實現和協調各自利益的機制；經濟變量既是由物質生產和物質需要的關系所決定，也是由人與人的關系，即人們之間的利益矛盾所決定。這一切也決定了經濟理論分析角度的二重性，人們既可以以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為一定，從人與物的關系方面來研究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也可以以人與物的關系為一定，從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來考察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還可以在分別分析的基礎上把二者綜合起來，考察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這些只是理論分析角度和具體研究對象的差別，對于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來說，它們都是需要的和有意義的。

在經濟學的發展中，不同學派的形成往往是或主要是由于經濟分析角度的不同。這一點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表現得十分清楚。凱恩斯主義的形成，首先由于凱恩斯在批判古典宏觀理論和薩伊定律時轉變了經濟分析的角度，從供給決定和供給分析轉變成需求決定和需求分析，從而創立了宏觀經濟學。新古典學派和古典學派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放棄了后者從人與人的關系方面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的分析角度，而專注于物質生產活動或人與物關系的考察。各種非主流學派，主要是新制度學派和公共選擇學派與主流學派的分野就在于，前者改變了后者的分析角度，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古典學派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貢獻也在于它推進了人與人關系的研究，因而受到新制度學派等非主流學派的推崇。中國經濟學的繁榮需要真正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不能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因此，中國既需要有以物質生產活動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和經濟學派別，也需要有以社會交往活動為考察對象的經濟學和經濟學派別。也就是說，中國既需要

有自己的新古典學派，也需要有自己的新制度學派、產權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等。任何一個經濟學和經濟學派別以自己研究對象的合理性來否定另一個經濟學和經濟學派別研究對象的合理性，都是不恰當的，也是站不住腳的。

二、現有教科書的界定

研究對象問題，是每一門學科都必須首先明確界定的問題，傳統經濟學也不例外。翻開任何一本傳統經濟學教科書，我們都可以看到有關研究對象的說明，而且所有的說明都宣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即人與人關系的。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爭論，爭論的問題有二：一是政治經濟學只研究生產關系，還是也研究生產力？二是勞動對象是不是生產力（注：在勞動對象是不是生產力的問題上，孫冶方和于光遠持有相反的意見，并撰文討論和批評，前者認為是，后者認為不是。）？第二個問題屬于次一層次的問題，本文暫不作討論。

傳統經濟學的這一規定，直接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自從恩格斯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品，而是人與人之間，歸根到底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系”（注：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以后，列寧對此作了反復的強調，認為“政治經濟學決不是研究‘生產’，而是研究人們在生產上的社會關系，生產的社會制度”（注：列寧：《列寧全集》第3卷第41～42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斯大林批判了雅羅申柯關于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力合理組織問題以后，把生產關系劃分為三個方面：“（甲）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丙）完全以甲乙兩項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這一切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注：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文選》第629～630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從此，蘇聯教科書以及所有傳統經濟學教科書都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

把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社會生產關系，這并沒有錯。問題在于傳統經濟學的實踐并沒有這樣做，或者沒有完全這樣做。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傳統經濟學對它的批判

傳統經濟學在闡述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堅持自己的分析角度時，對西方正統經濟學進行了批判，指責后者忽視了生產關系的研究，因而是不科學的，甚至是庸俗的和辯護性的。這種批評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它與西方非主流學派對主流學派的批判不謀而合。但是，這兩種批判又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非主流學派批判主流學派以制度給定為前提，放棄和否定了人與人關系的研究，而忽視了對在歷史上與生產和消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現實的社會制度和主體行為的分析，也就放棄了經濟學的主要對象和基本陣地。因此，正統經濟學還不是“經濟學本來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注：科斯教授在《關于新制度經濟學》一文的結論中寫道：“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是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當代制度經濟學是經濟學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參見《企業、市場與法律》第255頁，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與此同時，非主流經濟學充分利用了主流學派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創造，在理論上和方法上推進了對人與人關系的經濟分析，開拓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豐富了經濟學的內容，使之更加接近和有效地反映了現實經濟生活。這樣，經濟學就變成了“本來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這種批判雖然很嚴格、很苛刻，然而卻是一種嚴肅認真的科學批判。

