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機制抉擇及調控系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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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孟祥林作者單位：華北電力大學
一、從走“蘇聯模式”到選擇中國特色的市場化道路
(一)列寧模式: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
列寧實施的國家經濟政策經歷了從“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的變化。這是在充分認識“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弊端的基礎上考慮當時的條件而推出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又稱“軍事共產主義”，是1918年至1920年期間蘇俄在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所實行的一種特殊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這是俄國革命實踐的偉大嘗試。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使國有化和計劃手段成為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核心內容。蘇共希望通過該政策使蘇俄直接轉變?yōu)樯鐣髁x國家。從1917年列寧簽署了《工業(yè)國有化法令》起到1918年底的時候共有1100家企業(yè)被收歸國有，這樣國家基本實現了對全俄大企業(yè)的無償國有化。到1920年也按照對大企業(yè)采取的措施對中小企業(yè)全部實行了無償國有化。除了工業(yè)企業(yè)國有化之外，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①國內買賣集中化。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要求蘇維埃政權按照戰(zhàn)時需要來強化集中計劃管理經濟，規(guī)定商品均由國家和合作社組織供應，不允許私人經商，在這種政策下國家對柴、米、茶、鹽、糖、布匹、鞋、肥皂等各種生活用品實行壟斷。②征購全部余糧。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下需要對糧食集中使用，農民除了留下必要的生活用糧食外余糧全國由國家征購，不同的人配給不同的數額，各家不得有儲存糧食，否則就被沒收。按照不同農戶承受能力的差別實行富農多征，中農少征，貧農不征的原則。③城鎮(zhèn)實行配給制。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規(guī)定，所有非農人口必須加入消費合作社，個人消費品全部由合作社配給，不同的居民根據自己的工作種類等各種條件的規(guī)定領取自己的配額產品。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完全在國家的掌控之中，全國上下在對居民按照規(guī)定的標準進行詳細區(qū)分的情況下配給生活資料。④全部勞動義務化。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規(guī)定，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應該盡自己的最大能力為社會勞動。強制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不參加勞動就不能領到自己的生活用品。“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在當時的情況下發(fā)揮了很好的作用，迫于戰(zhàn)爭和經濟嚴重困難的壓力將全國有限的人力物力高度集中起來，最大限度地保證了軍民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對于這種“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不同專家持有的態(tài)度不一樣，一些人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成績有限，錯誤嚴重”，另外一些人持肯定態(tài)度，認為鞏固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保衛(wèi)了國家獨立。當然對于“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之所以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的無奈之舉，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是最有效率的，并且也才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最理想的效果。當然其弊端也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政策會使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大為降低。針對“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出現的諸多問題，列寧被迫將當時已經形成并在實際運用著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變?yōu)榘l(fā)展商品經濟的“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最重要一點就是以征收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政策中規(guī)定所有農民都必須繳納糧稅，超過應繳糧稅的收益全部為個人所有。