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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北羊褸洞是中國青磚茶的故鄉。清以降,當地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傳統士人棄儒經商,囚而在羊樓洞形成了一個以業茶為主的紳商群體。他們在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紳商是傳統社會里既有學識和功名,又從事工商業的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由于歷史以及資料搜集困難等多方面原因,目前學界對這一社會階層的研究還十分薄弱,僅有的一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近代大城市中的上層紳商的研究,而對廣大鄉村地區中小紳商的研究尚無人涉及。鑒于此,筆者擬就湖北羊樓洞雷氏等家族進行個案研究,希望能引起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羊樓洞(曾寫作“峒”),位于今湖北東南部邊陲赤壁市(原蒲圻縣)西南60華里處,是中國青磚茶的故鄉。卷入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后。羊樓洞傳統制茶手工業得到快速發展,涌現出一大批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的、規模宏大的資本主義制茶手工工場,所產“洞茶”在漢口茶市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光年間,羊樓洞茶業經濟進入鼎盛時期,有山西幫、廣東幫和本地茶莊200多家,年產銷青茶、紅茶、包茶、磚茶等一系列“洞茶”達4949萬斤,其中“川”字牌青磚茶馳名中外,羊樓洞也因此成為湘鄂贛三省交界州縣著名的茶葉集散和加工中心。本文通過對大量族譜、方志及其它地方文獻的分析,說明羊樓洞經濟社會的發展,是與當地傳統士人的分化——紳商的形成及其社會經濟功能分不開的。對該問題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加深我們對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認識,而且還有助于我們從鄉村層面深化中國紳商問題的研究。
一、羊樓洞傳統士人的分化與紳商階層的形成
(一)羊樓洞傳統士人分化的社會經濟環境
清初,穩定的國內外政治社會環境,以及邊疆和俄國等地對茶葉不斷擴大的市場需求,刺激著晉商深入內地各產茶地區,收購茶葉。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羊樓洞成為善賈的晉商“度地居物”的必然選擇。其地位于湘鄂贛三省交界處的幕阜山脈西段余脈北麓,水陸交通便利。地處要沖,位于南北驛道旁,“其上,則滇、黔、粵、蜀有事于二京,各省凡從岳陽出者,則以之為武昌之戶而人;下則二京以至秦、晉、梁、江、浙、閩、廣有事于黔、蜀,凡從武昌人者,則以之為武昌之戶而出”。[1]該地“群峰岞崿眾壑奔流,”[2]“如仰盂”[3],而近人則描述為“四面多山,其形如洞,相傳昔有牧者建樓飼羊于此,因而得名”。[4]特殊的地形結構形成了羊樓洞降雨充沛、雨熱同期、盛夏不炕、嚴冬不凍的氣候特征,以及山泉眾多、眾壑奔流的環境特征。境內有九口清泉,其中觀音泉、石人泉、涼蔭泉三泉水量充沛,日夕涌流。