與此不同，傳統經濟學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與其說是一種科學批判，不如說是一種政治批判更為恰當。由于摻雜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傳統經濟學的批判完全采取了否定一切的非科學態度，僅用幾句否定式的簡單口號，就將其當作廢物一樣地拋棄掉，因而也有失公正或者很不公正。至于它本身在這方面的建樹，也就少得可憐。

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性不在于它沒有研究什么，而在于它研究了什么和怎樣研究，以及這種研究是否包含著某些科學成分。新古典經濟學以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作為既定前提，著重分析了人們的物質偏好、生產函數的技術特征、要素邊際生產力等物質技術因素在決定經濟變量中的作用，從而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方面，即人與物的關系的內在聯系和規律性。正是由于它的這種科學性對經濟的運行和發展有一定的解釋能力和預言能力，再加上基于這種科學性而形成的科學的表述方法，才使它成為西方的正統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

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不研究生產關系總是事實。這一點需要批判，應當批判，也正在受到批判。不能因為它是主流經濟學，就認為它的選擇是對的，其他的選擇和作法都是錯的。但是，這種批判應當是實事求是，有理有據的。不僅如此，正是由于它是主流經濟學，處于統治的地位，因而造成了現代經濟學中嚴重的工程化傾向，缺乏主體性也許是它的致命弱點（注：方紹偉：《經濟學與主體性》，《二十一世紀》1992年10月號。）。如果以此為基點對經濟學加以分類，那么，新古典經濟學就可以稱為工程經濟學，與此相對應的還有社會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倫理經濟學等。由此看來，新古典經濟學并不是經濟學的全部，也不應成為它的主要部分，主流經濟學也許只是發展先后差異造成的，至少以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應與之平分秋色，也許可以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只是由于人與人的關系較之人與物的關系更加復雜，更難分析，因而顯得相對落后而已。

四、制度經濟學對人與人關系的分析

制度經濟學，亦稱新政治經濟學，是以生產關系或人與人的關系為研究對象的，并且這種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不僅有新舊制度經濟學的分野，而且形成了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歷史經濟學、演化經濟學等諸多學派，同時拓寬了經濟學的視野和領域，革新了經濟學的面貌。制度經濟學家其所以能夠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作出巨大的貢獻，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基本理論概念或理論范疇的更新和創造。這主要歸功于康芒斯把交易概念一般化和科斯教授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并使之一般化。對此有人已經作過分析（注：參見盛洪、陳郁為科斯的《企業、市場和法律》一書中譯本所寫的譯者的話。）。交易這一理論概念出現得很早，但其應用卻非常狹窄。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把經濟分析降低為研究交換的科學，其中心總是由偏好、能力、習慣和技術的既定結構引起的交換過程，……經濟分析的主要興趣是在交換過程中建立的一組相關價格，這組價格反過來又指導經濟行為。實際上正統經濟學的所有理論都是從交換中推導出來的”（注：轉引自哈奇森（Hutchison）：《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由于其對象性質決定了交換或者交易概念在其整個理論體系中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康芒斯首先使交易概念與生產概念相對應，把生產活動看作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把交易活動看作是人與人的關系，二者共同構成了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并把人們的交易活動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即買賣的交易或市場交易、管理的交易或企業內交易、配額的交易或政府的交易（注：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中譯本，上），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這樣就使得交易要領涵蓋了人與人之間的全部經濟活動而一般化了。

但是，康芒斯的世界是一個零交易費用的世界。在這一點上，康芒斯又與新古典經濟學完全一致。科斯教授在《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使得交易活動也像其他經濟資源一樣是稀缺的，是可以進行量的比較的，從而將其納入經濟學的研究，使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教授進一步分析了交易費用對制度形式的影響，以及交易費用和權利配置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響（注：羅納德·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中譯本），第1

－23、75－129頁，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提出了“科斯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注：科斯定理最早是斯蒂格勒在1966年概括的，在《價格理論》中，斯蒂格勒將科斯定理的內容概括地表述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將等于社會成本”。）。其他新制度經濟學家把交易費用概念應用于廣泛的領域，分析了諸如關系、尋租活動、企業內部考核、純粹市場和科層組織之間的各種經濟組織形態、經濟史和政治制度等，并將交易費用擴展為產權界定和保護費用、搜尋費用、談判費用、執行和監督費用等各個方面。這樣，交易費用概念也獲得了一個一般化的表述，成為解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個基本概念。不僅如此，演化經濟學家還從社會生物學中得到啟示，正在尋求制度演化中的“基因”，力求對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作出更進一步的解釋。