這種政策較“戰(zhàn)時經濟政策”中所規(guī)定“余糧全部上繳”的政策是一個巨大的制度創(chuàng)新，農民的勞動熱情開始迅速高漲起來，農業(yè)生產開始有了新面貌。“新經濟政策”除了在農業(yè)方面實行的制度創(chuàng)新外，在工業(yè)方面也一改原先的全部由國家控制的局面，在國家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前提下將部分國有企業(yè)轉變?yōu)閲屹Y本主義企業(yè)，這些企業(yè)的所有權屬于國家，但由私人進行經營。除此之外在全社會范圍內發(fā)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從根本上廢除了國家在各種商品方面的配給制度和國家對商品買賣的壟斷。
(二)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
蘇聯在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采取了重視重工業(yè)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運行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蘇聯經濟獲得了較大發(fā)展。斯大林模式是一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采取指令性計劃進行資源配置，國家的行政命令取代一切，排斥市場以及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斯大林模式使得蘇聯迅速成為一個工業(yè)化國家，在蘇聯迅速趕上和超過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斯大林模式的理論基礎是托洛茨基關于“超工業(yè)化”的思想，這種“趕超”確實對蘇聯經濟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是這種模式使得蘇聯由一個經濟比較貧弱的國家在短時間內發(fā)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yè)強國。在發(fā)展重工業(yè)的道路上，蘇聯為了在短時間內迅速發(fā)展工業(yè)就讓農業(yè)、輕工業(yè)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出了較大的犧牲。按照斯大林的說法，就是要突破“通常意義上的”工業(yè)化道路，不是從輕工業(yè)而是從重工業(yè)發(fā)展本國的工業(yè)從而實現國家工業(yè)化。蘇聯的工業(yè)化道路是以重工業(yè)為核心的工業(yè)化道路。除了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外斯大林模式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在工業(yè)管理方面國家將絕大部分權利收歸國家，企業(yè)幾乎沒有任何經營自主權，在這種模式下經濟發(fā)展的重要特點就是計劃性，國家經濟發(fā)展局面完全由國家計劃委員會掌控。
(三)我國的計劃經濟:學習蘇聯老大哥
我國的計劃經濟運行機制完全是效仿斯大林模式，雖然與列寧所實行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有一定的差距，但在某些方面也能感覺到相似之處。在長期的計劃經濟發(fā)展模式下，我國在經濟發(fā)展的改革方面實行“計劃”管理。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在農村實行征購制在城市實行供給制，這實際上就是列寧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再現。從現在的角度看，雖然這種經濟運行模式是缺乏效率的，但是在國家各方面事業(yè)還未健全的情況下，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可以集中利用有限的資源做重要的事情，這與當時“列寧”的初衷也是非常相似的。計劃經濟時期一切商品買賣都由國家實行命令管理，商品的價格完全由國家控制，價格既不反映商品的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系，經濟發(fā)展方式過于粗放，高投入、低產出的現象到處存在，不但造成了人力資源浪費而且造成了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經濟發(fā)展中產品的供應按照配給制進行，居民購買產品憑票證供應，這種短缺經濟的結果嚴重造成產品供不應求。除了科學技術含量不高的原因外，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受挫也是經濟長期在低位徘徊的重要原因。為了使得經濟發(fā)展實現從低效率到高效率的轉變，就要充分借助市場經濟的手段配置資源，通過價格、競爭、供給、需求等各種市場要素對資源進行配置，并且在分配方式上實行較大調整。事實表明市場機制通過自發(fā)配置資源的方式可以通過市場信號將資源配置到合理的“坐標”上去，但是這種資源配置方式與國家嚴格“計劃”控制下的經濟運行模式具有很大的差異，各種資源以利益為目標進行配置，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些事情大家都愿意做而另外一些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做。在都愿意做的事情方面就會出現惡性競爭，而在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方面就會導致無人問津，而這些無人問津的事情對于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并不是不重要的。