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健康和經濟發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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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視角出發，對人類健康的構成和內涵進行了重新解讀，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人類健康與“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發展和“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之間的邏輯關系，即前者是有損于人類健康的經濟發展方式，后者則是有益于人類健康的經濟發展方式。為推進人類健康與“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提出要重構健康經濟觀，在對健康經濟觀的內涵、構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人類健康；經濟發展；辯證邏輯

一、引　言

市場經濟制度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發明，其對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的貢獻舉世矚目。然而，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全球范圍內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老齡化、社會壓力、信仰缺失等問題也在以不容小覷的速度持續惡化，并逐步侵蝕著全人類的身心健康。據統計，2012年全球約有1260萬人的死因是“在不健康環境中生活或工作”，約占全球死亡總數的1/4；①每年全球有1/10的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患病，并導致42萬人死亡；②1990年到2013年期間，患有抑郁癥和焦慮癥的人數上升了近50%，全世界近10%的人口受到影響，精神疾患占全球非致命疾病負擔的30%。③可見，在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如何正確看待和處理經濟發展與人類健康之間的關系已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關于人類健康的經濟學分析，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的演講，他指出健康的改善也是人力資本積累的一種方式，并認為健康和教育是最核心的兩類人力資本形式。④此后，關于人類健康的經濟學研究不斷豐富，人類健康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問題也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從主流經濟學的相關研究來看，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探討人類健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大部分學者將健康作為人力資本的一部分引入經濟增長模型，繼而通過模型和實證得出健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①二是分析經濟增長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這類分析大多認為經濟增長會帶來收入和健康投資進而提高健康水平。②三是研究人類健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部分學者通過實證檢驗得出經濟增長與健康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③也有部分學者認識到健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陷阱”，闡明了健康—污染—增長之間的惡性循環。④與主流經濟學普遍認為人類健康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觀點不同，馬克思則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市場經濟導致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的必然性。沿著這一思路，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從諸多視角探討了人類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主要從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與經濟的矛盾關系、擺脫生態危機的路徑等方面探討了這一問題。

如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資本的本性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因此必須重構傳統社會主義；⑤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將資本積累與生態的矛盾引入分析框架，試圖探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結構演變方向；⑥法國調節學派則指出資本和自然之間的矛盾導致了糧食、能源和環境的危機，并認為要擺脫生態危機就必須轉變調節方式。⑦在人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問題上，國內馬克思主義學者也取得了豐碩成果。部分學者從勞動異化、人的異化、生態異化、科技異化等方面剖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的負面效應；⑧部分學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環境觀進行了系統剖析，并認為這一思想能夠為解決生態問題、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指明方向；⑨還有部分學者探討了促進人與經濟和諧發展、實現“全面而自由”的人的設想及實現路徑。⑩綜上可見，目前關于人類健康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十分豐富，但仍存在拓展空間。一方面，主流經濟學大多討論人類健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對于經濟增長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則論證較為簡單，對兩者之間相互關系的辯證剖析則更為鮮有；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相關分析大多聚焦于“人的發展”，并未對人類健康進行具體分析，因此也就無法深入探討人類健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機理。此外，現有研究對人類健康內涵的界定仍相對狹隘，大多將其與身體健康等同，這一界定已不再符合當前“大健康”的時代背景。世界衛生組織將健康定位為“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本文所討論的人類健康正是以這一定義為基礎，并從經濟學視角予以擴展和解讀，也即人類健康的內涵包括如下四個層次：一是軀體健康，即指機體處于正常運作、沒有疾病的狀態，這是人類健康最為直觀和基礎的層面，目前對健康的經濟學分析大多局限于這一層含義。

