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小農經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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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封建社會農民這種生產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具有自己的社會經濟根源。

中國幅員遼闊，既有濕潤、半濕潤、干旱、半干旱多種地帶，又有山地、高原，丘陵和平原，氣候和土壤多種多樣的差異性，會形成自然產品的多樣性，這是有利于發展商品生產的良好自然基礎。這種自然資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在當時生產力的條件下，關鍵在于農民能否有比較充實的自有經濟，和能否比較獨立地自主經營。

中國封建經濟制度，在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下，不斷改革而自我完善，為農民發展生產提供了較為寬松的社會經濟條件。封建國家的賦役制度，長期以來，田賦除了征收糧食之外，還有絹、布、絲、棉等實物之征。不論自然條件如何，迫使農民都得從事這些產品的生產。這對農民的生產無疑是一種干擾。到明代中葉，封建國家取消了征收絲棉及其織品，田賦除保留漕糧仍征實物之外，其余一律征銀。封建國家徭役的征調無時和繁雜，更嚴重干擾自耕農的生產。從漢代的賦役并重，經過不斷改革，到唐代兩稅法的重賦輕役，到明代的一條鞭法和清代的攤丁入地，最后完成了役并入賦。這些變革都擴大了自耕農的耕作自由。

從農民的另一部分佃農來說，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私屬”、“佃客”之類，“皆注家籍”，隸屬于封建地主，具有嚴格的人身依附關系。迄于唐宋，他們才逐漸取得國家編戶齊民的地位，并獲得自擇田主和遷徙的自由。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占支配地位的實物地租，同勞役地租相比，佃農本來有較大的經營獨立性。但在分成租制之下，佃農除土地外，還要依賴地主提供部分生產資料，以至生活資料，導致地主干預和指揮生產。到清代前期，隨著分成租制向定額租制轉化，從此“田中事，田主一切不問，皆佃農任之”。地主與佃農之間，“交租之外，兩不相問”，佃農是“償租而外，與已業無異”，“勤則倍收，產戶不得過而問焉”[1]。這也都擴大了佃農的耕作自由。

中國封建社會自北魏以來，長期實行計口授田的制度。農民請授的田地，一部分歸國家所有，不允許買賣，農民死后還要歸還國家。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即不實行計口授田的制度，不禁止土地買賣，就解決了這種自耕農土地所有權不完全的問題。清代前期，在押租制流行之后，佃農可以自由地有償轉讓自己的佃權。在永佃制發展以后，土地所有權同耕作權進一步分離，佃農有權將自己享有的耕作權和部分土地所有權出租、典押和買賣這都反映了農民個體私有制的發展。

自耕農有自己的土地，沒有地租剝削，經濟條件比佃農優越，生產資料一般都比較完備。唐宋間，許多佃農除了租種地主土地之外，還要依靠地主提供其他生產資料以至生活資料，有所謂“貸其種食，賃其田廬”。到清代前期，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佃農自有經濟擴大，完全意義的佃農，即自有耕畜、種子、口糧、房屋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佃農，大量增加。定額租制的發展，就是這種佃農增多的反映。