穿鎮而過,泉水冬暖夏涼,水質清澈。其中以觀音泉最為著名,據當地人傳說,觀音泉乃“菩薩口吐仙水’’而成,泉水洧甜,解渴爽口,因為礦物質豐富,所以同等重量的茶用觀音泉水和普通水制出的磚茶差別很大,一是前者更重,二是湯色油潤,香高味醇,素有“觀音施水,得天獨厚,自古天然宜茶”之說。據當地碑刻記載:“茲泉清冽異常而居民遂掘井取飲焉……飲茲泉者病輒愈,于是樹竿……。”[3]可見,上述傳說由來已久。此外,“該地土壤為黃色砂質壤土,以氣候溫和,宜于制茶,故產茶頗盛”。[4]據說,因羊樓洞磚茶是以觀音泉、石人泉、涼蔭泉三條泉水制成,故其正面被壓上“洞茶·川”字樣,這便是這一著名的商標的由來。此說雖無法考證,但據史料記載,晉商中凡是帶有“川”字的商號,無不與經營“洞茶·川”牌磚茶有關,如著名的三玉川、巨盛川、大盛川、大川昌、長裕川、長盛川、長順川、長源川、晉裕川、宏源川、長谷川、寶聚川、聚興順等。
由于上述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清初羊樓洞就以其芙蓉山出產優質茶而名聞一時。清人葉瑞廷《莼蒲隨筆》記載“聞自康熙年間,有山西估客購茶于邑西鄉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傭”。[6]乾嘉文人周順倜(嘉慶貢生)《莼川竹枝詞》云“茶鄉生計自鄉農,壓作方磚白紙封。別有紅箋書小字,西商監制自芙蓉?!辈⒂凶⒔狻懊繗q西客于羊樓司、羊樓洞買茶,其磚茶用白紙緘封。外粘紅紙,有本號監制、仙山名茶等語?!盵7]該詩描述了當時晉商在羊樓洞一帶監制磚茶生產和包裝,以及芙蓉山以出產優質茶而聞名的歷史。莼蒲(川),是羊樓洞所屬蒲圻縣之代稱。其中著名的三玉川和巨盛川,是旅蒙晉商大盛魁的兩大茶號,它們于乾隆年間來羊樓洞一帶設莊收制邊茶,年生產磚茶八十萬斤。[8]
(二)羊樓洞雷氏等家族傳統士人的分化
如上所述,由于羊樓洞具有發展茶業經濟的優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清初以來,晉商先后來此釆辦茶葉,刺激了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方面為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形成了羊樓洞文風甚隆,崇尚詩書的傳統。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當地傳統士人的分化。在羊樓洞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業茶為主的紳商群體及其家族。其中,以“雷姓世業茶行”,“遠來商無不主雷氏,行業之盛甲一鄉”①[9]最有代表性。
現以雷氏家族第55代中萬祖支下東陽公房史為例,對這一分化過程及特點加以分析。
雷中萬公,生卒不祥,據推算,應為康熙乾隆年間人士?!白陨儆⒚?,嘗從予大父紫溪翁受業,吾鄉李蓼灘孝廉,見其文雅,稱許焉。年逾三十始捐舉子業,而從事詩古,兼及貨殖,遂以富稱,其居族里也。義正詞嚴,莫不敬憚,遇有婚取貧乏者,常解囊助之……?!盠10J可見,中萬公是當時典型的儒商。根據當時當地的社會經濟環境,及其玄孫《霽軒公(1845—1903)家傳》有“洞,產茶埠也。首開辟自雷氏公之曾祖東陽公、祖文庵公,既皆以商業起其家矣”[11]之記載,中萬公可能已經開始茶葉貿易了。