其次是經濟學理論研究范圍的擴展和研究重心的轉移。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為主題的，所謂資源配置，實際上是產權制度、契約制度等交易制度的狀態或結果的一種表達，因而，資源配置的狀況是以一定的交易制度為前提的。正統經濟學只研究既定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甚至是理想市場即完全競爭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不研究其他制度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因而只能說明經濟行為的一種結果，而且是一種理想的結果，不能說明它的所有可能的結果和實際結果。不僅如此，正統經濟學不研究制度和制度變遷，也就無法說明某一結果出現的行為過程。比如，它只能說明市場制度好，資源的市場配置比計劃配置更有效率，因而需要實行市場制度，但卻不能說明如何建立和發展市場制度，如何從其他制度（比如計劃制度）走向市場制度。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了制度和制度變遷，借助于交易費用的概念，說明了制度安排和權利配置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響，把現實制度下各個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和行為選擇作為內生變量納入分析之中，因而不僅說明了不同制度條件下的資源配置，而且解釋了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的行為過程。特別是博弈論的引入，徹底完成了經濟學從研究資源配置到人與人關系，尤其是人與人之間互動行為的轉變。這樣一來，不僅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而且實現了經濟理論分析重心的轉移，從而使經濟學成為它“本來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再次是方法論上的開拓。有人認為，“從方法論上看，新制度經濟學沒有任何創新，它不過是利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注：參見盛洪、陳郁為科斯的《企業、市場和法律》一書中譯本所寫的譯者的話。）。這是對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制度經濟學也可以稱為新古典制度經濟學。但是，這種應用范圍的擴展本身也包含著創新的因素。因為，正統經濟學由于缺乏交易費用和廣義利益的概念，因而也就缺乏主體主義和契約主義的思想方法。方法論上的這一前進也應歸功于制度經濟學。這也是它其所以能夠在人與人關系的分析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重要原因。

五、傳統經濟學的學術實踐：兩個悖論

1.研究生產關系而不研究人。

傳統經濟學以社會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自然要以既定的生產力或既定的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為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經濟學不研究生產力是正確的。然而，傳統經濟學的學術實踐卻與此相去甚遠。盡管它宣稱自己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但是它卻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看作是無比優越，無比和諧，因而也不需發展和不能發展，于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生產力的組織方面，即放在人與物的關系方面。計劃經濟理論正是這樣，對人的研究多有忽視，也很片面，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任何一種經濟學理論所面對的是人，研究的是人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因而，在經濟學中，人始終處于中心的地位。離開了人和人的經濟活動，就無所謂經濟學。傳統經濟學既不研究人的物質需求和物質偏好，因為，集中計劃經濟的必要前提是，人們的需求和偏好是相同的或者基本上是相同的；也不研究人的利益追求和利益偏好，更不研究人的心理、人的預期和人的行為，沒有經濟觀點，不講經濟原則，缺乏經濟思維，不作經濟分析。誰要是認為經濟學要研究人，研究人的偏好、人的追求、人的預期和人的行為，就被斥之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誰要是講經濟觀點和經濟原則，強調經濟思維和經濟分析，就被看作是單純經濟觀點，是見物不見人的形而上學。須知，生產關系就是人與人的關系，既然不研究人，怎么研究人與人的關系呢？人的偏好、人的追求、人的預期、人的行為，都是活生生的現實和客觀存在，實事求是地分析它們的形成條件、變化依據和發展規律及其與經濟運行的關系，就是實實在在地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的主要內容，怎么能說成是唯心主義呢？同樣，經濟學不講利益追求，不講節約原則，不講成本效益分析，不講選擇行為，只講政治掛帥、思想第一，不僅是形而上學，而且是騙人的把戲。既然如此，政治經濟學還有什么用處呢？