中國封建經濟制度上述這些改革，都在封建制度所能容納的范圍之內，擴大了農民的經營獨立性，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又加以農民自有經濟日漸充實，這都為發展農業生產和商品生產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清代前期，社會經濟環境最重要的變化是人口迅速增加。在乾隆一朝的六十年間，人口翻了一番。這給農民經濟帶來了一些重要影響。首先是耕地規模縮小。中國多子分析遺產的制度，本來就會造成田產的不斷分割，而人口的大量增加，更會加強這種趨勢。一些原來耕地比較充裕、農民占田較多的地區，自耕農擁有的田地大大減少了。其轉折點大都在乾隆中葉。如湖北的荊州地區，“昔也地廣民稀、治產之家，耕三余一。倉箱既盈，輸賦稅而贍日用，罔不克享有生之樂”，到嘉慶道光以后，“今也不然，生齒日繁，而丘垅分析，且遠方就食僑寓于茲者皆置田業。田則如故也，而家各數畝矣。雖終歲勤動，饔餮尚虧”[2]。又如浙江慈溪縣，乾隆后期，已是“慈邑有田之家，或一二畝、或三四畝，自贍不暇”[3]。四川省明末清初的戰亂，破壞嚴重，雍正乾隆間因從外省大量移民，荒蕪的土地才逐漸墾辟，上述趨勢因此出現得較晚一些。但也同樣給這個清代最重要的糧食產區造成了嚴重影響。有人說，“雍乾以后，生齒日繁，文化亦隆。大姓中有人口千余者，財產則非所重。在咸同以前，上戶無千畝田者。同光以來，大族之人數數分產，貧者亦眾”[4]。

在一定地區，與當地耕作條件相適應，一個農戶依靠家內勞動力所能耕種的土地，大體是一定的。由于人口劇增，耕地不足，農民的耕地大都達不到這種適度規模。許多自耕農的耕地面積甚至還少于佃農。如以江南地區為例，這里是“一夫耕不過十畝”。在乾隆嘉慶間，“佃農工本大者不能過二十畝，為上戶。能十二三畝者為中戶，但能四五畝者為下戶”[5]。到道光以后，“往時江南無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畝以上者稱上農，家饒給矣。次僅五六畝，或三數畝，佐以雜作，非兇歲亦可無饑。何者?男子耕于外，婦人蠶織于內，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給于一人也”[6]。

農民的耕地既被一再分割，經營規?？s小，就只能從發展商品性生產上找出路。許多農民不得不騰出部分耕地來種植經濟收益較多的經濟作物，來支付家用，以至換取部分口糧，有些農民不得不用更多的以至全部耕地來種植糧食，以自給口糧，而另謀兼業，手工業也就成為他們維持生存的天然出路。

其次，由于耕地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加，糧食供求關系就會日趨緊張。乾隆以后，大量農民涌向閩浙贛皖山區、湘鄂西山區、鄂北川北陜南山區等從事開墾。玉米、甘薯、高梁等高產作物在全國廣大地區推廣。一些重要的糧食產區，許多農民都已食玉米、甘薯而出賣稻米，四川湖南的情況已如前述。又如臺灣，“凡有地百畝者，僅種地瓜二三十畝，取供一家終歲之食，其余悉種花生。因是物可作油與籶，易于售賣”[7]。一些重要的經濟作物區，農民也是多吃玉米、甘薯。如福建道光間，“今以閩土所出之利計之，若上諸府之茶竹，下諸府之甘蔗花生，固以利總四方矣。至于地瓜一種，濟通省民食之半，尤利之甚溥者。閩中固無曠土矣”[8]。安徽霍山縣為茶葉產區，乾隆間有人說，“四十年前，民家惟菜圃間偶種(玉米)一二，以娛孩稚，今則延山漫谷。西南二百里皆恃此為終歲之糧矣”[9]。雍正乾隆后，還出現了全國性的糧價持續上漲。這些都無疑是糧食供求關系緊張的反映。

清代康熙間，經濟作物的種植即開始發展。乾隆間更日益擴大。許多農民都是用糧田來種植經濟作物，即所謂“多奪五谷之地以與之”。在糧食供求關系緊張之后，許多農民又回過頭來重新調整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比例，增加口糧種植。如江南地區的嘉定縣，“嘉土沙瘠，不宜于禾。外岡地勢高阜，尤不宜于禾。往者皆種木棉。近因米價昂貴，每石有五兩外者，始多種稻”[10]。在江西，道光《宜春縣志》說，棉麻“自昔山土多樹此二種，后以薯芋可資口腹，種者稍少，間或取給于外”。在四川，巴州“舊擅蠶桑之利”?！敖赅l民墾地為田，嫌桑樹濃陰，蔽覆田畝，多被砍伐，故所出較少，而利亦減殺”[11]。在浙江，泰順縣是，“嘉慶以前多種藍靛，今則多種蕃薯”?！稗r家多以薯米為糧”[12]。