二是精神健康，即“每個人能夠實現自己的能力，能夠應付正常的生活壓力，能夠有成效地從事工作，并能夠對其社區做出貢獻”①的狀態，可進一步區分為心理健康（沒有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病態和疾病）和靈魂健康（積極樂觀、心胸開闊、全面發展的人）；三是環境健康，包括生態環境（即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生存的以自然事物為主體的所有外部空間事物是否遭到破壞）和社會環境（即人類有計劃和有目的地創造的以人文要素為主體的所有外部客觀事物是否良好）兩個層面②；四是經濟健康，即經濟運行模式是否符合人類長遠利益，若經濟運行完全以資本為核心，則經濟主體往往只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時經濟運行相對扭曲；反之，若經濟運行能夠“以人為本”，則經濟主體在行動時會將他人利益納入思考的范圍，此時經濟運行與人的發展是統一的。軀體、精神、環境、經濟的健康構成了人類健康的四重內涵，且四個層次之間有著重要的相互作用和內在邏輯。首先，經濟健康是其他三種健康的前提條件和根本保障，且直接決定了環境健康；其次，環境健康是軀體健康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支撐，其直接影響到軀體健康；最后，軀體健康與精神健康是狹義人類健康的兩個層次，其中軀體健康是人類健康的較低層次，精神健康則是較高層次。四個層次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構成“大健康”視角下的人類健康內涵。如圖1所示。基于上述人類健康的基本內涵，本研究旨在系統剖析現實經濟中人類健康與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發展之間的悖論關系，探討理想狀態下人類健康與“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的良性關系，繼而深入挖掘促進人類與經濟良性循環的關鍵因素，即健康的經濟觀，并提出重構健康經濟觀的政策建議。

二、人類健康與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增長的悖論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文明獲得極大發展，在人均壽命、平均營養水平、健康理念等方面均顯著提高，因此不少學者直觀地認為人類健康與經濟增長是相互促進的關系。然而從現實來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便開始逐漸顯露其缺陷，全球相繼出現的氣候變暖、臭氧層空洞、酸雨等嚴重環境破壞現象，已經開始威脅到人類的生產和生活，而食品安全問題、人口老齡化、社會壓力、信仰缺失等問題也在日益侵蝕著人類健康。由此可見，市場經濟條件下人類健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悖論關系日漸凸顯，且這種悖論有著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內在邏輯。首先，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運行模式是一種經濟的不健康狀態。對于市場經濟以資本為核心的性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已進行了嚴密的論證。他指出，“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貨幣便得以轉化為資本，成為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價值，且價值增值的部分由資本家無償占有，因此“絕對的致富欲”和“價值追逐狂”①必然會促使資本所有者“通過不斷地把貨幣重新投入流通”②而實現無休止的價值增值。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運動和增值是經濟運行中最核心、最凸顯的內容，而作為經濟主體的人則反而成為隱在資本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影子。經濟運行以資本為核心的必然結果是，經濟觀念、勞動行為、技術進步等方面的日益扭曲和異化，也即一種不健康狀態。（1）經濟觀念上的不健康狀態。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運行使得“越來越多地占有抽象財富”③成為絕大多數經濟主體的唯一動機，導致社會中拜金主義、道德淪喪、信仰缺失等現象屢見不鮮，人性的冷漠和丑惡顯露無遺。對此馬克思也曾指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這實質上是人的經濟觀念的一種扭曲和異化。（2）勞動行為的不健康狀態。隨著社會分工不斷精細化、生產過程日趨智能化，人類勞動的扭曲和異化程度也不斷加深。一方面，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日益畸形，真正淪為由機器構成的“死機構”中的“活的附屬物”。另一方面，勞動進一步成為純粹的謀生工具，成為高生活成本下不得已、不情愿、不自覺的被動行為。據調查顯示，中國勞動者平均每天工作8.66小時，其中47.3%的勞動者平均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30.3%的勞動者平均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而實證研究表明，這些加班現象并不是勞動者自愿選擇的結果，而是在企業壓力下的消極被動行為。④（3）技術進步的不健康狀態。以資本為核心意味著技術進步的創新和使用純粹由利益所主導，因此其代價往往是犧牲大部分人的長遠利益。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⑤例如，1931年美國杜邦公司將二氟二氯甲烷（也即氟利昂）進行工業化生產，引致長達50年大規模使用氟利昂的時期，導致南極上空出現日益擴大的臭氧層空洞；再如，1993年美國市場率先推出轉基因食品之后，轉基因食品便一發不可收拾地進入全球市場，成為人們生活中極大的不確定和不安全因素。相反，那些對生態有利、對人類發展有益的諸多進步技術則往往由于缺乏利益驅動而進展緩慢或無法推進。其次，經濟的不健康狀態必會導致環境的不健康狀態，進而通過多種途徑侵蝕人類的軀體健康和精神健康。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不健康狀態必然導致環境的不健康。（1）生態環境的不健康。對自身利益的無限追逐總是促使資本所有者采取過度開發自然資源、過度排放污染物等行為，且利益驅動下的技術進步也常常是污染加強型的。盡管這些行為也會損害資本所有者自身的長遠利益，但扭曲的經濟觀念使人們經濟活動的眼光相對短視和狹隘。20世紀50年代以來全球面臨的十大生態問題，包括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酸雨污染、物種滅絕、土地荒漠化、水資源污染、森林銳減、大氣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固體廢物污染，均與人類破壞資源環境的經濟活動有密切關系。（2）社會環境的不健康。以資本為核心、唯利是圖的經濟觀念必然導致資本所有者之間的惡性競爭，使勞動者無時無刻不面臨著高強度、高負荷的生存壓力，無時無刻不體驗著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對立甚至仇視，繼而也逐漸淪為缺乏同情心、正義感、道德底線的“理性人”。以中國經濟為例，2000年以后“地溝油”、“黑作坊”、“毒大米”、“毒奶粉”、“人造雞蛋”等惡性社會事件以前所未有的頻率發生著，使社會生存環境變得充滿懷疑和不安全。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不健康會通過多種途徑影響人類的軀體和精神健康。一方面，生態環境的不健康會直接損害軀體健康。這一點在醫學、環境學等領域已有充分研究，而20世紀5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頻繁發生的環境公害事件則是這一問題的集中體現。如日本發生的使近萬人受害、上千人死亡的水俁病事件，美國洛杉磯市發生的致使幾百名老年人超常死亡的光化學煙霧事件，英國倫敦發生的僅在4天之內就造成4000多人異常死亡的煙霧事件，等等。①另一方面，社會環境的不健康是造成精神不健康的重要原因。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目前全球每年有約4億人患有抑郁癥，超過2100萬人受到精神分裂癥的影響，每年約有80多萬人自殺身亡。