指出傳統經濟學對人的研究多有忽視，也很片面，當然意味著它還有所涉及，那么，這種涉及表現在什么地方呢？概括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是脫離現實經濟活動和人的基本特性，單純從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方面來考察，這種分析往往陷入美妙的幻想和空洞的說教。二是從人與物的關系方面來研究人，這主要反映在：（1）在傳統經濟學中，個人主要是作為勞動力或勞動者出現在理論體系中；（2）傳統經濟學中的企業也只是一個勞動組織和生產單位，其內外關系也主要是投入產出的技術聯系；（3）個人作為消費者僅僅代表了一定的物質需求；（4）計劃經濟實際上主要是解決物質技術問題，而不是人們的經濟利益關系。由此可見，傳統經濟學一方面宣稱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又忽視對人與人關系的分析；一方面，批評以物質技術關系為考察對象的經濟學是不科學的，甚至是偽科學的，另一方面，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又以此為研究對象。這就決定了傳統經濟學的矛盾性質和悲劇色彩，也是阻礙它成為科學理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過，還需要指出，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傳統經

濟學對人與物關系的研究，在內容上顯得十分貧乏，缺少對人們的物質需求和偏好的分析，在方法上也很粗糙，缺少新古典那一套形式化的科學表述。

2.研究生產關系而不研究交換關系。

傳統經濟學雖然在口頭上繼承了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即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的，但卻對生產關系作了片面的和狹隘的理解。馬克思把生產關系看作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總和，而不是排除了交換關系的生產關系，即直接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這一點后面還要討論），然而，傳統經濟學卻恰恰作了相反的理解，并根據這種理解來規范自己的學術實踐。這可以由以下的事實來證明。

首先，傳統經濟學重物質生產，而輕經濟交換。傳統經濟學討論的主要是生產過程中的問題，而且主要是從勞動交換的角度來討論，很少討論交換和流通過程中的問題，即使討論，也只是討論消費品的交換和流通問題，不研究生產資料的交換和流通問題，后者是在物資技術供應的名義下作為計劃分配的問題來分析的。不僅如此，無論是生活資料商業，還是物資技術供應，都是作為部門經濟學的對象，不是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都是從直接生產過程的角度來研究，不是作為一個獨立于生產而又與生產不能分離的、獨立的經濟過程來看待。這是孫冶方對傳統經濟學批判最猛烈、最深刻的地方。他將此概括為“無流通論”和“自然經濟論”（注：孫冶方曾經對“無流通論”和“自然經濟論”作過多次批判，其中最集中、最精彩的是1962年上半年和1963年上半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研究班講課的記錄稿以及他親筆寫的講課計劃、講課提綱和《流通概論》講稿。參見《社會主義經濟論稿》，第79—283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這種批判雖然觸及到傳統經濟學的要害問題，但并未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圍。

其次，否定了商品、貨幣和市場的關系，看輕了價格的意義和作用。傳統經濟學把商品、貨幣和市場等都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殘余，看作是不得不保留而遲早要消亡的東西，而且消亡越早越好。價格也只是計劃計算的工具，是可以由計劃者隨意決定的東西。經濟體制改革以前，就有人對此提出質疑，改革開放以來，對此已經作了比較充分的批判和討論，本文不打算多費筆墨。這里只想指出一點，即這種批判是基于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還很少涉及其在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因而其實踐意義遠遠大于理論意義。

3.悖論探源。

在傳統經濟學的學術實踐中，為什么會出現研究生產關系而不研究人、不研究交換關系的悖論呢？筆者試圖對此作一點探索性的回答，以期引起經濟學界同仁的進一步思考。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是荊棘叢生和懸崖峭壁，步入絕境，也可能走偏方向，誤入歧途。然而，路總是由人走出來的，總需要有人去開拓。

傳統經濟學是在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因而傳統經濟學在基本理論方面的失誤和偏差，也要從這種繼承和發展中去探尋，甚至要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那里去發掘。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交換和交換關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幾乎總是將其與生產和生產關系一起使用或相提并論。馬克思在說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時曾經明確指出，“我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曾多次講到，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那些規律的一種科學”，并且提出了生產和交換“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影響，并且互相制約，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論述中，我們似乎看到了一種把生產和交換一般化的傾向。但是，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并不十分明確，也沒有貫徹到底。