同時還要看到，種植經濟作物比種植糧食作物，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和勞動力投入，也有大得多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如果遇到突發的天災和市場波動，農民一茬經濟作物的損失，比一茬糧食作物的損失要大得多，甚至還會影響農民經濟的穩定。如四川彰明縣，農民種煙，其工本“較稻梁加倍”，獲利“亦如之”。但“稍事疏忽，必致折本”[13]。又如種藍，有的地方是，種藍“利厚本費，故(農民)數歲中乍貧乍富”[14]。有的地方是，種藍的農民“因以致富者不少，亦有因而蕩產者”[15]。就是棉布這種最重要的生活資料，其商品生產也有市場風險。乾隆《孟縣志》說，民“倚以為命，惟在女紅。往者秦晉一荒，孟民逃亡，蓋白布不行之所致也”。因為孟縣棉布多銷往陜西、山西兩地，這里遭受自然災害，當然會影響孟縣農民的生活。江南地區的棉布，有時也“其賤如泥”，所以乾隆《嘉定縣志》說，從事棉紡織的農民，抱布入市，“常任其低昂貴賤”，“有輾轉折閱之苦”。經濟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本來就有市場風險，這是題中應有之義。種植經濟作物在自然風險中的損失，又比種植糧食作物要大。這對于經營規模小，儲積不多的農民來說，要求他們擺脫自給性的糧食生產，無疑是困難的。在糧食供求關系緊張的條件下，更會是如此。清代前期，人口滋繁，糧食供求的壓力越來越大，許多農民不論他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如何大，他們都要保留一定的口糧生產，作為自己最后的生存保障，這就是無錫縣從事棉紡織的農民，也要種植夠吃三個月口糧的原因。

上述這些互相交錯的正反兩個方面的制約因素，在相互作用中，就形成了一個總的合力，推動著農民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普遍發展，并促進著它的鞏固。

在這種生產模式之下，農民對于自給性的糧食生產，只要能滿足口糧供應，是不計成本的。不論糧食收獲量能否補償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消費，他們都會耕種土地。是否有剩余產品，并不是耕種土地的界限。

對于家庭手工業生產，由于主要是在農閑或夜間進行，并主要是由婦女承擔。這部分生產不管是否安排，或者以多大規模安排，這些勞動力的生活費用，都是必須支出的。它是一種固定的開支，并不隨產品產量的多少而變動。因此，只要出售這部分家庭手工業品，能收回原料的費用，并略有剩余，即這部分勞動力的支出，還能帶來一定的報酬，農民就會從事這種商品生產。至于這部分剩余能否補償家內勞動力的生活費用，他們是不計較的。正如張履祥在論述農民的棉紡織生產時說，“織與不織，總是吃飯。不計工食，自然有贏”。但在實際上卻可能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如果這部分剩余，與從事這種生產勞動者的生活費用相當，那農民就是不賠不賺。一種是如果這部分剩余，少于從事這種生產勞動者的生活費用，那就是虧本。如果這部分剩余，是表現為補償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費用后的剩余產品，那是真正的贏余。一般來說，最后一種情況居多。這就是江南地區從事棉紡織的農民，種地很少，卻能“上完國課，下養老幼”[16]，并使這里能稱“東南樂土”的原因。

對于從事經濟作物生產的農民來說，經濟作物的生產，是他們實現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的主要依托。農民出售經濟作物的收入，應當能夠支付除自給性口糧以外的家庭全部生活資料的費用，還應當能夠補償這部分生產的生產資料的費用。有的農民甚至還要靠它支付口糧生產的費用。因此，農民經濟作物的生產是必須要有贏余的。