于是國家在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就會出現不平衡問題。對于工業(yè)企業(yè)而言，在遇到市場風險的時候就可以通過減產、轉產等各種方式規(guī)避風險，但是對于農業(yè)這個弱質產業(yè)而言，只要種子一種下去就意味著一年的希望，而在產品收獲的時候市場行情到底如何只能“看老天爺的臉色”。農業(yè)一直都處于社會的底層，抗御市場風險的能力較差。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農民生產產品只能依據上一年的經驗判斷今年的狀況。于是在農業(yè)產業(yè)剛剛進入市場的時候就經常出現“谷賤傷農”的事情，導致農民“增產不增收”。土地是農民生存的保障，但由于市場狀況瞬息萬變，導致農民的收益與自己的努力程度不能夠十分相關。除了農產品之外，其他眾多處于完全競爭狀態(tài)的產品大都如此。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也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所以市場經濟并非萬能。很多事情并不能寄希望于市場本身進行解決。就需要通過市場以外的方法對市場進行控制，適時把握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四)“姓資”還是“姓社”:發(fā)展才是硬道理
在剛一介入市場經濟的時候，人們總是在討論“姓資”與“姓社”的問題，而且一直認為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1］。直到現在有些人在談論這個話題的時候還是堅持這一點。這種討論問題的方法是有一個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市場還是計劃是區(qū)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志，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不能有市場。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區(qū)分國家社會制度的根本依據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公有制為基礎就是社會主義，以私有制為主體就是資本主義。計劃或者市場都屬于經濟運行機制，都是手段或者工具。任何性質的國家都可以采用適合自己的經濟運行機制。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有市場。我國建國以后實行的計劃經濟運行方式，由于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問題使得人們開始將目光轉向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但是在原先的思維慣性下，就仍然將目光滯留在計劃經濟方面。將經濟運行機制視為區(qū)分姓資還是姓社的根本依據，鄧小平認為，無論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都不是區(qū)分“姓資”還是“姓社”的根本標志。不能受原來的思路禁錮。在中國大地上搞市場經濟是破天荒的事情，這是對中華民族命運的探索。計劃經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也可以為資本主義服務，只有將這種經濟運行機制放在不同環(huán)境中去才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就像將饅頭或者面包放在餐桌上給饑腸轆轆的消費者享用的時候，人們并不需要過多地討論“姓資”與“姓社”的問題。因為在人們的常規(guī)思維中，饅頭是本土產品，而面包是舶來品，饅頭是社會主義的東西，而面包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但是在饑腸轆轆的人們的眼中無論是面包還是饅頭，其作用都只有一個即果腹充饑。在人們享受著面包的時候，實際上并沒感覺到這些舶來品有什么不好，反而人們感到餐桌的口味得以豐富后而感到非常高興［2］。這就是借助世界文明進步中的共同成果來豐富人類生活的好處。我們享受的面包、麥當勞、肯德基、方便面等美味食品以及電腦、手機、電子郵件等這些辦公便利的時候并沒有感覺到這些舶來品有什么不好，相反我們對這些舶來品卻越來越喜歡。中國人到麥當勞店中消費一定要坐下來能夠慢慢品味，而美國人消費麥當勞是作為一種快餐進行消費的，就像中國人消費驢肉火燒、白吉饃夾肉、煎餅果子一樣。中國人到麥當勞、肯德基店中消費，實際上已經將這些洋快餐視為飯店消費了。我們在接受這些洋快餐，而美國人也在接受中國的產品，魚香肉絲、北京烤鴨等這些中國特色的食品也得到美國人的交口稱贊，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土壤上的居民并沒有排斥這些社會主義性質的食品。在美國人消費這些東西的時候并沒有感覺到社會主義的東西有什么不好。相反，我們生產很多質優(yōu)價廉的家電產品深深受到了包括美國人在內的諸多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消費者的青睞。過去我們曾經排斥資本主義的東西，實際上并不是資本主義的所有東西都不好。當我們穿上了西服之后有更多的人逐漸喜歡上了它，因為這種服裝在中國一直沒有大面積流行過，普通老百姓感覺到是比較新鮮的。人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了。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fā)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社會主義的最大優(yōu)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3］