首先，馬克思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的思想，為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指導線索，但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本上是一個哲學概念和哲學范疇，還不是一個可以進行經濟分析的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和經濟學范疇。雖然馬克思提出和使用了很多重要的經濟學概念和范疇，如資本、價值、剩余價值等，都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某種經濟關系，但是，始終沒有抽象出一個能夠反映人與人關系的一般范疇和共同概念。

其次，馬克思關于再生產的四個環節或四個階段，即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及其相互關系的思想，對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綜合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途徑和方法，馬克思據此也提出了一個有用的分析框架。但是，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并不是只有一個，而是有多個，同時，馬克思的這一分析框架也是既有優點又有缺欠。優點是清楚自然，符合歷來進行經濟分析的習慣；缺點是這一框架包含著分割和肢解經濟過程和經濟分析的危險。現在看來，馬克思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分析四個環節及其相互關系時，馬克思僅僅著眼于過程的構成及其要素，而沒有抓住貫穿于其中的共同的東西，同時為了強調生產的決定作用，提出了“生產一般”的概念，認為“生產既支配著生產的對立規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從而使生產概念一般化了，但卻因此而使交換范疇特殊化為生產過程的一個環節、一個階段、“一個媒介的要素”。“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注：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6—19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樣，就不可能從中綜合概括出一個說明人與人關系的一般范疇和基本概念。《資本論》三卷的結構安排也說明了這一點。第一卷講“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講“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講作為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統一的“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就是一個按照過程和階段進行分析綜合的框架，而不是一個按照人與物的關系或人與人的關系進行綜合分析的體系。交換概念的片面化和特殊化，是馬克思無法使生產關系這一哲學概

念轉化為經濟學范疇的關鍵。雖然這并不妨礙他使資本概念一般化，從而寫出《資本論》這樣關于資本主義的制度經濟學，卻不能提供一個適用于一切經濟制度的制度經濟學。

第三，如果說交換概念的一般化是從其質的方面來考察，那么，從交換和交換關系量的方面來分析，就涉及到交換的費用和收益的問題。這需要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對交換過程進行考察。

馬克思為了揭示剝削和剩余價值的秘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假定，就是等價交換，由此出發也就排除了剩余價值從流通中產生的任何可能性。然而，這樣做的結果，人與人之間發生關系，進行交換和合作，僅僅是為了取得使用價值，與價值無直接關系。這就違背了馬克思本人的初衷和理論邏輯。其實，人與人之間進行交換和合作，不僅是為了取得使用價值，而且是為了取得更大的價值，為了得到交易利益和合作剩余。因為，按照談判理論，同一件東西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具有不同的價值，因而也有不同的估價。當交易雙方談判成功，達成合作，進行交易時，這件東西就會從估價低的一方轉移到估價高的一方，這時就會產生合作剩余，并且會按照雙方的協議分配合作剩余。很明顯，這種剩余是從交換中產生的。它明確告訴人們，交換過程不僅是使用價值的轉移和實現，也不僅是價值的轉移和再分配，而且首先是剩余價值的創造。因此，交易從形式上看是等價交換，實際上卻是一種不折不扣的不等價交換。這里沒有任何欺詐的成分，而是老老實實的買賣，是高度的誠實和信譽，因而，也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和互惠。

交易不僅會產生合作剩余或效用，而且需要花費一定的費用和成本。馬克思雖然討論了流通時間和流通費用的問題，但與現代經濟學中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有著本質的差異。馬克思的流通費用僅僅局限于商品交換的狹小范圍，包括有純粹流通費用、保管費用和運輸費用（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6—101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卻應用于廣泛的范圍，諸如關系、尋租活動、企業內部考核、外部性問題、純粹市場與科層組織之間的各類經濟組織形態、經濟史以及政治制度等，包括有界定、度量和保護產權（即提供交易條件）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訂立交易合約的費用，執行交易的費用，監督違約行為并對之實行制裁的費用，維護交易秩序的費用，等等。交易費用概念的這種充實和擴展，也同信息經濟和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從有關流通費用和交易費用內容范圍的比較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克思的交換理論和流通理論只是說明了商品交換中生產關系的某些內容，無法對人與人關系的全部問題提供解釋。