雖然,中萬公“生五子,俱延名師授讀”,但是并沒有都走科舉人仕之路。其仲子觀翹公,繼續走科舉之途。后“授八品職”。但其四子東陽公繼承父業,繼續貿茶。東陽公,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卒年不詳。太學生,誥封武翼都衛,馳封奉政大夫。“封翁率先人家范,耕讀教子,雅事經商,無何,封翁四十七捐館”,生五子(國祥、自立、雨亭、墨林、位三),年少時,均讀詩書,成年后.先后以長子、次子、五子繼續業茶。而以三四子繼續業儒。
第57代國祥公(生于1777年卒子1818年,即乾隆四十二年至嘉慶二十三年),主理家計,并由二弟自立公(1786—1836)“佐理之”。由于國祥公早逝,自立公“遂命季弟位三公(1798二1870),投筆共理生業。俾三弟雨亭公、四弟墨林公得以專心誦讀,游黌序而食廩餼”。由于兄弟二人“忠信素著,聲氣遠通,一時巨賈爭投,不間數千里外也。計先生與季弟任事二十年,拓美田數百畝,恢廈屋數百間”。[12]雨亭公(?一1854)為歲貢生,“一以讀書為務。賓客往來一揖之外,數語寒暄。凡家常世故,并不問及?!薄傲思潱拟叻克]?!盵13]墨林公(1793—1837)為邑庠生,“尚勤儉,兄若弟商賈兼營,田宅廣廓,而平直無欺,義聲載道。理財之善,亦權與自公。常語人曰:‘太史公列貨殖傳,端木氏居其一。于持籌之際。存詩書本色其可矣”’。[14]叫可見,墨林公常以儒家的義利觀來指導三位兄弟業茶經商?!凹滓?1854)年間,粵賊竄楚……省垣克復,胡(林翼)文忠公檄下州縣,督辦團練,窮搜逋寇”,位三公由于家資雄厚,“應命,協從者多所原宥,隨保都閫府,后胡文忠公召人幕,公力辭不赴”,先后被清廷誥授“武德騎尉”、“武翼都衛”。“祖中萬,父東陽,皆以公得請封典如例”。[15]可見,在前近代和近代之初,國祥公五兄弟亦紳亦商,已為其家族后來茶葉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
第58代均已進入近代社會,由于各種原因.依然存在業儒、業茶兩條道路。國祥公長子焯慶(弁南)公(1801—1849),太學生。三子曉山公“邑例貢生,誥封承德郎……,國祥公以經商起家,臨卒,母賀宜人泣日:‘渺茲孤,誰嗣若夫業乎?’公奮然曰:‘丈夫生世,不作越大夫即鴟夷子,貴繼志述事耳,奚必毛錐子為?’乃投筆操錐刀,理父業。既而與渚父析產,浮梁大賈爭投焉,不數年手致萬金,以財雄于鄉。”[16]浮梁,是江西景德鎮的舊縣名,以產茶著名。五子立南(1812一1878),號受山?!凹肮?,縣府試屢列前茅,然卒未第,欷虛者久之。迨后丁口漸增,家計旁午,不得已而棄儒就商,始以親在,未嘗遠游,道光丙午(1846)賀宜人歿,公曰:‘吾養送大事畢矣,安可郁郁久居乎?’決議貿茶為業,往來粵東,頗獲蠅頭?!笨梢?,受山公是近代以后羊樓洞最早開始到廣州經營紅茶的商人之一。1854年,“羅忠節塔忠武方募兵剿寇,諭各處團練,榷厘籌餉,公捐貲以輸國難,由監生保舉同知銜,誥授奉政大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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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氏宗譜》(七修)之傳記,根據同治癸亥()863)年四修、民國甲子年(1924年)六修老譜所載傳記、墓志、壽序選輯而成。本文所引傳記均源自老譜,以下引文簡稱《雷氏宗譜》。
自立公長子卿若(1813—1866),邑上庠生,“幼業儒,以自立公即世早,乃棄舉子業,課二弟以詩書,而自主家事,新棟宇,辟田園,二十年之間增其舊者數倍”。[18]叫次子其華公(1819-1875)“幼習舉子業,長以家計廢讀,遂營商賈事”[19]