②精神不健康是社會、心理和生理因素復雜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社會環境因素，包括國家政策、社會保護、生活標準、工作條件、社會支持、社會壓力等，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最后，人類健康必然會陷入“軀體—精神—環境”不健康的惡性循環，并最終成為遏制經濟發展的致命枷鎖。軀體健康與精神健康作為狹義人類健康的兩個層次，彼此也有著密切的相互影響。有研究顯示，軀體健康與精神健康密不可分，兩者的不健康狀態會相互惡化。此外，軀體和心理的不健康還會使靈魂健康更加難以企及。軀體與精神不健康狀態的相互惡化，會反過來加劇環境的不健康，使人類健康陷入“軀體—精神—環境”不健康的惡性循環。軀體的不健康會加重社會醫療成本，普遍降低勞動者的勞動效率，從而壓縮資本所有者的利潤空間，這會促使資本所有者采取更加不可持續、缺乏底線的生產方式，以挽回其利潤的損失；精神的不健康常常使人更加偏激和沖動，傾向采取暴力、報復性行為，這會加劇社會環境的不健康；而生態環境與社會環境的不健康又會進一步惡化軀體和精神的不健康，使三者陷入惡性循環的深淵。更為重要的是，一旦這種惡性循環逐步形成，外部的調控措施將難以取得成效，即使對某一方面有所改善，但趨利性必將促進資本所有者尋求其他路徑，因而無法從本質上解決人類健康受損問題。“軀體—精神—環境”不健康的惡性循環必將導致人類健康水平持續下降，并最終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遏制力。資本得以價值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勞動力商品能夠創造出超過其自身價值的價值這一特殊性，因此勞動力能否得到及時并充分的補充是這一增值體系的根本，也即“勞動力所有者今天進行了勞動，他必須明天也能夠在同樣的精力和健康條件下重復同樣的過程”，且“因損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場的勞動力，至少要不斷由同樣數目的新勞動力來補充”。③也即在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當前勞動力健康以及未來勞動力健康是一個重要方面，并且伴隨人類健康的持續惡化，很可能成為影響勞動力可持續發展繼而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關鍵因素。綜上分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類健康與經濟增長之間必然會形成一種悖論關系。一方面，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這有利于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繼而促進人類健康的改善；另一方面，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增長又必然會導致經濟、環境、軀體、精神各方面的不健康狀態，并使之陷入惡性循環，人類健康的持續損失最終必然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反作用。這一悖論關系如圖2所示。