在傳統農業的條件下，生產工具、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之間，替代的彈性較大，農民可以通過追加勞動力，以彌補生產工具和耕地的不足。沒有牛犁，可以用鋤深翻土地，“率十人當一?！?。耕地不足，可以提高復種指數。讓有限的土地，吸收更多的活勞動，以提高土地的產出功能，提高總產量。中國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就是這樣勞動力集約的農業。這種農業總能獲得贏余。

總之，農民在一年的生產周期之內，由于各種因素(也包括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往往是通過某些產品的虧本，某些產品的保本，某些產品的贏余，以實現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這些生產既各自運動，又相互作用，形成一種整體功能，以維持農民的生產與生活。

有的農民，由于生產資料比較完備，生產資金比較充裕，耕地也較多，他們往往通過雇工發展商品生產而發財致富。但這種農民在整個農民中只占極少數。對廣大農民來說，不論他們有沒有自給性的糧食生產，或者有多大比重的自給性糧食生產，他們從事商品性生產，都只是為了追求溫飽，而不為了追求贏利以發財致富。這并不是他們不想發財，而是他們難以辦到。個體農民經營規模都很小，積累也很小，為這種主觀條件所限制，他們要發財致富本來是很困難的。而當時的客觀經濟條件，也給他們帶來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如果他們要通過發展商品生產以發財致富，追求贏利的目的和規模經濟的效益，必然要求他們形成一定的生產規模，增加耕地和勞動力。當時由于人口增加，除邊遠省區之外，內地各省都已地窄人稠，農民耕地規模逐漸減少。加以地價上漲，租地又需要支付押租。這些都增加了擴大耕地面積的困難。如雇工經營，因工食費用高，當時人就有雇工種田無利可圖的論述。如以江南地區為例，清初，張履祥在《補農書》中說過，田“若雇工代耕，則與石田無異”。乾隆間，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說過，田“若雇工耕種，不如不種”。道光間，姜皋在《浦泖農咨》中說過，“舊時雇人耕種，其費尚輕。今則傭值已加，食物騰貴”。田“一畝約略以十工算，已須工食二千文”。還租之外，“去工本所余無幾，實不足以支持一切日用”。這都是講的種糧食，種植經濟作物可能會好一些。但由于“其勞固倍于稼穡，而工食資用，其費亦倍于稼穡”，也可能好不了多少。所以當時廣大農民大都只在農忙時，用換工或雇用短工的辦法，以補充家內勞動力的不足，真正雇工經營的很少。而許多重要的商品生產，特別是手工業品生產，還主要是由家內婦女擔任。如蠶絲生產“即唯健婦是賴”[18]。棉紡織也是“全賴女紅”。編織品生產也多由“家人婦子”承擔，因此通過增加勞動力而擴廣大經營規模的出路也并不廣闊。

當時農民還處在封建剝削制度之下，擔負著繁重的封建租賦剝削。同時，農民的生產與生活已越來越多地依賴市場，在不等價交換中，又要受商人資本的剝削。特別是那些耕地較少，需要購買部分以至大部分口糧的農民，已從受封建地主剝削為主，轉變為受封建商人剝削為主。其產品的出賣，口糧等商品的買進，都要經受商人盤剝，其所承受的剝削可能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

基于上述這些原因，對廣大農民來說，他們都有或多或少的商品性生產，有的商品性生產的比重還很大，但由于經營規模小，包括自給性生產在內的產品價值總量卻不大，“終歲勤動，僅足糊口”?！爸\生”可求，“謀富”卻可望而不可即，甚至“艱于謀食”者亦所在多有。所以文獻記載說，江南地區許多農民只是“家家紡織，賴此營生，上完國課，下養老幼”。上述什邡縣的茶農不種田，也只是“一年仰事俯畜，衣食所靠，皆在于茶”。而廣大農民更是“不惟無三年之畜，止知為終歲之謀”[19]?？傊?，農民發展商品生產，只是為了使更多的人獲得溫飽，而不是使自己擺脫貧窮。他們對于市場刺激的反應是遲鈍的，往往搖擺于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之間，只在首先保證有一定的或足夠的口糧生產的前提下，才能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商品性生產上去。他們為支付生產和生活消費而追求的贏余，與那種為財富增殖而追求的贏余，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用同是追求“利潤”的說法，把二者混為一談，也就是不正確的。