二、市場經濟的不完善性與宏觀調控的選擇
(一)市場經濟機制下政府不能完全退出市場
從沒有接納資本主義的東西到接納資本主義的東西是一個巨大改變。在了解外面世界的時候一些人就會禁不住誘惑而產生崇洋媚外的行為。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從國外傳過來的很多東西逐漸在國內產生過一股股流行風潮。其中給人們影響最大的就是享樂思想，通過各種方式追求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優(yōu)厚物質生活。這是市場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在國家經濟事業(yè)各方面還沒有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率先想到了享樂，這無疑會嚴重破壞生產力并在更大的人群中間形成負面影響。于是聚集財富成為了更多人的思維共識。在市場監(jiān)管不到位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影響消費者利益的事情，所以從20世紀90年代市場上就開始出現假冒偽劣、以次充好等現象，消費者的投訴越來越多。隨著社會經濟發(fā)展這種情況愈演愈烈，開始的時候只限于服裝、工業(yè)品等領域，隨后開始出現在醫(yī)藥、食品等領域。農民為了從土地上收獲更多的財富，在不斷調整產業(yè)結構的同時還在產品上做文章，通過各種“先進技術”使產品變得光鮮漂亮。產品在外觀上雖然有了很大的改進，有時口感上也會更好，但人們對產品的安全性卻很擔心。人們在享受口福的同時也在擔心由于食品的安全性下降而導致身體質量會下降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下降，導致社會成本提高。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國家在各方面實行嚴格管制，所以產品質量一般不會有問題，像食品、藥品等這類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是不需要有任何擔心的。人們在做事的過程中都能很好地為他人服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非常融洽，人們之間的誠信度非常高。人們在消費產品的時候不用過分擔心產品的質量問題。以自行車為例，計劃經濟時期只有永久、紅旗、飛鴿、鳳凰等為數不多的幾個自行車品牌，自行車的質量非常高，廠家能夠保障每輛自行車的質量。但是那個年代買自行車需要憑票供應，有錢沒有票也是很難擁有一輛屬于自己的自行車的。現在的自行車供應量雖然多了起來，消費者可以從五花八門的自行車品牌中挑選自己心儀的一款，但是自行車的質量很難保證，雖然廠家有三包服務，但自行車三天兩頭出現故障也確實給消費者帶來很大不便。而且自行車的使用壽命在降低。計劃經濟時期的自行車可以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內不用換輪胎，自行車上的零件也不會出問題。但是目前的自行車只要三兩年就報廢了。人們感覺到的是:票子越來越毛了，東西越來越不中用了，這就加重了人們在生活中的擔心。人們擔心自己在買東西時上當受騙，買東西的時候總是挑三揀四的，消費者對商家的苛求越來越多。在市場經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煩惱。所以市場經濟通過價格、競爭、供給、需求等市場要素來調控資源的配置，雖然政府職能并不再像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接入到微觀經濟主體內部，但是政府并沒有也不應該退出市場，政府的監(jiān)管力度一定要加強，各種市場行為需要在法制框架下完成。
(二)從《國富論》到《通論》強化宏觀調控的作用
1776年亞當•斯密發(fā)表《國富論》提出自由放任的觀點，主張用“無形的手”對經濟發(fā)展進行掌控，這種思想在一開始的時候由于是一個全新的主張，并且在經濟發(fā)展中產生的作用也不錯，所以倍受人們推崇，但是這種方法在實際運用中逐漸產生了一些人們意想不到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市場失靈。市場并非萬能，在市場做不了也做不好的情況下就需要人們借助宏觀調控的方式解決問題。1929年至1933年期間的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fā)，使得“自由放任”的經濟規(guī)則更加受到質疑，主張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發(fā)展進行宏觀調控的凱恩斯主義成為人們的意識主流。經濟危機造成的損失是非常巨大的，社會經濟發(fā)展質量急劇下降，很多工廠破產倒閉進而大量工人失業(yè)。人們對這樣的社會狀況極度恐慌。為了扭轉這樣的局面羅斯福率先采用了“新政”，這就是以凱恩斯主義為藍本的宏觀調整政策，凱恩斯主義下的美國經濟獲得了好轉，于是各個國家紛紛效仿，凱恩斯的《通論》為周期性爆發(fā)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經濟帶來了救命稻草。人們開始重視在采用市場機制發(fā)展經濟的同時也需要國家通過組合手段對經濟發(fā)展進行適當調控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夠將經濟發(fā)展始終處于正常軌道中。人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開始趨于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具有中國特色，但畢竟要遵循市場規(guī)則。市場機制本身的諸多特點都是具備的。