三、人類健康與“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的良性關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發展并不能與人類健康形成良性循環，既不能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不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取向。因此，如何推進和實現人類健康與經濟發展的良性關系是當前亟待回答的重要問題。對此，可以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論述中得到啟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及其對人的束縛之后，也對“未來社會”進行了構想，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特征：一是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和人對人的剝削關系。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根源所在，是造成階級對立和無政府狀態的根本原因，因此未來社會必須“廢除私有財產，代之以財產公有”。①二是消滅商品生產，對全部社會生產進行有計劃的調節。在未來社會中，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因此不再需要為了交換而生產商品，所有個人組成的聯合體勞動的總產品就是社會產品，并且“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②社會生產不再呈現無政府狀態。三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實現共產主義的重要前提之一，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③同時，社會發展還須以“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④也即促進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四是自由人聯合體和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當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社會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那么“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⑤這意味著“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⑥不難看出，所謂“全面而自由發展”的人，實際上是一種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本身的全面和諧狀態，其與本文所探討的人類健康概念有著一致的內涵，是最高層次的人類健康狀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扭曲和異化”，因此在“未來社會”構想中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其最終目標和夙愿，可見這一“未來社會”歸根結底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于是便可看到，馬克思恩格斯所構想的“自由聯合體”完美地實現了人類健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關系。一方面，“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不再以犧牲人類健康為代價，而是與“人的發展”協同提高。在馬克思經典作家構想的“未來社會”，經濟主體的行為不再受到私利的驅使，而是自發地采取對全社會有益的行動，“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交換”。

①這實際上是一種健康的經濟觀念，其決定了經濟的健康，繼而保障了環境的健康，最終促進了人類軀體和精神的健康。另一方面，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健康狀態能推動經濟社會實現更高層次的發展。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意味著更加高效和自覺的勞動、更加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經濟行為、更加綠色和可持續的發展方式以及更加豐富的社會文明。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論述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②。恩格斯還從新型社會分工的角度進行了闡述，認為“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分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會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并加以進一步發展”。③相比純粹追求經濟增長速度，這顯然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經濟發展狀態。基于以上對“未來社會”的剖析，不難發現，要形成人與經濟之間的良性循環關系，其核心所在就是要構建“以人為本”的經濟運行模式，而關鍵環節則是要轉變經濟觀念，也即促使經濟主體在行為決策時不再為私利所驅使，而是以社會整體利益、人類長遠利益為行為準則。④

四、健康中國建設過程中健康經濟觀的重構及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市場化、城鎮化程度均呈現跨越式發展，但這一發展很大程度上以犧牲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為代價，使得中國經濟發展與人類健康的矛盾日益凸顯。如何緩和當前經濟發展對人類健康的損害，并促進人類健康與經濟發展從悖論關系向良性關系轉變，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201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標志著我國的“健康中國”戰略正式形成，該綱要也將成為今后15年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行動綱領。在會議上強調了“健康中國”建設過程中的四大原則：一是健康優先，即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二是改革創新，即加快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三是科學發展，即依托中醫藥科學、健康醫療大數據、健康信息服務體系等科學發展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四是公平公正，即促進健康中國全民共建共享，加大健康扶貧以及弱勢群體健康保障工作力度。可見，《“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為建設健康中國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初步藍圖，其中也不乏諸多可操作性的措施，但要真正落實這些政策并取得顯著成效，仍任重而道遠。如前所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類健康與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發展之間有著不可避免的悖論關系，如果不能對經濟的不健康狀態有所改變，政府的外部調控政策很難真正得以落實。對此，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但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來說，卻非一朝一夕所能實現的。在這種條件下，要逐步實現人與經濟從悖論關系向良性關系的轉變，一個十分關鍵且具有能動性的途徑就是，對經濟觀念進行重構，大力推進“健康經濟觀”，充分發揮意識形態的反作用，以保障健康中國戰略的順利實施。

