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增長創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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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基本特征；傳統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場功能；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任務等進行講述，包括了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開始減弱等，具體資料請見：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高強度投入，并由于資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無論從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還是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刻不容緩。經濟增長方式從本質上決定于經濟體制，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在于增進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加快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投融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一、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基本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經濟增長雖有起伏，但一直處于快速增長態勢之中。1979-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增長3%左右的速度。但是，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建立在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基礎上的，表現出兩個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過大。
以“十五”時期為例，中國能源、電力相對于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比“九五”時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產量增長1倍多，水泥產量增長79%，鋼材產量增長187%。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煤炭、鋼鐵、鐵礦石、氧化鋁、銅、水泥消耗最大的國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國。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達到24.6億噸標準煤，大約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鋼材消費量達到3.88億噸，大約占世界消費量的30%；水泥消耗12.4億噸，大約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資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趨嚴重，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近年來，中國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上的投入明顯加大，但仍趕不上粗放型增長造成的破壞。2005年，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萬噸，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區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30%。
第二，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加劇了經濟內外失衡即投資與消費失衡和內需與外需失衡。
同樣以“十五”時期為例，投資增長相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高于“九五”時期1倍以上，投資增長明顯偏快，投資率呈現不斷上升趨勢，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2001～2006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2.2%，遠遠高于按現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3.3%的速度，投資率從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個百分點，但消費率卻從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僅為36.4%。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續的投資高增長，不斷轉化為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使資本形成率不斷提高，而最終消費率的下降使最終消費能力相對于生產能力不斷萎縮，在國內市場難以消化不斷擴張的生產和供給能力的情況下，過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通過擴大出口來釋放，必然加劇外貿順差擴大和國際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國外貿順差由225.5億美元提高到1775億美元。
總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基本特征，不僅帶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外部約束性不斷加劇，而且使潛在風險和外部壓力也不斷加大。
二、傳統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
從我國今后一個時期的發展環境看，過去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因素和外部條件正在發生變化，有的正在接近拐點，從各方面因素和條件判斷，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
首先，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開始減弱。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較快增長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大改變。一是勞動力供需總量和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加之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使勞動力社會成本上升壓力加大。根據測算，我國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3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后逐漸下降。同時人口老齡化將加快，勞動力總量和結構都將發生明顯變化。換言之，隨著“人口紅利”逐漸耗竭，勞動力成本勢必會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和矯正土地價格扭曲，土地成本將趨于上升。三是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需求迅速增加，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提高，將使資源成本有較大上升。四是用經濟手段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將明顯加大環境成本。因此，我國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變化，如果不加快轉變傳統增長方式，并隨著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減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就難以持續。
其次，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無論是土地資源、水資源，還是主要礦產資源，我國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源的自然稟賦條件較差，主要資源的國內保障能力脆弱。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工業規模迅速擴大，能源資源消耗量還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如果說以往緩解資源環境矛盾還有較大回旋空間，但發展到今天，一些地區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已逐步逼向極限，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延續傳統的增長方式，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資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和邊界，引發系統性風險，付出的代價將是難以估量的。這就要求我們把資源環境壓力釋放的過程轉化為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這必定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但已經沒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資持續高增長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必然加劇投資與消費失衡，造成不斷擴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與最終需求的缺口難以通過最終消費的增長予以消化。投資高增長必然帶來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況下，我國每百元投資品中，用在工業設備上的不過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當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鋼材。我國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鋼材約占40%，與投資的高增長不無關系。投資增長過快，還會使資本相對于勞動的收益提高，使少數人獲益，進而加劇全社會收入差距擴大。
第四，出口過快增長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出口持續高速增長，不僅造成貿易條件惡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劇了內需與外需的失衡。雖然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過剩的生產能力可以在國際市場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確吸納了中國很大一部分過剩產能，但這只能減緩和拖延我國產能過剩矛盾顯性化和引發危機的程度和時間。出口過快增長，造成過大的貿易順差，還會加劇國際貿易摩擦和人民幣升值壓力。雖然我國貿易額占世界比重僅為7%左右，但對我們的反傾銷案件卻高達15%。我國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是在開放環境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表現形式之一。延續這種增長方式，不僅國內能源資源無法支撐，而且國際市場也越來越難以承受這樣大規模、低水平、同質化的出口數量擴張。
綜上所述，從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條件變化看，再按傳統增長方式發展下去，很難持續。如果經濟增長不能從主要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轉向主要依靠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轉向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我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就會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時期仍可以實現高速增長，但終究將難以持續。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就可能引發“高速增長期”的終結。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場功能
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與我們的發展階段有關。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通常是“黃金發展期”，同時由于經濟增長總體上還處于“投資和要素驅動型”而不是“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型”階段，往往也是投資強度最大的時期，是資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強度最大的時期。我們不能脫離發展階段討論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但是，即使與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比，我國增長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體制條件，主要癥結是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財稅、投融資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資源配置權過多過大，使生產要素升值和資源環境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層面擋住，沒有通過價格信號傳遞給市場主體。而在現有政績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過度強調“趕超”和“跨越式發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動發展，客觀上延緩了增長方式轉變進程。
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主要原因是資源和要素價格扭曲。長期以來我國水電油等資源性產品和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價格受政府管制明顯偏低，勞動力相對過剩也使工資水平難以上升。資源和要素價格過低，使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和要素的投入，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高緩慢。而在生產效率沒有明顯提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推動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又會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由于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不僅使投資成本低、投資需求過熱，而且使資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擴張，導致貿易順差過大、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和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在一定條件下，這必然引發流動性過剩問題。