當然，農民的溫飽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農業生產和商品生產的發展，農民的溫飽無論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是不斷豐富的。宋末，方回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江南地區，見到一些佃農“攜米或一升或五七三四升”到市肆“易香燭、紙馬、油鹽、醬醯、漿粉、麩面、椒姜、藥餌之屬不一，皆以米準之”[20]。農民購買的生活日用品雖已不少，但還是以幾升幾斗的糧食來作實物交換。到清代前期，隨著生活日用品范圍的不斷擴大，社會交往的日漸頻繁，農民的貨幣開支是大大增加了。就是以商品經濟不是很發達的河南嵩縣來說，當時農民“以輸貢賦則需錢，以供賓客修六禮則需錢，一切日用蔬菜柴鹽之屬，歲需錢十之五六”。盡管“嵩野中熟，產粟可食年余，歲屢豐而民用不舒者，正以專務本而失調劑之宜”。所以當時的地方官就要求農民種植經濟作物以“兼權錢幣”[21]。這是說，農民中等年成收獲的糧食，可以供應全年的口糧而有余，但在連續幾個豐收年之后，農民出賣余糧還不足以支付家用，必須發展經濟作物的生產來獲取更多的貨幣。從兩者的對比，可大致看到農民溫飽水平的提高。

這種生產模式的小農經濟是當時社會經濟的廣闊基礎。由于農業人口龐大，整個國家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自給性生產在全部生產中的比重很大。而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只是以“藉資生計”的溫飽需求為界限，整個市場容量的擴大也就只能主要以農民“藉資生計”的溫飽需求為界限。這種商品生產的發展，只能屬于商品生產一種低層次的發展。只是由于農民人數眾多，他們或多或少地出售一些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就可以形成巨大的商品堆積。這些都會使商品流通和它的生產基礎之間，使商品經濟的繁榮表象和它所達到的實際水平之間，出現一定的反差。這是我們應予注意的。

清代前期，廣大農民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以追求溫飽的生產模式，以具有一定的甚至是比例頗大的商品性生產，與恰亞諾夫所提出的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小農經濟模式相區別。又以自給性生產具有首先確保的重要地位，與舒爾茨所提出的以商品經濟為主體的小農經濟模式相區別。它體現了小農經濟在當時社會經濟條件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

注釋

[1]陶煦：《租核》，乾隆四年八月兩江總督那蘇圖奏，嘉慶《祁陽縣志》卷一三，光緒《平湖縣志》卷二引康熙縣志。

[2]同治《荊門直隸州志》卷一一之二。

[3]光緒《慈溪縣志》卷一O。

[4]民國《安縣志》卷五。

[5]章謙存文，《清經世文編》卷三九。

[6]薛福保文，《皇朝經世文續編》(盛康本)卷四一。

[7]同治《澎湖廳志》卷九。

[8]施鴻保：《閩雜記》。

[9]乾隆《霍山縣志》卷七。

[10]乾隆《續外岡志》卷一。

[11]道光《巴州志》卷一。

[12]光緒《泰順分疆錄》卷二、卷三。

[13]同治《彰明縣志》卷一九。

[14]光緒《彭縣志》卷三。

[15]道光《黃平州志》卷四。

[16]李煦奏折。

[17]乾隆《瑞金縣志》卷七。

[18]費南暉：《西吳蠶略》。

[19]光緒《肥城縣志》卷一引嘉慶縣志。

[20]《續古今考》卷一八。

[21]乾隆《嵩縣志》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