雨亭公為歲貢生,“性癖于書,鎮日守一編,不屑於家事,既悔拙于謀生”,兄弟分家后,遂以家事委托長子清庵公。清庵公,邑上庠生,少習舉子業,受父之托,“含淚輟讀,於是權子母計嬴絀,於近市設小肆,以逐魚鹽布粟之利,暇復裹重貲,遠賈於湖南、粵東之省,皆得當而歸”。[20]其弟青浦公廣生而穎異,數歲雨亭公授之讀,公即能背誦解講大義,初學作文,便以清真為宗,耽思力索,不肯一語襲人牙慧,書法鐘王,頗得其骨格,雨亭公以大器目之,人亦以為學有淵源云,后屢試不遇,”“乙亥(1875)歲,適靜庵公有新堤覆舟之變,歸后不欲復涉江湖。公因力任營貿之事,客亦喜公誠懇樂投公,數年之間囊橐裕如,公與靜庵公拓地開基,連構大廈,棟宇翠飛,實纘先人未成之志,而公因是讀.遂納粟人成均。非公志也?!盵12]
墨林公長子莘佃公(1814--1881),“發韶齒龁,墨林公即捐館,當是時,君方弱冠,操鉛鏨業,立能成就。迫于生計,改習研桑術”。[22]莘佃公“集資興辦茶莊,操持四盛茶行”,[23]故地產出,居奇貿易,不辭艱卒,久之囊稍?!瓡型饣ナ校岩蒯疾杪勌煜?,萬商云集,貨力騰涌,群商貿其間,不數年積貲鉅萬,田廬十倍于舊,南鄉素封之族,鮮有匹者?!蛟{貲,得太常寺典薄,誥授奉政大夫”。[22]莘佃公弟小族公,邑庠生,幼讀詩書,“稟姿明敏,千余言二三遍可熟,雖嚴師未能加以夏楚,稍長背誦九經,滾滾如倒瓶瀉水……道光庚戌辛亥(1850—1851)之年,試列前茅”,“未幾粵匪猖”,家道中落,學業亦久荒,“承平后家運日昌,事日繁,伯兄一人不能獨理”,“而家事之當明也,故慷慨就理而不辭。咸同之際,軍務倥傯,以輸餉故援例授貢生,究非心所愿。越數載,伯命析炊,盡卸所事于君,君外支行務,內理家政,井井然無遺憾”。[24]
位三公長子炯慶公早逝,次子漢搓公(1821—1905),“其父以茶業起家有年矣,事且劇。公念累老父,子何以安,于是身成其役”,“輟士子業”,“舉巨細無不綜”?!靶院檬┡c。醵金創設育嬰堂及回春醫院”。[25]
雷氏第58代,兄弟十五人,“先后入學求知,卓有成效者達十二人,多為地方名儒”。同時又抓住近代“中外互市”的契機.利用“蒲邑峒茶聞天下”的資源優勢,或貿茶湘粵,或“拓地開基,連構大廈”,廣開茶行,“不數年積貲鉅萬,田廬十倍于舊”,“以財雄于鄉”。[23]
第59代,在祖父輩的基礎上,亦儒亦商,立有功名者不下二十人,并進一步拓展茶務。如漢槎公之子霽軒公(1845—1903),“時中外通商約成,公承茶行世業。以故有宅第茸而新之,拓而祟宏之,主粵商之攬有歐洲人之運花茶出口者,其業日發展。既又糾同志,組為坐賣者二:一貨業,一錢業,規模具矣。范圍之所推及,而荊沙,而武漢,而長岳,皆駐置支部。便交通焉。其附近之羊樓司、聶市、沙坪、黃沙堰諸茶埠,則所在有茶莊,或獨資,或合業,歲不止一埠,埠不止一莊,每茶市期,出入動以百萬計。方公之初起也,田不十畝,屋僅容茶商者一,逮其暮年,則腴田倍增,新拓巨宅四五,能主粵晉大商不一戶,且他埠亦時有購人者”。[11]又如莘佃公之子豫咸公(1872—1907),邑廩生,“幼年穎悟絕倫,七歲人塾從師,十余歲便能書善文.弱冠后繼承父產,艱辛創業……擴建茶屋三棟,租與三家外商,興辦‘忠信’、‘巨忠和’、‘怡宏九’茶行”。[23]
中萬祖支下觀翹公、班聯公等房,亦有類似的歷史。如班聯公之孫雷讓溪公(1814-1886),“少讀書有大志,倜儻不群。壯迫于家累,不竟學,改事商業起其家,后以人貲授翰林院待詔職,敕授登仕郎。清咸豐初元,歐舶東漸,廑及海疆內地,……公于此慷慨與遠游志,兄弟合資,倡為紅茶。居者任采購制作,公任運輸粵東,出售洋商,先后六年,獲利鉅萬”。[25]
并且雷氏家族與羊樓洞其他家族,如饒氏、賀氏、游氏等均互有姻親關系,因而清以降羊樓洞存在一個規模較大而又相互聯系的紳商群體及其家族。