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是逐步放開的，由原先的“完全計劃模式”逐漸過渡到了目前的“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基礎性作用”，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在這個轉變中政府的身份也在發(fā)生變化，逐漸由原來的“行政命令的發(fā)出者”演變?yōu)椤笆袌霰O(jiān)管者”，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條件下“市場失靈”的問題同樣會出現，所以國家宏觀調控作用必須加強。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家只能作為一種外在的力量對經濟運行產生影響，“凱恩斯革命”后國家開始更多地介入經濟，隨著國家越來越多地介入經濟運行，其職能也由自由經濟狀態(tài)下的提供法律保障演變?yōu)樘峁┱摺⒑暧^調控、提供公共物品等。宏觀調控是國家調控國家經濟發(fā)展的重要作用之一，宏觀調控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兩者的組合進行的。財政政策的手段很多，包括投資大型公共工程以國家的名義增加商品和勞務的購買;改變對消費者的轉移支付的數量;通過改變所得稅率影響消費者可支配收入等。財政政策包括了財政收入政策、財政支出政策以及債務政策。主要是通過調節(jié)稅率和國債兩種方式進行的。按照調控的方向不同可以區(qū)分為從緊的即緊縮的財政政策和從松的即擴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同，是通過控制市場上的通貨量(流通的貨幣量)來影響居民的手持現金數量而進行的，概括起來主要是通過四種方式進行的:通過中央銀行直接控制市場上的通貨量;控制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改變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業(yè)務，即政府在市場上買賣債券，政府賣出債券即為緊縮貨幣發(fā)行，政府買進債券即為擴張貨幣發(fā)行。以上四種方式如果作用的效果是增加市場上的通貨量，則是擴展的貨幣政策，經濟發(fā)展狀態(tài)就會由相對低迷變得高漲起來，如果作用的效果是減少市場上的通貨量，則是緊縮的貨幣政策，經濟發(fā)展狀態(tài)就會由相對高熱變得冷清起來。按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方式分為:擴張的財政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擴張的財政政策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緊縮的財政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緊縮的財政政策與擴張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方式以及各自在組合政策中發(fā)揮作用程度的差別，就會形成不同的政策效果。
三、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體系
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于物價穩(wěn)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yè)和國際收支平衡，保持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
(一)物價穩(wěn)定
在物價方面，市場機制通過供求信號調控資源配置。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商品的價格以價值為基礎，價值是生產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4］。商品的價值是與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狀況有關系的。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時候，單位商品的價值量就會減少，在相同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內就會有更多的商品被生產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的價格也就會相應地下降。商品的價格除了受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影響之外還受供求關系的影響。在商品供大于求的時候，價格下降，供小于求的時候價格上升。在市場機制條件下有可能就會出現商品的價格已經很高了還不能降下來和商品的價格已經很低了但是還不能升上去的問題。有時商品的價格已經很高了但是價格還一直在向上走，可能是某些商家在惡意操縱市場，雖然也會有一些“散戶”會將自己生產的同類產品放入市場，但這并不能解決物價持續(xù)上揚的新問題，這樣的問題是不能完全通過市場機制自行解決的，而必須有政府的介入，通過實行價格管制并輔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才能夠使得偏離了正軌的市場矯正過來。同樣有時市場上也會出現價格過低的情形，即商品的價格已經很低了但是還持續(xù)走低或者一直停滯在低位，這就會嚴重損壞商家的利益，從短時間內看消費者可以購買到非常便宜的產品，好像對消費者是有益的，但從長期看并不是好事，因為這樣的低價位就會使得商家賠本，于是就不會有人再生產這樣的產品。消費者于是就會面臨窘境。這時也需要國家介入，通過鼓勵政策刺激商家生產，并通過保護政策使得消費品的價格上揚。物價過高或者過低的問題是無法通過市場自身進行解決的，宏觀調控政策在此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二)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是國民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總體表現，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指標進行衡量，其中包括產業(yè)結構狀況、GDP的增長率等［5］。