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從根本上說也與行政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有直接關系。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扮演著重要的經濟建設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卻不到位。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業園區和城市建設，而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等公共服務支出嚴重不足。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超常規增長，比如2006年財政收入達到3.87萬億元，如果再加上約1.2萬億元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和1萬億元的收費等預算外收入，實際的政府所得份額可能要占國內生產總值近30%，政府所得份額不斷增大，在政府職能尚未轉變的條件下，必然直接和間接地推動投資高增長和投資率的攀升。同時，為了追求經濟的高增長，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優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資，設立大量以出口為導向的開發區，造成國內資源配置向出口部門傾斜，也加劇了經濟增長對出口部門的依賴。
因此，我國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進市場功能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從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的發達國家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漸進的市場化過程，也就是在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中，企業在市場機制和競爭壓力下，逐步加快技術進步和節能降耗，政府通過立法和制定政策、設立技術標準等手段，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逐步推進，但這種模式所需時間較長。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在與美國的抗衡中意識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較短時期內解決這個問題。但由于過度強調政府的作用，強制在某些部門推進技術進步，沒有從調整體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約束和動力機制，直到前蘇聯解體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中，要重視發揮政府的積極引導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場機制，增進市場功能，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四、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任務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和重大突破，從根本上取決于體制創新，重點是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深化財稅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和完善政績考核機制，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
(一)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資源價格偏低，利用資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補償，必然誤導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致使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壓力和動力。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扭曲，造成對資源過度需求和浪費，客觀上刺激了經濟的粗放型增長。而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所有者權益得不到體現，是資源價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條件。
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就要使各種資源價格不僅反映稀缺程度，還要充分反映市場供需，反映生態和環境成本，打破資源開發壟斷和市場分割格局，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在充分競爭中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根據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水資源等不同資源的屬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土地、水資源等各種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價格改革收益用于資源節約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治理，以及對低收入者的補償；理順資源稅和資源費的關系，較大幅度地提高資源稅率，增加對資源開采地區的補償，在條件成熟時把礦產資源補償費與資源稅整合起來；在部分壟斷性領域放寬市場準入，打破壟斷，鼓勵競爭，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資源市場；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流轉、產權保護的現代資源產權制度。資源價格改革涉及利益結構的調整，短期內會遇到一些阻力，還會帶來低收入者承受能力問題，但不下決心推進這項改革，價格扭曲狀況便很難扭轉，轉變增長方式也很難落到實處。
(二)改革財稅體制
現行的財稅體制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結構沒有作相應調整，近年來，對地方的轉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資上調和社會保障補助，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雖然增長較快，但遠不能滿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客觀上刺激了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應大的傳統重化工業。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迫切要求對現有財稅體制進行新一輪戰略性調整。
財稅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在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責的基礎上，相應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轉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稅轉型，逐步提高直接稅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稅和間接稅合理配置的稅制結構；改革完善資源稅、開征環境稅，建立健全資源環境稅收制度；開征物業稅，逐步建立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的地方稅收體系；適當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項目，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與主體功能區管理相適應的財稅體制，增加對限制開發區域、禁止開發區域用于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補償的財政轉移支付；擴大預算管理范圍、建立預算編制與執行分離的監督機制，完善財政預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資體制改革
投資體制改革已經取得積極進展，但現行投資體制還不能完全適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與投資體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環境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投資管理責任缺乏約束，政府投資的公共性不強，公共決策機制缺失。
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必須加快土地管理、環境管理等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增強改革的系統性和協調性。進一步推進投資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健全公共投資決策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決策責任追究制度，約束投資決策中的機構利益行為，逐步改變目前各級政府投資決策機構“權重責少”的狀況；增強政府投資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鄉間、地區間和不同收入群體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完善政府預算體系，將土地出讓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內管理，切斷盲目擴大城市建設規模、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樓堂館所的主要資金來源；建立公共投資穩定增長的機制，增強支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能力；強化投資監督體系建設，通過提高投資決策透明度、增強內部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增強地方人大對重大項目的監督作用，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28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各級政府的積極努力和發揮的重要作用是分不開的。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場調節功能逐步增強，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方式、職能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的變化和要求。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建立決策科學、權責對等、分工合理、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制政府、廉潔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務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觀調控體制、機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效率，增強涉外經濟管理職能，保持內外經濟協調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調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經濟調節職能；增強市場監管職能，構建行政執法、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群眾參與相結合的市場監管體系；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上；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協調又適度分離的運行機制；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提高社會組織對政府職能轉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績考核機制是影響政府行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實施重要指標統計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機構、專業組織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評價機制。切實提高約束性指標行政問責的效力，并逐步將單位生產總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減排、生態環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標納入政府考核體系中去，增強各級政府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和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五)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也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我國增長方式轉變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場體系等因素外，企業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國有企業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約束激勵機制不完善，對市場信號不能做出正確反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產業集中度不高，產品結構單一；民營企業多數以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技術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帶有粗放經營的特征。
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重點推進國有大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改革，加快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內部約束機制；深化壟斷行業企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積極推進企業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和整體技術水平，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進一步消除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種體制性障礙，促進民營企業制度建設和管理規范化，提高集約經營水平。與此同時，要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和失業保險制度建設，逐步擴大覆蓋面，為產業結構調整、企業重組和人員退出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