由此可見,自清初以降,在茶葉商品經濟的刺激下,羊樓洞有一大批飽讀詩書的傳統士人,或因家道中落,或為維持家計,或因屢試不中,或想另辟蹊徑、發家致富,或被迫,或主動地開始棄僑經商,從事茶業,而成為紳商階級,社會階層出現了新的變化。在貫穿整個清代的分化過程中,雷氏等家族內業儒者與業茶者既是同代并存,又存在隔代交替。他們以業茶持家,以業儒做官或捐納而揚名,表現出對儒學和科舉功名的眷念以及對為富求仁和講求孝悌等精神生活的追求。
此外,雷氏等家族宗譜中的大批傳記還反映出,羊樓洞紳商自幼飽讀詩書,不僅擁有思維敏銳、精通書算、辦事周密的文化素養和才干,而且還具有崇尚誠信、利以義制的儒家思想以及忠厚待人、熱情周到的處世作風,這是他們從事茶葉貿易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晉粵商人與之合作的文化基礎。
一、羊樓洞紳商的社會經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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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紳商群體,既有學識和功名,又有雄厚的財力,并且熱心公益,關心家鄉的發展,因而在羊樓洞地方上有較高的威望,在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仗義執言,建章立規,維護市場秩序
這些眾望所歸的紳商,在排解社會經濟糾紛,懲戒不法之徒等方面,發揮著積極有效的作用。如雷文庵先生(1798—1870),“居宅近市,每歲茶商輻輳,情偽滋生,有不了事,得公一言輒解,于時縉紳冠帶之徒,聞公名咸請謁焉”。[15]雷芾亭公(1801—1878),“劇喜鋤強扶弱”,“有丁寡婦者,崇(陽)人也,業小生涯于市,年老子懦,恒為市痞所陵,訴于公,卒為申之”。“通城有黎正權者,性恨惡,貿于洞,人皆畏之如虎”,“公惡聲斥之”。“族人有不法事,一聞履聲,即奔竄無地,若畏嚴父母”。[27]其子雷雅堂公(1830-1878),也遇事有決斷,能持大體,“排難解紛好直言。族中不法者,恒面斥之,不少容”。[28]
不僅如此,羊樓洞紳商還深知“蓋聞通商惠工,國家所以阜財用,而臚規定矩,地方所以安客商”[29]之道理,于是他們多次通過建章立規來維持市場的有效運轉。這主要是由一批遠賈他鄉、經歷世面的紳商,回鄉后倡議進行的。如雷讓溪公(1814-1886),曾販運紅茶至廣州有六年之久,回鄉時見“羊樓洞初辟為商場,漫無端緒,百事棼如,遠來商多憚之。公慨然曰:‘法不立不足以治事也’。日求縉紳父老,旁諏博釆,手草規章,試行無忤,傳布永久”。[26]雷受山公也曾遠賈于廣州、上海、福建、湘潭等地,自咸豐戊午(1858)以后,“準外洋各路通商入境貿易”,羊樓洞“于是植茶之戶曰多,行茶之途日廣,我境旗風美,字號云屯,然而新開碼頭,規矩章程不規劃一”。辛酉(1861)冬受山公,“束裝回里。見行業曰盛,茫無頭緒,謂非長久計,遂約同人合稟上憲批準,尋奉邑侯恩諭,立同益堂公所,兼修財神廟。公所定行規數十條,永遠遵照無異”。[17]這是羊樓洞第二次訂立行規的活動,對“往來貨物,車工推運紊亂”之弊端?!扒叭味鲬椫I行、客二幫,議立車局,整頓行規”,“照客家箱名取用,各口有成規,數無異言?!钡^二十余年后,由于“人心不古,漸至忘章”,不得不重整舊規,對紅茶二五箱、黑茶東西箱、花香包等各類茶葉運往張家嘴、牛形嘴、夜珠橋等地的車費和力錢,重新規定,“即囊內囊外之□車額例恪遵,切勿恃強越規蹈矩?!盵29]近代,羊樓洞紳商整頓行規的活動,已不是封建行會制度的復活,而是一種維持新的市場秩序的行為,是發展當地茶葉經濟的需要。
(二)修橋筑路,改善投資環境