第四，以上的分析提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價值理論的問題。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古典派經濟學的理論成果，創立了勞動價值論，認為勞動是價值的源泉。這是有科學道理的。因為，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基礎和物質內容，但是勞動是不是價值的唯一源泉，這個問題就需要重新討論了。價值既然不是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那么，它也就是從這種社會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因為，所謂價值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不僅是指它是在并且只能在人與人的交換行為和交換關系中體現出來，而且包含著交易雙方對這一交換行為利弊得失所作的主觀評價，沒有這后面一層意思，價值就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人與人的關系。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理論邏輯并未貫徹到底。由于這一缺陷，馬克思很難把價值創造和價值實現統一起來，于是就提出了價值規律的二重含義的問題。這就使得我們這些馬克思的弟子們大傷腦筋，爭論不休。

1871年，奧國學派的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門格爾在《國民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效用價值論，認為價值的源泉不是勞動，而是效用，即價值來自人們對所需要對象效用的主觀評價（注：杰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這樣，就把價值同需求的滿足直接聯系起來，使價值的源泉從生產領域轉移到分配領域，正確的說法應當是從生產領域轉移到交換領域。

由于效用價值論強調的是效用和需求，是從對人們的經濟行為的主觀評價方面來解釋價值的來源，因而曾經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當作主觀價值論加以批判。這一批判如果是指它的片面性，那是正確的，但對它全盤否定，則是不恰當的。馬克思的價值論是從生產的角度來考察，強調的是勞動和成本，而不是人們在交換行為中的主觀評價，那么，按照上述批判的同一邏輯，把馬克思的價值論看作是客觀價值論應該是恰當的。不過，這一觀點筆者至今尚未公開見到。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主觀價值論和客觀價值論都有科學的成分，也都有片面性，科學的價值理論也許是主客觀相統一的價值論。

第五，找到了傳統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而不研究人、研究生產關系而不研究人與人的交換關系這一悖論的根源，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考察一下它的形成過程，看看傳統經濟學是如何走入歧途的。前已指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并列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而且也的確考察了交換關系中的一些問題。但是，在列寧的著作中，無論是直接介紹和評論馬克思的經濟思想，還是評論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著作，都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不再提交換關系的概念（注：《列寧全集》第1、2、3、4、20、21卷的有關文章，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他把生產關系與生產的社會制度、社會經濟結構相等同，足見，列寧的生產關系概念中包括了交換關系，但列寧不講交換關系確是一個事實。把交換關系從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中明確去掉的是斯大林。他在提出了關于生產關系的定義之后，緊接著寫道，“這個定義中缺少恩格斯定義內的‘交換’這個術語。其所以缺少，是因為交換通常被很多人了解為不是一切社會形態而只是某些社會形態所特有的商品交換，這有時候就會引起誤會，雖然恩格斯所說的‘交換’這個術語不僅是指商品交換。但是，恩

格斯用‘交換’這個術語所指的東西，顯然已經包括在上述定義中，作為其組成部分。因而就其內容來講，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這個定義是與恩格斯的定義完全相符的。”（注：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文選》第629—630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根據前面的分析，馬克思的交換和交換關系概念本身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終究獨立地考察了交換和交換關系的問題。斯大林用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來代替交換和交換關系，就把馬克思已有的分析也拋棄了。因為，斯大林把經濟和生產等同，他在批判雅羅申柯時明確指出，“沒有經濟問題即生產問題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什么意思呢？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經濟學嗎？”又把生產等同于直接生產過程，至于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是作為計劃分配過程，就是與直接生產過程合二為一，都沒有交換過程存在的余地。傳統經濟學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個大工廠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樣一來，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就只剩下了公有制基礎上直接生產過程中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和國家對每個人的一視同仁關系，交換關系只存在于兩種公有制經濟之間。這就是傳統經濟學走入歧途的過程。

【內容提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而人類的經濟活動是一個二重的過程，一方面是物質生產活動或人與自然的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交往活動或人與人的關系，即通常所說的生產關系。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從人與人關系方面進行的分析，專注于人與物關系的研究；新制度經濟學或稱新政治經濟學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片面性和失誤，以生產關系或人與人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各自既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也存在著不足。傳統經濟學繼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宣稱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但其學術實踐卻存在著兩大悖論，即研究生產關系而不研究人，研究生產關系而不研究交換關系。本文進而探討和揭示了悖論產生的根源。

【關鍵詞】人/生產關系/交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