在居民消費能力下降、產業(yè)結構錯位、就業(yè)不充分等問題存在時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國民經濟發(fā)展。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市場疲軟的情況下，國家出臺了很多政策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刺激國民經濟發(fā)展，當時的關鍵詞匯就是“擴大內需”。宏觀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強調總需求等于總供給，需求必須是有效需求才能夠形成現實購買力，20世紀90年代雖然國家經濟建設高速發(fā)展，但是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與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之間不對稱，所以百姓有效需求不足對社會經濟發(fā)展而言是一個嚴重的障礙。所以國家實行了一系列政策增加居民收入，逐漸扭轉了國民經濟發(fā)展的不利局面。
(三)充分就業(yè)
在充分就業(yè)方面，計劃經濟時期談不上宏觀調控，國家施行的是高就業(yè)低工資政策，在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管理政策下，農民種地、工人做工，勞動生產率不高情況下實際上存在著隱性失業(yè)問題［6］。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很多農民工開始涌入城市，勞動力開始在城鄉(xiāng)之間流動，再加上轉軌經濟中很多工廠處于停產和半停產狀態(tài)，隱性失業(yè)開始顯性化。新時期的經濟發(fā)展中，就業(yè)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突出的問題是:農村中析出的大量勞動力開始流入城市;企業(yè)中存在著大量的富余勞動力;人口凈增長造成的新增加勞動人口。所有這些問題都形成較大的就業(yè)壓力。這需要國家給予適當的政策對勞動力進行分流，通過調整產業(yè)結構擴大就業(yè)崗位，讓剩余勞動力與就業(yè)崗位實現對稱。如果政府對待業(yè)人口不能通過適當政策實現勞動力供需之間的平衡，就會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進而影響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
(四)國際收支平衡
在國際收支平衡方面。國際收支平衡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非常重要，長期逆差就會造成國際儲備不足，國家對國外的購買力下降進而影響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長期順差并不是一件好事，順差會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長期存在。人民幣升值會導致國家出口下降。匯率的升值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從經濟方面考慮主要表現為:其一是短期內的貨幣供求，如果外匯的供給大于需求就會造成外匯匯率下降，同時本幣匯率上升;其二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經濟基礎堅厚就會形成貨幣的信用基礎堅厚，本幣在國際上的地位抬高，進而形成該種貨幣的賣方市場，進而抬升匯率;其三是貨幣本身的購買力，該種貨幣的購買力強，對其需求就強，通過供給和需求的對比影響該種貨幣的匯率。這三個方面歸結到一點就是供求關系。對于人民幣來講，短期內的匯率水平攀升的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決定機理是這樣的: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強制性的結售匯制度和嚴格的外匯頭寸額度管理制度，非政府部門對外匯保有量的調節(jié)余地不大，所以國際收支的差額都被反映在外匯市場的供求量上，加之我國長期以來在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格局，外匯的供給遠大于外匯的需求，這樣中央銀行不得不買入大量外匯以保證人民幣匯率的穩(wěn)定，導致我國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央行持續(xù)買入大量外匯是保持人民幣幣值穩(wěn)定的救命稻草。所以從市場實際外匯供求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在一段時期內會面臨著升值的巨大壓力。人民幣升值有利也有弊。人民幣升值的好處主要表現在:①在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的同時不會造成外匯收入的絕對減少;②可以減少外幣貶值造成的我國外匯儲備的精神損耗;③對償還國際債務有利;④可以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⑤有利于中國海外投資。人民幣升值的弊端主要表現在:①削弱我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②減少外資在華的投資額度;③外匯儲備貶值;④旅游業(yè)會形成人民幣外流。為了有效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可以在多方面做文章:①推進人民幣結售匯制度的改革;②推進資本項目開放;③調整稅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