羊樓洞曾有兩條主要的通道,一條為通往張家嘴的小路,為運茶出路?!懊慨敶河?,不堪車陷泥坑難行”,饒魯堂公“議修石路以利行人,或苦其難”,“獨與駐軍長官歐陽募費萬余,卒成坦途”。[30]1877年,時人在《萬國公報》著文《羊樓峒坦平頌》對此事給予了如實的報道和高度贊賞:“從來生物蕃盛,固賴天時,履道平坦,尤資人力。如鄂之羊樓峒者,乃南北楚省暨中外茶商總匯處也,每當春夏之初,航海而來。梯山而往,可憐鳥道羊腸,肩負者,深虞險峨、風播、雨滑;車載者,每苦馳驅”。“邑紳雷樂齋、饒魯堂、雷朗齊、游包六、雷漢槎、雷受山諸公,籌劃費資,秉公秉正,修理石徑,任勞任怨,吁以千百人之上。成之不日,數十里之地,履之如夷”。[31]其后,饒紹皋先生在洞鎮商會任主席時又“創辦洞趙汽車路及重修洞鎮石街”,[32]進一步改善羊樓洞茶葉輸出的交通條件。
另一條是羊樓洞通往其重要的茶葉來源地(湖北省之崇陽、通城縣,湖南之臨湘、平江和江西之修水等地)的道路。其間有“崇邑田家咀之大橋,湘贛鄂三省往來之途也,工艱費巨,且中輟矣”,雷霽軒公“乃獨任其不足者,以三千緡成之”。羊樓洞“至崇(陽)通(城),必道出伏嶺,山徑崎嶇逶迤,綿亙十數里。行旅畏憚。公鏟險為夷,隨地勢砌石為升降,如坦道焉”。[11]
羊樓洞紳商修橋補路的行為,不只是傳統的積德行善之舉,而是直接關系到茶業經濟能否發展的大事。正如《萬國公報》所肯定的那樣,茶葉經濟的繁盛,不止是靠天時地利,“履道平坦,尤資人力”。
(三)調處軍政關系,保全市面穩定
近代中國政局不穩,兵荒馬亂,各種攤派多如牛毛,羊樓洞“實扼南來之沖,而地處萬山之中,往攻殊不易。且茶商云集,稅厘旺時,歲約百萬,財賦亦足給,真進可戰退可守之要塞也”。[33](P119)因此,自晚清以來,羊樓洞一直有駐軍,過往軍隊無數次。但羊樓洞紳商及商會組織,積極調處各種關系,努力將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
太平天國運動之后,晚清政府仍在此駐扎一營(忠義營)官兵,在羊樓洞士紳的協調下,忠義營統帶歐陽公不僅“都戎彈壓地方,絲毫不犯,約束丁兵,紀律嚴明”,而且當饒魯堂諸公募捐修路時還“捐俸會商”。[31]后來清政府還在羊樓洞“設彈壓局,歲委員,系候補縣職左,以紳擇賢而有德者任之,三歲一易”。雷步卿公“連任九年,屢辭不獲退。凡邑令至洞市,有要事必詢公,公以一言福閭里者屢矣”。[34]
民初,饒做人公“承地方父老推舉.就商會職,先生苦心維持招待過往軍旅,皆以誠意,市面得以保全。丙辰丁巳之際,歷經亂離,茶葉業衰,商會招待費及警察款無從籌措,山西黑茶幫以全體名義獻芹負暴。蓋感先生之功德至深也”。[33]
羊樓洞自太平天國戰亂后,保持了一個持續的、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這不能不說與當地士紳及商會組織在軍政兩界積極有效的協調能力有關。
(四)廣建行屋,添置器具.勇于投資
如前所述,由于羊樓洞具有發展茶葉經濟的良好的生態環境,故“自(清)國初以來,晉人歲挾鉅金來此采辦,相高大之宅,托為居停主人焉,及秋則計其收茶之值以納租金”。“凡業茶行者,屋宇即其資本”。[20]
咸豐五年,羊樓洞茶行屋均毀于戰火。戰后,各家族開始重建行屋,如雷裔卿公“祖遺房屋二百余間。盡成灰燼,賊平后不三四年,而頹瓦廢垣,已煥然一新矣。又復另辟基址修建三百余間”。[9]雷竹軒公經營茶行,宏宇櫛比,后亦悉毀于兵。其子雷樂齋公(1823-1904),“力任艱巨,牽羅補屋,慘淡經營,不數年鱗次屹若,瞬復舊觀,而行業一日千里,昌盛甲全市,由此家道勃興,累資拓業,稱一鄉殷富巨擘”。[36]
