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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資金供求現狀分析;我國機構部門貢獻率分析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企業部門貢獻率下降,住戶部門貢獻率上升、以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部門的社會貢獻為例、非金融企業部門與金融機構部門通過再分配對社會的貢獻、居民儲蓄存款余額持續增長,銀行吸收存款總量一直大于發放貸款總量等,具體資料請見:
內容摘要:資金流量分析是金融研究中的一種分析方法,在進行宏觀金融分析時,應通過資金流量分析了解經濟中各子部門的資金來源與運用,以掌握社會資金流動的演變趨勢。本文通過對資金供求關系的分析,指出我國資金過剩主要由資金配置不合理造成,并非真正過剩。貢獻率分析闡明了金融機構部門和非金融企業部門通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對社會的貢獻。
關鍵詞:準公共產品定價原則定價方法
資金供求現狀分析
在核算國民經濟的儲蓄和投資時,一般將國民經濟分為五個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機構部門、政府部門、家庭部門和國外部門。根據1992—2000年統計數據,我國國民儲蓄主要來源于家庭部門和企業部門。1992年以來,隨著國民經濟增長,總儲蓄和總投資也在增長,2000年總儲蓄規模達到32555億元,總投資規模達到32500億元。企業部門一直是投資的主力,但近幾年來政府投資份額有所增加,由1992年的6%上升到2000年的10%,企業部門的投資比例由78%下降到75%。考慮到企業是最大投資者,而家庭部門儲蓄遠大于投資,總體來說,向社會提供資金的主要是家庭部門。國民儲蓄來源主要是家庭部門和企業部門。自1998年之后,家庭部門所占比例不斷下降,可能與近年來住房商品化、個人住房貸款不斷增加有關,一部分儲蓄在家庭部門內部轉化為投資,導致家庭部門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上升。同時,金融資產和負債上升,說明家庭內部的儲蓄投資轉換加快。從家庭部門金融資產構成來看,由于證券、保險和抵押貸款的興起,1998年后家庭部門金融資產日漸豐富,但總體來看,金融市場欠發達,金融產品欠豐富,資金配置缺乏效率。
1992年以來,居民儲蓄存款余額持續增長,銀行吸收存款總量一直大于發放貸款總量,出現巨額存貸差。經濟迅速增長,國內投資需求加大,但居民儲蓄并未全部轉化為投資。相反,相當一部分儲蓄被國外部門吸收,金融體制并不完善。與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相比,我國金融工具缺乏。如國外用的很多的市政債券,在國內就沒有。而國內面臨的城市化戰略,實施中就存在缺少資金和資金未來償還的問題,而市政債券正是用于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并以地方稅收為保障的一種債券。資產證券化亦有類似情形。金融產品不足造成資金流向障礙。前些年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需要政府投資帶動經濟。實際上,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可以促進民間投資的擴大,解決此類問題,發達國家都有比較好的金融工具。所以,需要討論的是我國如何利用合適的金融工具進行投資。我國資金過剩更多由資金配置不合理造成,而不是真正過剩。
我國機構部門貢獻率分析
(一)企業部門貢獻率下降,住戶部門貢獻率上升
企業部門生產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但貢獻率趨于下降;住戶部門貢獻率上升。我國企業部門貢獻率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較高,但自1995年起直線下降。住戶部門則相反,從1993年的26.32%上升到2000年的31.38%。國民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住戶部門生產的增加。住戶部門生產無論從經營規模還是管理層次上都與企業性質的生產單位不同,無法與現代化大生產相提并論。企業部門貢獻率的下降和住戶部門貢獻率的上升說明生產社會化、現代化和市場化程度下降。為找出構成與社會發展程度之間的關系,筆者選擇英國與美國為參照系進行對比分析。美國自1929年以來,企業部門貢獻率均在82%以上(除1944年和1945年),企業部門貢獻占絕對優勢。英國雖低于美國,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上升,我國企業部門貢獻率不僅遠低于美英,且呈下降趨勢。
(二)社會貢獻分析:以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部門的社會貢獻為例
1.非金融企業部門與金融機構部門的相對貢獻率。生產活動的增加值首先要經過分配環節進行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形成各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才是各部門可用于投資和儲蓄的資金總量。經過分配環節,每個部門剩余的可支配收入不僅不再等于該部門創造的增加值,而且各部門從增加值到可支配收入的變化比例也并不相同。有的部門剩余的可支配收入多些,有的部門則相對少些。如果可支配收入占增加值的比例較小,說明該部門通過分配環節流出了較多資金,反之亦然。所以可通過可支配收入比例分析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我們將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占該部門增加值的比重界定為相對貢獻率。1992—1996年,非金融企業對社會的貢獻率相對較高,1997—1999年,非金融企業部門與金融機構部門對社會的貢獻率基本持平。
(二)非金融企業部門與金融機構部門通過初次分配對社會的貢獻比較
初次分配是生產活動形成的增加值在參與生產活動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及政府之間的分配。其中,勞動力所有者通過提供勞動獲得勞動報酬,政府因直接或間接介入生產過程獲得生產稅或支付補貼。從勞動者和政府的角度看,其所得是對參與生產活動的補償,從企業角度看,企業對勞動者和政府的支付是通過初次分配對社會的貢獻的體現,可以通過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及生產稅凈額所占比重反映。
1.從圖1可以看出,1992—1996年,金融機構支付的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遠遠低于非金融企業,非金融企業雖然勞動生產率低于金融機構,但吸納大量勞動力,支付的勞動力成本高,擠占了非金融企業可支配收入份額。但總的說來,這一階段非金融企業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降低,金融機構部門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升高。1997—2000年,非金融企業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繼續降低,金融機構部門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不穩定,但總體上是上升的。因此,在非金融企業勞動力成本不斷降低和金融機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雙重作用下,金融機構支付的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在1997年超過了非金融企業。
2.平均來看,金融機構通過生產稅支付對社會的貢獻大于非金融企業。非金融企業生產稅凈額占增加值的比重雖呈上升趨勢,但變化不明顯,金融機構在1992—1996年上繳的生產稅凈額平均略低于非金融企業,1996年以后,金融機構生產稅凈額占增加值的比重提高了近20%,遠遠高于非金融企業生產稅凈額比重。
(三)非金融企業部門與金融機構部門通過再分配對社會的貢獻
再分配是通過對初次分配總收入進行轉移支付,從而形成各個機構部門的可支配收入。轉移支付的形式有收入稅、社會保險付款、社會補助和其他經常轉移。對于一個具體的企業來說,有可能獲得經常轉移收入,也有可能支付經常轉移費用。經常轉移支付與經常轉移收入相抵后的凈支付所占比例高,說明對社會貢獻大。反之亦然。
金融機構在1990年代通過再分配對社會的貢獻較高,以后逐年降低,到1999年幾乎與非金融企業持平,非金融企業通過再分配對社會的貢獻比較穩定,變化不十分明顯,見圖2所示。
根據非金融企業部門和金融機構部門對社會貢獻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機構通過初次分配對社會的貢獻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明顯小于非金融企業,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基本與非金融企業持平;金融機構通過再分配對社會的貢獻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明顯大于非金融企業,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有向非金融企業趨近的勢頭。從而使金融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對社會的貢獻小于非金融企業,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才與非金融企業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