“健康經濟觀”，與當前的逐利經濟觀相對應，其核心在于經濟主體的行為選擇不再以私人利益最大化為單一目標，而是自覺自發地考慮社會整體利益。健康經濟觀作為經濟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環境健康、軀體健康、精神健康有著邏輯的一致性和正向的互促性，是緩和人與經濟悖論關系的有效措施，也是構建人與經濟良性關系的重要基礎。要構建“健康經濟觀”，需對“發展”、“公平”、“效率”、“技術”等含義進行重新理解。首先，應倡導“健康經濟發展觀”，其核心是：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發展必然導致人類健康不斷損失，“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方有可能實現與人類健康的良性互動。健康經濟發展觀是對同志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在微觀層面的擴展，它不僅要求政府作為制度創新主導者將人類健康置于重要地位，還要求每一位社會經濟主體逐漸轉變其經濟發展觀念，從原有的逐利發展理念向人類整體發展理念轉變。其次，應倡導“健康經濟公平觀”。其核心是：誰在生產或社會交往過程中損害了他人的健康利益，誰就必須付出同等或更多的健康利益補償。健康經濟公平觀包括起點、過程、結果公平三個層面：健康起點公平，意味著同代人之間、代際人之間應享有同等數量和質量的健康環境和健康服務；健康過程公平，則意味著對于任何損害了他人健康的行為，行動者須對受損者提供足量的健康利益補償；健康結果公平，即指在起點和過程公平的條件下，若部分群體的健康利益仍顯著低于其他群體，政府須發揮作用，以盡量保證所有經濟主體獲得大體相當的健康水平。再次，應倡導“健康經濟效率觀”。

其核心是：健康補償的成本須納入經濟效率核算。傳統的經濟效率觀通常只追求生產性效率的提高，也即資源投入與產品產出之比。健康經濟效率觀則強調應將健康利益補償及保障成本納入經濟效率來考量，包括對過去發生的健康利益損害的追加補償、對當前正在發生的健康利益損失的即時補償以及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健康利益損失的保障性支出。最后，應倡導“健康經濟技術觀”。其核心是：技術進步應以推進人類整體利益和促進人類全面發展為導向。與當前私利驅動下的技術進步不同，健康經濟技術觀要求技術進步須以促進人類健康為目標和導向。一方面，技術進步必須滿足社會整體利益的要求，而不是通過犧牲人類健康的方式使技術創新者獲利。另一方面，技術進步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不是一味地用機器替代人，導致勞動者能力不斷扭曲且愈發隸屬于機器設備。基于以上對健康經濟觀的解讀，本文提出如下重構健康經濟觀的對策建議，以推進和保障健康中國戰略的有效實施。第一，促進健康經濟發展觀的對策建議。一是通過激勵機制的設計，轉變經濟主體現有的行為方式，促使健康發展成為經濟主體的利益最大化選擇；二是增強經濟主體經濟行為的路徑依賴，也即加大經濟主體放棄健康發展并轉為傳統發展的成本和代價；三是加強健康經濟發展觀的宣傳和教育，逐步扭轉社會中極端逐利的風氣。第二，推進健康經濟公平觀的對策建議。

一是加強基礎健康醫療服務的全覆蓋，同時通過政府的調控政策不斷縮小區域間健康服務和健康環境之間的差距；二是逐步構建健康利益補償的評價體系及補償機制，分層次地減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健康利益損失；三是加強對特殊群體及弱勢群體的健康扶持力度，縮小社會群體之間的健康水平差距。第三，轉變健康經濟效率觀的對策建議。一是加強科技支撐，大力發展健康利益及其損失的測定技術，從而為健康經濟效率測算提供基礎；二是對成本核算方法的變革，應逐漸將健康補償成本納入核算范圍，推動健康成為經濟效率的一部分；三是健康GDP的構建和統計，測算考慮健康補償成本、健康利益損失后的經濟總量情況。第四，發展健康經濟技術觀的對策建議。一是推動綠色技術進步的發展，包括綠色產品、綠色制造工藝、環保新材料、新能源等內容；二是注意增強勞動力主觀加強型的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應更加注重對人的能力的開發；三是提升技術進步對社會環境健康的保障和支持，政府應通過補貼和優惠政策引導技術進步為改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服務。

作者：馬艷，尹徐念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