還有不惜典質以建行屋者,如雷清庵公“與家人謀曰:‘無屋則無(茶)客,無客則無財。為今計,不如重修堂構之為愈,雖所費不貲,典質弗恤也’。眾疑其計左,而公卒遂其所謀”。[20]為了開辦茶行,招攬茶客,雷清庵公力排眾議,甘冒風險,抵押家產,借款修建行屋,招攬茶商。
羊樓洞的茶行屋,歷來建造得十分高大寬敞。一色用三六九寸青磚做到頂,很結實,并鋪有地板。房子提供給茶廠做揀茶和堆放、涼茶葉之用。[37](p836)茶行面積寬大,一般均為五進,每個茶行一般并列一至三個大門(據當地人說,可駐扎一師官兵),能儲原茶百余萬斤,樓上可涼茶八千箱,揀場能容幾百女工同時揀茶。每個人有兩只直徑二尺多的蔑籮,一個籃盤,坐著揀茶還留有擔茶往來的活動余地??梢姀S房之大。[38]20世紀30年代,茶葉經濟衰退,在羊樓洞這樣寬敞的茶行屋就有七八十棟空閑著。每棟造價不下萬元。[39](p16)這些茶行屋也是相對集中地布局在一起,從羊樓洞“灣上至木門頭,高坳上下,游坳上下,栗樹嘴,楊樹蔸下的兩對面排列著高大寬敞的茶行屋,煙囪林立(據說有四十八個),蔚為壯觀”。[40]
除建造行屋外,房主還提供茶莊所用之器具,包括購茶,制造及帳房、廚房等之一切設備。制茶器具計有茶篩、鍘刀、風車、曬簟、茶籮、簸箕、樣盤、茶鋤、釘鋤、鐵叉、蘆席、茅草、磅秤、籌碼、掃帚、木耙、籃、盆及梯等等。帳房用具及普通設備包括算盤、椅桌、凳柜及床鋪等。廚房用具則有鍋、灶、碗、盆、水缸、水桶及菜櫥。[39](p15)
只有那些建有行屋,置備器具,并領有牙帖,照章交納帖稅者,才可招致茶客落行收茶,加工精制。羊樓洞茶市,“循一行(即茶莊)一客習慣”。[41]茶行對于茶客所負責任,為介紹職工,并擔??蜕碳靶袃炔枞~之安全。如遇假茶及運輸偷漏之情事,亦代為交涉調處。對于賣主販賣假茶,被察破后,如發生糾紛,則出任調節。[4]
綜上所述,由于羊樓洞具有發展茶業經濟的優越的自然和社會生態環境,清以降,晉、粵商人先后來此采辦茶葉,刺激了當地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對人才的大量需求。一大批飽讀詩書的舊式知識分子,或因家道中落,或為維持家計,或因屢試不中,或想另辟蹊徑、發家致富,開始棄儒經商,從事茶業,因而在羊樓洞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業茶為主的紳商群體及其家族。無論是被迫無奈,還是為豐厚的茶利所吸引而主動放棄業儒,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無疑是促成這一轉變的直接推動力。在當地雷氏等家族內,業儒與業茶者既是同代并存,也存在隔代交替。以業茶持家,以業儒做官或捐納揚名,而業茶無疑是業儒做官和捐納的基礎。羊樓洞紳商自幼飽讀詩書,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崇尚誠信、利以義制的儒家思想以及忠厚待人、熱情周到的性格特征,這些是他們從事茶葉貿易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晉粵商人與之合作的文化基礎。羊樓洞紳商群體,既有學識和功名,又有雄厚財力,他們熱心公益。關心家鄉的發展,因而在羊樓洞地方上有較高的威望。在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中起到了仗義執言、建章立規、維護市場秩序,修橋筑路、改善外部環境,調處軍政關系、保全市面穩定,廣建行屋、添置器具、勇于投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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